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应用：爱沙尼亚的民主转型与巩固

这篇文章其实是想应用本书的理论，然而其实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主转型，笔者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请指正！

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理论框架

民主化指的是从其他政权形态转变成民主政权的过程，如果从民主政权转变为非民主政权，则成为民主崩溃。普沃斯基提出民主是不确定性的，而检验民主化的标准为：

a.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某种特殊的制度体系成为人们间唯一的博弈规则，谁也不能想象游离于民主制度之外，失败方想做的一切就是在他们刚刚失败过的民主制度下，重新努力；

b.只有当民主变得自我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现，继续将它们的利益与价值付诸于不确定的制度博弈对自己最为有利时，它才是巩固的；

c.即使是失败了，也遵从当前的结果，并以此指导其在制度框架内的行为，这对相关的政治力量来说，要好于去颠覆民主。[1]

林茨进一步将民主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完整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民主，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行政立法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而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而民主巩固则对三个层面提出了要求：

a.行为上，没有重要的行动者将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的政体

b.态度上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

c.制度上统治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

以及需要五个场域相互的作用：

a.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

b.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与价值理念的政治社会

c.保障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必要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利的法律

d.有效运作的官僚体系

e.正常运作的、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协调的经济社会[2]

在思考民主巩固的问题时，多数学者是基于“被挑战的是非民主政体，而用民主的方式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合法性系统”的假定，从国内的政治构建对民主建设提出指导。然而，一个国家的民主巩固并不简单是国内问题，还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国家与民族问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前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如果没有主权国家，也就不可能有效组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运行司法制度，因此也就不存在民主的巩固。那么谁是新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哪些人有权享有民主？这个主权国家能否长期的、独立的存在？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民主巩固中值得思索的。本文将基于这些国家性问题，探讨爱沙尼亚的民主巩固。

二、爱沙尼亚民族与独立概况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13世纪被十字军征服，此后处于日耳曼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并先后皈依于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并建立起以种族为基础的农奴制结构，加强了爱沙尼亚人的身份认同。在18世纪上半叶的北方大战后，爱沙尼亚根据《尼什塔特和约》并入俄国。在俄国统治期间，爱沙尼亚语得到发展，民族认同进一步增强。一战时，爱沙尼亚在德国的占领后于1918年建立起临时政府，1920年根据苏爱《塔尔图和约》，苏俄承认爱沙尼亚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永远放弃对其领土要求，爱沙尼亚实现民族独立。

独立后的爱沙尼亚积极发展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建立起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在文化方面，爱沙尼亚实施3-6年的免费义务教育，民族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一战爆发后，苏联迅速控制爱沙尼亚，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并在此后将其纳入苏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纳粹德国占领爱沙尼亚。随着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德国方面发展，苏联红军再次占领爱沙尼亚。出于对爱沙尼亚人在德国占领期间 视德军为“解放者”行为的不满，苏军在占领后对爱沙尼亚人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轰炸了塔林和纳尔瓦等城市，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对与德亲密的爱沙尼亚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调整爱沙尼亚的边界，强占了一部分领土。爱沙尼亚自此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联采取了两种手段来加强对爱沙尼亚的控制：一是扶持壮大爱共的力量，另一个则是迁入俄族人：1934年，俄裔人口占爱沙尼亚总人口的8.2%，而1984年则占30.3%[3]。由于移民的增多，语言和文化上形成了俄语和爱沙尼亚语两个不同的群体。

在苏联控制的同时，爱沙尼亚也在加紧反抗：1972年，爱沙尼亚民主运动和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向联合国发去联合呼吁书，列举他们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受到的伤害，要求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

1987年，戈尔巴乔夫将改革转向更为激进的方向，提出了“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4]，波罗的海三国表达了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法性的怀疑，并爆发了抗议苏联统治的游行示威，至此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要求达到一个空前的境地。1988年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定本国有权否决苏联立法，并确立爱沙尼亚语取代俄语成为第一国语。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出现国家分裂的问题，1991年发生了强硬派反对戈氏的“八一九”事件，爱沙尼亚议会趁机宣布独立，同年9月6日，在叶利钦的建议下，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三、爱沙尼亚的民主转型

不同于原苏联的其他国家，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有着作为民主国家的经验，经济相对发达，又有加入欧盟的意愿，因此在独立后很快完成民主转型。

1992年爱沙尼亚通过现行宪法[5]，规定其政治体制为议会内阁制，国家议会、共和国总统、共和国政府及各级法院的活动均按三权分立和权利均衡原则进行；宪法声明爱沙尼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1994年6月，爱沙尼亚通过了《议会选举法》，确定公民享有普遍而平等的直接选举权。

通常学者们以竞争性选举的举行，经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并组成立法与司法机关作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由此可见，爱沙尼亚已完成民主转型。

四、爱沙尼亚的民主巩固

爱沙尼亚在独立以后，政党选举正常进行，国内无明显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反对党，并没有在三个层面和五个场域上出现民主失败的必然性，但是其民主巩固过程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国家性问题。

（一）民族国家和民主概念的相互冲突

由于在苏联统治时期爱沙尼亚的主体民族受到了压制，独立后的爱沙尼亚强化单一民族的情绪十分强烈，政府在公民权赋予、干部任用、语言文化政策等方面对俄裔人进行了限制。独立之初，爱沙尼亚议会的公民法草案要求恢复1938年独立时期的爱沙尼亚公民法，认为只有在1940年以前是爱沙尼亚公民的人及其子孙，才能获得爱沙尼亚公民权。其余居民须经过“归化程序”，即满足对居住时间和语言能力的要求后，才有机会获得公民权。草案提出后，在爱沙尼亚境内俄族人占多数的纳尔瓦市和锡拉迈埃市，俄裔人因对该公民法草案的歧视政策不满，推动了全民公决，分别以97%和98.6%的赞成率宣布自治。爱沙尼亚政府立即宣布这两个城市的举动违反宪法，俄裔人与爱沙尼亚人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并传导至爱沙尼亚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1993年6月，俄罗斯政府针对爱沙尼亚通过带有歧视俄裔人性质的《公民法》，宣布停止向爱沙尼亚供应石油，并决定停止从爱沙尼亚撤出军队。但是爱沙尼亚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压力放弃《公民法》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举措，1995年议会又通过《国籍法延伸条例》，规定归化的时期由2年延伸为5年，并继续禁止拥有双重公民资格。在语言上，1995年，爱沙尼亚通过《语言法》，强调爱沙尼亚语唯一国语地位。

相较1934年俄裔人在爱沙尼亚占8.2%的情况，2017年俄裔人占比达25.10%[6]，甚至在1989年爱沙尼亚否定俄语时，俄裔人占比高达30.3%——因此实际上独立以后的爱沙尼亚主体民族并不占有更大的优势，却采取了追求民族化的政策，否认多民族的特征，使其他民族（特别是占比超过25%的俄裔人）只能享有不充分的公民权。根据林茨的理论，这样一种行为，很有可能引起民族化国家、少数民族和境外祖国三股力量的相互竞争，甚至爆发少数民族要求民族自决、招致境外祖国的干预，危及民主巩固[7]。然而，爱沙尼亚并未出现此种现象，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根据1992年的调查，俄裔人拥有对于爱沙尼亚较强的身份认同感（75.2%），和较弱的对俄罗斯的身份认同感（2%），从数据上表明，俄裔少数民族拥有多样的和互补的身份认同，在客观上和文化上，他们是俄罗斯人，在主观上和政治上，他们认同爱沙尼亚。这要考虑到在当时，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其实被苏联文化取代，这使得爱沙尼亚的俄裔“去文化”化，只要他们在爱沙尼亚的个人生活机会比返回俄罗斯要好，他们就更愿意留在爱沙尼亚，并愿意让其下一代融入爱沙尼亚的文化。

但是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爱沙尼亚的政治领导人开始强调民族国家的逻辑，去推行民族民主而非自由民主，那些1940年之后出生在爱沙尼亚并居住在此的俄裔得不到公民资格。超过30%的爱沙尼亚人口无法得到在1992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投票和组织政党或被选举的资格。我们可以理解爱沙尼亚出于对历史的认知，担心俄国移民会在他们国家构成一个“第五纵队”，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俄裔移民是制造业工人，比起加入政治团体，他们更关心子女在社会中的关系。如果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得以保障时（也为俄裔人提供栖身之所），俄裔人很可能不再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的一员为集体利益而工作，而是为个人利益工作。

经济因素：民族问题的博弈论模型

根据Laitin的假设，随着爱沙尼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俄裔接受竞争同化的逻辑[8]，选择自主融入爱沙尼亚社会，下面对此原因进行分析：

对于语言而言，每个移民家庭有两个选择，同化（学习爱沙尼亚语）或者维持（使用俄语），于是存在四种结果：（1）均同化（2）均维持（3）家庭1同化家庭2维持（4）家庭1维持家庭2同化。对于任何一个移民家庭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学好语言，而另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不会，那么这个孩子就很有可能找到一份稀缺的工作（即赋值4分，最好的情况），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平等地学习新语言，任何孩子都有中等的机会得到这样的工作。(赋值3分)，如果第一个孩子学不好这门新语言，而另一个孩子成功地学好了这门语言，第一个孩子就有更差的机会得到工作(1分)。

对于文化而言，每个移民家庭同样有两个选择，同化（放弃传统文化）或者维持（庆祝传统文化），于是存在四种结果：（1）均同化（2）均维持（3）家庭1同化家庭2维持（4）家庭1维持家庭2同化。如果均选择同化，放弃了传统文化，就会产生集体行动缺失的问题（所有人只得到1分），如果一家维持，而另一家则可以选择搭便车（维持者付出，只得到2，搭便车者得到4），如果两家均维持，则所有家庭均得到3，没有一家会利用另一个家庭。

表2对这两件事情的结合进行计算（同化=学习新语言、放弃传统文化；维持=维持旧语言、庆祝传统文化）

移民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双方都选择了接受同化的受益最小的情况。从囚徒困境的破解来看，在长期中，随着玩家之间的经常互动，制定合作策略(维持)远比叛变(同化)更有可能：一旦开始进行合作，合作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变得稳定。从单纯的博弈论来看，那些生活在一起、邻里之间相互照应帮助的移民，会选择维持自己的文化。

但是事实上在文化维护和社会流动性问题上，移民彼此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比长期共同在一起生活的群体要小：首先，移民离开原籍来到其他国家，其目的为获得工作和经济利益，而非维持文化，如果维持原有文化是他们的主要目的的话，移民更可能留在原国家；第二，模型中描述的“竞争同化”只有两名参与者，然而在现实中，每个移民都在与整个移民群体博弈，只有一小部分移民的维持只会阻碍其子女的语言能力和社会流动性。

在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独立后，留在爱沙尼亚的俄裔人大多数是出于经济情况的考虑，鉴于他们对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预期、回去后的前景考虑，很少人考虑离开爱沙尼亚，在爱沙尼亚生活的俄裔人没有坚持维护自己的文化，而是选择了同化[9]，这完全验证了Laitin的模型：1991年，爱沙尼亚只有14%的俄裔人可以使用爱沙尼亚语交流；到2008年，只有19%的俄裔人不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在能使用爱沙尼亚语的俄裔中，可以熟练使用的占15%，使用良好的占17%，使用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占 24%，稍有问题但基本能沟通的占25%[10]。

社会因素：俄裔青少年的剥夺感

由此，本来看似冲突的民族问题，通过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再成为爱沙尼亚发展的主要矛盾。然而，在2007年爱沙尼亚政府拆除塔林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和苏联红军铜像时，爱沙尼亚的俄裔爆发了抗议，这次“四月事件”的游行者中不乏从未在苏联生活的俄裔青少年。Vihalemm和Kalmus指出，随着爱沙尼亚回归欧洲政策和网络化程度的提高，不像父辈一样存在经济压力、但像父辈那样受到不公正民族待遇的俄裔年轻人在网络社会上获得的归属感减弱，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来减轻爱沙尼亚欧洲化带来的剥夺感。俄裔年轻人对爱沙尼亚转型的民族政策不满、对爱沙尼亚国家和政府的信任度也不高[11] ，这对爱沙尼亚的民主巩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四月事件”后，爱沙尼亚的政策有所调整，从“将少数民族孤立于政治进程之外”向“同化少数民族”[12]转变：2011年，爱沙尼亚出台《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2017年)》，重点转向推动俄族人培养对爱沙尼亚的国家认同、塑造公民身份以及认可欧洲价值观，促进俄族人参与爱沙尼亚人主导的国家事务。2016年，最受俄裔人欢迎的中间党主席尤里.拉塔斯出任爱沙尼亚总理，同年爱沙尼亚放宽了获得国籍的条件：取消了父母非爱沙尼亚裔15岁以下未成年人必须由父母为之申请国籍的限制，规定在爱合法居留已超过5年的15岁以下未成年人均可自出生之日起自动获得爱沙尼亚国籍；修正案还规定，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拥有双重国籍。年满18岁后，应在3年内决定选择保留那一个国籍；修正案还简化了65岁以上的老人获得国籍的爱沙尼亚语言考试程序，取消了必须同时通过笔试和口试两种考试的规定，改为仅通过口试即可获得国籍[13]。

（二）安全问题和国内发展的相互冲突

“四月事件”后爱沙尼亚的民族问题得以解决，但是此事件暴露出了爱沙尼亚民主转型安全问题仍然存在。下令拆除纪念碑后，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关系十分紧张：爱沙尼亚政府官方网站受到黑客攻击一度瘫痪，俄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发表讲话说：“我敦促你们（议员）通过一项递交给总统的决议，要求断绝与爱沙尼亚的外交关系。”，下院则要求政府对爱沙尼亚采取经济制裁，并召回俄罗斯驻爱沙尼亚大使。

这次“四月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俄裔人将苏联红军铜像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象征，但爱沙尼亚人则将其视为俄国人统治爱沙尼亚的象征，这一不同看法本质上是爱沙尼亚独立后的历史和安全认识问题。安全，按照《韦氏词典》的解释，是一种远离危险和恐惧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当是主观与客观两个方法，即在客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被俄罗斯二度占领的小国，独立后的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存在着天然的恐惧：俄罗斯的入侵占领随时可以中断爱沙尼亚的民主政权，而这种不安全感使得独立后的爱沙尼亚选择回归欧洲的发展方向，全盘拒绝了俄罗斯。

爱沙尼亚这一策略的成功有其时代特殊性：苏联的解体让欧洲传统的地缘压力暂时性解除；欧盟的统一市场和政治协商框架让爱沙尼亚摆脱了作为苏联一部分的包袱，爱沙尼亚以低成本获得市场及原材料、并拥有了一定政治话语权；北约这一集体安全组织又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因此爱沙尼亚在独立之初，回归欧洲的战略选择可以逐步获得经济安全的保障，但从长远来看，这一选择是存在隐患的、并没有改善爱沙尼亚的安全状况，下面笔者分别就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进行解释：

经济安全：建立在欧盟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

独立后的爱沙尼亚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相较于大国，作为小国的爱沙尼亚经济结构具有出口导向和单一性的特点，因为其小而开放的特点，经济也具有脆弱性，全球市场的经济波动会影响爱沙尼亚的经济安全。

卡岑斯坦在1985年对欧洲的七个小国进行了分析，指出世界市场中的小国面对世界市场的波动，倾向于采取社团主义和国内补偿政策，进而确保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的成功调整。Kuokstis却在研究中指出，卡岑斯坦的SSWM（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即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框架不能用于解释爱沙尼亚的经济安全问题。爱沙尼亚在独立后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拥有非常彻底的自由贸易和严格的货币措施，对社会和国内企业的保护程度较低。然而卡岑斯坦的“缺乏社团主义和国内补偿→低政治合法性→降低在经济调整的成功”的现象并没有在爱沙尼亚出现：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爱沙尼亚的经济表现是欧盟中最乐观的国家之一，支持“国家前进方向”的人占47%，仅次于瑞典的61%[14]，虽然在2009年爱沙尼亚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14.1%），但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到2013年，爱沙尼亚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由2003年欧盟平均水平的55%增长至72%，经济发展较为显著[15]。

对于这种现象，Kuokstis给出的解释是，地缘政治局势的脆弱性远大于经济开发和加入欧盟带来的脆弱性：来自欧盟的政策支持充当了爱沙尼亚国内补偿政策的替代机制，例如2007-2015年爱沙尼亚共获得34亿欧元的欧盟援助，这帮助爱沙尼亚缓冲了经济危机的压力，改善了市场状况，避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下滑[16]；而爱沙尼亚的社团主义机制和国内补偿政策与过去的苏联记忆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遭到国内反对——这种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使爱沙尼亚采取非常自由的经济政策，把国家独立和经济转型作为一揽子政策，并以此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石。

不同于SSWM通过社团主义和国内补偿带来的政治合法性，爱沙尼亚民主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对苏联体制的恐惧基础上，欧洲化是爱沙尼亚确济政策成功的基础。2004年，爱沙尼亚加入欧盟，2011年又成为欧元区成员，2018年爱沙尼亚首次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可见爱沙尼亚在经济上的欧洲化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军事安全：美北约保护下的安全困境

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2004年爱沙尼亚同时也加入了北约，这是在对邻国俄罗斯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做出的安全保障选择，是一种生存的政治策略，但是这种做法只是把爱沙尼亚纳入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北约框架之中，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爱沙尼亚的军事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1994年俄军从爱沙尼亚撤出，但是爱沙尼亚在无法摆脱其历史记忆的负面影响，在北约和俄罗斯的对立中，爱沙尼亚只有加入北约，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地位，否则在北约俄罗斯的竞争中，爱沙尼亚可能再度失去独立，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1994年，爱沙尼亚向北约递交了入盟申请书，确立与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并建立起针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总体防御战略，2004年爱沙尼亚正式加入北约。根据Vilpisauskas的观点，北约成员国身份为爱沙尼亚提供了好处：爱沙尼亚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并且将与北约成员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同时集体防御可以为爱沙尼亚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也降低了俄罗斯威胁的可能性，此外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促进了经济活动[17]。

然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这一行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过去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战略地位，改变了俄罗斯西北部的地缘政治面貌：波罗的海舰队现在被封锁在加里宁格勒和芬兰海内，俄罗斯三百年来首次失去了对北欧地区的控制力；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地缘政治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成为北约监视俄罗斯西北部的桥头堡[18]。面对着北约东扩带来的压力，俄罗斯强化了在西北部的军事存在，来保障自身防御安全，而这又造成了北约和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导致其关系不断恶化。而俄北关系的紧张，作为北约成员和对俄桥头堡的爱沙尼亚对俄罗斯的军事安全压力和被占领的恐惧就会日益增加。

一方面，爱沙尼亚直接与俄罗斯接壤，依然存在在俄罗斯与北约的战争中首当其冲被占领的危险。根据兰德公司的分析，一旦发生战争，俄罗斯为保护加里宁格勒及其港口设施，将实行空中和海上封锁，同时利用苏瓦乌基走廊，在北约最乐观的情况下，俄罗斯60个小时内就能进入爱沙尼亚首都郊区，而最悲观的情况下，只需36小时[19]。而当俄罗斯考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情况将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爱沙尼亚担心再次被西欧大国所抛弃，重蹈二战前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牺牲品的命运[20]。因此，在欧盟内部讨论对俄政策时，三国多次要求欧盟改变“对俄绥靖的政策”，“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避免使我们再次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交易的对象，或以我 们的损失换取他国的利益”。

加入北约没有改善爱沙尼亚的军事安全情况：在和平时期，爱沙尼亚的确享有了北约提供的军事保护、核保护，但是一旦俄欧爆发战争，爱沙尼亚的民主政权依然极有可能遭到破坏；同时，加入北约并没有减轻爱沙尼亚人对记忆中俄罗斯的恐惧。

五、结论：东欧的冲突

由于历史上的民主经验和当代国民对民主政体的认可，爱沙尼亚在独立后很快的建立了民主政体，完成民主转型。但是爱沙尼亚的民主问题混合了意识形态、历史、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始终不能完成民主巩固。

通过对爱沙尼亚民主巩固中的国家性问题研究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境内俄裔民族的妥善处理，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问题在爱沙尼亚刚刚独立时并不明显，而随着其欧洲化进程发展，爱沙尼亚人树立了“我们是欧洲人”的认识，俄裔居民却没有，这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第二，加入欧盟有利于爱沙尼亚经济安全的巩固，但是加入北约并不能改善爱沙尼亚的军事安全困境，这是由俄北对抗的国际格局造成的，也是爱沙尼亚无法完成民主巩固的根本原因。当前爱沙尼亚已经基本完成了独立后的转型，其融入西方的发展路径已经不可逆转，其成为俄罗斯和北约对峙的前沿地带地缘政治的重要程度也不会再降低。在未来，爱沙尼亚的发展不会摆脱这一情况，其民主巩固由于俄裔问题和安全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未完成进程。爱沙尼亚可以选择去做的，是在明确欧洲化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稳定的认识下，放下与俄罗斯的历史包袱，更好的融入欧洲一体化。

爱沙尼亚面对的民主巩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所有新东欧六国共同面对的问题。2013年，乌克兰之间爆发了因为欧盟进程中断后俄裔和乌克兰人的矛盾，最终俄罗斯以保护当地俄罗斯人为由吞并克里米亚，这无疑加剧了东欧地区的脆弱性。同样是在欧洲化过程中产生的国家性问题，爱沙尼亚的总体状况依然好于乌克兰，这是因为在经济上爱沙尼亚人好于国内俄裔而乌克兰人劣于国内俄裔，因此俄裔对主体民族、对该民族国家的态度有区别；其次，在民主政体的建立上，爱沙尼亚人有着历史经验，所以独立之后很快恢复合理的可行的民主，而乌克兰缺乏类似经验，在独立之后依然是个威权国家；第三，爱沙尼亚选择加入欧盟北约时，俄罗斯还没有从9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缺乏足够反对的能力，在俄罗斯强大后，北约欧盟的框架足以给爱沙尼亚保护，而乌克兰并没有这样的时机。

乌克兰危机无疑是在提醒东欧国家，尽管在经历北约欧盟双重扩张后，他们民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们从存在主义政治向正常政治的转变远未完成，在俄欧关系得以真正稳妥的处理前，东欧国家的民主巩固依然是不确定的。

注释：

[1]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刘忠瑞、胡元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页

[2]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15页

[3] Aldis Purs, Towarda an Independence Future: The Baltic States Three Years on quote from An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Latvia, Eston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陈之骅：《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8月，第60-64页

[5] 爱沙尼亚宪法：https://www.president.ee/en/republic-of-estonia/the-constitution/index.html#III

[6] 数据来源：Statistics Estonia: http://www.stat.ee/search?query=Population+by+ethnic+nationality

[7]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Co. KG, 2008:132-151.

[8] David D. Laitin
, “Language Normalization in Estonia and Catalonia”,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23, No. 2, A Special Issue: Baltic Nationalis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ummer 1992), pp. 149-166.

[9] 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443页

[10] 数据来源：徐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关系变迁：基于国家建构的初步考察》，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第15-24页，转引自Agata Włodarska-Frykowska, “Ethnic Russian Minority in Estonia”,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 Vol.18, No.2, 2016, pp.161-162.

[11] Triin Vihalemm and Veronika Kalmus,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ssian Minority”,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40, No. 1, Special Issue: From Post-Communism to the EU: Estonia's Transition 20 years on (MARCH 2009), pp. 95-119.

[12] 见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448页表20.9“多民族政治体中国家、民族和民主建设的战略类型”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国籍法修正案》，http://e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1/20150100877045.shtml

[14] Vytautas Kuokštis, “Baltic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Does Katzenstein’s Framework Still Hold?”,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46:2, 109-126.

[15] 孔田平：《试论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影响》，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欧盟东扩十年专题研究，第30-48页

[16] 数据来源：KPMG, EU Fund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rogress Report 2007–2015 progress report 2007-2015, page34-35.

[17] 报告： Baltic States Membership in the WEU and NATO: Link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EAPC Research Fellowship” 1998-2000 final report, June, 2000, by Ramunas Vilpisauskas, page24.

[18] 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第76-82页

[19] 何奇松：《试析波罗的海三国防务战略的演变》，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5-131页

[20] 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