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观《芙蓉镇》中的反思思想
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反思文学又以反思小说为具体表现形式。反思小说泛指出现于1979年及1980年代初期的一类小说。小说题材多为文革期间事件，透过变化过程这些历史事件，反思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和个人伤痛的社会历史原因。反思的范围非常广大涉及政治、人性、民族性、苦难、现实社会、人生、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反思。主要代表作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蒙的《蝴蝶》、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芙蓉镇》是反思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古华曾在一篇《芙蓉镇》的创作谈中写道:“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托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对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古华运用他独特的叙述方式，为我们讲述了1963—1979年中间南方农村的社会风情，揭露左倾思潮的危害，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山镇风俗画、山镇人啊、街巷深处、今春民情四章笔墨为读者呈现了以湘南一个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以“芙蓉姐”勤劳发家,却招致不幸的故事做“引线”,缝串起与之相关相连的一组人物,并由这些遭遇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通过这个小社会,写走动着的大时代。作者又是怎样通过书中人物形象的大力塑造着力表现对于社会和时代强烈的反思？
一、 漂亮“芙蓉姐子”和“黑脸”李国香
《芙蓉镇》中作者塑造了两个较为成功的女性形象：胡玉音和李国香。对这两位女性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爱憎分明。在阅读文本时，笔者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主角？想必，很多人定会给出绝对的答案：“芙蓉姐子”。她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即使在最艰难，被打成新富婆，第一任丈夫黎桂桂惨死。第二任丈夫秦书田被发配下乡，独自抚养儿子谷军，常年的艰苦劳作，她仍没有放弃等待，放弃希望。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好比那句歌词“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相反，“黑脸”李国香借着叔父杨民高的权力，将曾经民风淳朴，“十儿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的“青石板街”；不是逢圩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物:衣衫裤子,裙子被子。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黑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梭窜,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满坪满街人成河,嗡嗡噢缨,万头攒动。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晴天是一片头巾、花帕、草帽,雨天是一片斗篷、纸伞、布伞,人们不向是在地上行走,倒象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这样的湘西风景图，彰显着政治风云到来之前百姓生活安居乐业的生活和井然有序的社会。古人云:“纯境不足以谓诗,纯意不足以称美”，“情”与“意”与“境”相结合的叙述，给人静谧、和谐、安宁的湘西美景图。在李国香到来之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风尚变成“人人防我，我防人人”的社会恶俗，就是这位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经布满了红丝，色泽浊黄。原先好看的双眼皮，已经隐现一晕黑圈，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现在皮肉松弛，枯涩发黄的国营饮食经理，她是胡玉音的人生悲剧发生的始作俑者。仅仅出于一种女性间的嫉妒和愤恨之情，一直将矛头指向漂亮大方，有幸福家庭的胡玉音，甚至将自己一直未能嫁出去的原因归结于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所谓“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谷燕山在一次醉酒后对这位丑陋无比的李主任，发出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你听着！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你把镇子搞成什么样子了，搞成什么样子了？街上连鸡、鸭、狗都不见了！大人、娃儿都哑了口，不敢吱声了！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有胆子就和老子站到街上来，老子和你拼了！……”篇末，作者放佛同意这个女人，给了她叫好的归宿和安排：李主任经历了政治和爱情的宦海沉浮，选择嫁给一位中年丧妻的负责干部。
小说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女性而构成了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可命之曰“爱”，它以胡玉音为中心人物，包括了黎满庚、黎桂桂、谷燕山、秦书田等。而第二个群体则可谓之“恨”，这一群体中李国香是主角，王秋赦为配角。
黎满庚与胡玉音从小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虽然私定了终身，最终为了满庚哥的政治仕途，玉音最终选择妥协，放弃他们之间的爱情，互结为没有血缘关系仍有亲情维护的义兄义妹，满庚承诺一生都守护胡玉音。然而黎满庚在人生最困难的阶段多次选择背弃这位妹妹，可谓落井下石；黎桂桂是胡玉音的丈夫，将胡玉音捧在手掌心，身为屠夫，实际却是胆小怕事，生性怯懦之人。他们之间的唯一缺憾就是没有孩子，倘若有孩子，便不会建新楼房，也不至于招致杀身之祸。桂桂最终为了守护新房，保护玉音，在动荡开始前夕就自杀了；谷燕山是大队主任，与胡玉音一家关系较好，甚至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对在雪夜里出生的谷军，一直将其视为己出，恰巧是对于自己有生理缺陷的遗憾的一种弥补和心灵的填充；秦书田是玉音的第二任丈夫，青石板和竹枝扫把是他们共同的媒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群体是友好、和谐、民主的，是将爱紧紧包围的，即使他们之间曾经有过背叛，有过质疑，有过矛盾和分歧。
相反，我们观之李国香的小群体是“恶”，是肉体与肉欲构成的集体。在这个社会中，被大家称为“吊脚楼主”王秋赦，好吃懒做，投机倒把，只会一味的阿谀奉承李国香、杨民高似的“时代弄潮儿”，在其中捞取好处和利益。将百姓和人民的生活与政治弃之不顾，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卖弄他人的隐私，出卖肉体成为李国香的情夫。面对黎满庚，她“脱下米黄色丝光卡罩衣，只穿一件浅花无领绣衫，……细嫩的脖子下边也现出来那么一片半遮半掩的皮肉”，小说中说“容易使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呢”。面对谷燕山，她妄图引诱，干了些“没的恶心”的事情，但仍却碰壁。无独有偶，黎满庚和谷燕山都对她置之不理，反而笑吟吟地走向了热情善良的胡玉音。在李国香的眼里，胡玉音的存在，无疑是她实现自己欲望的一大情敌。明着是打工作的旗子，暗却是对己欲望无法满足的公报私仇。对黎满庚和谷燕山的打压，对胡玉音的误判，秦书田的流放都是一种“假公济私。”
作者在书中鲜明的表现了自己的喜好憎恶，将书中的人物分为两大“爱”与“恶”两大阵营，爱的社会正是淳朴善良的小群体，象征文革结束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恶的社会，则是落后腐朽的旧的文革风气的消逝。
二、 伪善的杨民高和正直的谷燕山
前文中我们提到以李国香为首的“恶”的小群体，实际这个集体里还有个埋藏在背后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杨民高。杨民高实在是一位党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了：县商业局的第一把手，县委第一书记等，然而，这位最高领导的品性又是如何呢？为了自己侄女（即李国香）的婚姻，他斩断了黎满庚与胡玉音青梅竹马的爱情；不做调查取证，发动了批判以胡玉音和谷燕山等为首的“走资派”的错误运动；收受了王秋赦的贿赂（二百余斤竹笋）；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蓄意拖延及等等。通过这些细节的描述，不难看出他自私自利、腐败堕落、官僚作风和政治投机的狡猾。
相反，同样身居高位的谷燕山，不同于多次背信弃义的黎满庚，这是一位有情有义、有男人味、有担当和责任，一心造福百姓的革命老干部。他在解放前为人民“提着脑袋，打江山”，在“北方打游击，钻地道”时得了病，在平津战役中，大腿上又负过伤。这位为革命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排长，南下转到芙蓉镇作地方工作后，没有居功做官当老爷，而是为百姓着想，替群众排忧解难。镇上谁家的娃娃缺课本、文具，他就解囊购买；街坊邻里闹矛盾，他总是秉公“评理、断案”；镇上人家来客，还特意请他作陪，以示门庭光耀。他是“一镇的人望”，一镇人的靠山，他的存在彰显着正义与安宁。
杨民高和谷燕山同为党的干部，然而，很明显地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即“恶”的集团和“善”的集团。杨民高在“恶”的集团中代表着官方的政策和政治权威；而谷燕山在“善”的集团中代表着民间的立场和党的本性。小说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借胡玉音之口作了一个反思性的选择：“若是干部们都像你（谷燕山），共产党都是你这一色的人，日子就太平了……”
三、 民俗文化的救赎---秦书田
小说中从秦书田的出场就预示着他的不平凡。他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本县歌舞团的编导，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利用民歌反党，划成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态度顽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换成“坏分子”帽子。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笑笑眯眯的，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米米梭，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的曲子。即便在最糟心的时期，仍旧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俨然是位艺术家，而并非一个犯了错误的罪人。
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对艺术的强烈追求，艺术可以说是他的生命，支撑他在各项运动中挣扎的主要因素之一。他笑眯眯的，嘴里总是哼着广东音乐《步步高》；晚上睡不着就哼唱《喜歌堂》，甚至在胡玉音最痛苦的时候，是秦书田的艺术精神感染了她而使她坚强的活着。在《喜歌堂》的首演式上，即在胡玉音的招亲仪式上，“笼罩着一种悲愤哀怨的色调和气氛……表演结束时……齐唱了一支《东方红》、一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小说中说“内容上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但总算是正气压住了邪气，光明战胜了黑暗。”不久之后，秦书田被打成了右派，但由于他文化高，字写得好，芙蓉镇上的标语便落在了他的头上。在“文革”时期，标语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他甚至还谱演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在文革结束后。他成为了县文化馆副馆长，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为民俗文化的发展贡献了不容小憩的力量。
书中秦书田和胡玉音是民间文化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也可以说他们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他们预见以李国香和杨民高为代表，他们维护的落后的文化和官位制必将走向毁灭和消亡的历史进程。
四、小结
《芙蓉镇》把人物进行了有意识的“善”、“恶”两派的划分，并且结果也是“善”的力量战胜了“恶”的势力，这从骨子里说仍然是建国前后的小说式样，略有不同的只是矛盾由完全的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在借鉴建国初期文学的优点和如何发展新时期文学的方面的反思也是不到位的，从根本上说，《芙蓉镇》仍然是建国初期及“文革文学”的模式和延续。
动荡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像胡玉音这样的普通百姓遭受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身体和心灵上遭受了莫大的痛苦和迫害；像秦书田这样的知识分子，平白无故就成了右派，常年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在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苟延残喘。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著名的作家老舍，在不堪红卫小兵的多次折磨和打压下，在自己的身体上绑着石块，沉尸于未名湖；文学大家杨绛先生也为自己在干校时遇到的邻居老王写了关于我和老王的发生的事情的回忆性散文《老王》，表现老王真心相待，我却用钱来侮辱老王的一种愧怍。像谷燕山这样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却遭受不白之冤，罢官反省的下场的官员很是常见，一起和毛主席打下江山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主席，仅仅因为一句话，沦为阶下囚，被迫害致死，成为文革结束后，平反的最大冤案；像黎满庚这样为了自保，为了官职，不惜出卖他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之后，有人在自己的忏悔录中写下自己曾经出卖自己的亲人（父亲、妻子、兄弟）。伟大的散文家巴金，在文革磨难已经过去了十八年零九个月，特意为自己曾在文革时背弃一只小狗写了一篇文章《小狗包弟》来表现自己的忏悔和歉意。还好，还好，颠倒黑白，是非不明，“人人防我，我放人人”的黑暗历史已经过去了。正如在小说中秦书田对王疯子的看法：“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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