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比利时殖民史

一、 比利时的独立与殖民扩张的孕育

比利时在独立之前曾先后被奥地利、法国、荷兰所统治。在法国统治时期，比利时得到了空前发展，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保护了比利时工业，使其免受英国先进制造业的冲击，同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自此比利时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为日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奠定阶级基础。但好景不长，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列强为了制裁法国，维护大国利益，将比利时和荷兰拉在一起组成了尼德兰王国，由荷兰国王进行统治。而荷兰国王威廉坚持要将本国法律、语言和政策强加给比利时人，导致矛盾激化，最终比利时人发动起义，于1830年自行宣布独立并制定了宪法。问题的解决最终也是大国利益的均衡与调整：法国认为这是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在某个环节上的被破坏，因此予以鼓励与支持；英国和德国为防止法国独吞比利时，因此也支持比利时的独立，奥地利因为国内矛盾问题无暇他顾，最终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比利时得以实现政治独立。人们忙于为新独立的国家寻求一个国王，各国王室对于候选人看法不一，最终由国民议会选择德意志亲王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为国王，即利奥波德一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利时的独立是各个国家利益均衡下的产物，这一特征贯穿比利时从独立到选择国王的全过程中。

比利时的宪法颁布于1831年2月7日，这部宪法并非一个统一国家的产物，也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比利时选择君主立宪的政府形式并非自愿，而是这种形式得到了列强的广泛接受。宪法规定比利时为世袭君主国，国王被赋予行政权，有权解散议会和命令休会，有权任命大臣和法官，有权对外宣战和媾和，又是军队的统帅。但是国王权力也受到限制，比如国王命令必须有一位大臣副署才可生效，其权力也不得超过宪法规定的范围。然而宪法条文与政治现实存在偏差，比利时的国王往往掌握了远超过宪法规定的实际权力。

1831年7月17日，利奥波德抵达比利时,21日向比利时宪法宣誓。在他的统治下,比利时作为一个国家站稳了脚跟,贸易和工业得到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但荷兰还是不愿承认这一现实,总想把比利时再争取回来。由于英国和法国的抵制,荷兰的企图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于1839年4月19日承认比利时的独立。

独立后,比利时国家的经济面貌有了改变,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瓦隆的煤炭工业和克革烈的钢铁工厂发展迅速,四通八达的河运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动力,铁路的修建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大力发展。大监龟雄在《近代世界殖民史略》一书中提到：“比利时在欧洲各国中人口最为稠密，人民虽不绝向外国移住，但以年年繁殖，终觉不敷居住。又以农业及制造工业极盛，国内需要不及其生产额，过剩货物均需向外输出。”其实比利时的问题也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和允许剥削，生产不断扩大而缺乏足够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时，资本主义国家便会谋求殖民扩张、发动侵略，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将触角伸向他国，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世界史》(A World History)一书中如此评价欧洲的殖民活动和贸易：“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利时作为政治体的独立和扩展市场、贸易范围和原料地的需要都为比利时殖民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的殖民活动与古希腊殖民都有因人口增长和生存空间狭窄而对外扩张的因素，但古希腊更多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与外国的贸易关系，比利时则是资本主义趋利下的抢占资源、市场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血腥扩张。

比利时一独立,它的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就开始寻找海外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但还是只消费了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一,比利时还是需要寻找广阔的海外市场。比利时独立之后失去了荷兰提供的市场,也失去了荷兰舰队的帮助。利奥波德一世努力想改变比利时作为一个小国的地位,首先把殖民的目光投向南美洲,如古巴等地,但是遭受了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不允许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这正是美国此时奉行孤立主义的体现，其避免涉足欧洲政治、军事冲突，同时反对欧洲干涉美国和美洲事务，有防止欧洲战争引火烧身的消极防御的一面，更多的是独霸美洲、不容他人染指的积极进攻。比利时的档案记载了利奥波德一世有过五十一次的殖民打算,主要是在南美洲,非洲也有部分区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中国，利奥波德一世做出了初次的尝试，在中国五口通商后派遣使臣包礼士来华索取特权，但此时比利时实力还不强，并未达成所愿。这一愿望最终由他的儿子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l of the Belgium）实现。

二、 利奥波德二世与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

利奥波德二世的殖民思想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作为比利时国王的长子、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希望去了解世界并推动比利时的进步。1840年他被封为布拉邦公爵，开始热切关注欧洲和世界事务。在1854年他因身体健康原因到埃及疗养期间，他看到了在埃及进行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的可能性，虽未能实现，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殖民的想法。在担任上议院议员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扩张比利时领土和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主权的演说。他在一次议会演说里曾经提到：“先生们，殖民不但对直接参与贸易的人有利，也对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利。”1861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掌握的资料足以说服臣民应该在海外积极扩张，”随后也一直强调道：“只有靠宗主国和殖民地建立直接联系，才能保全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场所，同时获得廉价的原料供应。”在1865年的即位大典上他说：“我的理想是让比利时变得更强大。”而他让比利时更强大的方式是内外同时进行的，在国内他修建铁路，提高港口的利用率，积极发展工业化；对外在非洲开展殖民活动。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只在非洲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贸易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存在的邻近地区。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已经废弃，合法的贸易已经不足以支撑它们，各国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反对设立殖民地。1870年以后，欧洲国家反对殖民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而工业革命也正是欧洲庞大的殖民体系开始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重要动力。最先开始工业化的几个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各自关税以抵制别国产品。不久就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垄断企业，从此时起欧洲国家认为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益增多的商品的倾销市场。

利奥波德二世此时对非洲的觊觎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起初他主要对东非感兴趣。1875年,利奥波德二世决定作一番谨慎的试探，他建议召开一次国际地理会议来讨论非洲大陆问题。1876年9月,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参加国有英、法、德、比等国，利奥波德二世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考察和开发中非协会”,各国成立分会。此后,利奥波德二世就在这个协会的掩护下,实行其扩张计划。在英国探险家斯坦利于1876-1877年成功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到了这一地区的巨大潜力。从斯坦利那里，利奥波德二世得知刚果盆地自然资源丰富，便打算与斯坦利合作。有趣的是，英国对斯坦利的计划并不感冒，利奥波德二世此时却充满诚意，将这个计划据为己有，并邀请斯坦利成为自己殖民刚果的代理人。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二世效劳，在1879-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400多个条约，建立了四十多个殖民据点，包括1881年的利奥波德维尔，并将90万平方英里左右的土地移交给“上刚果研究会”（1882年改名国际刚果协会），这个协会是在利奥波德二世授意下成立的。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和接受象征性的报酬是意味着永远失去他们的土地。殖民主义背后的动机是所谓“文明使命”，非洲人民被欧洲各国殖民者通过建构一系列“他者”打上烙印，被宣判为缺乏自治能力。利奥波德二世为国际刚果协会所选择的旗帜——金星蓝旗，是安哥拉古刚果王国的图案。根据殖民主义“文明使命”的论点，蓝底代表黑暗，五角星代表文明之光，金色代表刚果的财富。这种“文明使命”的口号，无非是西方中心论与殖民意识的体现罢了，口号提出者也从未为这种文明使命的接受者考虑过，被殖民国家人民的话语权在西方霸权下被明显压制。

斯坦利为了给帝国建立小型基础设施，一直在刚果待到1884年6月。他的工作为利奥波德二世提供了领土扩张的记录，而这正是国王为他索取中部非洲刚果盆地的领土和资源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东西。利奥波德二世利用自己的狡诈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将他的殖民事务伪装成在中部非洲进行的科学考察和为发展非洲经济而开展的人道主义探险。以至于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都支持利奥波德二世的行动，呼吁国会支持这一人道主义探险。利奥波德二世以他本人的财富和外交技巧为依仗，寻求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大国承认他所自称的对中部非洲领土的主权。利奥波德二世的代理人在刚果河地区的活动和“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占领，使列强之间发生了冲突。当时，法国以布拉柴为首的探险队也在刚果河下游地区活动，葡萄牙政府则在刚果河口拥有据点，同法国的扩张产生了矛盾。1884年2月26日，英国同葡萄牙订立条约，英承认葡萄牙在刚果河口领地的主权。但英葡条约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利奥波德二世派出代理人到各国进行活动，力图使各国承认其在刚果的特权，进一步挑起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为调剂列强在刚果的矛盾，1884年11月到1885年2月，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在法国支持下于柏林召开了有15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一般称为“柏林会议”。俾斯麦在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非洲土著的“文明化”，使非洲内陆为商业开放。最终各国就俾斯麦提出的三点建议达成瓜分非洲的总协议，签订的总协议书宣称其宗旨为：“为了本着相互友好协商的精神确定发展非洲某地区的贸易和文明的最惠国条件,并保障各国人民在两条流入大西洋的非洲最大河流(尼日尔河和刚果河)上自由通航的利益;希望避免在占据新的非洲沿海领土时可能发生的不和与纠纷;关切开发土著居民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方法。”从《总协定书》里的宗旨看主要是协调争夺刚果矛盾,但实际内容远远超过《总协定书》里的宗旨。7章38条归纳起来有四大内容:一是刚果自由贸易区的划定及其保持中立的共同声明;二是维护两河(刚果河、尼日尔河)的自由航行;三是有效占领原则;四是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占有刚果河流域,称“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透过四大内容可以看出本次会议的帝国主义实质，列强通过博弈和争取利益均衡的努力达成在非洲争端中的和解，是强者按照自身利益和逻辑瓜分弱者，从未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柏林会议是“纸上瓜分”（partition on paper），之后列强便开始以征服的方式吞并非洲土地，完成“事实瓜分”(partition on the ground)。在很多时候，虽然没有在殖民地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国家之间依然可以通过谈判和心照不宣的方式完成对殖民地领土的主权宣示。

刚果的例子表明在瓜分的时候不仅缺乏有效占领，甚至带有随意性，斯坦利的远征是利奥波德二世宣示主权的基础，但一开始只涵盖了刚果河流域从博马到基桑加尼的领土，而当两人根据斯坦利的行程绘制刚果草图的时候，却把领土范围划到覆盖整个中部非洲的大面积领土。

以这种方式吞并了比本国面积大80多倍的刚果地区之后，利奥波德二世想要在这个地方发展营利性事业。为了获得这片土地他耗费大笔金钱在武器、轮船和外交公关上，他需要钱偿还贷款和投资比利时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合格的资本家，也被列宁称为“奸商”的利奥波德二世，必然会从商业角度，即能否盈利的角度来判断其殖民事业的成败，于是他和他的代理人便诉诸于原始积累。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是指殖民地大量人民被迫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由此他们的雇主通过剥削他们的生产力而获取更多的财富；由于以代理人方式进行间接统治，欧洲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是间接性、偶然性和间断性的，刚果的文化带有了欧洲色彩，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彼此独立、有一定交集的体系。

殖民地政府的利润基础是强迫被殖民者劳动攫取的剩余价值，在刚果自由邦则表现为奴隶劳动。打着反对奴隶制度、建立人道主义国度的所谓“自由邦”误导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利奥波德二世在中部非洲真实意图的判断。利奥波德二世并未遵守柏林会议的自由贸易条款，着手建立由皇家和垄断集团所控制的经济体来掌控刚果贸易。这些在刚果占有大量股份的垄断集团和公司，如加丹加公司、安特卫普公司、洛马米公司和英比橡胶公司等都是自由邦这个大企业的分公司。自由邦提供一些实物股份，作为交换条件，它获得股金或已经缴款的股票以保证自己的特殊份额。

利奥波德二世在位期间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当地的橡胶和象牙采集。为了强迫刚果人服从自己，为了使其放弃原本生活方式而从事生产自己要求生产的东西，利奥波德二世授意代理人及当地政府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他不顾当地土地制度，宣布此前用于轮耕和狩猎的土地为无主空地，后收归个人所有，并通过出售这些土地上的橡胶和象牙，进行疯狂的掠夺。1891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大象被猎杀，农村人口因收集橡胶而锐减，不愿和不能完成每日配额的村民遭受了反人类的迫害，甚至垄断公司在商品生产时使用治安部队进行镇压，大量刚果人民遭受强暴、烙烫、断肢或谋杀，人口出生率降低而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殖民时代刚果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已经达到大屠杀的规模。不仅如此，甚至英比印度橡胶公司等私人公司也加入了这一残忍和非人道的事业。刚果人民不再是具有公民权利的人而是隶属于从未谋面的君主——利奥波德二世的奴隶。身为远在比利时的地主，利奥波德二世以合资企业股东的身份介入统治，完全无视自己的国际法律义务，不仅没有履行诺言禁止奴隶制恢复刚果人民自由，也没有发展刚果的自由贸易，不过他自己成为了最自由的人，和他的商业伙伴和代理人无所顾忌进行掠夺。大量掠夺的财富流入比利时，至少6000万法郎的剥削收入被用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城市改造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利奥波德二世为了本国和个人的利益而对刚果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其殖民统治的恶劣影响持续了数十年。

在刚果的殖民过程中，比利时殖民帝国寻求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但不愿让太多帝国主义国家加入刚果的贸易。比利时政府想要在殖民扩张领域赶超邻国荷兰，虽然大多数比利时人民对此冷漠，但朝臣和金融家形成的小集团和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共识，认为需要大面积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市场。比利时在刚果的血腥殖民将自身的趋利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其仍然认为这种行为是为了拓展贸易并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内而做出的努力，在各种相关解释中避重就轻，甚至将责任推给无辜的被殖民地人民，资本主义强国的话语权和霸权由此可见一斑。非洲国家与之相比，并不具备基本的话语权。

除却经济方面的侵略，利奥波德二世还要求比利时教会协同从事刚果传教事业和教育与训练土著儿童的事业。1886年12月30日罗马教廷命令将上刚果教区交给白神甫会比利时分会，1888年3月8日设立刚果自由邦教区，国王先后几次指示“尽一切可能保护和促进刚果传教会所进行的开化土著人民的崇高事业”，到1900年刚果自由邦已经有近三百个传教士，分布在八十个传教站。1906年，自由邦与罗马教廷签约，根据协定，传教会负责对土著儿童进行教育，但得以获得租让土地的条件，并在此时由比利时天主教传教会发行了一份报纸——《刚果天主教传教会运动报》。从一开始，传教活动就是文化变革的促进因素，非洲人往往深深卷入这个文化创造过程中。这一过程高度重视读写能力，殖民主义时代由此浮现出一个新的阶层，即受过教育、拥有读写能力的当地土著，他们得以接触由此带来的广阔世界。

西方人“文明使命”口号下的殖民活动，虽然为非洲本土文明带来了一定发展动力，但因其本质的掠夺性，依然让殖民地人民遭受沉重打击，这种殖民活动打破了非洲文明的静止和封闭状态，但并未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威廉·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一书中曾经不无讽刺的评价道：“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的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乐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这一手段与近代列强侵华并无太大不同，侵略是一种必然，所有提出的理由无非是借口和幌子，资本主义需要市场和原料地的客观属性导致这种行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广泛性和普遍性。

三、 比利时在华殖民的实现

早在1865年继位之前，利奥波德二世在远东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旅行，其中也包括中国，这次旅行坚定了他想要在亚洲开拓殖民地的梦想。1866年，他曾写道：“我的梦想是建立一个世界印度公司,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这个公司将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一样，对中国进行贸易”。1865年,比利时派遣金德来华签定了《通商条约》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共四十七款,轻易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设立租界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殖民特权，条约规定十年满期，而且只有比方拥有权利建议修约。这样的规定在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中都很少见。

1883年,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访问布鲁塞尔,他对比利时的工业水平大为赞叹，作为主办洋务运动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的印象对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一定的影响。两年后,清政府决定在布鲁塞尔派驻使节,表示清政府开始对这个欧洲小国有了兴趣。在中国,比利时凭借其在铁路建设方面的优势,伙同法、俄等国攫取了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准备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芦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外,比利时还取得了其它如汴洛铁路、陇秦豫海铁路等多条铁路的修筑权，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在华权益。比利时在华权益主要以经济权益为主，因为其国家很小，政治影响力不足，经济利益对其更为直接可行。而且前文曾论述过比利时在此时铁路建设业十分发达，相比其他各国具备明显优势，因而获得了大量铁路修筑权，也可与李鸿章所认为比利时“特别适合于承揽这类工程”相照应。

在获得芦汉铁路的修筑权后,他马上把注意力转向攫取租界上。但是该如何说服中国政府，比利时驻汉口领事援引年签定的商约第十二条要求获得租界,但是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比利时外长费葛提出采用“金融贷款或是武力威胁”，一软一硬的方式处理该问题，不过这时比利时国内财政透支,军事力量微弱,无法威慑中国政府。费葛马上又想到了一个外交办法,他告知英国外长,如果比利时没有得到这个租界,那它将被法国获得,这对英国来说是无法接受和容忍的,于是开始对中国政府施压，因此比利时很快就取得了在汉口建立了租界、居住、建立教堂和医院的特权，但是并没有获得清政府名义上的许可。1902年比利时先斩后奏,私自在汉口铁路车站附近购买土地,圈筑围墙,以为铁路工人租住为借口,强行划为租界。这一行动遭到了比利时国内的一片反对声,德国也因为和比利时在刚果边界问题的争执而强烈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坚决反对此事,指出比利时工人可由铁路公司代借房屋。此时比利时对华的殖民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在本国实力不济的时候便在列强之间挑起纷争以从中牟利。因列强之间不愿任何一国独占这样的便宜，比利时作为小国搭了便车，获得了许多权益。《中比通商条约》第十一款就规定:“各国议定通商口岸,如牛庄… …江宁各口,比国商民亦可携眷前往居住、贸易、工作”。比利时因这条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英、法通过战争获得的通商口岸。

比利时在对华殖民过程中往往追随列强，又趁列强争夺不可开交之际自己后来居上，不得不说是利奥波德二世及其代理人在外交层面上的成功。另外对于清政府来说，将权益更多交给不那么强的比利时也便于控制，也有利于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对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来说，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是促进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乃至最后使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无从实现，也就是说，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促进者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总的来说，比利时的对华贸易是建立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因而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消极影响。

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战败并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又面临着向列强赔款的问题,列强召集了一个赔偿委员会,比利时位列其中,这对比利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比利时获得的赔款总数占列强赔款总数的1.8％,最后比利时用该赔款成立了“中比银行”,同时还取得了在北京驻军的权利。利奥波德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扩大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但是以比利时的综合力量来说,是无法同列强竞争的,所以比利时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地位并不突出,远远不如所取得的外交胜利。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是以条约的特权带来的享受为基本特征的，一项贷款往往放贷人只有收取利息的权利，而在近代中国，铁路贷款却给放贷人带来了管理权、用人权、矿山开采权等等特权。不仅如此，比利时等国家还不断要求增加特权项目和扩大特权范围和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中国终于在辛丑一约之后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四、内部反抗、外部舆论与比利时殖民体系的崩溃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不仅有被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可惜大多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变成了更多的鲜血），也有外界人道主义人士，或毋宁说是尚存些许良心的人为澄清真相而做出的斗争。

刚果人民反抗利奥波德二世殖民统治的斗争大多发生在殖民主义本身所创造的新组织之中：如殖民军队、工人营地和被强迫进行农业劳动的农民群体，税收、征兵和招工制度也是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刚果自由邦治安军队曾经发动三次兵变，进行了长期抵抗，并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不满殖民者的压迫和欧洲人的专制统治，又因为获得人民支持，兵源充足，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也在思想上为他们的反抗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刚果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加强。遗憾的是，兵变者发现想要购买武器就必须用奴隶进行交换，而奴隶又被用来作为反抗殖民主义的手段，降低了抵抗运动的解放推力。除此之外，这些兵变和叛乱并没有能够形成能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政治实体或组织，影响力局限于刚果境内，因此未能让各国听到他们的呼声，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了解，国际社会对刚果自由邦的认知源于在刚果旅行者的新闻报道和批评文字。

利奥波德二世的“丰功伟绩”，是强迫劳动、酷刑、侮辱、身体毁伤和谋杀的共同结果，这也正是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记者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在1890年横穿刚果的旅行中看到的事情。正是他的所见所闻让整个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比利时人和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打着人道主义的名号犯下怎样的“反人道罪”，世人得以第一次了解了这场大屠杀。另外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如威廉·亨利·谢博德（William Henry Sheppard）,在反对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统治的人权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向世界展示了刚果人民在国王及其代理人（笔者倾向于认为代理人实际上就是国王本人意志的延伸，其所作所为都是出自国王授意，国王是这一罪行的第一和最根本的负责人）手下所遭受的苦难，他的报道和英国领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的叙述，催生了20世纪第一个重要组织——刚果改革协会的成立。这个协会利用有限的资源，像人权观察等组织动员国际舆论反对世界各地违反人权的行为一样，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美国，这一协会的著名代表是文学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他撰写了讽刺小说《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其语言辛辣，以代人立言的写作手法揭露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血腥殖民统治，如如下两段：

“这些恶棍把一切和盘托出，一点也不隐瞒：我如何泪流满面地唱着福音诗，身上每根汗毛都虔诚地竖立起来，向各大国哀求；要他们将那富饶、辽阔、人口稠密的刚果自由国托给我管，使我可以铲除那里的奴役制度，制止贩卖奴隶，将这个民族——两千五百万驯顺无辜的黑人全体——从黑暗引向光明，投进我们的上帝、我们慈爱的救主的怀抱，受到他的伟大学说的启发，尝到我们的卓越的文明的果实，使我可以揩干他们的眼泪，给他们苦痛的心灵注人欢乐与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不再是毫无权利的被压迫者，而是我们的兄弟……。好吧，谁爱怎样就怎样骂吧；那些自以为最狡猾的家伙也上了我的当，单这一点我也就足以自豪了。真所谓把这些美国佬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海盗的旗帜?就算是吧，我同意。不管怎样，第一个承认它的就是美国佬!”

“天真的人们读到这样的东西，一定会惊惶不安，……想到我统治刚果二十年，刚果居民从两千五百万减少到一千五百万，他们一定感到可怕而浑身发抖。“这国王送了一千万条命，真是毫无心肝!”他们咕哝着说，并且加了一句：“真是创造了新纪录!”许多人甚至竭力使人相信：要是没有我这么干一下，刚果人口由于自然增长，现在会有三千万；这就是说，还有五百万条没有出生的人命也要我负良心上的责任。关于这，他们还提起了杀鸡取金蛋的那个童话。我就是这样成了新纪录创造者的!……”

但是，也有人将刚果改革协会仅仅描述为一个激进的运动，如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认为它超越了当今人权组织的关切，用结果来谈论原因。他们要求改革，减少暴行，但是并非清楚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比利时殖民者在刚果的暴行和与之相关的特殊殖民统治方式、利奥波德制度种种，而在于这一体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将整个殖民地民族的社会进程变成自己统治的附庸。此时在很多西方人眼里，殖民本身依然无可厚非，只要手段不要过于残暴就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所关注的是改革统治方式，而不是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因为他们本国大概也在其他国家经营着同样的殖民事业，很多大抵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在英国传教士、教会和各国报刊纷纷揭露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统治的真相之后，比利时才知情的国民也掀起了反对利奥波德二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舆论攻击下，1907年3月比利时议会决定接管刚果，但利奥波德二世仍然不肯放弃统治权。1908年8月，比利时议会以83票对54票通过由比利时无条件接管刚果的法案，这一法案得到列强的支持，最终刚果由所谓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财产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此处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此之前，刚果名义上属于国王个人所有，国王本人在此拥有独裁统治权和领地所有权，看似与比利时政府并无直接关系，但殖民地的大多数收入都用于比利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少部分用于殖民地资源的继续掠夺。意思就是殖民地虽然名义上属于利奥波德二世个人，但是却在为整个比利时服务。列强先前默许了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客观上导致了这一系列暴行的发生，此次支持比利时以国家名义收取刚果也绝不是悔过的表现，只是退而求其次，以抨击利奥波德二世的恶劣行为来掩饰本国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殖民掠夺。在西方殖民帝国眼中，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殖民是没有错误的。

刚果由归属于利奥波德二世转移到归属于比利时，其作为殖民地的事实也并未改变，刚果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斗争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作为殖民地，比属刚果继承了个利奥波德二世的遗产（利奥波德二世于1909年去世），继续对刚果进行政治压迫、政治剥削和文化压制。安斯蒂（Anstey）在《利奥波德国王的遗产》中描述了此时比属刚果的境遇：“比利时所继承的并不是一块单纯的殖民地，而是拥有特定结构的殖民地，这一结构的组成部分包括凋零的人口、被毁灭的传统农村社会、大面积的无主（未得到有效管理）土地、一整套不受任何限制的直接经济剥削体系和随之而来进一步的虐待和暴行。”

刚果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近海石油，但在漫长的矿业开采过程中，这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并没有用来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自利奥波德二世以来，刚果的一切可以被攫取的剩余价值都用来服务于比利时统治者和其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盟友和商业伙伴。所有的被殖民国家都希望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公共名义控制国家资源并将其用于人民的发展之需，因此发动民族和民主运动成为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普遍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果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往往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各地出现了很多教派，这些教派不仅反对官方的教会，反对那些穿教袍的殖民主义者，而且反对殖民当局和的殖民制度。这种宗教运动具有明显的反帝性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基班古运动”。

基班古运动兴起于1921年，领导人是西蒙·基班古，参与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基班古被他的信徒们尊为拯救非洲人的救世主，他创立了新的宗教正统和自己的教会并且宣布：“上天将降火把白人全部处死。”基班古提出了“刚果是刚果人的刚果”的政治口号，激励刚果人起来斗争，他有12名使徒，被称为“先知”，这12名使徒到各地去号召农民拒缴人头税，不要为垄断公司提供劳力和种植出口作物，并多次领导反对殖民主义的起义和群众运动。基班古运动遭到殖民者的镇压。殖民当局逮捕了基班古，将他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30年后死于狱中)。基班古主义者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秘密反抗活动。在基班古运动之后，比属刚果各地人民反殖民斗争不断发生，西北部乌班集河的起义从1931年一直持续到1932年春天，此时的比利时政府仍然未能及时停止或减轻对刚果人民的剥削。

历经漫长的斗争过程，比属刚果的工人阶级逐渐壮大，终于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势力。在比属刚果的工会运动要比其他地区更利于发展。刚果经济高度集中，大量工人集中在城市，由于人们普遍拥有了读写能力，产生了能够领悟工会组织价值的无产阶级。最后，刚果人广泛参与现代经济生活，扩大了社会空间，劳动力流动、工作环境变化和城市生活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产生了国家认同感，他们得以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殖民统治，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自主权，经济权利和自然资源也就不能由自己掌握。各个党派中起领导作用的全国性政党是“刚果民族运动党”。它成立于1958年9月，其领导人是帕特利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2月，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卢蒙巴在阿克拉举行的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明确宣布：“我们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刚果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赢得独立。”

1959年1月4日，利奥波德维尔数千群众举行集会，庆祝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的成就.集会群众提出了民族独立的要求，殖民当局派来军警包围会场，开枪镇压，几百人被杀害，更多的人受伤.政府开始大逮捕，并查封刊物，宣布戒严，利奥波德维尔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但是，这一切都未能吓倒比属刚果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焰火，已经燃遍各地.马塔迪、斯坦利维尔、伊丽莎白维尔等城市和一些农村都爆发了武装起义。1959年1月13日，比利时政府发表一项声明，允许在比属刚果建立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取消种族歧视，甚至还表示打算使比属刚果成为一个“能够行使主权和决定自己的独立的民主同家”。然而，声明中根本没有提比属刚果独立的日期和实现独立的具体步骤。

此时，国际社会对刚果反殖民斗争的声援声势大涨，中国于1959年1月25日之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活动支持刚果人民.郭起寿发表《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尖锐指出比利时殖民者的承诺不过是缓兵之计，其发表声明之后依然逮捕民众的行为体现其声明的欺骗实质，并在文中指出“美国为了保持在刚果铀矿的利益,需要借比利时之手镇压刚果的民族运动。美官方之所以不公开出面支持比利时,是为了便于插足刚果,有利于今后在刚果的民族主义分子中,散布对美国的幻想。”《前线》杂志也在1960年刊登冯之丹题为《反帝斗争的大好形势》一文，该文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和放下屠刀，并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坚决斗争才有出路。《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陈竹珊带有强烈时代特色、题为《帝国主义者必须从刚果滚出去！》的文章，指出刚果人民的斗争鼓舞了非洲各国人民，加快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也让美国在非洲建立新殖民体系的阴谋受到巨大打击。

以上中国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体现了此时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后长期怀有的对殖民者的痛恨（毕竟中国也曾经被比利时殖民，虽然时间短，但毕竟存在过）。刚果人民沿着中国曾经走过的路线，坚持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最终让比利时殖民体系走向崩溃。1960年6月30日，比利时政府决定给予刚果完全和无条件的独立，其殖民体系至此完全崩溃。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刚果殖民中，比利时国王和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来构造一个能导致建立和健全平民社会和合法管理的框架，刚果仅仅作为比利时的金库存在着，而且从金库提取利润的过程可以说是残暴血腥的。在刚果仍然是一个部落国家时，因部落界线的分割和彼此之间交流不畅，一直难以形成对殖民者的有力抵抗。而随着殖民的深入和交通的发展，部落之间、国家内部联系渐趋密切，彼此共同的反抗心理促使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众多部落因此更加团结。刚果终于成为一个渴望民族团结、国家独立的整体，掀起了一次次争取国家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运动，沉重打击了比利时的殖民分子。同时在国际舆论施压下，比利时的殖民活动最终被迫终止，曾经煊赫的殖民帝国最终成为历史。刚果自由邦，这个名为自由的殖民地，也最终获得了它所需要的自由。

五、代结语：文明的冲突和殖民话语建构

殖民主义首先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但这种侵略同时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也就是将殖民者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渗透到被殖民地人民脑海里，使其完全服从殖民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殖民主义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迫使所有殖民地采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如前文所述，欧洲人的“文明使命”、“推进文明化”、“给予非洲人民人道主义帮助和关怀”等旗帜和口号都是掩盖自身真实目的的幌子，本质都是为了侵略，但这种侵略在“不自觉”中也推动了殖民地的现代化发展。有学者评价道：“现代殖民主义本身就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矛盾，如同实践证明了的那样，它充满了悖论，不能简单地以善恶的标准来给它一个结语。”马克思曾指出殖民统治一方面负有“破坏性使命”，即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带来结构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带有“建设性”使命，即在殖民地发展新的生产力，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他高度评价西方资产阶级的海外扩张，认为其“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

但笔者认为，殖民统治对于殖民地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有限，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始终坚持西方文明至上和殖民地民族没有文化、缺乏自治能力的观念，将种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其本国国民享受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而被殖民地人民却被他们奴役、支配甚至杀害。西方国家破坏了殖民地人民旧的世界，却并未建设好一个新的世界，留下的是沉重的代价，因此在道德上如何谴责殖民者都不过分。以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来看，利奥波德二世的残暴统治让刚果损失了一千万人口，他也被称为“殖民主义之王”，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商人的投机性。值得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初期，非洲人认同意识本身性质发生了急剧转变：在殖民主义时代前期，非洲人的认同主要依据语言和宗教的同一，而不是地域和种族观念；然而随着殖民运动的深入，非洲各地区之间的地理分割逐渐被打破，不同地区的人民彼此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终于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非洲人认同意识，也正是殖民主义构建了让非洲人之间加强沟通和合作的框架。虽然这种殖民最终促使刚果人民团结在一起争取独立，客观促进了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和独立。但是整体来言，其殖民的“建设性”使命远远没有完成，而“破坏性”的使命则流毒不尽。

至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笔者偏向于将其理解为现代化与传统社会的冲突，现代化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等等，它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扩张的产物。而西方抓住了这一先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和改变环境的能力，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就此拉开。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先进科技。农业模式及其相关社会结构更依赖于自然环境，由此造成了文化、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形式的明显差异。西方习惯于将自己的利益视为“世界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以便维持自身主导地位，但非西方人仍然会清晰的看出西方所倡导的原则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的普世主义在非西方人眼里更偏向于伪善的、双重标准的帝国主义，这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其实是西方一直以来倡导的平等博爱独立自由原则和其对待西方以外国家的恶劣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人的承诺产生了不信任和警惕心理。加上非西方国家人民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压迫，再联想到西方人发动扩张时理由的冠冕堂皇和所谓的正义，不得不让东西方文明芥蒂加深，这便是文明的冲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