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和浪漫救不了穷人
任何有同情心的人，必然会像克鲁泡特金一样对我们的世界提出质疑：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物质丰富而繁荣，怎么还会有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怎么还有像蒋贵英(1)这样令人心塞的情形？我们可以一边看到，像王健林、马云、马化腾这样一些人的财产可以达几百亿；另一边，蒋贵英这样的穷人，可能几百块都没有。我相信，任何有同情心人，难免会产生克鲁泡特金的想法，对这种贫富的存在产生不满，对造成这种贫富的原因产生愤恨，难免不会想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难免不会想要充公巨富救济穷人，最好全民幸福。应该估计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情心，或者说，不是人人都发展且充分发展出这种同情心。必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就像赌赢了钱的赌徒，认为别人的凄惨是自己技术不好，再怎么，也是时运不济。不谈这种自己所处位置的影响，但说同情心。为何人们发展出不同的同情心？我推想，这和天生的素质以及后天的环境都有关系。人类自身并非天性善良，一切都取决于是否获利。我印象中包括Nowak在内的多人都提及，合作者相互合作，能够得到最大的产出——但是，利益的衡量标准不是获得最大群体利益，而是个体利益。这就意味着，有一个背叛的幽灵，在人类群体中游荡。克鲁泡特金以为他看到了“共产大同”的基础之一即人类合作而不是进化论之竞争，实际上是大错特错，或者他态度太轻浮，还以“蓄奴的蚁族的灭亡”说明不互助就会灭亡。蓄奴的蚁族听了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但绝不会因此而伤心或愤怒。实际上，人天生从未舍弃损人利己的倾向，只不过这种倾向在不同人身上有大有小而已；其次，人们针对后天的环境的适应也会产生不同的损人利己倾向，这种倾向和同情心我认为是负相关。这也涉及犯罪的问题，值得别处详谈。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什么产生了不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句话反复被人提起，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波普尔称之为实用主义，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世界，你如何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不是？不然，最终你老马不也和魏特林、约翰·格雷、克鲁泡特金一样，都以为得到了真理，给社会开出猛药，要制造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克鲁泡特金们，如同Sowell所说，多以为是社会制度造成了这种穷人的不幸。孔多塞甚至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以为，是人为的制度导致了不幸，如果顺从自然律法就会达到一种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制度、政体这些东西，也并非人为理性构思的产物，是一种哈耶克所谓的自然自动过程所形成的群体结构。对于社会问题，其他人有时候看不到存在群体运动的问题，有时候误解了“人性”以为人性本善。克鲁泡特金显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克鲁泡特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变成，富人是造成不幸的根源，他们占有了大多数的财富，并造成了穷人的贫穷。所以把他们的财富充公变成公共财产，问题就解决了第一步。此处的问题在于，就如Sowell所注意到的，“富人”和“贵族”是变动的，有时候这些家族、群体富贵，有些时候那些家族、群体富贵；有些时候一些贫穷的群体崛起富贵，有些时候富贵群体变贫穷。这些人和那些人、变富贵的穷人和变贫穷的富贵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没有一种“人格特质”，比如说穷人变富贵了就不剥削其他穷人，或富贵人变贫穷了还是恶人。也就是说，可以说，人性是一样的，是不同的外在条件改变了人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虽然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存在问题，但是行为的变化可以说确实是存在的。可以以地位和个体的睾丸酮或皮质醇的水平变化作为例证，对应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问题的第二步是，公有财产之后社会怎么运转。克鲁泡特金的想法是，让人们自由联合起来。他认为，人们联合起来，开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模式，自己努力工作，为了集体作出最大贡献，因为自己也是集体的一员，也就是为自己做出最大贡献；能够让大家都活得照顾和安逸，也就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照顾和安逸。他的这个逻辑和卢梭的“全体意志”是相同的，错误也是一样。我为集体做最大贡献，绝不可能是为我自己最大贡献；我的意志不可能是全体意志，除非我=集体，或者我=全体，二者可以等价替换。这在逻辑上存在缺陷。就如我在别处谈到的，我的最大利益=我自己得到的利益+我从集体得到的利益，这里存在两个变量。实际上克鲁泡特金注意到了“懒惰”的问题，说万一有懒惰的人不好好工作怎么办呢？克鲁泡特金说，这些搭集体顺风车的人，会被其他人说“你去别的地方吧，去让你搭顺风车的地方”来解决。那么如果他就是不去呢？克鲁泡特金说，那么大家都不理他。如果都不理他他也不去呢？克鲁泡特金没想这么多。克鲁泡特金实际上还注意到lingerie问题，即利益的冲突问题，比如只有一个空位或机会，几个人竞争，那么怎么办呢？克鲁泡特金举例说，什么威尼斯的拉货船什么争水道，但是他们组成协会会进行协调和安排。不听从安排就会被开除。现在问题是，如果被开除的人集合起来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和前一个协会的竞争冲突怎么解决？或者，几个类似的协会之间发生冲突，应该找谁来解决呢？他没有想这么多。实际上，这种冲突，正是导致逐渐塑造出一个国家政体的力量，于是政府就又出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too young, too simple的结论。
序言里克鲁泡特金说，“有人对我们说：“但是你们看你们的计划的实现期还远得很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对于人类的本性和欲求的了解有着根本的错误吗？””这个反驳抓住了关键。我在提到孔多塞出错的地方时，就说和克鲁泡特金一样，二者都把希望寄托于波普尔所谓的“人格主义”，即认为单凭人的心理和性格，或说人性，就能够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美好乌托邦。那么，在这个正确的反驳面前，克鲁泡特金是如何会执迷于错误呢？
他的回答是：“我们看见亿万的人在他们的共产村落中能够维持那社会主义的主要元素之一（即是将那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土地收归公有，并且以各家族的劳动能力为标准来分配它）以至于数百年之久；西欧土地公有制度的崩坏，不是从内部，而逝从外部被政府创设土地的独占制度以帮助贵族和中产阶级所促成；再次我们又知道中世纪的都市能够在连续的几百年中维持着某种社会化的生产和商业的组织……至于这些共产制度的失败，大半因为当时人们没有能力，不能将农村和都市、弄人和市民联合起来，协力反对那个破坏了自由都市的武力国家之生长。”前面谈到有些人的想法的时候，我说它们很“愚蠢”，事后很为这种用词而惶恐，这种模糊性的评价不仅带有攻击性，没有任何建设性可言。我自己反省了一番，印象中，我并没有随便用这个词，比如说我认为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斯宾诺莎这些人在他们的理论中都犯了错误，但是我没有用这个词，我也不感觉他们愚蠢，相反，他们是巨人，是我的老师，是我尊重的前辈；还有一些人，比如约翰格雷、魏特林、摩莱里这些人，我感觉他们的错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但是并不会觉得他们愚蠢；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就不一样了，就如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所引用的塞特纳——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读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黑格尔和费希特的评述，我发现原来他们是同一类人，即“创作型”学者，他们不具有一种真诚地研究学问的态度和能力，而具有一种用修辞来构成一种要么新颖、转接，要么含混、晦涩表达的能力。虽然有些人或许不是蠢而是鸡贼，但是很多人仅仅是受打了不好的影响，喜欢上了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这种从难懂的晦涩到难懂的修辞的手法上的甜蜜，波普尔说就连维特根斯坦都难逃这种诱惑。但是不管怎样，这类思想和观点自身都可以说是愚蠢的。虽然波普尔甚至也说黑格尔“厚颜无耻”，或许我也不该用愚蠢这个词。不是因为有人跟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这些人。波普尔踩了柏拉图和黑格尔，同样有人跳出来，如沃格林与施特劳斯，说波普尔“极其肤浅”。我印象中，在影评、书评往往都会有这种现象，一旦有人踩一本书或电影，总会有人就像踩了自己一样跳出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吗，比如我十分喜欢波普尔，要是有人把波普尔贬得一钱不值，那么势必变成了“我喜欢一个一钱不值的废物”，那么逻辑上我就是一个半钱不值的废物，那么心理上自然会感觉跟踩我没什么两样。自己喜欢一个对象，然后跟这个对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这种现象大规模发生在明星偶像演艺界，和竞技运动体育界。最典型的例子，我记得一个是网球选手，因为失利被自己的一个球迷刺伤。南美一个足球乌龙球员被杀事件，和约翰·列侬被歌迷射杀事件，或许都可以作为例子。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正直”的品格。正直的人，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后果。按照一种逻辑的标准，任何更有理由、论证更好的结论，都应该得到接受。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即使对于沃格林与施特劳斯这样的人物，也是非常困难。萨特从未对他信奉纳粹再改信斯大林有过任何惭愧和歉意。我以为这是人的另一种本能的反应，即当一个人处于一种位高权重的地位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膨胀”效应，当那些官员说一些明显侮辱大众智商的、愚蠢的话时，他们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中，是无法感受到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愚蠢”的，真心真切无法感受到大众眼里明显会看出来这种愚蠢，就像“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或许，这几年穆里尼奥的变化，甚至老罗的一些变化，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用零星工程代替乌托邦式的“整体”工程。他是十分谨慎的。我认为，实际上社会结构是需要保持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或柏拉图理想国这类整体工程，都是建立在对群体和人性的无知之上的，因而都是错误的。但是，或许步子可以跨得大一点，实行一种所谓的“福利社会”，貌似就是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所反对的。这种福利社会接近罗尔斯的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就是通过劫富济贫，对财富征收高额税来为底层穷人提供疾病、教育、生活福利服务。就我目前所知到的，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来自奥地利学派，比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认为这样会影响经济的进步，因为这些“税”会影响到资本投入，因而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我的回答是，这种对最大化经济进步的迷恋或许，注意是或许，因为可能我经济知识不够，或许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密尔在提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时说，有些事务，看上去既涉及私人又涉及公共，比如酗酒，喝醉了闹事影响公共秩序。然后他说，为了个人的缘由，我们社会可以担起这种麻烦。意思是说，哪怕社会集体公共麻烦一点，也要让给个人更多一点自由空间。密尔的这种让步被米塞斯看作是一种懦弱的妥协，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高贵精神。就像在电影中，当一个武林高手在酒店喝茶，被当地地痞欺负，他没有反击，而是看大局，这不是懦弱，这是有气度。所以我认为，即使照顾穷人会让一些懒惰的人趁机占便宜，会导致经济不能以最大的步伐前进，也应该要去照顾穷人；这些都是社会可以承担的麻烦。
1）来自网上有篇《她不死，我也死不成》，作者匡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