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华丽无关的追捕：时代、青春与梦想
文/宝木笑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博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
三十一年前的一九八七年，由海岩创作、林汝执导、胡亚捷、宋春丽、申军谊等主演的电视剧《便衣警察》上映，刘欢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唱遍大街小巷。小时候，我们学习成语，只知道“沧海桑田”、“沧桑巨变”这些词儿就是形容变化非常大的。然而，只有经过少时青葱和青年无畏之后，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再回首，才发现古人确实会造词，仅仅三十年，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我们而言，上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也许仅仅意味着我们的幼年、童年或者少年，但对我们的父辈来说，那二十年是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是他们早已不再的青春芳华。相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上一代人的经历也许要相对复杂，甚至跌宕起伏，因为那二十年正是时代巨变的二十年，宏大叙事中的改革与个人命运里的转向紧紧贴合在了一起，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承受着双重的冲击。
这种冲击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呆板而苍白的，比如改革开放前的世界观、价值观被整个时代的迅速变迁所撕裂，外部世界的变化实在太快了等等。所以，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也许正是摆脱这种呆板和苍白的一次有益尝试，这本小说从上世纪的1988年写起，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2008年，二十年的沧桑巨变被巧妙揉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追捕当中，让文本自身的人物和故事仿佛变成了一段我们有些熟悉又有些印象模糊的时光油画，画卷上的色彩斑斓也许只有我们的父辈会更解其中的滋味吧。不管是父辈们至今仍会津津乐道的高仓健的同名电影，还是近年廖凡封帝之作《白日焰火》，“追捕”似乎应该都是一种华丽的悬疑跌宕和扣人心弦。然而，《借命而生》却仿佛有意无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北京郊县第二看守所狱警杜湘东负责的原北京第六机械厂的两个犯人越狱了，一个现场抢手枪的姚斌彬被杜湘东抓住了，后来判了死刑，另一个许文革却一逃就是二十年，杜湘东与这个许文革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警察抓逃犯”的故事。
之所以说这场追捕与华丽无关，是因为《借命而生》将这场追捕揉碎在了那二十年的“沧海桑田”之中，追捕本身反而被弱化了本身的字面概念，更成为某种升华后的象征。这种升华和象征变成了一种“念想”，自从杜湘东手中跑掉了囚犯，他整个人变得“魔怔”起来，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劝他，无非就是两个字“放下”。然而，杜湘东却像钻了牛角尖，就是放不下，在那“沧海横流”的二十年中，时代在巨变，周围的人也在巨变，杜湘东就像波涛中的一叶扁舟左摇右晃，却犟着要朝一个方向去，那就是把许文革抓回来。小说以警校高材生杜湘东开篇，杜湘东因为被组织做了很多工作，“屈才”来到了看守所做了狱警，一心想着如《便衣警察》一般做一名优秀帅气的刑警的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从郊县调回北京城，完成自己的刑警梦。许文革的越狱逃跑让杜湘东的“前程”蒙上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让一心一意要做一名“好警察”的杜湘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兢兢业业工作的自己身上。杜湘东在这一点上仿佛《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那升华后的象征就变成了“我只想讨个说法”，对杜湘东而言，“这个说法”就是给自己的人生信条一个交代。
这场追捕本身的故事线是相对清晰的：许文革和姚斌彬情同手足，姚斌彬和许文革策划了越狱，两个人朝着两个方向逃，姚斌彬为了让许文革有更大的机会跑掉，自己抢了枪，果然警察先追抢了枪的姚斌彬，许文革成功逃脱。事情发生之后的第六年，因为一直去照顾姚斌彬身体不好的单身母亲，杜湘东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许文革在大同用别人的名字在给老人寄钱，于是只身赶赴大同矿区追捕许文革。在矿区，杜湘东却又遇上了矿难，许文革在救了矿友之后逃脱，那是杜湘东与许文革最近距离的一次交锋，显然许文革在各方面都是一名更加优秀的“逃犯”。这个故事的后期，是带着逆转味道的推进，许文革隐姓埋名在南方经商成功后，却来杜湘东的看守所自首洗白。当年越狱的罪让姚斌彬被枪毙，然而时过境迁，新世纪的刑法早已改变，许文革最终只判了三年，而且因为哮喘严重一年后就保外就医。尾声中的杜湘东近乎“无赖”般盯梢许文革，一场年轻时杜湘东以为的“华丽”追捕最终却拖拉成了一部个人和时代的大电影。
然而，这正是《借命而生》的精华所在，这本小说其实胜在追捕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石一枫的写作意图也不在追捕本身。这位1979年出生的北京土著，199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之前的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以及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都是烟火气特别浓郁的京味儿小说。就像石一枫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所说：“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都没兴趣了，那有可能是失职”，他坚定地认为写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真实状态，写很烟火气的小说“不是一个能力，而是一种兴趣和意愿。我觉得是从事文学工作、从事写作的需要，我一直在观察，而且是特意要做的，去观察生活。比如我们编辑部上班基本都不聊文学内部问题，那个早都解决了不需要聊，木匠不会用锉子，就别干这行了。聊的还是生活变化、社会变化这些问题。”是的，《借命而生》说的是在姚斌彬母亲拉扯下长大的孤儿许文革，最终却相当于借了姚斌彬的一条命，他用这条命咬牙在命运的挤压下活出了一个人样子，而这个人物蜕变的过程却与整个时代的变革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而这种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结合，一定夹杂着浓浓的岁月情怀，每个人都不是长生不老的，也都不是AI机器人，每个人的青春都会逝去，梦想也不会像程序一样永远不走样。所以，在《借命而生》中我们遇见了一种混合体，那是时代的沧桑巨变、青春的怅然逝去和当年梦想的一声叹息的混合体。许文革和姚斌彬入狱的罪名很有“时代特色”，六机厂给领导弄了台进口原装的皇冠，这两个小伙子之前就喜欢摆弄机械，还靠接私活给姚斌彬的母亲挣医药费，两个人本意是将皇冠的发动机拆下来研究原理，却被现场抓住扭送公安机关。而杜湘东这条线更是小说反映时代的主平台，他见证了妻子刘芬芳工作的食品厂最终关门，刘芬芳只能买断工龄下岗；他见证了当年身穿八三式警服毕业的自己，身穿八九式警服郁闷纠结的自己，又见证了更多从警校正经八百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分配过来的年轻人，他们穿着与国际接轨的九九式警服，“像当年的他一样身材挺拔，面露英气”；他也见证了北京的巨变，曾经被妻子嫌弃一辈子的“京郊乡下”划成了开发区，原本在所里混了一辈子的搭档酒鬼老吴，退休时反而扬眉吐气，因为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个采摘园，离开的前夕老吴对那些嘲弄过、鄙夷过他的同事宣布：“我他妈跟你们才不是一个阶级呐”……
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研究伤痕文学研究了三十年，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传颂文坛后，围绕“文革”或更早的“十七年”时期人们的时代与青春的伤痕文学，就成为大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大前年张艺谋的《归来》也可划入其范畴。然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对“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的书写和讨论已然很多，而对伤痕文学之后的80、90年代的书写和讨论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够深入，甚至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直接剪切到《小时代》。也就是说，《借命而生》所描述的85后至新世纪这段时间的时代和青春在中国文坛和文学理论界是相对薄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石一枫的这本小说给了我们某种启发，或者说提醒着我们，当下的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空间可以去讲述父辈的“青春之歌”。
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说：“集体记忆包括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在伤痕文学中，几乎都有一个“第一见证人”的影子，如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卢新华《伤痕》中的女知青晓华、王蒙《夜的眼》中的“我”、张弦《记忆》中的放映员等，这些见证人在小说中担任着为读者讲述“十七年”和“文革”那段时代历史的角色，同时也见证着自己青春的渐行渐远。事实上，《借命而生》中的杜湘东也在扮演着这种见证人的角色，甚至可以将石一枫的这种尝试和努力看作是伤痕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即将伤痕文学的文本时间从“文革”拨至80、90年代。
《借命而生》这种“新伤痕”的文学指向当然有着自身的特质，80、90年代的时代与青春是和“文革”及更早时候不同的。总体看来，一方面其在“苦难”方面是弱化的，然而另一方面却加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成分，情感层次是极为丰富的。“伤痕文学”在这方面主要突出的就是时代给青春带来的痛苦，“痛”是那个阶段恒久不变的主题，而从《借命而生》看来，杜湘东作为见证人的那段青春回忆，虽然也有“痛”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是某种无可奈何与自嘲混搭的怅然若失，更进一步说，大致可以用“殇”来形容。“伤痕文学”的“痛”夹杂着个体被国家机器碾压和历史洪流席卷的生离死别，而“新伤痕文学”的这种“殇”则关注的是青春散场和当年梦想的似有似无。内心激荡着“少年壮志不言愁”的刑警梦的杜湘东最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他成了当年自己鄙夷的老吴那样的酒鬼：
“杜湘东坐在小马扎上发呆，浑身洋溢着一股酒气，现在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班磨洋工，还把老吴的爱好继承了下来，窗台上的半瓶白酒永远不见底，隔一会儿就滋溜一口，所以到了傍晚时分，人常常已经‘高’了”。
米兰・昆德拉说：“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这向来是我的雄心。而且这一雄心并非纯粹是艺术上的。一种轻浮的形式跟一个严肃主题的结合使我们个人的戏剧显得极无意义。”在《借命而生》中也充满着这种昆德拉式的“轻”与“重”的结合，石一枫谙熟京味儿小说的风格，总是将顽主一般戏谑的“轻”与时代、青春和梦想这样严肃的“重”勾兑糅合。杜湘东这样一位曾经英姿飒爽的正牌警校高材生的青春散场，在这种勾兑糅合中不但变得与“痛”无关，而且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所以我们看到进入新世纪后的杜湘东如此的人物白描：
“于是他不仅从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进而还变成了这样一副形象：骑一辆破烂自行车，后座上斜插着一根劣质鱼竿；如果离近了，能闻见他身上酒厂起槽的味儿更浓了，还能听见他的怀里有只蝈蝈正在吱吱乱叫，听那五音不全的调门儿，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装的杜湘东从宿舍出发，或者找河边清净的地方下杆儿，或者到山脚下给蝈蝈挖野菜，或者去为下岗女工刘芬芳（注：杜湘东爱人）的冷饮摊上货，总之难得到所里照个面。对于单位，他有一种很公平的态度：‘我不烦他们，他们丫的也别烦我’。”
这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一种轻浮的形式跟一个严肃主题的结合使我们个人的戏剧显得极无意义。”虽然杜湘东这个人物的谢幕显得调子有些低，但当一个一心要捍卫警察荣誉的热血青年，用二十年时光持续去做一件别人眼中“很轴”的事儿，当两袖清风从未想过个人牟利的热血青年，最终面对家人因他而生活困顿，甚至妻子因为跟他受穷将小病最终拖成了大病，当脑海中总是回荡着是非黑白的热血青年，最终看到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却存在着面积更大的灰色地带，而大多数人只能活在这样的灰色中时，杜湘东的“个人的戏剧”只有这样落幕也许才真正地符合普通人的客观实际，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神。
小说的最后充满着一种反讽式的温情。被杜湘东追捕了一辈子的许文革，将曾经成长、生活和工作过的六机厂买了下来，拯救了无数下岗的邻里乡亲。被杜湘东“瞄准”了二十年的许文革，却选择为“死对头”垫付其妻子天价的住院医药费。当新一轮时代的大潮席卷而来，资本运作取代白手起家，为了六机厂那片升值的地皮，在京城幕后更大势力的压力下，许文革终于败下阵来，被挤出了六机厂。跑了一辈子的许文革选择去自杀，却在自杀前将所有资产换成一个天文数字的存折留给杜湘东，仿佛杜湘东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亲人。而整日醉醺醺的杜湘东意识到许文革的自杀计划后，一下子迸发出1988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般青春状态，在追捕了许文革整整20年后，在北京奥运开幕的当晚，他像救亲人一样救下了自己的追捕对象。
当杜湘东和许文革虚脱般走到路边，人们正在围观着北京奥运开幕直播，“电视里放着烟火，苍穹布满光彩”。许文革也许想起了当年他和好兄弟姚斌彬偷着钻研机械和汽车发动机，那时他们的梦想就是：时代变了，他们那样年轻，一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地，所以要早做准备，让自己成为“有本事的人”。而杜湘东也许在念着当年初出茅庐的自己，那时的他青春正好，充满着“正能量”，每天警容整齐，工作一丝不苟，内心总是揣着一个荡气回肠的刑警梦。是的，反讽是破碎青春留给时代的暗刺，而温情是逝去梦想献给青春的祭礼，石一枫在小说中有一句话写的特别好，如果用来描述关于时代、青春和梦想的这种消解也许很合适：“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爱的代价》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