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兴废事，掩卷三太息

我不是专业学历史的学生，所以我读此类历史书籍比较少去看它们的“史料”（我发现豆瓣上有不少朋友似乎对史料非常看重）。我和我老师对待历史的观点比较相近，过去的事情不可能再重复了，而它们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却会一直驱动着世世代代的人类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本书非常好地总结了明中期以张居正（和高拱）为核心的隆万改革中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这些探讨为我们了解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兴废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熟悉明中后期历史的朋友大概都了解那时政治凋敝的重要原因在于皇帝索要过度，加上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层层摊派，造成民不聊生，却依然不能满足皇帝的欲壑难填。所以，严嵩和严世蕃固然坏，但究其根本在于嘉靖修仙炼丹、修筑庙宇，所费不少，而只有此类奸臣才能搜刮来民脂民膏为皇帝完成心愿（课参考《大明王朝1566》一剧）。严嵩、严世蕃倒台，嘉靖死后，徐阶作为内阁首辅开始整顿混乱的政治局势，这是本书全篇开始的背景。但是徐阶作为传统儒家“王道”思想的卫道士，一味要求回归祖制成法，而不思变革，实在难以从根本上纠正正德、嘉靖之后的大明朝积弊了。在这一背景下，与隆庆一直关系更为密切的高拱最终在同徐阶的斗争中胜出了。高拱相比徐阶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开放，虽为儒家学者，但是一直讲求不能死板理解孔子的言论，更同张居正前后开战了一次“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陆王心学在朝廷中流行，徐阶、赵贞吉这些人更出面力挺，亲自讲学。陆王心学所描述的美好世界是一个理想社会，很难在现实中真正实施。例如，继承了陆王心学的泰州学派，强调要培养人们的道德感，知礼仪，人人都成为谦谦君子之后，那么这个社会自然也就不需要刑罚了，所以心学的这群人是非常反对用刑的。以至于一些信仰心学的地方官员尽量避免定罪定刑，殊不知对这些犯法的人过度怜悯是对守法公民的不公平。长此以往，谁还会遵纪守法？

正是针对这些基于心学的错误思想，高拱和张居正先后开展“思想整顿”。高拱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批驳诸如“存天理，灭人欲”完全就没有道理，天理到底也是后天社会构建的，相反正常的人欲却是先天就有的，如何能够灭掉？张居正则走得更远，在他实际执政之后尝试全面禁止讲学和书院。当时的讲学一方面开始“脱实向虚”，浮躁地咬文嚼字，却对“富国强兵”的要紧务实工作毫不关心；另一方面，讲学成为了拉帮结派、相互吹捧的场所，及至张居正开始推行改革，书院又成了大家议论国事的地方。为了消除这些浮躁之风，张居正要求停止讲学、停办书院。但是这一举措当然在之后又反弹了，不然明末的“东林书院”之流也就不会出现了。但总体来说，在真正实行一系列改革之前，高拱和张居正也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整顿”，力求能把官员的注意力从务虚的讲学转移到务实的业务上来。从结果上来看，张居正确实也能在之后选拔出一系列能干的官员，这和强调务实的思想整顿可能有一些关系。

除了思想整顿之外，高张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比较成功，和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执政团队是分不开的。在前期高拱执政时期，基本上是以高拱为核心，张居正为主要成员，隆庆皇帝为辅助的一个稳定团队。这个团队基本上能抵挡住来自于其他保守派官员的攻击（比如赵贞吉），同时借助隆庆皇帝几乎“无保留的”支持，高拱也确实办好了几件大事，比如北方俺答归降。但是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去世实际上使得这一执政团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张居正为核心、李太后和冯宝为辅助的执政团队。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团队基本认可高拱曾经的施政主张（甚至还继续发扬光大了），并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执政团队基本稳定，能控制住朝政，这是“江陵柄政”十年时光里能够开展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但也是因为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去世（更早一点地说是万里六年皇帝大婚开始）标志着这一执政团队的瓦解，而接盘的张四维和申时行毫无要继续秉承张居正改革政策的意思，在万历皇帝不断索取之下，张居正执政十年间的成绩被瞬间瓦解，地方豪强和既得利益者也开始反攻倒算，张居正的改革也正式地“人亡政息”了。从高拱、张居正这两个执政团队的巩固和瓦解来看，改革的成功依赖于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央执政团队，它是抵制地方豪强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基本保障，许多的政策甚至需要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口吻直接下诏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当这样的执政团队因为其关键人物的死亡消解之后，基于这一团队的各项改革措施也自然变得岌岌可危。试想，假使张居正能够多活一段时间，或者能够及时扶植一个接班人继续改革事业，恐怕明朝的历史也会不一样。

当然，改革团队不光光需要中枢的几位宰相和宫廷里的权势人物，地方和各部能干的官员和将军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环节。在我看来，这部分工作似乎主要是从张居正手里开始做起来的，主要涉及的是选拔和任用一批能干的官员和将军（即政治选拔），同时又注意加强考核，防止这些官员和将军的腐化和堕落（即政治监督）。先论政治选拔这一部分。张居正懂得在关键性的事务上挑选合适的人才，同时对他们在业务上无伤大雅的缺点要适当容忍，同时及时教育，基本上做到了知人善任。以军事为例，张居正最为成功的是选调了戚继光和李成梁这样的将军驻守边疆，又启用了谭纶这样的人担任兵部尚书，这是为什么北部边疆基本稳定的原因。然而，戚继光和李成梁又都有各自的缺点，比如戚继光气量小、李成梁喜欢虚报军功，这些问题张居正都能事出从权地容忍，瑕不掩瑜地任用他们的长处，使他们总兵蓟州和辽东。同时，张居正也尽其所能地帮助这些将军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在必要的时候在政治上保护他们。所以，张居正不光是任人唯才，而且是爱才、懂得用人。

政治选拔更加看重领导人近乎于艺术的领导能力和眼光，而政治监督则更加机械化和制度化，这也是张居正对明朝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当时，官员的腐败是朝廷为什么缺钱的一大原因，而究其根本就是缺乏制度化的监督。张居正的贡献正是在于强化了这些制度化的监督。其一，以考成法强化考核。虽然这重点是在于监督官员的工作效率，以量化的方式监督官员工作的完成情况，但是其根本也在于防止官员推诿、腐败。其二，用一条鞭法防止官员和豪强侵占税款。简单来说，过去地方豪强和胥吏之所以能侵占税款，就是因为农民要以实物交税，并且税款和劳役种类繁多，每次交税和服役都面临着一次盘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把实物折算为现银，并且把各项税费都总为一次交清，并且直接派官员收缴。这样地方豪强和胥吏贪污的机会就少了很多。第三，强调法律，有法必依，有罪必罚。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基本上还是延续的法家，希望以严刑峻法来让人们不犯法。这些法律自然也包括针对官员的规定。比如书中谈到了官员和贵族私自滥用驿道的问题，这也是通过强化相关规定，并且给了驿站管理人员更大的监督权限实现的。

总结来说，张居正的改革有非常清晰的章法：先整顿思想，建立稳定的执政团队（并且对内还要讲团结），选任一批能干的官员在地方试点、或者执行改革政策，并且对这些人要尽量容忍和保护，最后还在制度上完善了对这些官员的监督。在此之后，张居正在财政、吏治、漕运、驿站等各个方面开展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我看来这些具体措施的成功施行，离不开这一套的政治建设和团队建设基础。而后世（古今中外）的各类改革似乎也基本在按照这个逻辑开展——那些做得好的改革家更容易把政策开展开来。但正如张居正最后也落得个“人亡政息”的结局一样，改革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去有利的政治基础和团队基础来开展和夯实改革，所以改革的核心看来是：尽可能地巩固团队基础，并为其续命，同时注重团队的传帮带，以期在若干代的改革者的努力下，改革的政策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不是如同高张的改革在万历十年时候，被彻底地反攻倒算。这样的结局，借用本书最后一节的标题，让人“掩卷三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