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FT]无意义的工作为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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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接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型公司会议写一份两页的报告，你拿到了1.2万英镑的报酬，结果那次会议根本没有讨论这份报告。或者，你需要租辆车开上500公里，负责监督一个人的电脑被从一个房间挪到5米外的另一个房间。或者在一家出版公司当前台，电话每天响一次，此外你只需要把盘子装满薄荷糖，以及一周给一台老爷钟上一次发条。
这样的工作在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里比比皆是。这本发人深思又妙趣横生的书宣称，世界上到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越来越多。
当今人们日益焦虑该如何在机器人、不体面的零工经济，以及科技带来的广泛破坏性影响下保住自己的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雷伯的控诉听起来很奇怪。然而，这本书显然是有吸引力的。
如果格雷伯的观点听起来似曾相识，是因为这本书是由格雷伯在2013年为激进杂志《Strike!》撰写的一篇文章延伸而来。当时那篇文章非常热门，一度导致该杂志网站崩溃。在几个星期里，这篇文章就被译为十几种语言。《经济学人》(Economist)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引用这篇文章的广告出现在伦敦地铁里。后来，英国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37%的人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为世界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接着，荷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
格雷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美籍人类学教授。格雷伯认为，这证明他发现了21世纪资本主义的某种重大特征：无数没有意义的工作被创造出来，只为了让人们得到雇佣，这看起来很像是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结局，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就很奇怪了。资本主义被认为理应会带来效率。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在任何类型的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应该更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预测，未来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
即使这种情况还没有成为现实，有关现代职场越来越疯狂的想法并不新鲜：到2019年，漫画《呆伯特》(Dilbert)在报纸上的连载时间就会达到30年。这部以讽刺手法描绘职场现象的作品成为了世界最受欢迎的连环漫画之一。
那么，为何格雷伯对于“狗屁工作”的定义依然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格雷伯对其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员工们明知这份工作毫无意义，但必须假装情况并非如此。
格雷伯在他的著作里给出的答案很难让人彻底信服。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格雷伯是“占领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的人”的发明者。他认为，无意义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寻租的企业精英担心受剥削的员工得到更多可以用来思考的闲暇。
可能是这样。然而很难想象世界各地的公司都悄悄密谋要通过创造多如牛毛的无意义工作——并且为它们付钱——来控制民众。
在谈到人们为何选择留在他们自称鄙视的工作岗位上时，格雷伯的论述就比较有说服力。他认为这种现象的源头是一种受到神学影响而形成的工作伦理，它让人们相信，自我价值体现在劳动中。
但有多少工作是真正没有意义的，就没法完全说清楚了。
格雷伯根据逾250份网友自述写了这本书。他先建立了一个邮箱账号doihaveabsjoborwhat@gmail.com（邮箱地址的大意为“我是否有个bs工作还是什么的”，谷歌Gmail不允许在邮箱地址里使用“bullshit”这个词），邀请他的Twitter粉丝发邮件到这个邮箱，讲一讲他们的垃圾工作。他还下载了他在2013年发表那篇论文引发网上讨论时，人们发表的124条叙述自己的无意义工作的评论。
格雷伯坦言，这些结果“从大多数形式的统计分析来说可能是不充足的”。而且这些叙述都非常主观。但格雷伯据此得以把无意义工作分成了五类，对于很多现代职场中人而言，这几类工作听起来并不陌生。
有“随从”（比如工作清闲的前台），这种工作的存在意义就是撑起老板的面子。有“打手”（公关人员、游说人员、电话推销员），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只是因为其他公司也雇人干这种工作。还有只是为了解决组织本不应出现的各种小问题而存在的“胶带”。让一家组织能宣称他们做了一些实际上没做的工作的“打钩者”。负责监督一些并不需要监督的人的“监工”。
格雷伯在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非常可笑，有的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书中一个叫做西蒙(Simon)的人称，他花了两年分析一家大银行的内部运行机制，发现这家银行的6万名员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余的。西蒙说：“他们的工作或者完全可以由程序来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为最开始设计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或者重复一些没用的流程。”
格雷伯采信了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这家银行雇佣了4.8万没做任何有用的事情的人——或者他们至少没做什么机器无法轻易完成的事情。这可能是真事，也可能只是胡扯。我们无从得知。
然而，这的确符合格雷伯针对为何有这么多无意义工作提出的中心理论之一：“管理封建主义”，人们为了强化自己的重要性而雇佣下属，从而发展出等级制度。格雷伯表示，这导致了一场灾难，制造了“横贯我们集体灵魂的真正的伤痕”。
格雷伯提出的解决方法对很多读者来说也不陌生：全民基本收入。格雷伯认为，向所有公民无条件发放一笔钱，能够把人们从无意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一个在所有政治派别都有拥趸的概念。右派人士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终结贫困，促进男女平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硅谷亿万富翁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最终会成为一种必要政策，因为机器会偷走人的工作。格雷伯的目的更加激进，他想要彻底切断生计与工作之间的关联。
他可能还得等上一段时间。近几年，从肯尼亚、加拿大到美国，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项目在世界各地进行。有关结果仍在收集中。上个月芬兰宣布，在预定的两年实施期结束后，该国受到密切关注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不会延长。
但是，就像格雷伯书中的其他内容一样，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启发我们的想象力，并且值得我们关注。
《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Allen Lan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27美元，368页
皮利塔•克拉克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商业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