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书评与超长解读

重新理解中国之一

我是民族学硕士，最近买了施展老师的历史课和他的书，也有了一些新的收获，这次就把最新的学习心得做个总结，做成一个重新理解中国的系列框架，是一个一万八千多字的解读，严重剧透。

商周之变与天下体系

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秦汉的历史也不是那么一成不变，只是王朝的更替，之前讲林欣浩的那本历史上也说过这个，他说至少皇权是在越来越集权化的，这没错，但是施展老师又总结了四个中国历史主要的大的结构性变革，分别是商周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和古今之变，接下来我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要说的是商周之变，商周的交替发生了很重要的变革，周朝当时虽然战胜了商朝，它以弱胜强，但当时它实力并不算太强，还有许多诸侯国存在，周的胜利很是偶然，如果仅靠武力恐怕无法控制各势力的反扑。所以周朝发明了一项新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天下体系”，在这之前的政治观念是“天命”观，天命降到哪个部族身上，哪个部族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当时的天命认为是降到商人身上，他们要讨好的就是上天，主要是用祭祀活人的方式，很是血腥残暴。但周人却说这次天命是降到了周王身上，周王是天下之主、天命所归，周王是为大家主持公道的。伴随着天下体系的还是宗法制度，也就是长子继承制，从天子往下一级一级的分封下去，家国同构从此始，在权力继承方面就可以保持政治的稳定，还有礼乐制度赋予人生活以精神意义。更重要的是德治原则，周王天命所归是因为有德，德就是能公平地进行利益分配，以前商人的天命是上天赋予的所以更重视的是讨好上天，重视祭祀，重视鬼神，但是德治原则一来以后的统治者更重视的就是现实的政治表现，重视的是历史对他的评价，所以这也是后来中国人宗教感相比西方总是特别淡漠的原因。

有些学者已考证夏商周时期的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文明特别发达，考古发掘显示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文明遗迹，比如四川等，是一个“满天星斗”的状态，周可能只是经济稍微发达了一点，但是它以发达的经济为基础加上天下体系为杠杆撬动起了一个漩涡，这个天下体系的漩涡并理论上不排斥其他人，并且包容性极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有德者居之，其他人也都有机会，并且天命所归者按道理也应该要有德，要为了天下人的福祉考虑，所以这个理论发明、观念发明本身已超越了其发明者和其发明的朝代，对其他势力来说加入这个体系就很有吸引力，如果你很弱，加入进来君主会为了你的利益考虑，不管实际做得如何，但是说肯定要这样说，如果实力很强就可以直接成为这个漩涡的中心，成为天下的共主，这也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在，草原民族等其他势力入主中原后也往往会选择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也会宣称自己是继承前朝的正统。特别在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就面对要不要给元朝修史、元朝到底算不算正统中原王朝的问题，最后还是修了元史，承认了元朝的正统性，尽管蒙古人可能都没怎么这么想过，但是更具德治原则，天下是有德者居之，它统治了天下近百年，肯定是有德的。后来满洲入主中原后也更是对此大加强调，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

这些在赵汀阳的《天下的当代性》也有论述，他还说了天下观作为精神资源、一种观念发明，在今天是不是也能发挥用处呢。天下这个词汇内涵丰富，很难找到一个英文词汇与之对应，一般译作world，但是天下的含义中包含着一套政治秩序，有一个共主，有一个老大，老大还要给大家主持争议，为大家的利益考虑。天下观能不能适用不好说，只是提出一个想法，这并不是中国要称霸世界的意思，意思是观念创生后只要有用就可能被人们用上，就像一个发明，谁成为漩涡的中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文化是有连续性的，罗振宇说了，其实中国现在有些做法就有这个意思，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准确的叫法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它不是战略，战略强调一定要达成什么目的、为了什么利益，倡议就很是温和，我提出一个想法，大家看可不可行，要不要加入一起干，就有当时周朝不依靠武力（当然当时周朝是武力不够），但是想要实现秩序扩展和广泛合作。

秦汉之变

接下来说第二个变革，也就是我们普遍认知的从分封到郡县制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当时出现了两个技术变迁：一是铁器牛耕提高了生产力，二是竹简的出现降低了知识的传播成本，以前是铭文，也就是在大鼎上刻字、甲骨文之类，文字传播成本可想而知。刚开始是春秋时期，人们基本还按照周礼行事，打仗还只是贵族的事情，并且很守规范，但是楚国不遵守这一套，把齐襄公打得打败，战争越来越比拼武力，大鱼吃小鱼，遂进入战国时代，大家都想进办法提升军事实力、提升战争动员力。因为生产力的提升老百姓越来越开垦私田，开垦私田也能过活，公田和贵族收到的财富就越来越少了。知识传播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人能读书了，很多人开始思考如何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需找意义和解决问题，诸子百家作者将其根据对待传统的态度主要分为崇古派，也就是认为因为恢复传统，也就是儒家为代表；开新派，认为传统已不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应该积极找新办法，法家为代表；避世派，也就是道家为代表的无为而治。最后是法家胜出，但是秦朝的统一也代表着法家的逻辑走到了尽头，因为法家变革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强国家势力、赢得战争的胜利，比如不管是谁只要有军功就有奖赏，但是大一统之后没那么多仗打了，维持这个体系的外部条件消失了，以前是利用打击外部来滋养内部，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夺取民力来滋养朝廷了。也就像之前一本书上说的，秦亡是亡在太大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已不适应这个规模了，后项羽成功后又分封诸侯，于是法家的办法有可以走通了，原来处于秦地的好位置的刘邦遂承继大统。统一后因中央朝廷太弱，自己的各合伙人都还很厉害所以施行老庄之治也有无奈之举的成分。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时，这个出世流派之二也有了发扬光大的契机，中原王朝后外儒里法、王霸杂之。

唐宋之变

在汉武帝穷宾黩武之时，社会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国时期为了增加军事力量、增加税收，国家尽可能将社会散沙化，但因为汉武帝横征暴敛严重，很多普通农民因赋税太重就逃到地方大族处寻求庇护，豪族的势力遂兴起，中央的税收就越来越少了，之前《哈佛中国史》中也有讲到汉的这一特点。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很重要的主线就是皇权和豪族的相互制衡，朝廷需要官僚体系来压制豪族，但官僚需要钱来养，可是因为豪族兴起，朝廷缺的就是钱，于是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汉末王莽的政策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土地国有等很多政策可以说很社会主义了，以至于很多人说他是穿越过去了，施展老师就说他其实是想恢复周朝的理想社会，要说穿越也是从周朝穿越过去的。但是豪族的兴起已是历史大势，东汉第一个君主刘秀是豪族领袖之一，但之后的皇帝也感到了豪族对皇权的制衡，皇帝于是就想要从豪族之外寻找可用之人，但当时知识传播成本还是竹简或很贵的纸（手抄），知识基本都垄断在士族（也就是读了书的豪族）手中，他们垄断了帝国的官僚系统，这些士族本身又有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不那么依附于皇权，所以皇帝只有从士族之外寻找可用之人，于是东汉的皇帝被诸葛亮称之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并不是皇帝多么昏庸无道，而是为了加强皇权的无奈之举，只得依靠宦官和外戚。东汉末年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正需要国家治理，但是朝廷内部还在党争（‘小人’和士族之争），遂民间只有自救，于是民间宗教力量组织起来，危及社稷，朝廷只有请地方豪强来想办法，但是豪强各有自己的野心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乱世之中更依靠的是能力而不仅仅是出身，所以很多寒门出生的寒族有了发家的机会，三国的斗争很多都是士族和寒族之间的斗争，曹操是宦官的养子，出身不好，遂只有更多依靠寒族，于是非常重视从底层选拔人才，很实用主义，但是曹操死后他的后代就没有他这么牛了，士族的领袖之一司马氏遂取而代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想要加强皇权就必须得能从树大根深的豪族之外选拔人才，这样的人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胡人，所以具有草原血统的唐朝就很重要胡人将领，但最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帝国摇摇欲坠，但是也支持了很长时间，因为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新的土地被开发出来，有了新的财政基础，南北朝时期南迁还是有计划、有建制的，但这时的南迁就很仓促了，原来的社会结构被打散了，利用中央统治，朝廷也有了新的财政来源和世家大族抗衡，加上宋朝印刷术的普及，知识传播成本进一步下降，普通人也可以读书了，朝廷可以从大量的平民中选拔人才，于是实现了从豪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变。

我觉得这一变的解释很大的启发也是抓住了一个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我在这里说得很简略了，书中处处透露着这一重要的发展脉络。

重新理解中国之二

想要理解中国历史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是为什么中国虽然经常分裂但是始终最后还是会走上大一统，二是为什么纯正的汉人王朝不能实现统治长城南北。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中华的统一之解

昨天说了，中国文化蔓延不断、始终有大一统朝代出现的重要原因是有一个普世性的精神资源、一个重要的观念创新，那就是天下体系，但是光有这个观念系统还是不够的，世界其他地方，如欧洲的基督教也有世界统一的观念但是却没有持续的帝国存在，所以还需要物质方面来支持大一统观念成为现实。以前我听到的解释中国始终能保持统一的原因有地理因素，说的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农耕地区需要治水，治水只有统一王朝才有能力调动起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还有解释是秦始皇的修驰道、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特别是汉字是表意而不是表音所以各地虽然方言发音各不相同，但是可以通过文字实现交流、知识的传播和帝国的行政命令等，促进了国家的一统。这些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施展老师的说法又是一个新的层面，新的角度，那就是从财政和军事层面来解释中国的持续统一。中国的中原地区有非常大片的耕地地区，国家就可以在相对小片的地区进行征税，税收基础大，又因为农田相对集中，征税的成本可以降低，国家只有征税的成本小于对国家的治理成本，那帝国的统一治理就可以持续，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中央就可以压制任何来自地方的反叛，而这个临界点的出现是昨天说的第一个千禧年，也就是唐宋之变后宋朝开始，就再也没有长时间的分裂局面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又是另外的逻辑的。

在唐宋之变以前，地方豪族的势力还很强大，大量的地方豪族可以直接从社会汲取资源有时候也会形成对中央的反叛力量，形成地方自治的局面，长时间的地方分裂还有可能发生比如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等，但宋代开始的平民社会，皇权可以大量从民间选拔人才作为依靠力量，而民间社会组织力量在唐末后打破了豪族社会，加上印刷术的普及，平民也可以读书掌握知识了，也是中央从地方选拔人才的条件，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地方性力量出现能抗衡中央了，长时间的分裂就不能出现了。

中原和草原的相爱相杀

现在接着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纯正的汉人王朝不能做到统治长城南北。首先说说什么是汉人，简单说就是尊崇儒家体系、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的人，依靠的是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血统来判定的。而统治中原广大的农耕地区依靠的是儒家传统，儒家是一统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礼制，之前我说过，依靠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统治成本可以尽可能降低，还有内涵法家的官僚系统来执行具体的行政事物，这就是统治中原的主要逻辑了，有人因此还将它简化称之为外儒里法。反正不管怎样，儒家的治理逻辑在游牧的草原是行不通的，儒家治理要求人们是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它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系统，但草原人们是过着流动性很大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国家的税收成本会远远大于治理成本，而没有税收就不能支持起长期的官僚系统，所以草原靠自身是无法形成帝国的。但草原的庞大游牧帝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学期这个倒是学了很多，主要是因为草原专化游牧业有些生活物品是生产不够的，也就是草原的生计方式是不能自给自足的，所以需要从农业地区获得，而中原没有统一之时草原当时可以用贸易这种比较风险低的方式进行，而秦以前战国时代也需要草原的马匹等，但是中原统一后就垄断了市场，可以不交易或是提高价格，草原这边就受不了了。加上马匹的应用可以大大增加游牧半径，它可以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庞大游牧帝国，中原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文化发展才在秦大一统，而草原帝国形成竟如此迅速。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需要结成联盟来与统一的中原进行对抗，而其主要的财政来源不是税收，因为草原税收成本肯定大于收益，而是来自中原的财富，通过掠夺或威胁来得财富，可汗可以掌握利益的分配权从而控制其他部落。

所以草原的继承逻辑和中原的就不一样，中原王朝的继承主要是嫡长子继承制，继任者年幼或能力不足都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具体办事都是官僚系统在办，它需要继承的确定性和统一性，避免大家争来争去，破坏政治的稳定性。在中原继承的最重要方面的继承的稳定性，而草原的继承逻辑最重要的是要求大汗必须特别能打仗，必须能持续性的打胜仗，能持续地从中原抢夺财富，所以小孩就不行，所以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度，但是当最小的弟弟都当过大汗死掉之后，儿子辈所有人都有爸爸当过大汗，大家就行抢着当大汗，这就是草原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汉唐时期对抗草原帝国的胜利其实也都有草原的继承危机出现的原因，所以也有“胡无百年运”的说法，因为一代兄弟治理再怎么也超不过一百年。

时间回到魏晋南北朝，那时候各短命王朝兴起，各少数民族也进入中原，也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这个时候中原已有大量少数民族存在，大家相互也有很多仇恨，但是相互又共同居住在同一片地域，各自又分不开，所以这个时期的重点是把统合各方力量才能建立统一政权，这个时期也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家相互仇杀时期，胡人（之前说过，也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依靠胡人群体，激发大家对汉人的仇恨，因此建立政权后大量杀害汉人和以汉人为奴；汉人建立政权后也以胡人为敌人报仇，同样方式对待之。第二个时期是统一胡汉但是没有成功地阶段，著名的有苻坚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但是都没有成功，苻坚意识到了必须把大家整合在一起才能统一天下，但是他过于想先把自己的氐族共同体（他自己所在的共同体）打散，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尽量做到没有偏见，也成就了很大的功业，但是淝水之战打败，因为整合还不够，顺序走反了，其他人为自己团体利益考虑超过了对整个公共体的。孝文帝也是太重视汉化，自己鲜卑族的人就很多不满，很快也就失败了。第三个时期是成功混一胡汉的时期，但是北魏的后继者拓拔珪做了新的制度安排，把各小共同体打碎，重新编为八部，成为八部大人，后来的北齐、北周继承了这套制度，直到隋唐终于统一中国。

其中蕴藏的逻辑主要是要建立一个混一胡汉的政权，它同时要懂得草原和中原的治理逻辑，所以中原的汉人王朝就不行，单纯的游牧政权也不行，只有处于过渡地带的政权才能承担这一历史重任，鲜卑出生东北，西北是大草原、东南是农耕地区，而后世是辽金和清朝也是从这里发家的，而元朝的治理很靠来自辽朝的一个姓耶律的那个谁，我忘了。超越中原和草原之上二元帝国遂才能建立。

唐朝的开国一代还比较懂草原的逻辑，因为他们也是有鲜卑血统，来自北魏、北齐、北周一脉，唐太宗也比较懂治理草原的知识，最终也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天可汗。但是后继者深居中原，这些知识和理解就不行了，到唐玄宗基本就完全不懂这一套了，不能实现对草原力量的驾驭了。

再来说说宋朝，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可能是古代中国最自由和繁荣和朝代了，民间商品经济发达，老百姓生活富足和自由，民间社会很发达，但这一切很重要的原因又是因为它丢了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北京以北的广大一片农耕地区，但是却被辽朝占据着，宋以及之后的很多人都深以为痛，但是正是因为辽朝占据着这片地区，它就有了大片的农耕财富来源地，加上宋的岁币，它就有税收基础来赎买掉草原的军事贵族，因此可以解决掉草原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长时间屹立于中国北方。而正是因为辽朝的存在它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燕云十六州，但是又有大片草原控制地，所以它必须同时懂得草原和中原的治理逻辑，而辽朝开创了南北两院制将胡汉的治理方式制度化，这样就不依赖于统治者个人能力，国家可以尽可能长存，就不会像唐朝那些，开国一辈慢慢过去后，后代一旦不懂的这一套就完了。而这是因为草原北方有了长期存在的游牧帝国，北方时不时出现的游牧政权威胁就被辽朝给灭了，宋朝和辽朝澶渊之盟后也可以享百余年的和平，因为它是占领不了草原地区了，这时候也不用面对时不时出现的草原游牧政权的威胁了，它就可以尽可能用财政逻辑来解决边疆问题，也可以不用对民间社会形成强大的控制力，民间的繁荣和自由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发生。而相比之下明朝虽然是汉人建立，但是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它必须形成对民间强大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它又不愿和少数民族政权讲和，所以明朝民间活力远远不足，军事开支很也大。

古代中国的最终形态：清朝

在金朝第二代开国君主时期还遗留很重的草原上的君臣共治的的传统，这也是受当时草原统治逻辑所限，最后第二代的这位皇帝只是挪用了一点国库的财物出去买酒喝就被大臣按照传统为名拖出去打了二十大板，这个金朝的童年阴影也让金朝更加积极地学习汉地的官僚治理方式，加深了其对皇帝皇权至高无上的渴求，后来征服汉地后有了更多财物遂主动放弃了草原视野和对草原民族的治理方式，后来居然修起了长城来防御西北方向的草原民族，于是也给了蒙古帝国可乘之机，也相当于埋下了金朝灭亡的种子，金末面对蒙古的进攻应对低劣、迅速灭亡。

或许是同是女真人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吸取了金朝的教训，发展出了一些列用古代中国的标准来看高超的统治技艺，把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集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首先，满洲和蒙古结成军事联盟成为其发家的强大军事基础，然后有了这个军事力量就可以控制庞大的中原地区，控制了庞大的中原地区的财富就可以掌握对财富的分配权从而赎买掉满蒙军事贵族，掌握军事力量，然后自身也可以避免掉草原民族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兄终弟及的权力争夺），保持政治的稳定性；而要控制满蒙特别是蒙古力量清朝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草原骑兵战斗力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其机动性，藏传佛教要求信众必须从属于某一个寺庙，所以草原骑兵的机动性就被限制住了；清朝统治者在支持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赋予了皇帝佛教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身份——文殊菩萨，在藏传佛教中获得一个特别高的地位；而新疆地区又是蒙古和西藏的战略空间，这里曾被准格尔势力占领，就会威胁蒙古的安全和稳定。最后皇帝再在这多方居间操控，成为凌驾于其上的帝国统治者，所以才能控制住明朝四倍大的疆域，把古代中国的二元发展成了多元一体的帝国，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相互构成，成为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对各地方来说皇帝也有不同的意义，对汉地的人来说清朝统治者是皇帝，对满蒙联盟来说是大可汗，对西藏人民来说是文殊菩萨。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问题是清朝的人口最终突破了古代人口的极限达到了4亿，原因不仅是因为美洲作物的传入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以及“摊丁入亩、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因为具最新研究显示在美洲作物传入之前，就有了大规模人口增长，原因可能相反，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积极引进美洲高产作物。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清统一的长城南北，因此中原和草原人民不用打仗了而打来的和平红利。以前，比如明朝中原财富不仅要养活中原王朝的军队，而且草原的骑兵很大程度来讲也是中原人民养活的，所以要同时负担两支同样高强度作战的军队，而南北一统只需要同时供养一支中低强度的军队即可，老百姓负担降低，就能养活大规模人口，加上多子多福的观念，所以人口一直增长到古代人口的极限四亿。同时统一长城南北还带来了一个中国文化精神层面的意义，之前说过天下体系是一种很普世性的观念，之后是被儒家给继承下来了，认为天子承接天命，统治整个天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纯正的汉人王朝时期是难以实现这种精神理想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是不服你吗，还经常来掠夺边界，所以统一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也让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升华、一种在现实的真实表达，真正实现了天下体系的普世主义理想，用施展老师的一句话就是：“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

但是清朝的大规模人口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人口太多而不能内在地发展出工业革命，几乎不可能。因为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创新创造的目的是想要用机器来取代人力，而中国人太多了，地狭人稠，就没有这个内在动力来革新技术，用学术界的一个词就是“内卷化”，意思是在农业地区因为人太多，劳动力便宜，所以任何以替代人力的技术革新都是不可能实现了，会在低技术状态下将自己锁死。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的就是古代中国常见了帝国末期的流民四起，社会矛盾加剧，然后通过战争来消化过多的人口，从而进入朝代更迭的历史循环。所以最后的古今之变，也就是鸦片战争后近代化的开启也是中国的内在需求，我们需要从外部来获得自我革新的力量，而在广大的市场经济的世界市场中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又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又只能在进入世界的分工体系中才能发挥出来。但是在进入世界市场前最重要的是完成内部的政治整合，不然中国就会被列强及世界市场的力量所撕裂，最重要的就是压制住分裂的政治力量，在近代的上海、广州等近代城市它与伦敦、纽约的距离可能比与中国内陆的乡村的距离要近得多，没有完成政治的一体化而加入世界市场可能出现的就是整个中国内部的撕裂化，甚至内战，而只有完成政治整合后加入世界市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才能发挥出来，近代无论各方势力对中国这个共同体来说其实最重要的革命任务也就是这个目标，而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重新理解中国之三

接着再把重新理解中国这个系列给讲完，结合施展老师的课程和书还有其他一些资料。

南洋华人的血与泪

之前说过清代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到了古代中国的极限，由于人地矛盾加大很多中国东南也就是福建、广州等地带的中国人便在东南沿海、东南亚一带闯荡，做生意之类的。东南丘陵地带地形破碎，交通不便，人们之间交往更加困难，所以很可能过了一个山头的方言就又不一样了，这个地方的地方性宗族组织就更加强大，而当东南丘陵这个地方的人下南洋去做生意、闯荡的时候，宗族作为一个组织形式更是发挥了强大的作用。闯荡南洋风险极大，宗族可以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机制、人们相互信任的连接机制和与当地土著及西方人对抗的自我保护组织。所谓海外的中国人不报团那是在国家层面来的，在同乡层面上是相当抱团的。但是成也宗族，败也宗族。宗族组织让海外华人在当地与土著居民和西方殖民者打交道时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也限制了他们对于秩序的想象，超越宗族之外的人就很难被他们认同；而当地人讨厌华人因为他们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和资源，中国人太多所以土著不能接受的低工资华人有时也能接受，殖民者讨厌华人因为这帮人在宗族的组织下经常是不遵守西方更普遍性的规则和秩序，他们只遵守宗族的规则，所以两者都有很强的排华意愿和行动。在当时情况下海外华人如果要建立国家也是有这个实力的，但是建立国家需要一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和秩序，海外华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地位身份尴尬，很受排斥，而土著和西方人才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族或是哪一个省份，统一都看作是华人一起排斥，这种海外华人共同遭受到的屈辱和委屈及利益诉求可以逼迫出一种共同的认同，这就是对中国人的认同，加上一些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组织的呼吁和倡导，他们就很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保护自己，近代中国的国家意识最早便在这一批人身上产生。近代以前中国人往往以为自己生活的朝代就是整个天下，中国实则是一个内涵天下的国家，但是我自己的朝代就是一个国家，则就没什么对国家的概念，陈独秀说他自己在20几岁时方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清朝原来是还有其他国家的。

在近代革命之初海外华人一直是革命最铁杆的支持者，但是单凭南洋华人所动员的力量和资源还是有限，对广大中国大陆的拉动有限，新文化运动后更多的沿海口岸城市及大陆城市都被动员起来，更多的地区被拉动进中国革命的漩涡。

塑造中国的外部力量

现代中国的形成肯定不单单是我们内部的自娱自乐和自组织，近代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塑造也不可不提，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

首先是英国，英国是靠世界贸易成长起来的帝国，其国家利益在于维护自家商人的利益，最大效率和最低成本地进行世界贸易。在此逻辑下，英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印度都是采用间接统治的这种低成本的模式，只要能打开贸易之门便可，一般是占据一个贸易据点，比如香港。直到20世纪其他列强都开始抢占殖民地英国才开始跟随，因为如果大量殖民地被他国占据就有可能对英国关闭贸易通道，但是因为后来占据了大量殖民地统治成本上升也成为英国后来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对英国来说，最符合国家利益的策略是尽可能地保证中国的完整统一，保持适度的繁荣，如果分裂被他国瓜分则可能关闭对英贸易同道，太强大也会对英国有所威胁，中国自己就可以关闭贸易同道与英抗衡，所以统一的同时适度繁荣就可，这样也有足够的购买力。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英国虽然也是侵略中国，但是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后来俄国想要占中国东北英国表示反对，但中国力量也不行，所以支持了日本，但日俄战争后也没让日本占领东北。

其次再谈谈俄国，要理解俄国的精神气质有必要从它的历史谈起。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成为国教，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也广为传布，但在后来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西边是天主教，政治分裂，教权独立于政权之上；东边是东正教，也即东方的正统教派的意义，为拜占庭帝国所继承，继续政教合一，帝国的皇帝也是教皇。基督教致力于帮助人类实现救赎，努力向外传教，大约988年俄罗斯也改信基督教，但后来拜占庭帝国自己垮台了，不过皇帝的侄女逃到了俄国并与其领导人联姻了，后来俄国皇帝也开始自称凯撒，俄语发音为“沙”，这就是沙皇制度的来源。俄罗斯于是自认为是罗马的继承人，也继承了基督教拯救世人的使命，要帮助人类实现救赎，在救赎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困难但都应该像耶稣一样承担下来，在这里，苦难也变得有独特的意义了。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爆发出最大的战斗力，战斗民族由此来也。苦难情节加上俄罗斯内陆一马平川，历史上精彩被人侵略，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以想要占有很多的领土来加强战略纵深，所以在他国看来俄罗斯历史上就是经常侵略别国的邻国了。在对中国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遂贪婪地攫取了许多领土。后来共产主义革命本来是认为要成功必须同时在发达国家中发动才能成功，但是列宁修改后认为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这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也可能实现，俄国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领导世界革命。俄共革命开始的苦难和后来领导共产革命也内在切合了原来的苦难情节，后来发达国家革命没有起来也被解释为因为它们从海外殖民地攫取的资源赎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于是俄国应该支持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即使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可以，也能间接促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所以后来俄国大力支持中国革命，大革命期间更支持的不是共产党反而是看起来更有潜力和实力的国民党，这种方式也和先前拯救人类苦难的模式有无比相似之处。

至于让中国人情感最复杂的邻居日本，施展老师指出要理解它很重要的也是其自身复杂的情感，日本在唐时被中国打败，仰慕中国文化，大量学习借鉴，至于在清朝占领中原后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正统文化所在，中原已被夷狄占据，据有些学者考证在明被清替代后周边朝鲜、越南等国也都有许多这等观念，它们之前一直学习中原文化，现在中原被夷狄占据，中原文化正统就是它们了。但是这个观念有一个bug就是按照华夏的夷狄观，你认为自己是正统就应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但是日本却又一直偏安一隅，这里有一个精神焦虑在此。直到西方列强来袭之后大清也被打败，日本认为西方国家更高明，是个更好的学习对象，又因为它小，不像中国大内部又复杂，学习得就快，最后超越了中国，反倒是因为学习西方学得好，很多中国人都来日本学习，遂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也有机会反哺中国，报答古代的恩情了。但是这种方式又意味着自己无论学得怎么好，都不如那些西方国家，自己总是个学习者，低人一头，后来强大后仍然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得不到话语权，巴黎和会提出种族平等也被拒绝，让日本埋下了憎恨西方的种子，想要联合所有黄种人来对抗白种人，原来的政治秩序的观念就不够用了，于是提出了大东亚共同体的观念，以期联合所有黄种人对抗不平等、不公平的世界秩序，要实现这个构想、得到足够的资源，中国当然首当其冲。但是中国毕竟太大，以空间换时间，日本吃吃拿不下，最后迫于情势攻击美国，提前实现原来的大决战，此时他们对侵略中国的罪恶感得到很大程度的消解。要理解日本，理解这种学习者的矛盾心理必不可少，以至于他们当时还埋怨中国居然还抵抗他们，不理解他们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世界的用心。日本的做法确实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苦难，但是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也像一个大锤一样狠狠地敲击中国这个共同体，让所有人联合起来，形成和巩固了对这个共同体的认同。

国共两党的功过得失

如前所述，对于中国这个共同体来说，近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内部的政治整合，否则提前被拉入世界市场面临分裂的危险，最后脱颖而出的便是国共两支力量。这里我从三方面说下我的新的收获，一是从组织方式来看，共产党学习来的组织方式非常有效，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的潜力极大，在联合更多的人进行有效合作的这方面是非常成功，成绩很突出，每个党员对组织的服从、命令的执行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国民党。二是二者动员的社会阶层不一样，这不算是褒贬了，国民党主要是社会的上层，就如课文里说的代表大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样，罗辑思维有一期专门讲蒋介石如何夺权时有详细讲到蒋介石在孙中山死后形式其实不好，但是就是因为懂资本主义运转的逻辑，得到了很多资本家的支持，有钱了之后下野了也能再返政坛巅峰。本来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是负责动员贫下中农的阶级的，但是合作失败后，这一点就完全不行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主要都是被共产党动员的，动员他们参与革命，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过程中塑造了现代国家意识，对国家的认同，广大成员的凝聚力。

第三点说说意识形态方面，来自列宁的共产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人类历史上非常天才的发明，国民党只学了组织方式就在国共合作时期改组后与合作前表现大不一样。意识形态的认同让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使是在日占区国民党无计可施，但是仅仅靠几个党员就能掀起一阵腥风血雨，这是对组织成员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区别。还有就是国民党在整合中国内部时走的是民族主义的观念，提倡五族共和的同时指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是一族，即中华民族，但是这个提法不能解释为何不同族群之间为何差异如此巨大；要说不是一族，那么在西方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下，一族一国，每个民族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就灭不了分裂的种子。民族主义来整合中国，这个内在矛盾难以克服，当时国民党更多的是想让所有族群都成为一族，走同化的路子，到时候内部差异消解就无所谓分裂了，像谁同化呢？当然是汉族，这种偏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其他民族当然不乐意，所以分裂的趋势很大。而共产党的方式是承认中国确实是有很多民族，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民族都被自己的剥削阶级所压迫，我们所有民族的劳动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样不管对与错，但确实是跳出了民族主义的思考框架，起到了更好地整合作用。

重新理解中国之四（终篇）

上次说到近代国共两党的功过得失，这次主要就讲当代中国的故事，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当代指的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内容主要还是施展老师的《枢纽》一书，但是会夹杂许多其他的内容，是最近新的收获，和主题相关也一并讲了。

中国经济崛起之谜

之前对中国经济我读过一本很精彩的书，那就是《解读中国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但是其中还是有些疑问不能很好地解释，比如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其他国家就不想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吗？其他国家政府也是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为何中国成效显著？施展老师认为经济学解释那一套世纪以前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飞速发展，还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并不像一般说法那样制造业会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更低的地方。关键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几十年科技日新月异，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创新经济时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科技创新，创新的周期越来越快，这就对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高效率，高效率地生产产品；二是灵活和弹性，上游甲方一提出要求，通常随着创新越来越快，这样的要求变化也大，下游承包商就要迅速做出改变。当20世纪末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的时候就越来越面临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效率和弹性往往是不能兼得的，生产效率高是和当下的市场嵌合度高，但是市场一变化，往往就变动艰难。诺基亚是很好的例子，诺基亚当初就有自己的手机生产线，但是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手机更新换代如此之快，你自己的生产线想要随之变化成本就很大，崛起的就是苹果这样的公司，我只负责设计，生产全部外包。

80年代的中国中央实现财政包干制，给地方分权，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就很大，上交中央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但是后来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低，中央想支援落后地区都没钱了，做了分税制改革，主要就是把容易收的税划为中央税，难收的税归为地方。中央有钱了，但是地方就捉襟见肘了，于是大搞招商引资，土地拍卖，土地财政，用建工业园区的方式来招商，后来就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区。这就形成了世界上罕有的城镇化先于工业化的现象，一般是先工业化，有钱了，然后再发展城市化，我们把路子走反了，并且这里潜在的经济危机就是大量闲置厂房万一没有企业进驻，那么政府建厂的贷款也就没钱还了，肯定会引起经济动荡。但是正好这时候是西方的创新经济，如果要同时解决效率和弹性最好就是产业集聚，并且是各个中小企业的集群与合作，每个分工要细，但是一旦上游发包任务下来了就重新组合，有人称之为积木式创新，就像玩儿积木游戏，组合成不同的形状，我觉得这是很恰当的比喻。

要想形成这样庞大的中小企业形成的供应链网络，就需要大量的几乎同一时期建设好的、规模大的工业区让这些中小企业去进入，不然你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成立了，但是与你配套的其他小企业没有，你这个企业就活不下去，要是大企业的话，生产流程又太与自己原来的产品配套，想要快速转型成本就太大了。于是，这种巧合之下，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工厂，现在中国是世界毫无疑问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并且已经辐射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因为那里有更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但是这种是辐射不是制造业的转移。有个著名的理论兼做中等国家收入陷阱，讲的是等收入国家因为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可以承包大量制造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然后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但是随着这两者价格上升，制造业又会重新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更低的地区去，所以有个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等着你，有人说这种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代表中国也到了这个时期，但是根据施展老师的说法推论，中国可能就是这一波制造业转移的终局地。制造业只是供应链的部分转移过去，主体还是在中国，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供应网络，内部是高度分工的，有一些步奏和程序转移到国外生产而已，但是很多重要的程序仍然在中国，施展由此断言，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这真是一个有些颠覆性的预言，很开脑洞。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也是有讲这方面的内容，作者有两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解析值得一说，一是世界上的工业革命如何发生的，它的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量的传统行业的农民专化为现代的产业工人，英国当年是圈地运动，以及近三百年的乡村经济繁荣，中国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组织化的人群，然后则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崛起，训练了无数现代工业中需要的熟悉现代产业规则和运作的工人，后来全球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才能有人可用。这个源头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之前说的国民党整合中国的上层，共产党整合了中国的下层，于是才有后来的大量成熟的产业工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像印度和很多其他国家空有大量人口，但是被整合进全球产业分工的人数却是很少，所以人口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大量行业需要的是成熟的产业工人，然后其他资金、技术、管理等反而可以很方便地从外部获得。在这里，我觉得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政府要意识到对成熟工人的需求，在开设专业上、教育资金投入上就要与之配套，需要政府做不少事情，这好像是《解读中国经济中》有提到的。

其次，还有很重要的是自由市场这个产物本身就是一个成本非常昂贵的公共品，不是天然就在那儿的。近代英国实行它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后面支撑，用强力打开一个个封闭的国门。因为在农业时代以前，商业税和农业税相比太难收了，重农抑商是政府能想到的明智措施，各个地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非常本能的天然倾向。要想实现国内的统一市场需要强力的重商主义政府，提供法定货币，用武力保证市场秩序的进行，保证大家诚信交易，还有文化和语言的统一，要是文化和语言不通，交易成本就很大，比如印度和其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经济肯定波动。我觉得本书作者有重要的就是提出自由市场是个成本很大的公共品，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但这本身就不是简简单单就有的。如果从世界角度来看，自由市场摇旗呐喊的旗手最早是英国，后来是美国，现在可能就传到了中国手上了，中国从全球市场上获益，然后现在当然想极力维护，西方却越来越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最近的美国提高关税，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是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举措。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在自由市场中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让最符合两国消费者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一旦提高关税，受损失的一是对方的产品生产者，二是本国的消费者，他们要花更多钱购买产品了。然后还会让本国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挤压那些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的生存空间，本来我是个最新的人工智能公司，很有潜力，但是旁边本来要死的机械厂却迟迟不破产，要是它破产了，那些资金、技术、人才就可以流到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自生能力的企业中来了。但是，当然，美国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等本国企业有了竞争优势后再去世界市场中趟水等等，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也有这么干，但是这只能是短期和部分产业的。

真正的枢纽之国——中国

在社会学、政治学中有一个解释国际政治的著名理论，那就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边缘国家虽然有可能通过经济发展成为半边缘甚至是中心国家，但那是非常难的小概率事件。因为中心国家在资本、技术、人才等等方面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贸易中又可能获得高比例的收益，比如利润是10元，8元都要被中心国家拿走，所以，这种国家地位的变化非常困难，这种描述便是沃勒斯坦对整个世界的想象，解释力很强，很少出现例外，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后，施展老师便提出现在这个世界体系慢慢已不再适用，现在是世界的双循环结构。第一个循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创意等在中国落地，特别是科技产品在中国制造，中国再输出给全世界，这是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是东南亚、非洲等地作为原材料生产过出口到中国，中国做成工业制成品再输出给全世界，这是第二个循环。

冷战时代，苏联和美国各自领导一个阵营，不管强力与否、公平与否，每个阵营里都有自己的秩序存在。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影响的是周边的邻国，这样方便控制和军事镇压；美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主要都在海洋周边的海洋国家，因为靠近海洋便于贸易，而通过贸易美国也能将投入的支持给收回来，苏联应该在其联盟内部也是有经济联系的，不然没有经济的回收，这样的控制和影响就是不可秩序的，美苏各自内部都有一套秩序，就将它们称之为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好了，现在这种中东乱象当初是没有的。后来中苏闹翻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为敌，很是危险，但是也隐含了中国是独立于这两者的第三力量，后来也中美建交，游走于两者之间，成为第三种力量，并把发展中国家拉进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真是一手好牌。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大陆世界秩序崩坏，战乱和难民潮影响很大，美国本来也想控制本来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些地方和美国经贸联系很小，不可持续，遂放弃，什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都发展壮大了。这个时候作为枢纽之国的中国就有发挥自己角色的地方了，西方国家因为产业更多的是高端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与中东、中亚联系少，但是中国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与这些地方在原材料、能源、工业制成品等方面联系加强，中国需要稳定的国家政治环境，也需要这些地方和平、稳定，因此有动力、也有能力向这些地方投放和输入秩序，这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是近几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对当地的具体情况、文化、风俗等都不了解，办起事来肯定会有阻碍，而西方许多NGO组织在中亚、非洲都已经深耕多年，经验丰富，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当然这也是人类学家和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挥所长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也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不然难民潮或者恐怖袭击影响的是整个世界。

拿非洲举例，中国在非洲建厂、帮助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提供就业，帮助增加税收、发展经济、训练成熟的组织化的产业工人，我前面说过了组织化工人的重要性，现代的、自由经济的观念、技术、组织方式等等都可以输出，帮助当地稳定和发展，吃饱了当然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打仗、叛乱的。然后施展老师还指出非洲很大的优势其实在于农业、原材料等，特别是广阔的农业条件，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大片大片的土地。而中国有一个18亿亩的粮食安全红线，但是其中有5亿亩都是种植玉米等饲料作物的，我们如果把这些饲料作物外包给其他国家，如非洲，也并无不可。近几年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巴加莫约港就有激活坦赞铁路的潜力，坦赞铁路沿线没什么城镇，一直亏损，但是却有大片可耕地，一旦港口激活铁路，中国国内就可以有几亿亩的土地可以利用，很多现在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再看西方，以往工业革命过程中旧的产业部门虽然被消失，但是也有许多新的产业被创造，就有了新的就业，更多的收入，工业革命造成的贫富分化才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革命。但是20世纪末的产业革命，无论被成为知识革命、信息革命、创新经济也好，结果确实是让许多本来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来。来美国来看，它内部的创新部门仍然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内部分配结构、贫富分化正在被拉大，原来的制造业城市都凋敝了，美国的草根阶层就有很强的失落感，之前不是有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吗，就是如此。政府肯定要出手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当时提出的“居者有其屋”政策，本来很多下层人民因为财政状况不好，要买房利息就很高，但是政府就帮助穷人获得低息贷款，这种贷款本来风险很高，但是政府把它打包出去到证券市场上就相当于有了政府的背书，就很好卖了。这种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的其实风险很高的贷款就叫次级贷款，因为有了政府的操作，这些贷款在市场上以低风险的面貌出现和流通，一旦经济波动，人们对这种贷款失去信息，这种贷款就像蔓延在整个市场的不安定因素引起了美国的次贷危机。有学者回答过，中国会出现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吗？理解了上面那些就可以说几乎不会，中国信用评级在房地产市场还是正常的，贷款买房最低首付也是20%，而美国当时0首付，还不起的人也可以零首付，风险还被低估，市场扭曲。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次贷危机的目前可能是个人现金贷，现金贷用处不明，难以评估，大量资金涌入。好了，再说西方国家总体就是这个趋势，中国的崛起导致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失衡，所以西方国家会用财政来解决内部问题，财政不够就借款，中国所以需要大量购买美国等国债，这样西方国家就有融资，也有钱买中国商品了。但是西方确实是大量失业，贫富分化，所以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便严重了，而保守化肯定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已经和世界经济深度嵌构了。

在古代，中原和草原的过度地点是秩序的生成线，而沿海是秩序的传播线，近代这个过程反过来了，沿海是西方文明和技术的桥头堡，成为秩序的生成线，过度地点成为传播线。在古代，要建立稳定的二元帝国必须同时理解草原和中原两种秩序，所以帝国的担纲者通常来自过渡地带，因为能同时理解中原和草原。而或许是因为中国地理的复杂性，同时有广阔的沿海和深入的内陆，它就可以通过沿海特别是香港和海洋秩序相联系，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即英美习惯法的地区，我们大陆实行的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大陆法，两者区别我不能说清楚，反正普通法更适合资本主义、更适合和西方社会打交道，香港成为中国链接西方世界的桥头堡；而大陆法又让我们离欧亚大陆身处的地区更近，新疆成为链接中亚的桥头堡，新疆是中国的最边缘，但是从地图上看也是亚洲的中心，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链接大陆深入的国家，使中国获得了与大陆世界无缝连接的接口，真正成就自己作为海陆枢纽的地位。

通过这个视角我再说说中国西北，并不一定要发展出跟东南沿海一样发达的工业经济，这样只会对大陆区域造成生态灾难。用作者的话说：“中国大陆区域的历史方向是，类似于西藏、新疆这样自然资源匮乏、精神资源丰富的地区，应该对自然资源丰富、精神资源匮乏的中国海洋区域起到平衡作用。让正在高速现代化、经常遭遇精神与物质失衡的中国，实现在均衡。”当然，我想，实现这样的想法，中国肯定是要 人口自由流动的，那些西北地区想去东部地区发展的人有机会过去。

最后，再说点自己的想法，很多人说乱世出思想，因为乱世没有政府的压制，思想自由，容易出思想繁荣。但是我最近听到的相反的观点，乱世人们面对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现在应该怎么办。乱世可以思想多且杂，看起来学术繁荣，但是繁荣才是出思想，很多原创性的思想都是社会繁荣稳定时候才出来的，而繁荣时代人们才更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思想宇宙、自然、世界等大问题，试图找到人、民族的边界和定位，这才是诞生原创思想的时代。所以，很可能是乱世出诗人，繁荣出思想。施展老师的《枢纽》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宏大的理论叙事和打开了更大了看待世界与中国的格局，更新了知识，扩展了视野，打开了更大的格局，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尝试，不管它对不对，今天的中国需要打开更大的世界观。但是把中国描述成真正的世界中间之国——中国，是建立在中国要是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础上的，中国会一直是制造业中心吗？不知道。而且中国的科技创新也越来越多，我最近从纪录片《创新中国》中看的，更多的创新会让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位置发生变化吗？这些也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