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操行的抵抗形式 及其悖论

首先，De Certeau所讨论的对象就是我们平时在一席讲坛上经常看到的建筑师们在日常居民使用空间中发现的大众对空间创造性的使用（或曰民间智慧），比如垃圾桶的盖子被下棋打牌的拿来当凳子，公园健身器械被用作晒被子晒衣服的晾衣杆，民间私建庙宇（河北易县奶奶庙）里模仿佛像所造的车神、官神、学神等等。也是曝光率越来越高的深圳三和大神对血汗工厂剥削的消极抵抗。对于工薪族而言，这也是上班时偷偷上豆瓣，或者偷偷把公司电脑、打印机作私人用途（这种行为在法国被叫做la perruque）。这里的对象也可以是类似前苏联政治笑话的话语反抗。而最重要的，也是De Certeau最关心的是更加日常的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譬如是饮食和烹饪，个人认为最能体现De Certeau的理论精神。比如一个家庭主妇会根据每天超市的促销产品跟自己冰箱里现成储备来创造性发明每天的三餐菜单，而不是单纯地依照菜谱和计划做饭。

其次，De Certeau所褒扬的并非一定是“弱势”群体的机智，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机智。他们的操行所反抗的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性规定，而并非某些具体的机构或权力。因此，De Certeau将研究重心从对宏观权力机构的批判转移到了对微观日常操行的颂扬上。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何种社会结构才是公正的？”，而是“如何在被压迫的境遇中找到生存的方式？”或“如何用生活中的机智对抗结构性压迫？”这是一种面向最普通的个人的理论探索，是对灰暗而悲观的权力结构压迫理论的某种反应。如果每一个个人不仅仅是结构系统中被动的螺丝钉，他们同样在主动创造着一种异于结构的方式（无论是语言、习俗还是衣食住行）。他向我们很好地呈现了无孔不入的权力结构是不存在的，这种过于抽象的对权力的认识忽视了其在具体操作中的多样性。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以往的社会研究都过于注重la langue，注重那个结构本身，而现在我们需要开辟一个新的关注le parole的领域，关注具体的语言操作，具体的对结构或规范的实现，关注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utterances（于是这种研究也就被De Certeau类比为是对enunciation的研究）。这种思路是格外重要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强调“科学”的时代。科学探索一种普遍的有效性，在社会科学中便是探索一种普遍结构的工作，而De Certeau正是要强调相反的，去发现特殊、具体的实现结构的操作，它们恰恰偏离了结构的规定，甚至改造了结构本身。（此类例子是非常普遍的，往往一个产品的设计者没法预料到其产品能如何被以一种偏离预定功能的方式使用；语言就是一例，再强调标准化的语言（如法语和普通话汉语）也逃不掉自身结构被具体的地方使用所改变的命运，这也恰恰说明了人民才是历史大潮的最终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De Certeau的理论给了我们信心，尤其是肯定了穷困与非自由国家人民创造性生存的巨大潜力，一种对歹托邦科幻构想的正面对抗。

当然，De Certeau也提到了这种日常操行的抵抗一旦被结构采纳那又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东西。我能想到的例子是音乐界对民歌（比如号子，或者黑人blues与jazz）和说唱形式等等的采用，当这些形式被结构化，被变成了新的音乐类型时，它们又失去了本来那种抵抗性的意味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土创101以一种似乎不懂“偶像”的方式选出了一支偶像队伍，这个节目却充分体现了电视真人秀所擅长的对观众欲望的把捉。如果说火箭少女是一支多方面不符合女团市场规律的队伍，那其实是一种观众选择造成的结果，观众的选择使得这种对结构性规范的偏离成为可能。我并不看好最终需要依赖偶像产品市场的这个女团，但101事件向我们呈现的可能恰恰就是某种不可预料的、来自民间的对结构规范的挑战潜力。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产阶级所强调的“既成”传统和规范的挑战，对那些“xxx就应该是怎样怎样”的话语的挑战。即使这些挑战不足以撼动结构，它们同样具有鼓励的意义，能够驱散弥漫的悲观主义。

只不过，De Certeau对这种创造性的日常生活抵抗的评价过于片面，只看到其微观层面的好处，而没能深入其宏观的潜在坏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智慧跟日常生活中的“小聪明”是一体两面的，从某个角度看到的机智同时也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耍小机灵，因此，日常的抵抗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投机主义的行为。我想作为中国人，这个道理实在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在这个从来不乏以小聪明苟活的国家，真的要去追求某种“笨拙”的结构性改变反而变成了一种“愚蠢”。比如我们经常遇到被人说怎么这么笨，少说几句会死吗？怎么这么笨，这些话题不好碰。闷声发大财才是坠吼的！这些恰恰都属于De Certeau所观照的创造性的日常生活操行，而它们又是极其危险的。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的，De Certeau的讨论必然涉及到了对everyman或ordinary man的讨论，跟很多近现代理论不同，他的取向显然把普通人看得更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而非像别的学者那样将大众作为糟糕的群体，被动又无知，愚昧又祸害精神的至高追求。大概这个传统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就开始了，一直弥漫在知识分子的言语当中，比如pleb、philistine、das Man、the mob、the mass等等。因此De Certeau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精英主义的挑战，不过这里的关系恐怕更加微妙，后者虽然精英但显然有其道理和重要性。尤其是后者关注的并非是具体的一个个人，而是抽象化的“大众”，显然又有别于De Certeau所关注的对象，那些对象或许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更接近mul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