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会后悔进化史吗――读王东岳《知鱼之乐》

01

最近通读了王东岳老师的哲学随笔集《知鱼之乐》。 身为自由学者的王东岳是近年来哲学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一个新的万物演化规律“递弱代偿”。乍一听，还挺费解。其实，一解释的话到也不难，只是此原理争议甚大，王老先生大有“剑走偏锋”“语不惊人”之气概。 概括来讲，王东岳认为，愈原始愈简单的物类其存在度愈高，愈后衍愈复杂的物类其存在度愈低，并且存在度呈一个递减趋势。在他的另一篇哲学专著《物演通论》里，他对“递弱代偿”原理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认为，自有生物以来，随着生物属性或者能动性的提高（代偿度升高），生物的可生存性倾向就逐步接近于零。 通俗来讲，自有生物以来，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灵，在时间轴上的存在是越来越短的，这是因为生物的存在能力或者说是对于自然外界的适应能力是递减的。他举例说明，原始的低等生物比如海绵、水母和鱼类，时常处于悠然麻木的无聊情境中，于是他们衍化数亿年而迄今不衰；进化到脊椎动物乃至哺乳动物阶段，尽管他们的智商大幅提高，但是绝灭速度却是在骤然加快，就像恐龙这样盛极一时的霸主也难逃被生物界淘汰的命运。 这其实就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一种新解，王东岳认为，随着物种的进化，生物自身的稳态是越来越低的，更容易受到自然的威胁与侵害，也就是说，就物种自身的生存属性来讲，生物的进化是越进化越弱的。 那生物的各种技能进化如何解释？王东岳提出一个“代偿”的概念——随着存在度的递减，后衍物种为了保证自身能够稳定衍存，就会相应地增加和发展自己续存的能力及结构属性，这种现象就是“代偿”。他认为，生物的各种生存技能的提升实际上是对于自身生存属性降低的一种代偿，是物种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的开发出的借力。以人类来讲，我们发展了自然科技，我们有了社会分工，但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能力却远远不及历史上的各物种，我们不能像鸟类一样在空中翱翔，不能像鱼儿一样在水中呼吸，我们还要与各种疾病相抗争，我们有了疫苗，有了视力听力的各种辅助工具……所以，就人类自身来讲，我们是递弱的。 “递弱代偿”原理之所以在社会学界引起广泛争议，还在于王东岳将此自然学上的判断引申至社会学各领域，在《知鱼之乐》中，他对“智慧”“进步”“辩证哲学”“科学”“真善美”都表达出“颇有微词”的戏谑之语。 比如在开篇第一节《有为与无为》中，他对我们传统概念中的“有为”也即主观能动性这么评价：“有为无非是为了达成存在或者维持存在，倘若无为更见成效，有为岂非多此一举？”，颇有老庄“无为而治”的味道； 在第四节《平庸者伟岸》里面，他赞赏庸人的存在理念，意旨创新者常败，遗传守旧在维系存续，庸人们不肯创新，是他们慧眼独具，大智大德； 在第十节《哥白尼与内耳前庭》中，他不甚赞同智能飞跃与科技进步，将哥白尼对于自然真理的追逐比喻为“猴子搬苞谷”，边捡边弃，徒劳无功； 在第十二节《庄周梦蝶与笛卡尔的疑虑》中，他质疑理性知识，他说“我们凭什么认定，理性知识必然就是感觉误差的纠偏而不是失真的顺延？” 在第十五节《善的缺憾与辉煌》中，他说“善一开始就抱有一个不善的动机，善恶因此注定要归于一体”…… 窃认为，且不论作者的立场和论点能否立得住，就其涉及的这诸多领域中的辩证思维，实值得人加以借鉴、思索。当然，石主也有很多期待与东岳老师及诸君探讨的地方：在“递弱代偿”的基本面上，作者多少有些反智主义的倾向，说到人来的未来与生存问题，我们掌握的科技与技能难道不是加分项？愚认为，对后天技术的运用也是一种能力，作者如果把观点降低一个层次，可能更会被理解，比如说，科学技术与工艺的运用让人类自身某方面能力退化，建议个体不要过分依赖外在条件，这就很好。对于作者关于“社会分工”质疑，窃认为，人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存在，来应对可能存在的危机，专业精研与协作共存是必须而且必要的，应正视人类区别于其他单细胞无机物的能动作用和社会意识。诸如此类，尚有很多论点存有疑虑。 尽管，王东岳抛出的“递弱代偿”原理遭到广泛争议，但，不可否认，《知鱼之乐》书中诸多的小故事，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很有辩证思维，很有启发意义，闪烁着智慧光芒。 比如，作者在阐述逻辑与事实的关系时，让我第一次发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相汇相通之处。作者将维特根斯坦逻辑学时讲到“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讲到“逻辑”与“事实”的关系。本人认为，这其实就与中国宋代程朱理学的观念是相互照应的，西方的“逻辑”就是中国理学派的“理”。程颐、朱熹认为，如果有一物，就必有一理，理为形而上，物为形而下。虽然理学的根本宗旨在与教诲人们尊天理、守正道，宜加以批判。但唯心之挂念不失为强化自身修养的一种思维方式。 再比如，作者在阐述文明发展的背后规律时，提到，不圆满和不稳定是进一步分化前衍的先决条件。他以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明为例，作了阐述，分析该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上的动荡、摇摆和分化，最终推动资本主义形态的到来。这与我们常讲的“分久必合”也略有相通之处。反观中国数千年文明，也是在激荡的时代（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民国）容易出现思想的萌发与文明的迸发，继而隐性地推动后续的帝国奠基与建设，推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恰似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对立统一规律，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规律。 而我认为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启示，是人类要有充分的危机感，以一个物种的概念来应对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各种危难，长存敬天保命之心，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强化我们的存在意识，切勿盲目自大，坐井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