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爱情——无可奈何中的抗争与希望

胡适接受与江冬秀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奉母命而为之。

婚后半年，胡适写给极亲近的叔叔胡近仁的信中如此表述：“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i]

[i] 耿云志、欧阳宏生编：《胡适书信集 上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

从舆论对胡适婚姻的评价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时期，时代是新的，但是评人的标准却依旧是旧的。尤其是在婚恋的选择上，总是以旧标准评新人物，而且只有能践行旧标准的新人物，才能得到舆论的极度赞扬与肯定，也正是旧道德的标准树立了胡适“道德形象”。近代中国的新旧之分，实际上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老洛伯》中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无奈：既然已经结婚，便只能做一个好丈夫。

新婚期，胡适一面表现出对旧式包办婚姻的责难，而偶尔却会留下甜蜜的痕迹。胡适曾以自己的母亲为例，试图说服自己读写能力与知识水平不能作为考量妻子的好坏的标准。他也向韦莲司坦白承认，放弃智识上的伴侣“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i] 胡适结婚前两个月，从北京写信给韦莲司，认为自己不是欣喜地企盼婚礼，而是“带着怦怦然的好奇心，去迎接这个大实验的日子——人生的实验！” [ii]胡适对新婚生活似乎是比较满意的。婚后，胡适写给江冬秀的信情意绵绵，信末称“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iii] 可五天之后，胡适在给叔叔胡祥木的信中，称自己表示出的“闺房之爱”是为了让母亲开心。[iv] 胡适媒妁之言的婚姻带给他的是矛盾与挣扎。

[i]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 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

[ii]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 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iii] 胡适著：《胡适家书》，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iv] 安徽省绩溪县文化局供稿：《胡适家书手稿》，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胡适清楚地明白新文化运动对解放妇女及争取个人权利的要求。 胡适倡导女性的权利，认为女性受教育不在于成为贤妻良母，而是为有独立的人格；但胡适个人的婚恋倾向来看，并不愿意选择“智识上的伴侣”。 胡适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不是“贤妻良母”，而是独立自由之人格。[i] 这也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所产生的观念转变。但胡适自己形成的择偶观却是倾向于选择“贤妻良母”，他认为如果按“智识平等”作为婚恋准则，那他一定是娶不到媳妇的；并辩称，智识上的伴侣，即便是在家庭之中不可得，那么在朋友之中总是有的。结合他的现实选择，诚然这是胡适个人的选择自由，但这种取舍其实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与复杂。

[i] 胡适著：《胡适留学日记 4》，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6-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