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和一个越狱犯，在这部“够爷们儿”的小说里共享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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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壮
本文刊载于20180522《北京青年报》B3
一
《借命而生》是一个有关失败的故事。此类主题的文学作品历来很多，然而，写失败之于庸碌者多，写失败之于英雄者少；写失败之为绝望者多，写失败之为希望者少；由光明而入黑暗的失败者多，由黑暗而知光明的失败者少。石一枫走的是人迹罕至的那条路，借用《圣经》的典故，他进的是窄门。这部写透了英雄末路、硬汉穷途的小说，让我一次次地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结尾，当杜湘东背负着许文革的沉重肉身栽倒在地，我们仿佛看到了桑提亚哥破船边绑缚的那副徒劳且过分巨大的鱼骨；而北京夜空中绽放的奥运焰火，与老人梦中的狮子之间，显然也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同构性——当然，前者在时代意指的层面上，显然更具体也更复杂。
有趣的是，《老人与海》里有极其经典的一句话：“人生来不是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毁灭他，但你打不败他。”《借命而生》的封底上（以及小说的最后一段中）则分明写着：“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一个人可不可以被打败？当然可以。我们在现实中浸得越深越透，也就越容易失去海明威式嘴硬的底气：杜湘东和许文革们不但败得相当彻底，而且败得极尽真实，他们的故事完全可以甚至的确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改换方式不断重演。但在此基础之上，《借命而生》的故事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纵使理想可以被辜负、命运可以被玩弄、心有大志的青工可以沦落成东躲西藏的逃犯、一腔热血的警察可以衰颓成醉眼迷离的“老油条”……人的生命中却总还有一些东西，连最彻底的失败都无法剥夺掉它、消解掉它。许文革不顾一切想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在新的时代里出人头地），杜湘东则一心要做完年轻时没做完的那件事（把逃掉的罪犯抓回来），从年轻一直到衰老、从1989年一直到2008年、从第1页一直到第265页。
倘若剥去所有故事情节，《借命而生》其实写的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一种内心的偏执；这种偏执使人蒙受苦痛，但也因此使生命得以在苦痛中保全最后的、存在主义式的尊严。因为，一个人丧失掉的东西越多，那最核心、最不可剥夺、唯一而绝对的部分也就会被看得越分明；就像面对着输光了底裤的男人，我们分明看到他正无可辩驳地傲然挺立着——在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穷得没裤子穿、落魄到一丝不挂的乞丐，但从更精神化、更隐喻化的角度看去，他同样可以是大卫，可以是亚当，可以是罗丹《地狱之门》雕塑最高处端坐的那位思想者。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是鲁迅《野草·题辞》里的话，我想也同样适合拿来阐释《借命而生》这部小说。这是一个从死亡反证存活的故事，一个借朽腐对抗空虚的故事，一个通过投身失败来对失败证伪的故事，它弥漫着大悲凉，也深藏着大欢喜。
二
杜湘东和许文革的失败，不仅体现在世俗因果的逻辑上。更内在的失败是：他们的生命时间瘫痪了。
小说第一句是：“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这是一句平淡无奇、甚至乍一看颇有些笨拙的话。然而，读罢全篇再回头来看，这个句子却是一开篇便悄无声息地暗示了整部小说的核心动力模式：原本，杜湘东的强烈愿望在于“调动”、也就是“变”，他试图离开这偏远冷清的看守所，去真正能够发挥自己本领的岗位上谋一个辉煌前程。如果这种“调动”付诸实践，那么杜湘东无疑将开启另一种生命时间——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世俗生活空间及个体命运可能性无限开阔的1990年代，这种新的个体生命时间很可能同样将是急速切换、飞奔向前的。然而，当那两位不同寻常的犯人被押进看守所，杜湘东的人生剧本发生了逆转。因为杜湘东自己的疏忽，盗窃犯许文革与姚斌彬越狱逃走，其中许文革始终未能被重新缉拿归案。此事成为他一生的心结。于是，渴望调走的杜湘东留了下来，他把自己的余生耗在这里、耗在对许文革的无结果的追查之上，直到自己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慢慢变成这看守所缓慢新陈代谢的一部分：“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
从“小杜”到另一个“老吴”，时光固然在杜湘东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时间这种缓慢而无情的流淌出现在他的身上，并非是要显示“变”的规律，反而是要让“不变”显得更为触目惊心：多少年过去了，曾经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对杜湘东来说，他的生命时间依然停留在许文革越狱逃走的那一天，追出监狱大门的那个年轻狱警，直到二十年后都没有真正推门回来。
杜湘东的生命被牵绊在不可解脱的停滞之中。相类似的，在故事的另一端，许文革历尽世事之后，最终也同样跌跌撞撞绕回了原点：他重新成为了小看守所的犯人，其后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最终溃败的原因亦在于不愿变通（他一切努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并守护姚斌彬最初的愿望，也即实体的、可运转和生产的工厂）。就这一对人物而言，起点与终点之间明明隔着二十年漫长的时光，却又总是阴差阳错地重合在一起，人物的内部时间不是静止不动便是兜转回原地。他们在一件件似乎不会有结局的事情上，将自己封闭为坚硬沉默的活化石、钉成了旧日生命的标本，一钉便是二十年。
三
对比之下，《借命而生》里的现实历史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世界景观，却一直在飞速地流转变化。杜湘东最初来到看守所时，北京是这样的：“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玉米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玉米地边缘的山底下”。如此荒凉的环境，似乎是配不上高材生杜湘东和象征“政府”的看守所的。然而当小说来到结尾，这间看守所却变成了时代后腿上的累赘物，它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片繁华靓丽的闹市区。甚至连河道都被治理成了景点，杜湘东生命中那道绊住了时间的“坎儿”，早已被时代的巨掌如灰尘般轻轻拍掉了：“逝者如斯，仿佛没人记得河床还有干涸的时候，更难记得在那河床里，曾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在物质景观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完全来源于现实的时代节点事件：许文革入狱时正值80年代那场著名的“严打”运动；逃脱后的他则赶上了市场经济兴起阶段的黄金时期并摇身变成了成功商人；而到小说结尾，一警一犯在各自的穷途中达成某种暧昧莫名的和解，时间恰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那晚——世界一直在变，并且还会继续变下去。
不要以为这一切仅仅是外在的装饰性景观。《借命而生》里，每一次情节的转折、每一次人物处境的改变，都实实在在地根源于那风云变幻的现实时代。巨大的时间跨度、众多的线索和人物，一方面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使这部作品具有某种微型史诗的色彩；另一方面也为小说情节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性，极为有效地参与塑造了杜湘东和许文革（以及姚斌彬）这一组分处于故事天平两端的悲剧性人物。进而，这种个体时间的崩坏，恰恰凝固住了一个时代脱缰狂奔的历史侧影，正如岳雯在《“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尽头中”——读石一枫<借命而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共享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底色……让我们沿着我们的来路，探寻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的历史投影。”
这是《借命而生》视野宏大的一面，它显示出写作者的某种雄心甚至野心。这个故事从不同层面的“失败”写起，最终写出了时代的起伏、个体的命运，写出了千斤重担下不被碾碎的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你是个好人”如同是提示里程的路标），写出了艰难时世里的执着与血性。因此，这是一部足够大也足够硬的小说，倘若借来石一枫式的“京腔”，我们不妨说这是一部足够“爷们儿”的小说。这当然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定义，事实上这一切与作者乃至小说人物的性别并无直接关联——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已见识过太多花枝招展、顾影自怜的“文学伪娘”。在这个精神缺钙的世界上，石一枫式的宏阔和硬朗有理由获得更多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