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王朝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完美的僵化”阶段，上有皇权，下有各种势力，布衣出身的张居正，何以能推进改革？
世人皆知“一条鞭法”，其实“一条鞭法”只是明王朝积弊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它看上去只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但在农业时代中国，财税就是根子上的政治，没有配套的全面政治改革，不可能完成。
拉长历史，汉武帝、朱元璋、雍正也有成功改革，但领袖全部是皇帝本人，有说一不二的政治权威。非皇帝主导的改革，王安石失败，李鸿章失败，康有为失败，唯一可比张居正的是商鞅、李斯，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李斯有秦始皇支持。况且，宋明时期，中国社会的底部结构跟战国末期大不相同。
张居正是王朝历史上的一朵奇葩。重温张居正，当然不是指向故纸堆，张居正过于牛逼，过于传奇，以至于他的逆天打通关事迹会给人一种感觉——从来都是乱成一锅粥的王朝中国，那团乱麻似乎也是有可能解开的，只是解开的时间可能直接跟强悍人物的寿命有关。前人论及张居正，常见的感慨就是，先生真厉害，先生死得太早，先生再干个二十年，大明朝就不会那么快亡了吧。
历史，论来论去，论的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现实呢，难道不也是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么？
在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间，所谓的“万历－张居正大改革”，张居正到底干了什么，居然能够凭一己之力，让大明朝起死回生？
所谓张居正当国，概括说，差不多就是七件事：1、整饬吏治、调整人事；2、丈量土地、一条鞭法；3、巩固边防、肃清倭寇；4、整顿司法、违法必究；5、整顿驿运、加强耳目；6、兴修水利、保证漕运；7、统一舆论、禁止讲学。
如上所说，张居正改革决不是只在某一领域，一定是全面的政治推进。从人事到财税，从军政到司法，从吏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推进，最终才能相互配合、蔚为大观。
简要分析。第一条是张先生改革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制订考成法（公务员绩效考核），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政敌，从上到下用自己的人；第二条、第六条，前者是要改革财税积弊，培育税基，后者是保证税基丰沛之后收得上来；第三条是根治外患，保证军政稳定；第五条是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保证中央政令高效抵达地方；第四条，是改革的司法保证，如同商鞅南门立木，树立改革权威；第七条，通过言论控制，堵住浮言妄议，屏蔽改革的干扰声音。
这七条，关注当下中国的人会不会有熟悉感？不独眼前，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中兴或多或少都有万历改革的影子，而“治乱”的强力人物，也或多或少都有张居正的影子。改革的指向无非是三条，第一，加强中央集权，振纪纲，第二，壮大生产力，振国力，第三，改善生产关系，消除不平等。再简单一点，就是抓政治，抓经济，抓人心。
在所有措施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条，一是第四条，整顿司法，一是第七条，统一舆论。
张居正当国之前，明朝的法治情况是“法驰刑涣、滥用苛酷”，张居正倡导“法一律恒、有法必依”，“治乱国、用重典”。他重修《大明律》，厉行法治，一方面通过一些重大官绅集团的严厉处理控制法律不彰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对官僚集团推行严厉的考成法（公务员法），并且严格控制锦衣卫和东厂滥施酷刑。总之，张居正的整顿司法严格按照法家理论进行，在他掌权期间，基本做到了明刑执法，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井然稳定。
张居正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查封舆论、文化专制。明朝是讲学风气最重的王朝，尤其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包括很多朝廷要员，都崇尚讲学。书院繁荣对于学术传播固然是好事，但是很多人或利用书院和讲学议论朝政、干预政治，或利用门生子弟形成政治势力，门户援引，勾心角逐。张居正反对不切实际的清谈浮论，在他执政期间，不仅禁毁查封全国书院，还间接逼死了几个当时热衷讲学的“狂生”，以儆效尤。
张居正说：“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纪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定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在张居正看来，厉行法治和统一舆论都是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事功。实际上，张居正的七大措施没有一个是随便拍脑袋的，背后有张居正的系统思考，当然，还有张居正的法家前辈们的思想幽灵。
毫无疑问，张居正是公认的法家，而且是理论和实践同时兼备的法家集大成。诚实地说，在王朝中国的制度约束之下，真正推动过改革无论只是有个开头还是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多数是法家。秦晖先生认为中国王朝从来都是“儒表法里”，他认为，正是这种儒表法里的结构导致中国始终无法进步。
但在张居正这里，问题稍稍有些复杂，张居正具有几乎所有法家的特征，治道不法古的务实思想，崇尚事功的功利主义，势术法、“王道”“霸道”都能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张居正骨子里又有顽固的儒家部分，他对皇权的忠诚，对国计民生的热忱关心，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劳苦，都是公认的，后代儒生对他普遍给予很高评价。在私德方面，张先生虽然有些小问题，但总体来说，以他权势之高，已是非常收敛。总之，张居正一生是比较接近儒家理想人格的。
上面说过，张居正是王朝中国的一朵奇葩。传统中国，拥有儒家理想者未必有法家的手段，拥有法家能力者未必有儒家之德行，更何况还有大量伪儒家，伪法家，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儒家、法家好处都要，要承担的使命却弃之如敝履。
所以，万历中兴真是如同明朝亡国前的回光返照。人们总是想，如果张先生多活几年，明朝说不定会怎样怎样，却不会有人想，其实张居正的出现已经是大明的祖坟冒烟了。张居正确实天赋异禀，可是张居正最终成就事业其实是多方面偶然造成的，概率相当低，更何况，一旦张先生驾鹤西游，所有改革大业就将付之一炬，甚至他本人也未逃过史上所有法家改革家不能善终的共同命运——从小由他精心培育辅佐的万历白眼狼差点就把他给鞭尸了。
中国八十年代政论兴盛时常用“穿越历史三峡”说法（好像源自唐德刚）。长江流到重庆奉节，地势陡峭，险滩无数，近四百里万峰阻拦，是为著名的三峡。当长江用尽全力，穿过三峡，江面就豁然开朗，自此一路坦途，奔流到海。
张居正故乡，湖北荆州，正是长江冲破三峡后的第一站。长江到荆州后，由奇崛瑰丽变为广阔宏大。1525年，张居正在江陵（荆州古称）出生时，长江就在他家一公里之外惊涛拍岸。
张居正或许曾经以为他会如冲出三峡的巨龙，但他最终没有改变明朝的命运。以他所处时代和他的识见局限，其实并不奇怪。史家也多次论述过。但如果时间拉回到当下，我总觉得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律可能会发生新的作用。千年王朝史上，如何黑暗轮回，概率如何低，都能出一个张居正，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理论储备绝不只有商鞅、韩非，中国改革之实践经验也不只有秦始皇、张太岳，今日中国当然更非从前之中国。
注：九年前曾读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去年读韦庆远先生《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朱先生的书名气远播，不必赘述，在此专门推荐韦庆远先生的这本。韦先生是著名明史专家，2009年去世，这本书花费他毕生心血，去年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80万字，可谓皇皇巨著，我去年读完之后才发现，老先生居然是鄙校档案系扛鼎老教授，可惜在校时未曾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