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府的辩证统一关系

得知这本书，是一位敬仰的老师在朋友圈力荐。从图书馆借来一看，果然如行云流水般畅快。特别是对于我这种经济学教育背景出身的人来说，能读到这么一本朴实、真挚的好书，不提公式，不执权威，真的非常感动。唯一的缺点是作者为了强调某些观点，反复论述，一些地方重复读有些枯燥。

1.逃离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指经济停滞在一个较低水平的人均收入水平，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如果把“生孩子”（人口的提升）看作一种消费选择，那么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要义就在于增加新的消费品种。农业消费品的多品种满足的是“吃”这一个需求，而工业消费品的多品种满足的是大量的需求——两者有非常本质的区别。

（P21）正是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顺应”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大，“发现”了如何批量生产日益繁多的消费品（从各种纺织品开始）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了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促成了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

（P22）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同类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生产力的急剧增加，而更应理解为对物品多样化的供给上的生产力的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种类和数量。

2.市场是需要人为创造的公共品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本书提出的最有益的观点是：市场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人为干预下创造的公共品。 “价格指导下供需匹配的交易”只是“市场行为”，而“市场”还包括秩序、信任、中介、设施等必不可少的要素。常说的“市场失灵”其实是过于关注自由的价格机制，而忽略了市场需要的一系列保障性的配套设施。从原始小农经济开始建立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借助强大的外力，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商人阶层，中国改革开放的政府部门。

（P56）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无法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不总是由于”榨取性“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因为建立这些市场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和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缺失问题，反映更多的是政府（国家能力）缺失问题：把大量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转化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大企业，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这个成本，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克服的情况下（如18~19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那样），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

3.供给本身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市场首先是由供给驱动的还是需求驱动的？本文给出的观点是：市场首先是由需求驱动的。因此，过于超前的规模化生产只能产生过剩的消费品，而没有对应的市场消费能力。同样地，超前的金融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福利体制，同样对经济发展无所裨益。制度都是内生性的，是达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后的内在需求推动的。

（P62）那种仓促地建立高科技、大规模的现代重工业的发展方式，包括采取进口替代策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中国），或者过度依赖国外贷款和技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抑或过早地建立现代地金融和政治体制而破坏了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80年代后的拉美和俄罗斯），这些方式都违反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理，即国家财富的创造基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换句话说，这些工业化尝试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规模化生产需要基于规模化市场（购买力）和规模化营销网络才能有效运作和盈利这一要点。而事先创造好这些规模化市场条件则需要巨大的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一步登天。因此，简而言之，在这些错误的发展战略背后隐含着对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忽视——供给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4.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纺织行业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纺织行业——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初期的日本和20世纪后期的中国，都是如此——是具有必然性的。纺织品是具有高收入弹性需求的工业消费品，当生产纺织品的工人获得工资后，收入提高、将收入用于购买纺织品，因此纺织品市场能够随收入提高而快速增长，刺激并维持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P98）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并最先发生在纺织行业，是因为：（1）在所有经济活动中，生产食物、衣服和住房是最基本的，而在所有天然衣服纤维中（包括蚕丝、羊毛、亚麻纤维），棉纤维是最具柔韧性和最容易由机器控制的，而且既保暖也舒适并四季适宜。与种植粮食和建设房屋相比，纺织劳动更为轻便（妇女儿童也可以操作），更少依赖天气、季节、光照条件，并更容易通过简单重复的动作来完成，因此更容易利用低成本工具实现机械化。（2）与其他轻工消费品相比（例如珠宝、陶器或家具），纺织品市场潜力最大，即可做材料也可做最终消费品，可分割性强，因此收入弹性高。所以，纺织品市场能随收入提高而快速增长，轻松支持大规模生产，并因为技术简单而能促进竞争下的创新。

（P104）美国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纺织大国（取代了英国），在19世纪末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日本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纺织大国，在20世纪中期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开启重工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的1995年成为世界纺织品超级大国，目前正向世界工业强国迈进。纵观历史，法国、德国、韩国、中国台湾和许多其他经济体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步骤，都曾经利用过纺织业这个垫脚石，而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或文化与制度的差异。

5.市场、产权与激励

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工业革命的一般性规律，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谈到市场时，应该抽离“私有产权/公有产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可以把市场经济搞起来的原因。

（P210）市场不等于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也不等于激励。换句话说，公共产权也可以面向市场竞争，公有制也可以有激励。

6.胚胎发育理论（Embryonic Developing Theory, EDT）

作者提出的"胚胎发育理论"，“胚胎”强调早期需要付出大量成本的培育，“发育”强调是一个循序渐进、有顺序的发展过程。

（P240）EDT认为“重商主义”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由简到繁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工业化成败是最为关键的。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而且历史上往往是被建立来实现或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工具，是用来巩固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化保障。

NST认为市场创造者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市场缺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并强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是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府在提供这些核心要素和克服“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方面的核心作用。

7.管理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级和更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方式

所谓“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以人为中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及创新等手段，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决策，以期高效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优化问题，达到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

（P256）如果没有在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售后服务、消费者服务（包括金融、医疗和零售服务）和政府行政体系（包括地方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系统）上的管理革命，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不能真正完成并顺利进入一个和谐的福利社会。

但是，这必须首先创造对“管理服务”的市场需求，即全体社会和消费者对于各行各业高质量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市场需求（市场回报），和对于管理型人力资本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对于这类管理“产品”质量的公共奖励、监督平台和及时信息反馈系统的提供，才会触发中国的管理革命。

8.万众创新，管理创新

创新不应该是飘在天上的高科技，而应该落实在每一个真实的细节里，是对原有模式的突破和优化。正如经济一样，发动基层的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进行创新，是最具效率的模式。

（P261）所谓”万众创新“不应只是技术创新和大家都去创业的意思，还应是大众参与的对生产环节、政府管理机制和城市管理机制的改进和创新的热情和公司与政府对此类创新建议的正反馈系统。如果工人不能积极参与到对企业生产环节和工艺流程改善的建议中，老百姓不能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和生活小区管理的出谋划策中，并为此获得相应的褒奖，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应该出现一个让老百姓觉得生活周边的问题都是政府官员才有资格、权利和义务操心，而小老百姓即使操心也没用的局面。这也是”全民参与“”全民创新“的含义，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

9.金融产业的市场化

最后，作者谈到金融部分，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自然重要，但这解决的是表层的金融效率问题，而没有触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如果只是讲效率讲速度、却不看方向，怕是会南辕北辙吧。目前来看，主要还是满足制造业的金融需求，文化产业融资任重而道远啊。

（P263）金融产业的市场化不在于是否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而在于银行业能否通过建设性竞争来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对贷款和金融中介服务的需求。金融产品的所谓市场价格并无多大意义，因为里面短期的投机因素很强，所以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常常对这一”价格“实行干预（比如利用货币政策和银行贷款条例）。金融业的核心在银行，不在股市、期货和其他投机性强的领域，而银行的核心功能在配置储蓄资源，把信贷导向到需要发展壮大的产业，而不是去支持泡沫和投机。

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让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制造业发展融资，为科技创新筹款，为出口赚外汇，为企业走出去出力，为商品流通降低资金成本，为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要做到这些，真正需要的是改善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银行和其分支机构或贷款人员有积极性和竞争压力去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和创新，成为富有职业精神和知识的专职人员；而不是一味搞什么金融创新，盲目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从广义上讲，中国或任何发展中国家政府所真正需要的经济”智囊“，不应该是那些名校毕业会写论文的博士，或拿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或金融学家，而应该是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的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营销商，等等。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面，而经验和实践才是最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