一些书摘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做界面，意思是异质的两个物体衔接的区域。我想，每个人的内心与表象，灵魂与外部现实之间也有一个界面，它是一种隐匿的保护层。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身心分离，拥有自己的秘密。记者，作家，画家，音乐家，应是尝试说出这些秘密的人。

一个人的内心真实不是伸手就可以拿走的现成之物，它常常是被视而不见，藏在意识的褶皱里，或者已经悄悄流走却又意外重现的东西。

无论一个人怎样掩饰、假装遗忘，心里总残存着一些真实记忆。撒谎和忏悔同时存在。有时候，它们会自我启动，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辅助，需要一盏照亮它们的灯。

这种时刻经常出现：言语繁盛，却无法抵达内心，无法在倾诉与倾听之中建立一种神思张悬。

人之存在是个谜。它被消解在人们对确定性的期待里，确定性让人安全，让生活容易，确定性对于谜一样的本质没有好奇心。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历史的磨难，人们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下一回合却依然蠢笨，好像跟苦难初初相遇。

在探索对象的同时，我能感觉到重新认识了自己——都是有弱点有挣扎同时在不断自洽的人，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一点的东西——真是悲喜交加。

在她(龙应台)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里有许多是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做的。)

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否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变态。”(龙应台)

“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同上)

“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同上)

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您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 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的，空到极点的。(龙应台)

我常跟女儿讲：你们是我的老师，从你们身上，我知道什么是爱。这种爱是全心付出、不求回报的爱。(林青霞)

肖风华说，农村的孩子现在看起来问题最大——父母都忙于生计或进城打工，电视互联网城镇化建设把外面的世界带进来，而教育严重缺位，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些伦理规范，比如，礼义廉耻。 有人说“生儿当如李天一，生女当如干露露”，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心理都扭曲变形了，很可怕的事。这个国家真正的危机是思想的危机。价值观的错乱，社会大规模失德，都是造就干露露的土壤。人们以为教育只在学校，而忽视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现在的学生缺两个字：敬和畏，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尊重和追求的，也不懂有所不可为。心里没有敬畏的人，不可能走多远。家长忙于生活，只管生育，不管教育，而社会是个大染缸。

急和躁，都想速成：一夜间就发了财，一夜间就出了名。

张忠成（干露露高一班主任）说，当孩子流露出对人生过高的要求，家长如果有足够的预判、分析和说服能力，多少能平衡一些。“认识你自己”本来就是最困难的事，家长如果顺势押上自己的成龙成凤之心，孩子只会越走越远。

王攀（河南某报社评论员）这个时代，有许多浅薄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句。拐个弯儿，就把事情说通了，并在现实中一路畅行。

王攀提起他看到的一张照片：车展上，干露露穿着上帝都不得不捂住眼球的戏服出场，一群同样穿得很少的车模都在捂着嘴偷偷笑她。这种捂嘴偷笑的神态，在众多节目现场的嘉宾或主持人那里，都有过。这也是高对低，强对弱的欺侮，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更易滋生。

在海量谩骂（干露露）声里我找到这样一位网友的文字：几十年后，人们也许会这样描述我们身处的时代——那时候，人们没有信仰，没有廉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揭示干露露们的困境，便是提示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 一种普遍沮丧的情绪：我们知道有些什么不对了，一些可疑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在周围游来荡去，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继续抱紧还是放下些什么。我们没法停下来。缓慢和沉思，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100多年前，尼采预言了“超人”的存在；70多年前，海德格尔预言了“一个超越以往的新人类”。今天，看看以鼠标为手、以屏幕为重要器官的世界，我们相信，新人类已经诞生。如何安放自己、与世界相处，并获得快乐、幸福和美，仍然是变中之常。 在这世上，终有些东西，如四季轮回冬雪春雨，常在，而且美。

记者面对一个人，看、听、记、想，再全面丰富终是时空一段，不是全部，无法涵盖主人公的过去现在，做和说，善和恶，表面和内心，故事的阳面阴面以及所有的中间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迄今为止，视线所及，我还没能看到一部“真的”人物报道，包括纪录片，包括那些标榜揭秘、真相的事件陈述。更何况，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变动中。即使在相对静止的一段时间里，要真正把握一个人是多么艰难——想想你跟最亲密的人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场域吧。我们只能描述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事，并建立逻辑，那是思维作业的痕迹。没费太多时间我就想明白了：这世间没有纯粹的“真”；纯粹，是哲学家们用来说事的模型。

大部分断言、结论都是阶段性的，它当然可以参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得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王志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两个表演体系)

一个人的生计和他的理想如果相互排斥到必须放弃一个才能成全另一个，我觉得还是人出了问题。世界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以为起了点高楼，弄了点高架，变化就大了，其实不是。要说变化，是人的变化大，标准的变化大。 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国家里，各种标准在不断地变化着，有时候的确会让人无所适从。年龄越大，对这种变化着的标准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弱，会人云亦云，说大伙儿都这样，那就这样吧。迄今为止，我欣赏自己的东西就是坚持，我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标准，然后坚守它，贯彻到每一个领域，不太容易受周围影响。 你的初衷可能会有些变化，但那是补充式的，种子还是那颗，可有些人他那颗种子都变了，变成杂交的，嫁接的了。你的土壤可能会有变化，但一定是从原来的那颗种子里长出东西来。这是一件不太容易认清并且控制的事儿，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辨别不了，它还是不是你原来那个东西——你以为是，可能它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人需要反省、辨别，以便让标准、初衷不变。(王志文)

我非常不喜欢关系这东西，可以说仇恨。迄今为止，它在我生命里很少出现。托这托那，最后不知所终。多半所谓关系，是一个盲目的东西，因为无知、无力，你才会去依赖它。(同上)

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对首映式的理解不那么首映式，满世界蹦哒，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是对人的摧残。一个人不应该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城市，对着不一样的陌生面孔，说着同样的话，这不叫人。(同上)

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彭小莲)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豁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四千多，还有一只包么三万二。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片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同上)

她(指彭小莲)常常觉得时代慌乱得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她越来越心慌，害怕失去方向。

“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同上)

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问：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身女性真能幸福吗？答：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身，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定的最好可能。(同上)

李宗陶：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张汝伦：信和疑。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没有疑的信，是盲信。

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 晚清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哈贝马斯、罗尔斯、以赛亚.柏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每个时代都不缺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哲学考验智力，更考验心力。承认每个人根器不一样，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有时候要把苛评当成一种动力。(举了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的例子)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持之以恒才是成就之道。 哲学家还要看境界，好的哲学家应该致力于如何在时代的问题中看到人类永恒的母题。 是有人说，左派多跟领导接近接近，自由知识分子多跟老板打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哪一派都不是，就讲自己的东西，也许他的观点跟某一派相合。他的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音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张汝伦)

有一种西方舶来的论调，一个人的水平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错！学问在一般的阶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顶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同上)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无法消除的事实，否则也不用追求平等了。庄子有个命题，“以不齐为齐”，不是说取消个体的差异性，把大家拉齐，而是在承认这个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顾到平等。这就跟制度有关了。 梁漱溟厉害，30年代他就看出，穷人的孩子不能出头了，教育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过去科举制度能把穷人的孩子选拔出来，像范仲淹这种家里穷得不得了，干饭都吃不起只能喝粥的，最后能当上“副总理”。但到近现代却不可能了，因为教育已经变异为一种产业，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优质教育资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优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半在社会上占据要津，长此以往，一定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看人类，为了过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意向)，把地球破坏到今天这个样子(不对后果负责)，而且，我们能说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所谓的舒适生活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代价却是把本属于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个人都安之若素，因为背后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

现代性这三个字，不等于合理、正确、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蛮。荀子说，春天不要砍柴，因为树木正发芽，春天也不要打猎，因为动物正孕育生命，猎一物很可能害两条命；夫子也说“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这是前现代的文明。 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毛病就出在这里。 现代性“以人为本”，忘记了要对世界上有生命没生命的其他东西做出让步，这就很可怕了。

民主制度最不坏的一点可能是，如果有人做了坏事，我们可以惩治他。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永远停留在制止坏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苏格拉底活着，他们会觉得今天的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怎么这样愚蠢。(同上)

您怎么看常识？ 常识(commonsense),在古典哲学里译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里没有问题，但把它当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问题。常识往往是对一时一物的认识，它是片面的、相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人会把常识等同于真理，迷信常识只能说明他的肤浅和短视。接触过德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就是在追问中得出超越常识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类超越有限性和习惯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问题。宋儒所谓“于无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冯契先生的哲学就是这样。但凡有点头脑的人应该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保持警惕。超越常识会带给人一种新的感受力，是对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脱离。

您怎么看微博？ 吃饱饭没事干。这世上值得花时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识的产生、旧知识的沉淀，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万一。大好时光花在140个字的游戏里？发表一些随性的、不成熟的意见？我是没工夫。有时候在地铁里看到一车厢的人都盯着手上那只小玩意儿，都在滑动或者按键，好像一车厢的人都成了终端、接收器，变成一车厢的塑料心。微博是什么？是现代人虚荣心、表现欲、孤独感等等东西的集中之地——当然也有重要信息，但被大量的七嘴八舌淹没了。

大众又是什么？ 很容易被欺骗被操纵的一群人。这也不用我说，从19世纪克尔凯郭尔开始有人说明了。现代传媒工具发明之后更是如此，乔姆斯基对“宣传”的揭示够深刻了。所以当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讲：不要太在意舆论，我是办过报纸的。(同上)

现在的电影院跟从前的大烟馆差不多，里面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视觉的，声音的。这就是社会的常态。社会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提供。(作家刘恒)

写作不在于什么处女作啊，什么成功，在于自己被憋闷的心找到一条出路、一个可以奔泻的口子。(冯骥才)

其实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完了，就悟到：在中国社会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脾气、声音、不让别人看见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听，汗毛眼儿都张开了。(看到这儿，眼泪都要出来了)整个十年，没有人找他麻烦。任何时候开会，他都在角落里坐着，别人欺负他。他也没脾气；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别人才会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国当时600多种杂草，他说我都有办法。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受重视的专家，国内外会议都找他，也有姑娘争着要嫁给他。可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怕，没有性格没有历史，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异化了。做这些口述史的过程中，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好些人非说不可，心里那些阴影不说出来，他们会痛苦一辈子。(冯骥才)

陈映真：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的更厉害的东西？ 冯骥才：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 他问害处是什么，我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了，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纯洁的人心里爱比较多，他不防备这个社会。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独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这儿。

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文革时期)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

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冯骥才)(这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出来的话……)

我说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独立立场，不是“顺”的立场；第二他是逆向思维，也给政治家提供一种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觉的，因为看得远一点，很可能跟现实的利益发生冲突。(同上)

我觉得一个人在媒体上是站不稳脚的，人的脚只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说的作家的名字只能站在他的作品上。(同上)

快80年了，我经历了许多变革，只有一条没大变，就是人永远得干活儿、吃饭。(王蒙) 世界真奇妙，长寿才知道。(林汉雄曾任建设部长)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如果所有人攻击，我会感到悲伤，若受所有人称赞，我将再无颜活下去——做人的做到什么份上，才会人人都夸？(王蒙)

积我的人生经验：凡把复杂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许诺万应灵丹者皆不可信，认定可毕其功于一役者，皆不可信。(同上)

哄着领导高兴，不是功劳，是罪过。你只有让领导真正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把问题解决。(同上)

邓小平很早就提出家长制问题，人身依附问题。

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无欲者授受最亲。(同上)

推动文革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嫉妒、怯懦、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愚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一支支可怕的力量。(冯骥才)

我们每一个人，何尝感同身受去理解上一代人？

朱学勤说，代与代之间的这种沟壑，是一个悲剧现象。“五四”以来，每一代文化人对上一辈都是不认同、嘲笑、划清界限的姿态，否定传统，否认积累，好像历史都是“从我开始”，结果历史仍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中国文人这一路多半都是弑父弑兄过来的。这也跟时代变动过于剧烈有关，戏还没唱完，布景已经全然换了一新。慧如王蒙，也看清历史上这种“虎头蛇尾”，原因在于，“着急啊”。

王蒙说，什么叫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评价权感叹权……拱手让给他人。中国的革命者没有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在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问题是，中国人里有几个怯于表功而诚于悔过的？中国的戏台上有大锣大鼓、大喊大叫的文化，中国的人群里缺少认错、忏悔的文化，从上到下。

人都是在受教育、受熏陶的过程中被洗脑的。（刘小东）

实际上你只要画你看到的，就一定有道理，你会发现一种新的色彩关系。（刘小东）

人内心真正的想法是非常复杂的，这一分钟做出一个决定，下一分钟你就想推翻它。（同上）

问：你怎么看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关系？ 评论家干的是归纳总结的事，他们喜欢归类。他们说我是新生代、近距离，说得挺准的，我一想也是这样。说实话，无论怎么写，只要他们提我，我就挺高兴，因为在我看来艺术家是介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一种动物。如果完全出世，那人活不长。如果完全冲着名利，艺术活不长。但是呢，当他们想用归类框住我的时候，我就打算逃了，开始画不熟悉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在不停地逃离，逃离别人给我的和我自己形成的壳。我害怕结壳，不愿意画很明确的东西，不想让人一眼就认出来，那样我觉得离“死”就不远了。（同上）

眼睛里闪着猎豹和麋鹿混合才有的光（李宗陶形容刘小东好奇这种光是什么光）

应与朋友、周边的人多交流，这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很多行业都是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互相影响的，而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刘小东）

他（刘小东）发现社会跟以前想的不一样，它有时候让你愤怒，有时候让你委屈，还有些时候，它又挺可乐的……而公正、诚实、信任之类，仿佛永远是一束高悬的想象。慢慢地，他开始爱看新闻，爱读报。随着年纪渐长，他的话越来越少，年轻时的愤怒感消失了——没什么好愤怒的，睁着眼睛看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就好了；来不及抒情，重点是睁开眼睛——用喻红的话说“洗净铅华，处事不惊”。生活，直接影响到他对艺术的看法。

我觉得人的选择、改变跟性格有关。有的人就愿意变来变去的，有的人老老实实的，各种人都有，真是跟性格有关。（刘小东）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施展才华，追求极致。（同上）

一面承受着各种复杂恶劣的境遇，同时还能马马虎虎地活下去。这种气质套印在许多中国人脸上。刘小东说，无论走到哪个国家，他都能一下子认出中国人的脸。

任凭处在怎样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人们仍然不肯放弃享受短暂欢娱的能力。

他（刘小东）一笔一笔，用心用力地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暗涌着大量的“超现实”，它们是荒诞、错位、五味杂陈的，而他，总能看到它们。他的画，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是怎样活着的。把它们连接起来，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他画自己眼中的现实，赤裸裸地、不加修饰地端在观众面前，不加褒贬，颇为冷漠，有几分幽默，几分调侃，更有几分无可奈何。它真实地反映了新生代的心灵世界，其价值不可低估。 他的作品以极大的力量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无言的立场。

照片是可以截取的，它有一种趣味，往往是人为编织的，现场没有那么多趣味，就容易把这部分剔掉。对我来说，安生立命的是写生。（同上）

阿城关心什么事都是默默地、不张扬显露地，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情怀。（阿城编了部《长江辑录》）

我挺怕自己变成那种矫情、娇气的文人，所以我总是愿意出去跑一跑，让自己变得不重要一点，不那么自以为是一点。艺术家只有跟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关联，创作出来的东西才会新鲜、有力。（同上）

在老家，因为他作画的缘故，发小们上了某艺术杂志，都“乐屁了”，有的没看清就喝乐酒去了。刘小东写道“没想到兄弟们这样喜欢被印刷，等把他们印在刘德华前面时不得出事儿？媒体呀，多印点土哥们儿，他们会乐一辈子的。”（哈哈）

他（刘）说男人想家，其实就是想后退一步的意思。

张晓刚的日记和书信展示了画家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他大概永远也不会言说的“很苦的世界”。这个苦字，道出了那些“想搞点作品的人”的每一个劳作的白天和每一个孤寂的深夜。

“你那时候画画的快乐是什么？” “忘我。”（也是我一直追求而不得的快乐）他（张晓刚）立刻回答，不假思索，“就是陶醉在另一个世界里，超越现实，很快乐。”

喧哗饱满五味俱全的俗世生活，本是一个社会最丰沃的土壤，上面可以长出各种活物来。一旦被修剪被扫荡，统一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文化生态就毁了。用老树的话来说，只许长一种树的林子看着雄赳赳森森然，可是花也不开了，水也不流了，鸟也不来了。

画家：竹久梦二、韦尔乔、陈震生、边平山、八大山人、金农、方召麟、刘二刚、梁楷、法常、米友仁、钱选、倪云林、蕫其昌、文徵明、陈老莲、渐江、石涛、朱新建、何建国、李津

我们这儿的教育，爱提真、善、美的统一，我说哪个王八蛋发明了这句话，真能跟美、善统一吗？大多数真实都不善，都跟美好、跟愉悦没关系。（老树）

逃避现实是我们共同的内心现实。 在生活的刁难之中没被一脚踩死的人，在世界的复杂风景面前虚无了的人'在呼风唤雨者追逐权力、占有资源的游戏中败下阵来的人，都在苦苦寻找一些“有”——总得有点什么，清风明月花好月圆的，撑着人安顿自己，接着在红尘中滚动吧。

德国现代美学家沃林格尔在《抽象与移情》中说，艺术是人类摆脱现实焦虑和恐惧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人类的本能。老树更喜欢塞尚的说法：“绘画是与现实平行的一种存在。”平行，意味着可以有一个安居之所，然后从现实经验中游离出来，合法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

如果到了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境界，吟什么画什么拍什么都无所谓，对象终将消散，所有的艺术最后都表现为作者内心的外化，是在描写自己。

文化艺术上的先进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创和输出能力的高低，这似乎在其他领域也说得通。

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受理念的支配。（大卫.休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