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政策是老李一生最大的挑战

这个新加坡老李很精明。

是不是想起了另外一个香港老李？同样是精明、务实的角色。与李嘉诚相比，李光耀面临的挑战更重大，因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

本书虽然讲的是新加坡双语政策，但是李光耀直言不讳地承认，语言就是工具，语言就是政治。

从工具的角度来说，新加坡老李非常务实——哪门语言有用就学哪门，哪门语言用处大就当做第一语言。他选择了英文。英文对于李光耀来说本身就是第一语言，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学习、工作语言都是英文，生活中也是，他和妻子在家用英语交谈。

正是因为是英语使用者，他才了解到英语带给他的好处：开阔眼界，深刻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是西方说了算。新加坡为了能和西方世界打交道，自然要掌握英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固执和偏见。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事实上，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老李很固执。为了推行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他跑去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部长，并且用行政的手段强行要求人民使用英文。书中提到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们还规定，和40岁以下的公众，只以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人，必须排在最后，他们的事情最后才受处理。

语言又是政治，结合当时新加坡被迫从马来亚独立出来的历史背景，选择什么语言作为新加坡的官方用语？这就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涉及国内还涉及国外如何看待新加坡。老李除了要面对新加坡周围的马来亚国家，还要面对红色中国。这段历史书里都有提及，用一种隐晦的方式。

在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5月的大选胜利后，南大学生会发表了1959-1960年的政策和工作计划，呼吁“加强学习、提升学术水平和扩展爱国精神”。这是加强共产党思想传播、积极参与政治斗争以支持共产党统一阵线的间接指示。

陈六使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共产主义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可以做他们的依靠。当时，我还没去过中国，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信息来自中国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革命期刊。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并不知道。邓小平却在1978年亲自访问新加坡，并在90年代初呼吁中国人学习新加坡的建国和治国模式，这是陈六使想象不到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花了很长时间，来防止有人利用华文教育问题来达到颠覆目的。

除了政治，老李后来承认，他强行推广英语，而忽略了具体到每个学生对英语的接受程度，导致有一部分学生因为无法适应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业环境而无奈掉队。我们可以理解这部分人为“政策的牺牲品”吧。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总有这样的人们，用“适者生存”的观念来看也许过于残酷，但是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书里有附上新加坡各个行业的精英回望总结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可以算是和李光耀前面的回忆录互做参考着看。有人提到在经历双语政策的过程中，的确痛苦不堪，但是挺过去后回首思索，不得不承认这个阵痛是必须的。正如李光耀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干，就看着我们国家的青年人因为不懂说英语而被社会淘汰。

但是李光耀的身份不仅是新加坡的首任总理，他还像新加坡人的大家长——觉得什么有用就会灌输什么给自己的后代。正如李光耀自己也提到他对儒家某些理论的推崇：听从父辈权威，尊重侍奉长辈。李显龙在书中也说道，自己学习俄文，也是因为父亲觉得俄文有用。

李光耀选择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时候，中国经济尚未腾飞，从功利的角度来说选择华语的意义仅仅在于“保存华人文化的根”。李光耀在这方面吃过亏，所以他才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语幼儿园。

学习华文首先从功能性出发，掌握好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个重点是寻求自我认同。出国在外，人家看我们身为华人，却不会讲华语，不会看华文，那是很难过很尴尬的事，我年轻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学习华文即使困难，也不能放弃。

后来中国强大了，华人家长们这才开始彻底拥抱双语政策，纷纷佩服李光耀的先见之明。

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吸收或渗透。身为东方亚洲人，怎样对东西方文化来一番去芜存菁就显得越发重要。例如，我们必须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不容许这些关系沦为裙带风险或偏袒行为，以致破坏我们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的制度。我们尝试维护大多数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但同时作出一些修改，例如不重男轻女，以适应今日工业生活的需求。

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的好处。如果没有学到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以及他们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还会很落后。不过，我们不需要盲目地拥抱西方的一切。

李光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个中高手。他虽然推行英文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但是时刻都警惕着预防“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对了对抗西方糟粕，他推行孔子的儒家文化，强调

华人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但是又恪守用人唯贤，和中式裙带关系做斗争。

李光耀谈到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很有意思。这算是新加坡式的华人同中国华人的一次“文化碰撞”。

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一天晚上，他的中国同行问他：“新加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40年？我们有5000年了。你们想教我？”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些，相信自己更优秀。

看看，这些场景是不是至今依然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