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里《狂人日记》对比阅读

鲁迅翻译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后，备受启发，于是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两篇文章同样通过一个“狂人”的视角去批判揭露其所处的社会黑暗的一面，有人指责鲁迅先生的《狂》系抄袭之作。本文便来探讨一下两者的异同，下列观点均是凭笔者个人阅读体验所得，未曾援引文献。若有不足之处，请多担待。

（一）

鲁迅的《狂人日记》开篇就以许多细节光明正大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罹患“被害妄想症”的狂人。狂人觉得村子里的人合谋要吃掉他，于是他试图去警醒大家吃人传统古已有之，但并不见得就是对的，他希望劝转大家改过自新，不要吃人。他走在街上，不仅跟人过不去，还跟狗过不去。“不然，那赵家的狗，为何看我两眼”，短短一句话，狂人之“狂”便跃然纸上。随后，狂人以自己的臆想，把妇女骂孩子的话理解为妇女要吃掉自己的孩子。继而想到自己也可能在被吃之列。这里从狂人的视角出发，以陌生化的手法让读者重新审视“咬你几口”这一句话，这种戏谑的视角错位有力揭示了狂人的“游离状态”。最后，狂人痊愈了，不“狂”了，他到某个地方候补去了。

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名为波普里希钦，连日期都分不清楚的他，看到俄国社会金钱万能的实质，希望快速拥有权力，满足自己迎娶司长小姐的愿望。他夺走两只狗的通信，通过狗的“转述”确定司长小姐的情感动态以及司长家对自己的印象。一天，他找到了一条获得权势的捷径：他自行宣布自己就是西班牙的国王。最后被政府列为反动分子进行监禁毒打，发出“这个世界没有我的生存的地方”的悲鸣。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狂人是被害妄想症，那么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便是权力迷恋者。两位作者都选择通过“狂人”之口去表达一种匡正、疗救社会的愿望，这种宏愿正是“狂”的体现。很遗憾，最后两位狂人的愿望都落空了。

（二）

我们在观影的时候总是在期待着出现自己预料中的结局，其实阅读小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两位作家笔下的狂人都试图当一位“启蒙者”，失败也是读者预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位作家的叙事模式。波普里希钦是性格始终如一的狂人，他到死前的一刻都在想为什么他不能有钱有权，为什么他不能获得司长小姐的爱，为什么这群人要用“毒打”来考验他这个国王。但鲁迅笔下的狂人不一样——他呼吁人们“悔改”，最后却被治愈，“赶到某县候补去了”。

鲁迅虽然赞同狂人的疗救行为，但对疗救结果却抱悲观态度。依照“原型”理论，《狂人日记》可以是“离家-探险-回家”童话的变奏，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最后被环境所治愈。狂人指责封建制度，他从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吃人”二字，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吁。当读者以为狂人要干一番大事情的时候、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时，他投入他所指责的封建文化的牢笼里，成为封建文化的拥护者。

这里涉及到“施害者”与“被害者”的问题。两位作家笔下的狂人都是受害者，鲁迅书写的狂人的结局让我有了以下疑问：受害者与被害者有明确的界限吗？受害者在某一条件的催化下，是否也会变成施害者？

鲁迅告诉我们，受害者会变成施害者。鲁迅在文末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希望——只有孩子还没受这封建的习气沾染，我们要“救救孩子”！但又把这个希望放入病人口中，到底这个希望是否有实现的前景？或许有，但鲁迅明显不对此报乐观态度。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此时中国已经经历过辛亥革命及袁世凯的复辟，所谓革命的年轻人内部也有倒退回封建时代的趋势。曾经鲁迅认为中国青年是民族未来之希望，但如今，他对这个想法有了保留。鲁迅写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大的变动、不平等的根源未除，那些在革命前是奴隶的人们一旦掌握了政权，便又把广大社会群众当作自己的奴隶来对待了。

波普里希钦因为生命不再，读者没有办法确认如果他掌权后，是否也会成为虚伪的“爱国者”？然而，果戈里写到波普里希钦想象曾经凌辱过他的人在自己有权势后，一改往日傲慢的嘴脸，像哈巴狗一样巴结自己。这和《阿Q正传》里，阿Q梦见自己成为官人在朝堂里审问赵老爷一家的情节很像。两位作家都没有让狂人拥有真正改变社会的力气和见地，最终狂人的事情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多件趣事中的一件。这是让人悲哀的。

（三）

如果光明始终缺席，那么书写这些悲剧的意义何在？作家对以笔为武器这件事也十分矛盾，明知乌托邦无法实现，是不是就选择堕落、苟活？人们一直认为，鲁迅身上有着拜伦式英雄的影子，叛逆、蔑视权威，纵然会遭遇失败，却不会妥协。正如不断把掉落的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日复一日的重复这毫无希望的行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能否把石头推上山顶，而在于西西弗敢于直面的虚无，保持着征服者的姿态。此时，西西弗超越了自己的命运。我想，两位作家纵然给了狂人悲剧的结局，但仍笔耕不辍地启蒙大众，便是西西弗精神的最好诠释。

2018.7.20补充：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提出了中国人有两类“自大”，一类是“个人的自大”、一类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独异的个人”大抵有“几分天才，几分狂气”。这些他们就像鲁迅先生在1907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歌颂的西方“精神界之战士”，以孤独的身份与社会上的陈腐庸俗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声音正是形成历史先觉的声音，推动“文化偏至”的钟摆（拜伦式英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便是鲁迅小说中“摩罗诗人”们第一个直接后代。狂人在小说的前台活动，另一个“独异的个人”——《药》中的烈士则始终被置于后台。这两篇小说结尾的反讽都表明了鲁迅先生对“启蒙”本身的怀疑。

如果说这两篇小说中的孤独者体现的是鲁迅所说的“个人的自大”，那么那些疏远孤独者并为孤独者所疏远的人们体现的就是“合群的自大”。这种“合群的自大”者，是精神麻木的“庸众”，更是“鉴赏"痛苦的看客。

鲁迅常将“独异的个人”和“庸众”并置，这两类人物形象也成为了鲁迅小说的原型形态之一。

注：

①“个人的自大”：

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②“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地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嗓，便可制胜。

③看客（选自《娜拉走后怎样》）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们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