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

这本书是作者从其在世行的亲身经历出发，讲了IMF受意识形态驱动，在金融和商业利益阶层的影响下，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前苏东国家转轨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读来仍然有借鉴意义。

华盛顿共识的三大支柱包括：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后者包括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在作者看来，没有证据表明上述经验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驱动，以及背后的商业和金融利益，这些主张通过美国财政部和IMF等被推向各国。一些国家为了能获得IMF的贷款，被迫按IMF提出的条件进行“改革”。在几大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中，IMF和世行的负责人按惯例分别由欧、美人担任，他们往往缺乏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各国派驻IMF的代表一般来自财政部和央行，而WTO则一般来自商务部。这些人主要关注的是商界和金融界的利益，片面强调财政纪律和控制通胀，但对失业等有严重社会后果的问题熟视无睹。土地改革在很多时候是促进增长和平等的重要因素，在韩国和台湾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却不在IMF等推荐的政策之中，因为土地改革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根本的变化，从而不受各国财长所代表的精英阶层所喜欢。

在自由贸易上，西方的政策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推动其出口的产品的自由贸易，降低工业品的贸易壁垒，但对农产品则继续补贴，并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行业实施配额。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推动了金融和信息科技服务业的开放，但却不包括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优势的建筑和航运服务业的开放。

贸易自由如果实施恰当，通常会有益。但金融市场自由化则问题很大。IMF本来有促进金融市场稳定的职责，但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IMF把目的与手段相混淆，以金融市场自由化本身作为其目的。欧洲是在70年代才放开资本市场管制，但发展中国家却被鼓励尽快开放，结果失去了对热钱流入的控制。中国的例子证明资本市场自由化不是必须的。过快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造成了全球的不稳定，这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体现。

IMF有意回避研究东亚奇迹，只是迫于日本压力并且在日本表示愿意支付其费用后才开始进行研究。原因是因为政府在东亚奇迹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和IMF的教条不符。事实上，亚洲的高储蓄使其并不需要额外的外来资本。那为何要对其鼓吹资本市场自由化呢？这无非就是背后华尔街的力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马来西亚的短期资本管制都没有遵循IMF的建议，但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相比之下，遵循IMF建议的泰国和印尼则复苏缓慢。另外，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是在IMF和财政部的强烈主张下推进的。在竞争机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推私有化，只能是造成垄断。俄罗斯的私有化既没有达到其鼓吹的经济目的，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为后续的改革造成了困境。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讲，要理解IMF教条主义的危害并不困难，这就像中国革命史上外国顾问指导中国战争一样。通过这些例子，更说明设立亚投行这样的机构与其竞争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