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起，卡夫卡就成了我的十字架刑具”
迪诺·布扎蒂的作品尽管五花八门，体裁多样，各不相同，但经常出现一个主题：大山，它作为一个不变的元素既出现于文字作品之中，也出现于绘画中，而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配了很多没有发表过的插图。在《山里的巴尔纳博》（1933年）中，多洛米蒂山作为描写的对象和主体出现于叙述之中。布扎蒂似乎是将大山与他的令人不安的孤独结合到了一起，把大山作为这样一个地方：不管是属于什么阶级和等级的人，当他出生在世开始生命之旅时，他就在时间的黑夜中将根扎到这个地方了。
分析布扎蒂的所有作品后可以说，他的每一本书都与另一本书相互关联，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在无处不在的时间长河中，作家抽出历史的一个碎片进行阐述，将这一碎片扩展开来，形成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角——其出身从未明确说明——被安排到将导致主角最后死亡的故事情节之中。每一个接下来的阶段都是一种新经历的开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在写作《山里的巴尔纳博》时就已经成熟，这部小说已经包含了随后的两部小说《老林中的秘密》（1935年）和《鞑靼人沙漠》（1940年）的主题：他的儿童时代的密林和成年时的“可怜的荒原”。由密林和大山构成的过去同沙漠中的等待之间的关联已经出现于一些短篇小说中，这些小说大部分收入《七信使》于1942年出版。由此也开始了对一种行程的描绘，即对持续的生活史的描绘。然而，对另一部历史的描绘也由此起步，这一历史就是作家自己写作进程的历史。作为记者，布扎蒂处于必须记录所发生的事件的位置，他在批判事件的消极方面的同时记录了这些事件，同时也扩展了所写的东西的道义责任。为完成这一任务，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格调：使“死亡魔鬼”无限膨胀，使人的扭曲无限膨胀，这种扭曲使人的原始的纯洁丧失殆尽。
布扎蒂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是1940年出版的《鞑靼人沙漠》，是莱奥·隆加内西主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收集了“意大利和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具特色的著作、伟大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的传记和回忆、有关昨天和今天的事件和幻想的故事”。布扎蒂将手稿交给这位出版家时只有33岁。从1928年起，他已经在为《晚邮报》工作，这一工作使“时间在流逝”的感觉深深扎根于他的心底：他看到同事们在白白等待奇迹中变老，那是从记者这一严苛的职业中出现的奇迹，这一职业将他的同事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一张书桌四周。这部小说中的“沙漠”恰恰就是在报社这一城堡中的生活所构成的历史，这一城堡所能够给予的奇迹就是忍受孤寂，孤寂就是那里的习性和天命。
在20世纪的意大利舞台上，布扎蒂这位人物和他的活动起初确实被置于孤立、自闭，有时是被轻视的地位。这是一位很少有人认真看待的作家，这首先是由于最明显的苛求，即作品应该是书面信息而不是白纸上显露出的风格构成的装饰。他的作品的重要意义真的是法国评论界发现并突出报道的，布扎蒂是在法国出手册的第一位意大利作家。意大利评论界则相反，倾向于给他的作品贴上介于新闻报道和寓言之间的“小小说”的标签，或者说，实际上就是认为，他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布扎蒂在《现代地狱纪游》中也说：“人们知道，评论家们一旦要把一位艺术家放进分类的一个格子中时，他们总是想要让他改变主意。”不管怎么说，最使他生气的评价是，认为他是某种“卡夫卡的竞争对手”。他在1965年3月31日的一篇随笔中写道：“从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起，卡夫卡就成了我的十字架刑具。某些人从我的长短篇小说、戏剧作品中不会找不到一些与这位波希米亚作家的相似之处、派生关系、模仿或者甚至是厚颜无耻的剽窃。我就是发一份电报，或者填写一份报税单，一些评论家也揭露说有什么可恶的相似之处。”
因此，一直到1965年，尽管发表了大量谈话，首先是在报纸和刊物上多次发表的谈话，但评论界真的仍然不认为布扎蒂的文学“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相爱一场》出版后，很多人甚至对他大加抨击，指责他故意要写这样一本书，它的发行可以像发行歌曲磁带那样引起轰动。可是，早在1960年，布扎蒂就出版了格言集《尊敬的先生，我们不喜欢……》，作者在这本书中告诉读者和评论界，他们依然不懂他的作品，他感到有必要说出事情的真相。同样的想法在《现代地狱纪游》中也可以看出来，首先是在《博施作品全集》导言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被忽视的文章，但它对于了解布扎蒂的道义和文学话题来说极为重要。
所有这一切至少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奇怪，特别是他的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第三部小说《鞑靼人沙漠》引起轰动之后。由于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人类学的法则的偏爱和他在表面上对历史、对意识形态、对现实主义、对现代神话的漠不关心等等原因，以及他本人拒绝属于任何团体和流派，所有这些使他被封闭于一种低等文学流派之中。确实，在他去世后情况变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正在把布扎蒂在我国20世纪文学史上应该占据的地位归还给他，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也正是如此。
（据《鞑靼人沙漠》书后原版介绍删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