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灾异的见证

让我们从一句诗开始，这诗句来自策兰中期诗集《从门槛到门槛》中的《你也说》：

死亡之中！有生命！ 谁说到阴影，谁就说了真话。

将它从诗中裁剪而出并非着意于对诗句进行哲学性的分析——倘若我们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声称的“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的争执”，那么这一分析只会损害诗——而是将其作为痕迹，这痕迹将作为阅读的路标，在我们一次又一次返回诗，独一之诗的道路中向我们标明诗的位置。倘若不考虑诗中上下文的联系，仅仅就此诗句本身而言，其首先将我们置入疑虑当中，的确，倘若诗句向我们揭示了“死亡——生命”的叠合状态，将“真话”与“阴影”关联，我们有理由问：为何如此？为何将“说了真话”归诸“说到阴影”？并且，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谁在“说”？诗题中的“你”指向谁，作者、读者、抑或是大屠杀中的死者？

在我们把此诗句与策兰诗之整体更密切地关联之前，让我们暂且悬置这些尚显困难的问题。事实上，这中期诗集中的诗句隐隐透露或预示了策兰全体诗歌的走向，同时亦说明了策兰诗歌命运的严格一致性。从早期的《骨灰翁之沙》到晚期遗作《时间山园》，策兰的诗风经历了由华丽丰盈向冷峻凝缩的转变，这或多或少让人想起策兰的前辈特拉克尔，况且他本人不也说“我也许是最后一个步特拉克尔后尘的人”吗？但如果我们冒险地认定特拉克尔之诗指向赎救，指向异乡人不可能的返乡之路，而对策兰而言，重要的似乎在于说出“真话”。在更晚的诗集《换气》中，策兰回应了《你也说》中对语言提出的要求：“剥蚀，以你/语言如风的光芒/剥尽色彩斑斓的废话/那亲身经历的——摇着一百根/舌头的‘我’/诗，非诗。”通过对语言的剥蚀，对诗中说话的“我”的削减，诗最终走向了“非诗”，而“阴影”作为太阳与黑夜的中间状态则暗示了这一过程。但是，在我们更进一步之前，需要自问的是：这样一种对语言的剥蚀，对“我”的削减，难道最终不会导向完全的沉默，对言说的自行放弃，如弃绝诗歌的诗人兰波？这种“诗——非诗”的“说到阴影”的语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削减掉“我”之后仍被写出的诗的作者是谁？这些汇聚一处的问题即是诗歌的痕迹，我们将携着这痕迹，来阅读策兰之诗，并且在保持问题敞开的同时，试着谨慎地回答这些问题。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德语并非策兰童年的唯一语言，策兰也完全有能力以其他语言写作，但为什么是德语？这个“刽子手的语言 ”？是否以德语写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见证，也即：德语本身已成为罪行的证物？在继续深入之前，需先行解决的是策兰为何以德语写诗及对语言的剥蚀是基于何种理由以及如何进行的问题，并且，后者的答案也许将有助于对前者的回答。

对语言的这一剥蚀，或植根于策兰双重性的考虑：即对德语与语言本身的思考。在纳粹统治时期，出逃丹麦的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在《致晚辈》一诗中写道“这是什么时代，/一次关于树的谈话几乎是一桩罪过/因为包含了对那么多罪行的沉默！”，似乎以诗歌的形式预示着阿多诺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布莱希特而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或者更广泛地说——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意味着对罪行的冷漠与沉默，也即在阿多诺的意义上，如何在造就这一灾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写作并生活下去呢？而策兰在晚期诗作《一片叶，没有树》中回应布莱希特道“这是什么时代，/一次对话/几乎是一桩罪过，因为包含了/太多说出的东西？”，与布莱希特不同的是，策兰认为任何对话都是一桩罪过，并非因为对罪行的沉默（关于罪行的谈话几乎也是一桩罪过），而是因为说出的东西太多。如何理解策兰的回应呢？这或许是我们解开疑问的钥匙。我们既可以诉诸布朗肖从文学语言开展的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亦可从策兰本人的诗篇中找到通往答案的线索。就布朗肖而言，在文学语言中存在着两次否定，从而亦存在着两次缺席，第一次是观念否定物体，并以自身填补这一否定所制造的缺场，第二次是文字否定观念，并以自身指涉观念从而掩盖这一否定制造的缺场。在日常语言中，由于语言的信息交流功能，第二重缺场并未在我们面前现身，而在文学文本（特别是诗歌）中，由于语言的信息性不再重要，文字本身的物质性崭露出来，文字与文字关联，制造出一个没有尽头的能指链，它指向文学中心的缺场。如果日常语言本身即意味着对实在的事情的谋杀，并以观念掩盖这一事实，那么对策兰而言，谈话本身即已包含着罪恶，因为这意味对罪行的掩盖，同时，写作也意味着对罪恶的升华，在以观念替换实事之后，人们便会淡忘在奥斯维辛发生的暴行，那暴行最终只意味着人类进步史上的一次坎坷，一次教训，人们得到这一观念之后便不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这一事件。罪行在语言的功用性的替换中自行耗散了。此外，德语本身不也包含着某种罪恶吗？如果它是德意志精神的结晶，如果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操持的便是德语，如果它曾活动于德意志历史中，而这历史最终导向灾难？于是在战争结束二十余年后，在灾难与灾难的废墟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与记忆之后，策兰在《光明放弃之后》一诗中写道：

“盛世开花的消息，/尖厉更尖厉，/抵达流血的耳朵。”

然而诗人并未弃绝写作，走向文学的沉默，因为沉默即是对罪行的沉默。相反，以德语写诗对策兰意味着一场对语言的白刃战，写作不再是占有某种语言，而是与语言的斗争、较量。在策兰晚期的作品中，包含着大量自造词、地质学词汇、生物学词汇等生僻新异的词汇，通过它们，策兰对德语施加着“反-签名”，这一反签名恰恰标记出“语言不会被占有”，不为德意志所占有，也不为凶手所占有，更不为写作所占有。但如果沉默与言说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罪行的同党，那么，紧迫的问题便是写作何以回应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之后文学何以可能？现在我们似乎得以回到开篇策兰的诗句“谁说到阴影，谁就说了真话。”这“说到阴影”的话语既非言说，亦非沉默，而是从两者之间走来，如布朗肖所提示的，“它代替了庸常的沉默，没有话语在场的沉默，在那里，他者通过缄默来发出声音。”

这“通过缄默发出声音”的言语即是“说到阴影”的言语，并且这言语通过对语言的剥蚀向我们崭露出来，在剥蚀中德语中罪恶的因素和语言中观念的在场隐退，而语言本身的物质性出场，被说出的“阴影”即是剥蚀语言后的剩余。

那么，这无所言说的话语，缄默的话语，如何见证？

但首先，何谓见证？

克洛德·穆沙在《诗与痕迹》中对“见证文学”作了如下定义：“这是一种20世纪兴盛起来的文学体裁 ，指的是那些遭遇过有组织、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暴力的人，为记录和思考自己惨痛经历而写下的作品。”正如“见证”一词所暗示的，“见证文学”似乎首先要求作者的在场，在灾难事件中的在场（从而，也要求对这一灾难加以记录的语言的在场）。倘若说策兰的写作可称为“见证文学”，那么，“说到阴影”的语言如何见证？

但似乎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是，对何物的见证？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灾难。然而灾难一词总是太过轻易地被加以接受，从而也就同样轻易地被遗忘。当我们寻求更深入、更引人思考、从而对我们而言也就更陌生的词汇时，这问题隐隐约约指向：灾异。这也就使我们发问：何谓灾异？什么区分了灾异与灾难？

“灾异”一词取自布朗肖晚期作品《灾异的书写》，围绕着这一概念，布朗肖思考了关于写作、死亡、他者等诸多问题。 在此引用与我们的问题或可相关的布朗肖本人对灾异的几段描述是必要的：“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它并不会触及这些或者那些，‘我’并不在它的威胁之下”、“灾异可以威胁到我，它威胁到的是存于我之外的我，一个我之外的消极地成为他者的他者。灾异并无损害，它所威胁的是不可被触及的，我们不能判断它威胁的对象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这种威胁的无限性已以某种方式摧毁了所有的界限”、“灾异才是法则，是最高法则抑或极限法则，是无法被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在这些描述中，灾异呈现出自相矛盾的诸特征，灾异“摧毁一切”但又“让一切保持原状”，“威胁到我”但这里的“我”又是“消极成为地他者的他者”，是“法则”但又是“无法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这一切都使得灾异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

事实上，灾异与灾难字面上的差异仅仅是中文对法语Désastre不同翻译的结果，但灾异与灾难涵义上的差异却很好地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即灾异根本上是陌异之物，不可理解之物，相对灾难更为中性。而这一差异在法语中需通过词源分析方得以崭露。Dés-astre，法语中astre、英语中aster源于拉丁语aster,即星辰之意，Dés即否定，因此Dés-astre就是对星辰之否定，“同星辰分离”，从而亦是与统一性秩序的相分离（希腊人认为天体乃是理性秩序在尘世最高的体现），但灾异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无，真理之缺席，而是“无法被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是永远的剩余。

但为何要以灾异来思考奥斯维辛？这既牵涉到对奥斯维辛的见证（写作），亦牵涉到奥斯维辛中的受害者。前文提到言说与沉默都无法回应奥斯维辛，因此“通过缄默发出声音”的“说到阴影”的话语担负了这一责任，“阴影”即是从话语与沉默中走来的言说的方式，亦是言说对象（奥斯维辛）。两者都是“无法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前者是对语言的剥蚀后的剩余，后者是对奥斯维辛的承受、见证、思考中无法穷尽的剩余。写作者面临着无法理解、不可抵达的灾异的极端被动性，正如集中营中受害者面对凶手的极端被动性。正是灾异的这一无法理解、无法抵达、无法编码的特性，使得灾异“突然到来时，它其实并未发生。灾异是其自身的迫近”，从而“让人永远只处于它的威胁之下”。确实，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依然处在奥斯维辛的威胁之下，因为奥斯维辛曾经发生但又从未发生。我们无法在书写过后就将其遗忘，因为遗忘总关涉过去之事，而灾异是“对那些还未曾留下痕迹的静止不动的撤退，也许是无从记忆的，借由遗忘来回忆，它再次降临。”

在对这灾异的书写中，写作即是接近不可能的作品并在这接近过程承受着无名的垂死体验，在这黑夜中书写者失丧了名字。那么，是谁？在这无名的言说中，在这剥去了“我”的如风的话语中，在向我们低声地说话？既非策兰，亦非大写的人，而是“某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无名的面孔，这面孔已失去可辨识性而成为幽灵，在策兰为我们开拓的文学空间中，作者、读者、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乃至书写本身都成为了无名性，它迫近我们、催逼我们、将我们置入承受，让我们不断接近它的同时又返回原处，就像幽灵紧紧的环绕，无穷无尽。

现在或许我们有能力回答对灾异的见证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灾异是无法见证的，它抵抗见证，而策兰的写作以相同的策略，以作为一种反-见证的写作与灾异对话，并因此，我们得以不断承担着灾异，一次又一次，而这正是我们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欠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