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方方：关于土改的不同叙事
因为某一部涉及土改的当代小说，我翻出了买了好久但一直都没有兴趣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1版，1993年印）。这是丁玲女士写于1947年的正面反映土改的小说，最早出版于1948年，获得1951年的斯大林文学奖。丁玲本人在1946年参与过河北张家口怀来、涿郡一带的土改运动，在深入参与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书。
作为土改运动的参与者，她对于土改的叙事自然不同于方方。在《桑干河》里，土改是天然合理的。在暖水屯土改斗争之后，先进分子程仁讲话（第339页）：
“父老们！乡亲们！咱们今天这个会是庆祝土地回老家，咱们受苦，咱们祖祖辈辈做牛马，可是咱们没有地，咱们没吃的，没穿的，咱们的地哪儿去了？”
“给地主们剥削走了。”底下齐声的答应他。
“如今共产党政策，是耕者有其田，土地给受苦的人，你们说好不好？”程仁又问，
“好。”
也直白地讲清楚土改的目的：
他们分了手，文采几个朝县上走去，去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沿路遇着一队一队的去挖战壕的民伕，那些人都是各村翻身的农民，都洋溢着新的气象，兴高采烈，都好象在说：“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辛辛苦苦翻身的结果，你蒋介石就想来侵占吗？不行！咱们有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有咱们千百万翻身农民，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土地！”
对地主形象的人设，第一号反面人物江世荣，不仅作为地主剥削农民，还曾经当过甲长，“乱派款项，乱派伕子，把咱村上人送到唐山，送到铁红山”，到土改时还有人没回家。第二号反派地主钱文贵，更加狡诈：一方面派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混了个“抗属”的名分；又搞假分家，减少自己名义上的土地量；还把大女儿嫁给村干部，又企图让收养的侄女黑妮诱惑进步分子钱仁，最后终于被识破真实用意，被斗争了。地主李子俊的老婆，去看自己家被管制了的果园那一段心理描写，甚至被选进了中学课本：
“她恨他们，她又怕不能再抑制住自己对他们的愤恨，这是万万不准透露出来的真情。她只是象一个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收敛着恐惧与复仇的眼光，落荒而逃。”
这些地主，在抗日战争期间，往往通敌；在土改期间，往往和蒋介石政权勾结，盼着“中央军”回归；利用土地，剥削佃户。被清算、被剥夺是应该的。
与方方书里的地主形象相比，这些小地主的形象更真实。他们和普通农民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能干些、心狠一些，凭着努力积攒下更多土地，当然，在打拼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做了更多坏事。
方方的书里，为世家望族的地主形象加分的，不过是耕读传家的文化气息。但毕竟在地主发家的过程中，一点罪恶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方方也没把地主家写得那么纯洁。
一度，很多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翻案文章，虽可以让人重新看待一些曾经知名的大地主，但是揆诸今日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行径，我们真的相信过去那些富者、贵者，那些所谓世家望族那么清白？
现在有些人讨论的焦点是，当时土改是不是这样惨烈，是不是杀了很多人。毫无疑问，在各地都发生过过激的行动。《桑干河》也曲折表达了有些地方发生过打死人的过激行为。现代社会学已经证明，广场上的乌合之众，一旦情绪愤激，是极难难以控制的。如何按照发动土改的初衷，既斗争了地主，又不过激，这是个极难完成的任务。如《桑干河》中，斗争钱文贵的现场险些失控：
底下喊：“要他偿命！”“打死他！”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
在小说中，是一个积极分子干部努力保护了地主，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清醒地执行任务的基层干部，能有多少？
这个场景，恰恰为我们补足了方方没能详尽描述的场景。所以说，这两本书是要对照着看才有意思。
从文笔上说，不得不承认，文坛宿将丁玲的著作更厚重。《桑干河》里细节的雕琢使人物的形象更丰富、更饱满，大量群众的上场，也使得整个故事更有现场感，因而也更可信。方方的书里，尽管细节离奇，充满悬念，但读过之后，依然感觉过于单薄，明显感觉出这是在讲故事。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历史的车轮碾来，玉石俱焚。谁都无法抵挡时势的运命。
无论后人怎样写历史，如何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鞠一把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苦难也罢，辉煌也罢，那都是每一代人的宿命。
今天我们该考虑的是，我们社会如何避免历史的重演。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所有人都没有土地的现状，很难体会这个政策给当时社会带来的震撼，以及实施的难度。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凭着土地私有，造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个别地主的善，不能洗白作为一个阶级的恶。如果我们只凭着某个成员熟读《红楼梦》就觉得富有阶级是无辜的，未免也太幼稚了。
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彻彻底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其宗旨就是平等。
今日世界，民族冲突永远高过阶级斗争。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内部的平等来造就和谐，以维持其存在。贫富悬殊的体制，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制造冲突。贫富悬殊造就阶级冲突，终究是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即便蒋介石到了台湾，最终也还是搞了土改运动，才是他们立住脚，只不过他的土改更加温和罢了。
因此，读这两本小说，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在当今民粹主义、仇官仇富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执政者一定要设法弥补贫富的对立，千万不要再让财富撕裂一个民族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这两本书都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