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笔记

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德累斯顿开始创作《群魔》的，他在西欧度过了一段漫长且不太愉快的时光。就在他在和安娜·格里戈耶夫娜——她前几年是陀为了及时完成《赌徒》而雇来的速记员——婚后的几周之内，陀于1867年春天离开了俄国。这趟欧洲之旅既是一次蜜月旅行，也为了逃离不断催债的债主。本来应该是一次短途旅行，却因为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加上陀赌博造成的欠债，使陀无力清偿债务以及回国。这一切导致了陀直到1871年七月才回国，此时《群魔》已经写了一半。逗留海外期间，陀氏夫妇先后暂居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这段经历对陀的创作也很有助益。陀深深地被西欧艺术的宝库所震撼。特别是在瑞士的巴塞尔，陀看到了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的画作《墓中基督》（Christ in the Tomb），极大地影响了《白痴》的场景构图；在德累斯顿的皇家画馆里，他看到了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阿西斯和伽拉忒亚》（Acis and Galatea），陀将这幅画的画面融入了《群魔》中斯塔夫罗金对失却的天堂的幻想。但这些画作只短暂地转移了陀的注意力，他渴望回到俄国，并且对欧洲文明精神上的空虚逐渐感到绝望。他还觉得旅居国外不利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削弱了他的创造能力。这期间的信中他一直抱怨自己见不到俄国和俄国人，缺乏创作的现实基础。

在德累斯顿的俄国流亡者群体中，陀更加难过并且思念俄国了。他不喜欢欧洲和欧洲人，但他更加蔑视那些自愿背离俄国去认同欧洲文明的人。陀不愿与那些流亡者为伍，他的观点通过小说《白痴》结尾叶潘钦夫人表达地相当清楚了。陀之所以那么排斥屠格涅夫，就是因为屠格涅夫比较典型地代表了那些暗中放弃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人。陀于1867年在巴登与屠格涅夫见面并发生争执，直到陀去世两人都是对头。陀不喜欢屠格涅夫那矫揉造作的言行和屈尊俯就的贵族姿态。不过，陀也羡慕他稳定的经济状况，这使得屠格涅夫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什么艰难困苦的阻碍。但更重要的是陀反对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立场、为了获得年轻一代赞誉而不择手段的做法以及毫不犹豫地倾向欧洲事物而非俄国本土事物的偏好。屠格涅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也自然活动于欧洲文人学者的群体之中。他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这个词流行于19世纪40年代，指代那些具有亲欧立场并且宣称俄国注定要走上西方文明道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和斯拉夫派截然不同，因为斯拉夫派强调的是俄国本土文化原则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屠格涅夫的西方主义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偏爱法语而非俄语、尊崇被西方政治传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对俄国本土文化的极端蔑视，这些观点和行为都是陀极度厌恶的。虽然陀本来很喜欢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但陀逐渐觉得屠格涅夫的天赋由于缺乏对祖国的认识而慢慢枯竭了。在《群魔》里，屠格涅夫明显就是“伟大的小说家”卡尔马津诺夫的人物原型。同时，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矛盾通过基里洛夫和沙托夫两人的关系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这两人居住同一房子却从相反的方向寻找生命的意义。陀笔下的斯塔夫罗金成了西化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悲剧，自身民族性的丧失进而导致了他生命中一切目标和意义的丧失。

显然，陀对西欧、俄国以及民族性和人格之间关系的观点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组成《群魔》思想中心的关键部分。这些观点形成于陀在西伯利亚流放的经历之后。但当陀于1862年第一次游历了像是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后，这些观点被更清晰连贯地表达出来。在1863年陀的《夏日印象的冬日笔记》（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简称《冬日笔记》）里陀重新思考了国外的游历。这一系列的散文和旅行笔记不仅仅记录了陀的旅程，更是“探究整个俄国知识分子和欧洲文化之间渊源已久的复杂关系的机会”。在某种层面上，这部笔记倒转了俄国知识分子们所描绘的欧洲文化和历史成就图景，同时展现了陀所遇见的各个欧洲国家的负面民族特点。在陀的笔下，瑞士是阴沉无聊的，德累斯顿的女人是令人反感的，并讽刺法国人酷爱空谈和中产阶级秩序。但在更深的层面上，陀的批评态度中流露出一种看法：西欧文明的基础中有一个灾难性的社会缺陷，它预示了即将来临的文化崩溃。陀认为西欧文明里最突出的矛盾是个人权利的声张和对和谐共处的群体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陀认为欧洲社会缺乏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和个体冲动的有机共同体，但这造成了一个残酷的选择，而且在陀看来二者皆不可接受：要么以社会秩序为代价去追求个人自由，要么为了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需要而牺牲个体。陀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时，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正教思想立场出发的。陀在《冬日笔记》里就从正教立场的基础反思了“（人人皆兄弟的）友爱情谊”。

《冬日笔记》中写道，这种基督式的兄弟情谊在西欧文化环境里是不存在的，因为欧洲重视的是个人主义，是个体的自我保护、自我肯定和自我选择，而和这个自我对立的则是同样拥有自主权并宣称拥有同等价值、地位的其他所有人。在这种对立之间，基督式的友爱情谊根本不会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在真正的友爱情谊中，自主的人格、自我不应该担忧如何让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等同于其他所有人；相反，不需要任何请求，其他所有人会主动帮助这个体的自我伸张并获得和其他个体相等的权利和地位。此外在基督式的友爱情谊中，这个个体必须首先为了社会牺牲整个自我。它不但不应该要求自己的权利，还要无条件地为社会献出这些权利。但西欧文化环境下的人格是不适应这种做法的：它通过武力来获得它所要求分享的权利。但这样一来人和人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基督式友爱情谊，因为武力首先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种情况是能改变、修复的，但要花费上千年的时间，因为基督式友爱情谊的观念要想在现实中实现就必须先化为我们血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当作人类奋斗的目标，而要作为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方式。通过政治经济的力量去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再试图让人们根据这些理念来行事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本身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是需要人在和人的交往中亲自践行的东西。西欧文化环境下容易把这些理念当作个体要求权利、张扬个性、为所欲为的借口，而不是生活中人们自发自觉的做法，这样一来目标和手段就很容易发生分离。

《冬日笔记》表明了陀对西欧文明的忧虑，以及他对欧洲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缺乏信心的原因：这些方案都是空中楼阁，它们解释不了为何欧洲人在道德上无力将这些方案付诸现实，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恐怖和暴力清楚地证明了道德的匮乏。在陀看来，这种道德的崩溃实际上源于欧洲文明根本上的“世俗本质”。欧洲文明建立于世俗化的天主教之上，天主教用上帝之国换来了梵蒂冈的世俗权威，因此它替换掉了一个真正的基督道德秩序。天主教是基于个体救赎和胁迫的基础上的，而真正的基督教则建立于自我牺牲和合作的基础上。出于好意的社会改革家们无论做出任何政治上的修补都不能掩饰欧洲社会基础上的这个瑕疵。

陀坚信在这一点上俄国和西欧诸国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民族中没受到西方恶性影响的那部分，即农民阶层，连同这个阶层具有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乡村议事会的集体决策制度以及根植于正教传统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看到陀的想法多么地近似于斯拉夫派。早期的斯拉夫派人物，比如Aleksei Khomiakov、Ivan Kireevsky和Konstantin Aksakov，曾宣称俄国由于在历史上被西欧孤立出来并且接受了东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导致俄国演化出一套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准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俄国的社会秩序注重自由而非需求、注重集体性而非个体性、注重合作而非对抗。当然，它所体现的自由不是西方的个体为之奋斗的那种抽象、虚幻且无意义的个人和政治自由，而是当个体被社会吸收之时——就像鲜活的有机体里的细胞一样——所得到的真正的道德自由。同样被斯拉夫派浪漫化了的还有俄国政治结构图景。在斯拉夫派看来，沙皇的统治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裁统治。俄国的沙皇没有像欧洲的皇帝和国王那样用至高无上、毫无限制的权力来反对人民；相反，沙皇像个仁慈的父亲一样统治着臣民，他管理着国家事务，这样就使得人民无需再费神参与政治生活。斯拉夫派眼中的自由是免于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而不是像欧洲民主思想所推行的让人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因此，俄国社会建立在国家和人民互不干扰的原则基础上，同时双方又互相尊重并且自由表达公共意见。

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这种独特且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被一系列从彼得大帝开始并由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推广的西方化进程所腐蚀了。彼得大帝将欧洲的制度、传统和观念强加于俄国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通盘接纳欧洲文化，使得国家事务强加于人民头上。结果，人民坚持要求更进一步分享沙皇的权利，从而致使传统的家长制统治秩序的衰落，各个阶级相互对抗，整个社会破碎分散成一个个互相敌视的小团体。陀在《群魔》的小说笔记里通过沙托夫的话表达了自己对彼得大帝改革的看法，他的看法相当接近斯拉夫派：

“你瞧，当我们掌握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学识和艺术就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了。这只须我们做我们自己就行了。但从彼得大帝改革的时代开始，一场瘫痪降临到我们头上。是的，我们得到了半个戈比。我们确实得到了半个戈比，半个戈比也是一笔钱财。你不能无中生有。半个戈比绝对比什么都没有强。但问题在于我们太想要那半个戈比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五个卢布——五个银光闪闪的卢布。它们是我们仅有的钱。我们放弃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但当时俄国也不是完全这样，因为俄国的西化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受过现代教育的阶层。农民阶层还未被西化进程所影响，仍然处于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传统中。斯拉夫派和陀都认为，俄国的民族性在农民身上保留了下来。这个观念在《群魔》里得到了戏剧化的表现，表明了这些观念多么深植于小说之中。第二卷第十章中，描述了什皮古林工厂的“叛乱”以及省长冯·连布克试图用武力驱散工人群体。这一章的讽刺之处在于“叛乱”其实并不存在：这其实是一场和平、有秩序的请愿活动，是俄国传统社会关系中表达意见的一种常见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也说道：

“依照愚见，这事既不需要暴动，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工人代表，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事办法，；俄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喜欢向‘朝廷大员’请愿，其实这仅仅是出于他们乐意，至于告状结果如何，其实无所谓。”

不仅如此，即使激进分子想要煽动工人叛乱和暴动也是不会有结果的：“至于暴动，即使工人们从他们的宣传中听懂了什么，他们也肯定立刻不再继续听下去，并觉得这么做实在太愚蠢，根本不合适。”省长冯·连布克——从名字来看是个德国人——代表了由彼得大帝从西方引入俄国的一套陌生、异质的行政管理体系，将它强加于俄国生活之中并替换了权力机关与人民之间的传统纽带。省长冯·连布克在工人的活动中只看到了阴谋和反叛活动，武力镇压是他所知道的唯一回应方式。同一章里还仔细描写了这位省长驾驭马车的形象：

“于是他便在马车上站起来，把身体挺得笔直，特意抓住钉在马车一侧的皮带，就像纪念雕塑一样向空中伸出右手。”

这段驾车姿势的描写故意让读者联想到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雕像。这个文化符号其实解释了冯·连布克处理工人活动上的失败原因。小说中，冯·连布克的失败说明了作为德国人的外来者不了解俄国独特的政治运作方式，西化的行政管理方式也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

因此，民族身份成了陀思考俄国人的全面发展和合适的俄国社会秩序问题的中心，而俄国的上层阶级和西化的知识分子——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却丢掉了他们真正的民族身份。陀在创作《群魔》期间对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们保持高度的怀疑态度，他对西欧派的质疑和厌恶表现在两个方面：他们不仅试图将一套异质的思想和社会标准强加于俄国，而且还对自己民族身份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些知识分子们为俄国社会弊端设计的西化方案透漏出西化观念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即相信普世原理可以取代从某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演变中有机生成的历史经验。他们将从腐朽的欧洲——一个完全不同且低级的历史文化实体——产生的抽象思想体系运用于犹如鲜活有机组织般的俄国，以此种手段来割裂自己与俄国历史间的联系。这些人不算是真正的俄国人，而成了“普世人”，就像没有任何固定的民族身份、随处飘荡的幽灵。在陀看来，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在《群魔》里，斯捷潘、彼得和斯塔夫罗金等人物都是俄国人痴迷于欧洲文化所产生的结果，他们被用来表现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逐渐远离民族根源的各个阶段。

在陀创作《群魔》期间，他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即尼古拉·达尼莱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y）的论文《俄国与欧洲》。这篇论文连载于1869年的期刊《黎明》上，陀旅居德累斯顿期间阅读了这篇论文。陀热忱地回应了达尼莱夫斯基的论文，他同样认为俄国代表了一种以不同于腐朽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和历史为基础的新文明形式。但当陀的热忱逐渐缓和下来时，他开始质疑达尼莱夫斯基的观点会导致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没有察觉到俄国文化中具有优越性的基本成分。但仅仅是认识到俄国历史文化形态中的特别之处或是优越之处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形态是从鲜活地保留在俄国人民身上的东正教精神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俄国人民躲过了让信仰天主教的西方走向无神论的世俗幻觉，俄国人民才是真正的基督信徒。

《群魔》里沙托夫所表达的思想很接近陀对达尼莱夫斯基论文的回应。沙托夫同样坚持“谁不是东正教徒，谁就不可能是俄国人”，还有“上帝是所有人民的集合人格”以及“人民是上帝的肉身”。但沙托夫所宣扬的思想又和陀是不同的：沙托夫体现了陀所觉察到的达尼莱夫斯基思想的缺陷之处。沙托夫向斯塔夫罗金坦言现在的斯拉夫派抛弃了正教的中心地位，然后说明他自己的立场无法超越一种空洞虚夸的民族主义，因为他对俄国人民宗教使命的设想最终得不到真正信仰——东正教——的支持。沙托夫向斯塔夫罗金承认“我必须信仰上帝”，但这得和随后沙托夫和妻子的谈话并列起来看，妻子问沙托夫是不是个斯拉夫派：

“我成为一个斯拉夫派是因为我无法成为一个俄国人，”他面带扭曲的微笑，就好像一个人正努力说出一个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机智妙语一样。

“所以说你不是俄国人？”

“嗯，我不是俄国人。”

文本

自从斯塔夫罗金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出场以来，让《群魔》具有了形而上的复杂色彩，这本小说绝不仅仅只是对当时政治现象作直白、现实主义式的描述。不过，小说和现实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清晰的。小说中的主要和次要角色的原型很容易就被历史学家辨认出来。很明显，彼得·维尔霍文斯基这个人物来源于涅恰耶夫，谋杀沙托夫又和当时报道的伊凡诺夫之死的事件极其相似。与彼得为伍的其他几个人物也有其原型：狂热的埃克尔既是参与了谋杀沙托夫的冷血杀手，也是个深爱母亲的孝子，是陀根据N·尼古拉耶夫——听令于涅恰耶夫的一位恐怖刺客——创造出来的人物。可笑的维尔金斯基鼓励自己妻子的不忠行为，以此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位“开明且进步”的思想家，这个人物很可能是戏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本鼓舞了年轻一代激进分子的小说——中的一位相似人物。沙托夫之于伊凡诺夫犹如彼得之于涅恰耶夫，但陀还意在通过沙托夫来表现当时的斯拉夫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沙托夫和与他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基里洛夫是一组对立体。基里洛夫是一位已经无法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西化知识分子，他的无神论思想导致他极端尊崇个人意志，结果对自由的错误认识导致他无可避免地走向自杀。

希加廖夫是以彼得为首的一伙人中的理论家，鼓吹一种“平等”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P. N. Tkachev）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在描写希加廖夫及其思想的时候，陀不仅只是在表面上嘲弄它，还让读者明白革命的内在矛盾。这表明《群魔》不仅关注个别革命者及其支持者的人格缺陷，同时还关乎到革命理想的道德破产。陀试着展现希加廖夫的苦苦思索：一个狂热却完全诚实的革命者试图调和他那抽象的社会正义梦想与人类腐朽本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希加廖夫和彼得不同，他不是一个只为了扩张个人权力就可以到处毁灭破坏的恶人，他也不是个傻瓜丑角——他那充满矛盾的平等观念可能让读者有这种错觉。陀将其塑造为一个热忱的社会空想家——彼得称他为“傅立叶”，他像陀一样理解了俄国革命理想在其基础上的缺陷：人在其本性方面无法做到真正的友爱情谊和平等。希加廖夫在威尔金斯基家的秘密集会上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他人都嘲笑他，只有彼得明白了希加廖夫思想的真正内涵。希加廖夫思想的起点反映了所有革命者的理想：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上的社会。但是，他之后的推理却颠覆了这了理想，他承认“我的结论直接推翻了我开始时的想法。开始时的理想是无限的自由，最后我得到的却是无限的专制。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说，没有人能提出比我更好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了。”希加廖夫思想的重大转折完全是出于他洞悉人性的结果。他看到了其他大多数革命者选择性忽略的那些方面面：没有上帝，人在本性上就不是善的；从短期来看，人行动的原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利己主义；在现实中，支撑革命梦想的理念都早已让位于个人利益——最典型的表现是对权力的欲望。希加廖夫试图通过设想一个双阶层社会（奴役与被奴役阶层）——像是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1984》、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20世纪的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那种社会——来约束达尔文主义所说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进程。根据希加廖夫所说的，这种建立于少数统治者的“善良意图”之上的社会将能确保多数人的幸福和平等，尽管多数人之间的平等其实是身为奴隶之间的平等。《群魔》里的希加廖夫和“希加廖夫主义”都反映了陀本人对西欧文明的深刻思考，这个以私利为基础的文明只能用强力将其统一起来。而只有像俄国这种真正的基督教社会才能协调好自由和友爱的关系，但这已经超出了已经西化的知识分子希加廖夫的理解范围。

从《群魔》的政治隐喻来说，最关键的人物不是彼得或希加廖夫，也不是彼得圈子里的任何一位人物，而是彼得的父亲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维尔霍文斯基。《群魔》全书以斯捷潘开头，也以他结尾，暗示出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从陀的创作笔记里明显能看到斯捷潘的人物原型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提莫菲·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他于1843到1844年冬季举办了一系列的公开讲座，奠定了他作为当时那一代人中西欧派领军人物的名声。但随着陀创作的深入，斯捷潘跳出了历史人物格拉诺夫斯基的框架局限，因此——就像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一样——他吸收了历史真实的某些元素而不只是它的忠实反映。斯捷潘变成了一个集合19世纪40年代开明的西欧派特征于一体的人物，正安享着他的晚年。《群魔》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因此斯捷潘连同他代表的那一代人及其价值观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是，陀在小说中之所以重点描写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人物，是因为陀相信斯捷潘崇尚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60年代残酷且破坏性极大的虚无主义的源头。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自由主义者首先背离了祖国及其民族价值观；是他们首先尊奉西方的理性，并摒弃俄国教会的“黑暗迷信”；也是他们自认为首先在西方革命家的教条中找到了重建社会的方法。这些观点并非陀的首创：陀的朋友斯特拉科夫（Strakhov）在1869年7月期刊《黎明》上发表了一片说明相同观点的文章。陀的本意就想借《群魔》来质疑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为如涅恰耶夫一般的怪物的罪行而负责，这些人忠于领袖、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移并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尽管斯捷潘不是这样的怪物，而是个友好、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他已经脱离了俄国现实生活。直到小说的结尾，当斯捷潘要去寻找真正的俄国时，他才发觉自己那一代人对60年代人的所作所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此之前，斯捷潘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表里不一的。他宣扬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却抛弃了唯一的儿子彼得；他支持废除农奴制，可他却在赌桌上输掉了自己的农奴费卡。彼得的归来和费卡谋杀列比亚德金兄妹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它们代表了由于“儿子们”的累累罪行，以及陀对19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控诉。

《群魔》以两代人关系为主题，这有点类似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不过，《父与子》强调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在陀看来其实是为“父亲们”应负的责任寻找推脱的借口。看似天真无害的40年一代却滋生出60年代的一群恶魔，他们将整个俄国都拉入一场梦魇。《群魔》将虚无主义的错误归咎于它的源头，着重表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联系。

苏联时代的左翼批评一直认为陀对俄国革命的描写不符合实际，并且认为作者明显是满怀恶意地诽谤革命者。的确，陀确实歪曲了他那个时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但是，陀本来就没打算在《群魔》里如实反映当时的政治环境。

可以看到，“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为了神话意蕴是可以牺牲真实性的。连圣彼得堡也不再是彼得大帝梦想中的“西方之窗”——欧洲的理性透过这座城市照亮整个俄罗斯，而在小说背景里变成了俄国大地上的一道裂缝、一处通向地狱的出口，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从这里进进出出。

如同小说标题和引言所表明的，《群魔》的神话意蕴主要集中于“恶魔”主题。第一段引言源于普希金的一首同样叫《群魔》的诗，形象地暗示了陀的观点——俄国知识分子阶层被充满诱惑的西欧幻影引入迷途：

哪怕打死我们，路也看不清，

我们迷路了，还能怎么办？

看来是魔鬼将我们领进旷野，

让我们辨不清方向，原路打转。

第二段引文源于《路加福音》中的一段，即“加大拉的猪”（路加福音8:32-36）。在1870年10月9日陀写给马伊科夫（Maikov）的一封信里出现了同一段经文。在这封信里，陀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经历，他当时也受自由主义所害，着迷于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结果，像“加大拉的猪”一样，自由主义的恶魔附在了涅恰耶夫这种人身上，造成了无限恶果。

但是，陀不仅仅将着迷于西方思想的俄国人比作被恶魔附身的猪，他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恶魔主题。他的小说人物都或多或少有着如同鬼魅般的形象、性格和行为特征，这让小说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因此，读者看到斯塔夫罗金有一副面具般的面孔、超自然般的力量、捕食者般的本能以及吸血鬼般的冰冷举止。读者还看到希加廖夫的耳朵简直像极了传说中食尸鬼的耳朵，他的耳朵“超出了正常的大小，很长、很宽而且很厚，不知怎地以一种奇怪的角度支棱出来。”小说的叙述者还被希加廖夫留下的“不详的印象”所震撼。不仅如此，陀还在整部小说里强调了几乎所有人物——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列比亚德金和丽莎维塔——都会产生的一种奇怪的愤怒。只有玛丽亚·列比亚德金散发着“一种平静安详的喜悦”，也只有她代表了俄国“圣愚”的传统宗教智慧。

陀对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小说中大部分混乱的制造者——出场时的描写尤其具有超自然意味。彼得在小说“绝顶聪明的蛇”一章中首次露面，虽然隐约能看到恶魔身影的闪动，但描写他出场的语句段落还是有不少地方闪烁其辞、彼此矛盾的，因此消解了语义的确定性：

“乍一看，这人似乎有点驼背和笨拙，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一点也不驼背，甚至还很潇洒自如。他似乎像个怪人，但是后来我们大家发现他的举止和风度非常优雅，谈吐也很得体。”

小说继续用这种语调描述彼得，直至这个恶魔展现出他的标志性特征：

“他说话很快，老是急匆匆的，但与此同时又十分自信，出口成章，从不需要寻词觅句、搜索枯肠。尽管他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模样，但是他的思想却很清晰，说一不二，而且这点特别突出。他的口音惊人地清楚；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像又大又圆的米粒滚滚而下，这些话仿佛早就挑选好了，随时待发似的。起先你似乎很喜欢他的谈吐，但是后来你会觉得讨厌，其原因正是因为他说话的口音太清楚了，还有他那永远好像准备好了似的玉珠般圆润的辞藻，不知怎的，您会开始觉得，他的舌头想必形状特殊，一定特别长、特别薄、特别红，而且有一个能下意识转动的舌尖。”

在这里，读者不仅会突然发现一个涅恰耶夫般的阴谋家登场了，开始玩弄他的政治诡计，而且看到吐露着蛇一般舌头的“谎言之父”——魔鬼——准备在众多灵魂之间散布毁灭的种子。

通过运用众多的恶魔隐喻，使得陀可以在这部小说里建立起一套超自然象征主义模式，将小说描绘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新约的启示录式末日图景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知道陀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随身携带着一本新约，这本新约见证了他的精神重生。这本书被保存至今，启示录一章上面的注释和笔记明显比其它章节要多得多。毫不夸张地说，《启示录》为《群魔》提供了一种小说的诗学。

陀在三部作品中都大量且持续地运用了启示录意象：《夏日印象的冬日笔记》、《白痴》和《群魔》。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和陀在西欧的生活经验有着直接联系。《冬日笔记》记录了陀对西欧的早期印象，《白痴》和《群魔》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创作或构思的。陀在《冬日笔记》里第一次使用启示录意象作为欧洲精神崩溃的表征和隐喻方式，可是描写西方思想如传染病般在俄国传播的《群魔》的氛围也无疑具有末世色彩。和《启示录》一样，《群魔》用一系列灾难来预示最终的毁灭及余波。小说描写纵火和霍乱的爆发，很容易让人想起预示着最后审判来临的火灾和瘟疫。小说人物的言行也制造出一种浓厚的末世氛围：卡尔马津诺夫把西欧的衰落直接比作巴比伦的灭亡；基里洛夫和罪犯费卡一起在夜里朗读《启示录》。不仅如此，当基里洛夫宣称等他实施自杀并变为人神以此开创人类存在的新纪元之时，读者可能会觉得基里洛夫正在古怪地暗指《启示录》的预言“从此以后没有时间”、“从此以后没有死亡”以及旧的天堂和人世将让位于新的天堂和人世。这种末世氛围不仅是由《群魔》的中心人物制造的：小说中整个俄国的氛围都像是临近末日，道德的混乱状态代替了真正的信仰。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向斯塔夫罗金全盘托出自己的夺权计划时，还特别描述了这种失去归属和依托的混乱精神状态（第二卷第八章）。

在《群魔》的结尾，斯捷潘被索菲亚·玛特耶夫纳朗读的《启示录》（3:14-17）所打动：

“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斯捷潘通过这段经文领悟到自己这一代人由于缺乏真正的信仰而造成的悲剧。读者还可以从这段话里看到斯塔夫罗金的“温水”个性。经文中用不冷也不热的“温水”谴责老底嘉教会的怠惰、不作为，而斯塔夫罗金为了纯粹的意志和自由而失去了民族身份、信仰，导致了精神上的虚无和崩溃，使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同样变得消极且被动。斯塔夫罗金在小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无论是计划或实施夺权、谋杀列比亚德金，还是谋杀沙托夫，斯塔夫罗金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都是由彼得代为效劳的。同时，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也打算利用当时社会上道德瘫痪的局面来打造并传播斯塔夫罗金的偶像传奇，随后一个神秘又威严的斯塔夫罗金将从暗处出现并统治众生。在这里，陀再次从启示录中获取了灵感。《启示录》第13章写一头“兽”的到来，它将以至高的权力统治大地上的一切。另一头兽为这头兽的降临作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只兽“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并且“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大地和住在地上的人崇拜第一只兽。”不仅如此，第二只兽“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杀害。”读者不难看出启示录所写的这两头野兽和斯塔夫罗金以及彼得之间的隐喻关系。彼得在小说中的首次登场就是为了向众人宣告斯塔夫罗金即将到来，是彼得费尽心思让众人崇拜斯塔夫罗金；是彼得组织了纵火，从而夺去了列比亚德金兄妹的性命；同样是彼得的花言巧语诱导并欺骗了省长的妻子以及他周围的人。最后，也是按照彼得的命令和计划杀死了不再相信他的谎言的沙托夫。

当读者想到斯特夫罗金家庄园的所在地“斯克沃列什尼基”——小说中多数悲剧都源于此——时，《群魔》的末日色彩就更浓了。“斯克沃列什尼基”（Skvoreshniki）这个词源于“skvorechnik”，它本意是指一种木制鸟巢。如果把这个奇怪的地名和小说标题“群魔”放到一起，读者会发现这恰恰暗合了《启示录》里对堕落的城市巴比伦的描写：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成了魔鬼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18:2）

陀还有意让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取自鸟名，以使小说的末日主题得到进一步发展：列比亚德金（Lebiadkin）源于“lebed”，意为“天鹅”；德洛兹多夫（Drozdov）源于“drozd”，即“鸫鸟”；加甘诺夫（Gaganov）则源于“gaga”，即“绒鸭”。除此之外，玛丽亚·列比亚德金对斯塔夫罗金的失望表现在她的梦里：斯塔夫罗金从一只雄鹰变成一只猫头鹰。

人物

《群魔》的所有震撼力都在于斯塔夫罗金这个人，其它的一切都随他的变化而变化，他就像是万花筒的中心。斯塔夫罗金的中心地位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小说几乎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才开始写他的首次出场。在此之前，他的形象和谜一般的行为都是由道听途说的传闻以及闲言碎语来描绘的。斯塔夫罗金的一切似乎都是无法确定的：他的性格仿佛是别人期望的投影，他走入人们的视野又随即消失，好像只是光线造成的幻影。当他从谣言的边缘走向小说情节的中心之时，斯塔夫罗金好像一个徘徊于小说之中的鬼魂，仍然保留了消极被动、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的特征。他在小说中造构成了一个引力中心，但这引力的源头难以被人发现；他很少说话或行动，读者也很少有机会能看穿他外表之下隐藏的东西，他的存在一直是个谜。不过，陀的本意就是如此，自始至终保持着神秘感的斯塔夫罗金就是整部小说的黑暗中心。然而，像彼得、基里洛夫、希加廖夫等“小鬼们”在小说的舞台上公开地上蹿下跳。斯塔夫罗金则安静地穿行于各个场景之间，他的身影虽然只是隐约可见，却对其他角色拥有绝对的影响力。仿佛《启示录》写道的那只“先前有，如今不再有”的野兽一样，斯塔夫罗金是神秘和邪恶的化身，他的存在是对生命的否定。他是否定和虚无的精灵，是纯粹的自由意志在厌倦了自由之后开始反过来吞噬自身所留下的一片真空。

陀之所以把包含斯塔夫罗金的罪恶和忏悔的“在提洪那边”一章从小说的最终稿里删去，原因之一就是要保持人物经历、心理和性格的真空状态。斯塔夫罗金出场的最佳时机是众人的目光聚焦他处的时候，他的身影模糊不清，却极富暗示意味。

斯塔夫罗金的“意义”以及他所代表的东西是通过他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的对比物间接揭示出来的。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建立不同的类比关系，神秘莫测的斯塔夫罗金对于不同的读者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倾向于“政治性”的读者对《群魔》产生的社会政治语境非常敏感，他们大多会结合当时的政治活动去寻找小说人物的原型。因此，不少批评家认为陀是以尼古拉·斯比什涅夫（Nikolai Speshnev）——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为原型来塑造斯塔夫罗金的；苏联学者认为斯塔夫罗金代表了巴枯宁——俄国革命的密谋家。另一方面，倾向于“文学性”的读者对于斯塔夫罗金的“虚构性”是无比警觉的，认为斯塔夫罗金是个从欧洲文学传统和一系列文学典故中诞生的高度虚构化人物。比如，陀在小说中用来制造和维持神秘感的叙事技巧与欧洲哥特小说、神秘的浪漫故事运用的技巧如出一辙。陀也借鉴了英国恐怖小说，特别是安·拉德克利夫、霍拉斯·瓦尔普尔、马修·路易斯等人的作品，这些哥特小说的语言和主题为陀提供了一种能够描绘现代人困境的修辞方式。至少就表面上来说，斯塔夫罗金就是哥特式修辞的产物。例如，斯塔夫罗金的母亲在书房看见睡着的儿子的一幕就融合了浮夸的超自然恐怖气氛和对吸血鬼的虚构想象：

“她看见尼古拉不知怎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的心怦怦直跳，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前。他似乎吃了一惊：他这么快就睡着了，而且竟会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这么睡着了；甚至都察觉不到他的呼吸声。他的脸色苍白、严峻，但又似乎完全僵化住，凝滞不动；双眉紧锁；他那样简直像个了无生气的蜡像。她在他身旁站了两三分钟，屏住呼吸，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怖；她踮着脚尖走了出来，在门口停了片刻，对着他匆匆划了个十字，又悄悄走开了，走时带着新的沉重感和烦恼。”

如同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对邪恶存在的本能反应——划十字，这个场景是她对儿子看法的转折点。直到此时，她还没准备公开反对斯捷潘对斯塔夫罗金的看法，即斯塔夫罗金的反常行为其实本质上和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年轻的哈尔王子的高尚精神是一样的。斯塔夫罗金本人也称列比亚德金为他的福斯塔夫。但就像列比亚德金不是福斯塔夫一样，斯塔夫罗金终究不是高尚仁慈的哈尔王子。他被自身的精神和情感崩溃所腐蚀，并且被自己虚无存在的单调乏味所吞噬。

斯塔夫罗金的特征还显示出另一种文学解读方式：斯塔夫罗金是一个不属于他所在时代的人，一个感到厌倦的拜伦式英雄不知怎地从19世纪20、30年代浪漫小说的书页之间来到了19世纪中期的小说所描写的一场政治阴谋中间。他的厌烦、善变、无道德感以及习惯性地对自身力量的试炼都使读者联想到像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等拜伦式主人公。拜伦及其思想在19世纪早期的俄国极为盛行，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的创作。可是，陀将拜伦视为俄国生活中最为消极的影响力量。他认为，伴随着欧洲文化的衰落而产生的极度痛苦、幻灭和绝望，而拜伦将这一切染上了一层诱惑世人的“颓废美学”。受到革命理想崩溃的影响，欧洲人落入了拜伦笔下的主人公们所高歌的富于破坏性、绝对自我的个人主义之中。在陀看来，普希金最终证明了拜伦主义和俄国人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能够真正表现民族精神的不是西化的小群知识精英，而是普通的俄国大众——尤其是农民。

斯塔夫罗金的拜伦主义使他成为俄国贵族阶层脱离民族根源的象征。《群魔》和拜伦主义联系紧密的另一个奇怪的表现在于：小说中反复出现了“瘸腿”的意向，这可能和拜伦的瘸腿有关。最明显的是斯塔夫罗金的妻子玛丽呀·列比亚德金的瘸腿；丽莎·图申娜也多次提到瘸腿或断腿。当彼得聊起自己差点因为火车脱轨而摔断腿时，丽莎突然歇斯底里般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如果我摔断了双腿，您可别害怕！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呀！你自己也常说我骑马速度快到能把脖子摔断。马弗里吉·尼古拉耶维奇，等我腿断了，您能扶着我吗？”之后，列比亚德金作诗一首献给丽莎，诗名为“如果她摔断了腿”。反复出现的瘸腿意象强化了小说的恶魔主题，因为在俄国民俗故事里，瘸腿是魔鬼的典型特征。

除了拜伦式英雄，陀还有意模仿另一个文学原型：《钦差大臣》中的赫列斯达可夫。“伪装”当然也是斯塔夫罗金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当斯塔夫罗金前往列比亚德金的家去看望玛丽亚时（第二卷第二章第三节），玛丽亚看穿了他的假面具，称他为“受诅咒的格利什卡·奥特列皮耶夫”——一个在波兰自称为伊凡雷帝之子德米特里的人，1605年俄罗斯牧首约伯责令自立为皇的格利什卡还俗，并代表全体教会和信徒诅咒了他。《群魔》的创作笔记里，陀直接用赫列斯达可夫的名字来称呼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但在小说的最终稿里，叙述者则间接暗示了几乎成为“伪装”代名词的赫列斯达可夫和斯塔夫罗金之间的联系。小说叙述者转述了人们的传言：斯塔夫罗金的秘密身份其实是政府官员，他直接向彼得堡报告。叙述者本人没有说明《钦差大臣》主人公和斯塔夫罗金之间的类比关系，但有着文学意识的读者能够通过细节看到二者间的联系。

和斯塔夫罗金相关的众多文学原型中，最明显——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幻想破灭的毕巧林。的确，叙述者在小说里明确提及利普京轻蔑地称斯塔夫罗金为“像毕巧林一样勾引女人的高手”。读者可以注意到二者间的类比是出自小说中另一个可信度值得怀疑的人物的主观评论。这正印证了一个观点：斯塔夫罗金本质上是个不断变化、无法定义的复合物，他的意义源于小说中其他人物和读者的“解读/误读”。对毕巧林的指涉随着斯塔夫罗金的登场而继续出现，叙述者也比较了斯塔夫罗金和莱蒙托夫，并认为前者的恶意和怠倦远胜于后者。当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在和斯塔夫罗金的交谈中提议杀掉列比亚德金兄妹时，他注意到斯塔夫罗金在看一本书《巴尔扎克的女人们》。熟悉《当代英雄》的读者会回忆起小说将毕巧林比作 “巴尔扎克笔下一位刚结束一场舞会的、精疲力尽的三十岁交际女郎”。

斯塔夫罗金和毕巧林在性格特点上还有其他很多相似之处：不冷不热的恶毒、偶尔显露的意志、隐隐作痛的空虚、一以贯之的冷漠和丧失所有的信仰。斯塔夫罗金成为了一场浪漫式反叛的恐怖结局。他的悲剧在于他为了个人自由牺牲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为了追求个人意志的纯粹自由，斯塔夫罗金让自己从一切精神、情感和思想的纽带中挣脱出来，但最后得到的“自由”却是贫瘠无果、徒有外表的“为所欲为”。一个丧失信念、不懂友善、没有热情的人就算拥有了自由也不知道该拿来做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意义。在《当代英雄》的结尾，毕巧林感到自由已经成为他生命的负担之后，他开始漂泊四方，以此填补自己心中的空虚。在《地下室笔记》的结尾，主人公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导致自身的存在变得破碎不堪，以至于他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毕竟，当一个人失去自我的时候，你还怎么能指望他表达自我呢？斯塔夫罗金超越了二者：在他这里，完全的自由变成了完全的虚无。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外在于他、构成他存在的基础的一切。他内心空洞、行为怠惰，形成了小说中心的一个巨大黑洞。沉重的自由迫使他无法完成任何使命或任务。即便是在谋杀列比亚德金兄妹的过程中，斯塔夫罗金也是非常消极被动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的决定代替了他的意愿；费卡代替了他的行动。斯塔夫罗金成为了一个崩溃的偶像，一个已经死去的太阳，既无光又无热，但周围的人物却无法逃脱他那致命的吸引力。沙托夫曾劝告斯塔夫罗金除非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目标，否则他会“像一块腐烂的霉菌那样消失”。在第二卷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夜”里，斯塔夫罗金也曾试图从自己废墟般的过去寻找信念。他重访了沙托夫和基里洛夫，他们二人坚信斯塔夫罗金曾经相信过却至今放弃已久的理想。可斯塔夫罗金从他们二人的话里感到的只有无聊和沉闷，就像他对其他一切人和事感到厌倦一样：彼得和他的政治理想、丽莎和她与斯塔夫罗金之间的情事、达莎·沙托夫为了拯救他的灵魂而做的尝试等等。就连斯塔夫罗金最后的自杀方式——借助自己的体重用绳子将自己吊死——都是极端漠然、毫无新意的：他的存在本身压垮了自己的生命。

如同陀在笔记里所说的，小说里的一切都像万花筒一样围绕着斯塔夫罗金转动。一切人都受到他的吸引，但最终只落得失望或者毁灭的结果。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对于斯塔夫罗金的存在所造成的那个黑洞，周围人都试图投之以自己的想象和误读。彼得·维尔霍文斯基自认为在斯塔夫罗金身上发现了领袖的潜能，彼得希望借助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您就是我的偶像！您不侮辱任何人，可是别人却恨您；您平等待人，可是大家都怕您，……谁也不敢走近来拍拍你的肩膀。……您正是我要找的那种人。我就需要您这种人。除了您以外，我不需要任何人。您是领袖，您是太阳，我不过是个小爬虫。”

其他人物也只看到了自己眼中的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认为斯塔夫罗金确证了他的想法，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变成“人神”：“记住，你在我生命中意义重大，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对于沙托夫还意味着“俄国弥赛亚”的理念：“我无法将你从我的心中挥去，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他是丽莎·图申娜对邪恶感兴趣的原因……。善良的达莎·沙托夫认为斯塔夫罗金具有精神重生的潜力。就连玛丽亚·列比亚德金也曾把他当成自己的救世主。

斯塔夫罗金最终让他们所有人都失望了。他蔑视沉溺于空想的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因为源于斯塔夫罗金的思想不可能具有生命力。两人的思想由于都来源于斯塔夫罗金，因此从源头上就被腐蚀了。和斯塔夫罗金一样，两人的思想徒有其表却空洞无物：沙托夫的宗教-民族主义热忱无法掩饰真正信仰的匮乏；基里洛夫醉心于人的自由和激进的无神论，却同时矛盾般地热爱着上帝及其造物。斯塔夫罗金还没能满足所有女性角色的期望：他无法满足丽莎对邪恶的幻想，也不能满足达莎试图拯救他灵魂的希望，因为他超越了所有的道德定义。

最后，失望的彼得在斯塔夫罗金的家门前叫他骗子。斯塔夫罗金无法成为自称为“哥伦布”的彼得的美洲，彼得骂他是个满口谎言、卑劣无比的小贵族。彼得的谩骂揭示了人们对斯塔夫罗金的误读：。“伪装”是有意欺骗的行为，而斯塔夫罗金周围的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己眼中的斯塔夫罗金来“欺骗”自己。

直到在斯塔夫罗金最后的写给达莎的信（遗书）里，读者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斯塔夫罗金。遗书的文风枯燥无味，就像他那沙漠般贫瘠的灵魂。不仅如此，从遗书中出现的许多语法错误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斯塔夫罗金甚至不能准确流畅地用俄语书写。这就又回到了陀在小说里力图说明的一个重要观点：斯塔夫罗金背离了祖国的文化、人民和上帝，只能导致自己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