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描”作为一种人类学方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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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等学人开创了以田野民族志为方法的人类学研究路径，一改往日书斋式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民族志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的发表，以及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民族志方法受到很大的质疑，这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致命打击。基于此格尔兹确立了以阐释与理解为基础的阐释人类学，其基本方法就是“深描”，他开创了人类学新的研究进路。本文将对“深描”方法何以建立进行解读，并对它进行反思。
一、 “深描”建立的基础
“深描”可以理解为描述性解释，即对解释之解释。格尔兹虽然没有给“深描”以明确的定义，但是他认为“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此外还有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阐释（只有‘本地人’才能做出第一层次的阐释：这是他的文化）。”阐释的基础在于理解，理解的目的是给出意义。马克斯·韦伯首先将理解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格尔兹继承了韦伯的理论进路，承认韦伯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二者都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意义系统，格尔兹将文化看作这些网，认为文化分析就是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但是韦伯的理解是一种“象征化约主义（Symbolic Reductionism）”的理论倾向，企图通过理解文化或宗教表征探求更实在的社会事实，继而形成概念工具。格尔兹反对化约主义的倾向，认为人类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不能够形成普遍的解释理论。
那么意义通过什么进行表达呢？格尔兹认为符号是意义的表达工具。“文化是公共的，意义是公共的。”个体之间共享着一套符号系统，如果不知道“眨眼”这一符号意味着示意或串通，那么“眨眼”本身只能是一个动作而不带有什么意义。文化通过符号进行公共编码转化成文本，继而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阐释。“深描”的分析对象一改过去民族志的部落或实际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符号所构成的文本。
二、 深描”何以可能？
“深描”是对符号形成的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那么怎样对文本进行解读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如上文提到格尔兹认为只有当地人才能够进行第一层解释也即书写文本。人类学者需要对文本进行理解并进行解释，这引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研究者如何能够理解当地人对符号的理解，其次是研究者在二层或三层阐释时是否存在标准。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主体间性的问题，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日记中表达的对研究对象的鄙夷和对田野工作的厌恶，引发研究者真得能够理解当地人的理解的质疑。格尔兹认为“深描”的关键是“从当地人的视角看事情”，但他又不认为学者能够如同当地人那样思考，否认“移情理解”和“主位分析”，这之间存在张力。他认为人类学者只能察觉那些当地人所使用的象征形式，也就是那些符号，并将自身置于这些象征系统中，用当地人的语言描述当地文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依然只能无限接近当地人的理解方式，很难与其完全相同。
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在第二、第三层解释中实际涉及对文本的翻译问题。格尔兹在对巴厘岛人狂热的斗鸡场景进行分析时，不但将雄鸡与男性气质相联系，而且在分析“成败机会相等的赌金”时，他将巴厘岛人对金钱的投入解读为社会地位的竞争，他们并不过于看中金钱的输赢，而重视斗鸡赌博中所反映的名誉和社会地位的升降。这是格尔兹基于斗鸡文本的进一步解读，雄鸡翻译成男性气质、赌资的投入翻译成社会地位的竞争，进而又分析出整个巴厘岛人的社会观念与性格气质。不同于格尔兹反对的“浅描”，尽可能地把所观察到的客观描绘下来，拥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深描”方法在进一步解释时依靠的是人类学者自己的主观理解，而又没有一份翻译词典作为理解标准。不同学者可能会对同一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是否会陷入纯主观想象或过度阐释的困境，这是需要警惕的倾向。
三、 地方性知识还有用吗？
与“深描”相对的传统民族志方法被格尔兹称为“浅描”，笔者认为将“浅描”称为“细描”更为恰当。因为这种方法是如同照相机般地将人类学者观察到的细节一一拍摄下来，力求客观与细致。在“眨眼”的案例中，格尔兹显然将两种方法对立起来了，认为只有“深描”的方法能够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眨眼，判别出其中蕴含的不同意义，而“细描”会将四种眨眼看作不带有意义的同样的动作。诚然如是，但是笔者认为“深描”是建立在“细描”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细描”的细致观察无法发展出“深描”的解释方法。格尔兹同样将巴厘岛上的仪式、气质等等特征一一刻画下来。因此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传承关系。
格尔兹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批评了“琼斯维尔即美国”的“小宇宙”模型与“复活节岛即试验个案”的“自然实验”模型。前者反对将地方性事实推广至普遍理论或建立模型，后者反对将民族志当作实验场，认为民族志无法控制变量只能提供“异域见闻”。“深描”的方法无法建立解释普遍现象韦伯意义上的理想模型（Ideal type），只能理解微观的区域性社会。这种方法当然给我们极大的启发，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者社会，从而反观自身，这也是人类学的初衷。但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各地迅速同化的社会，人类学也转向研究都市与工业社会，那么在新的语境下，无法产生普遍理论的“深描”是否还有价值。正如格尔兹所说“（民族志）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这种可以言说的场景日益减少，如果在趋同的工业社会中，“深描”方法及它产生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恐怕不如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李向平等.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理论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
［3］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J］.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4］周怡.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C.亚历山大的文化观［J］.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