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没有伦理

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转引了18、19世纪一个研究者的话说，体力劳动最好，强身健体，所以古人身体倍儿棒，很少患病；但是脑力劳动不行，读书人的脑子先硬化，而且动脑子只能选择那些直觉就能懂的，超出直觉之外、让你的大脑神经紧绷，你就会虚弱、死得快。我已经说过，这个人公然在前后两句话中犯了前后矛盾的问题，假如有越用越灵的逻辑，那么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应该越用越灵。假如用多了就坏了的逻辑，不管体力脑力，都应该省着护着用。按照福柯对疯癫的分析之逻辑，这种陈述符合理性的特征。但是确是错误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福柯的“理性”，是一种粗糙的理性。福柯的两个例子是疯子的逻辑推理，其一“甲、乙和丙是我的敌人，他们都是人，因此凡是人就是我的敌人”；其二“在这间房子里生活过的人大多已死了，我在这间房子里生活过，因此我是个死人”。就像是说，鸡腿菇、猴头菇和平菇都能吃，它们都是蘑菇，因此凡是蘑菇都能吃。活……活该毒死你？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大多数都是男（女）生，我也是班里一员，所以我是个男（女）生。活……活该你找不到对象？真理是精细的，而且繁复，所以显得难以捕捉。难以捕捉，所以往往超出直觉和常识，让你不能轻松地感受和直觉地理解，跟2+2不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年康德提到，真理是自明的，并以数学为例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2+2是自明的，但是，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是不是自明的？显然，智力有个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真理”才是自明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普尔才反对从笛卡尔开始到弗朗西斯培根然后一直延续的通过某种“直观”就能获得真理的乐观想法。在限度之内，人们考虑问题是轻松的，但是，这个限度很有限，所以后天的教育和学习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泰勒在本书中提出的authenticity目标之一就是回到直觉，在我看来是非常错误的。

泰勒在本书中提出三个隐忧，其一是个人主义的盛行。泰勒说，古代的宗教或“存在之巨链”把整个世界编织起来构成一套秩序，给人赋予了位置和意义。但是随着这些世界观的崩溃，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崛起，人们失去了外在的约束，而变成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观。泰勒引用托克维尔、尼采等人的哀叹，认为世界失去了“宇宙视野”，“英雄维度”失落，只剩下“渺小和粗鄙的快乐”，人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实际上，我个人也赞成并追求崇高的价值，并且也在别处批评大众过于愚昧，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不反对这种泰勒和托克维尔的“浪漫”。我认为这种浪漫是过度的因而是有害的。我认为，实际上，这些人所迷恋的、以前时代的“集体主义”、“宏大视野”，都是有问题的。史前的原始部落共产主义，看上去集体主义和道德伦理与一体，如何？在宗教之中，宏大视野、集体主义也非常显著，宗教的表现又是如何？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上的集体主义，往往是群体在某种环境下的产物，尤其是在hostile的环境中，会产生这种整体性。这是因为，整体性的增强，会增强一个群体的抗压能力和生存能力。在原始状况下，分享食物是一种能够让大家都获益的策略，这并非是一种主动的集体主义，也不是一种自律的道德，而是一种伪道德；所以，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往往是在抵抗侵略或侵略别国的时候出现，这是群体避免侵害或获得好处的一种策略，这是人类自私本性的一种体现，以“爱国、爱民族”为崇高是一种狭隘的错误视角。真正的道德伦理，必然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来自个人对道德或美德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类似宗教或其他世界观这样提供的“宇宙视野”，这些错误的世界观给人的人生指导，实际上走向了哪里？如果有一点同情之心看一看穷苦人，恐怕要赞同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可曾有过对穷人现世处境的尽力帮助？如Weber所言，宗教是他世的，最多给人以心理安慰而已，但是这种无法实现的安慰不是鸦片又是什么呢？当泰勒提到人们都有一种和更宏大的对象融为一体的需求时，我认为泰勒暴露了他的“英雄维度”或“宇宙视野”的真正动机，即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我说有害，是因为泰勒对“到了19世纪，这些世界图景已经从意识种消失了”感到惋惜，“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先辈曾有过的与大地及其韵律的接触”，你的先辈，那些在中古世纪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却吃不饱饭的农民，与大地及其韵律接触？！复辟之心时时显露：”如果我们能够找回对自然环境和荒野驾驭我们之上的要求的感觉，那就回极大地有助于躲开生态灾难“。寻求精神上的满足，正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特征。但是，浪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大众难道跟你一样是浪漫主义？难道有好几亿的浮士德？再不济荒原狼？精英很多时候往往犯一个以己推人的毛病，自己有精神空虚的问题，就以为全世界大众跟他一起空虚。看看泰勒怎么说：“我可以在上帝那里，在一项政治事业里，或在爱护地球种找到满足。实际上，上面的论证表明，我们将只有在这些事情种找到真正的满足……”。世界上那些生活艰难的穷苦人听了泰勒的这句话恐怕要骂娘。

泰勒提出对后现代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在这个观点上我是支持他的。泰勒说，这种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取消了任何理性基础，认为理性不能判断道德，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个人判断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成了最大的the good。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the good的问题，这个概念里混淆了两种东西，其一是个体有利，比如一个人吃东西，就可以活下来。那么，食物就是good，寻找食物，就是good。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一条船上四个人，没吃没喝在海上漂流，即将都要饿死。但是杀死一个人，给其他三个人吃，那么其他三个人就会活下来。那么，在杀人这事上，如何分析里面的the good呢？这就是说，利益存在冲突，存在冲突，the good的判断就得引入一个新的量度，就是道德。这个道德，自然本身已经引进了。在人类身上，笼统地说，存在一种同情之心，存在一种利他的倾向。泰勒称之为，“道德，在一种意义上，具有一个内部的声音”。但是我在别处反复说过，这个内部的声音，根本就不是真道德，是一种假道德。这种道德，就是Nowak和怀特海（？）、克鲁泡特金所看到的人类身上的“合作”，一种直觉上反达尔文进化论之核心概念—竞争—的现象。但是，直觉上如此，仅仅是因为肉眼所见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反复提康德的“自律”，称赞康德是个明眼人看得透彻。泰勒的authenticity是要“恢复与自身的真实的道德接触”，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根本不存在这种内在的真实道德。在trolley car问题上，当大多数人作为consequentialists在不断做人数的多少计算时，这种功利化的态度是什么“真实的道德”？当人们在内心，对组内成员的评价，远高于组外之人员时，这种内心的声音有什么“道德”可言？泰勒authenicity立足在“直觉”上，是个巨大巨大超级超级的低级失误。按照泰勒的这个逻辑，如果存在一种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ity能够引导人向善，那么岂不是最少受官僚和制度影响的土著、原始人最善良了？针对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泰勒提出一种horizon的说法。他的这个用词似乎接近伽达默尔在提到阐释学时的用法。泰勒的意思是，我们的“自我”建设，来自重要他人的影响，因此不能说是完全的“自我”。并且，个人身份的建设，必然是要参考历史的、自然的和社会的要求，来确定和判断价值，这就是一种horizon，而不是相对或主观主义提到的随意性。泰勒进而提出，身份的创建，同等于艺术的创作。这个观点表明泰勒既不了解人的塑造，也不了解艺术的本质。他把authenticity和aesthetic联系起来，彻底走向邪路。席勒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本来就是一种传统错误，这种错误性质和灵魂和肉体的传统问题一样。

其二是工具理性的主导性。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一书中提到的所谓“手臂和武器”的问题。泰勒的担心是，工具理性造成了技术的统治，造成了官僚化、程序化、工具化、非人化。他反复举出医生和病人的例子，意思似乎是，医生把病人不当作一个人看，就像修理工看待一个机器。泰勒想要的，是一种“人格主义”的东西，以“仁爱伦理”约束工具理性。这个说法刚好和我在谈及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中一个观点相反，也就是要增加程序性而限制人格主义，而泰勒此处是说要限制程序性增加人格主义。那么，泰勒是什么诉求呢？泰勒的诉求就是，他认为，或更准确说他期待，人或人们，在社会化的事务之中，展现出一种positive的积极互动或positive的关怀。比如说，在处理像公共污染，或更公共的温室效应这些问题上，人们不是服从技术或工具理性，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仅仅是盲目推动眼前的获益，而要人们做出更多的个人判断和担起更多的个人责任。而我所谓的增加程序性，限制人格主义，又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要通过程序，来限制个人判断，减少个人因素。那么，二者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泰勒相信“人格”，所以他推崇人格主义。我，或许还有波普尔，不相信“人格”，所以要限制人格而增加非人格的程序性。我相信在目前阶段，泰勒是错误的。人，会不会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场合，担当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会不会做出利他和公共利益的判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见义勇为为什么还会被社会所奖励，为什么还会是新闻？是新闻，就表示“稀缺”，就是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是新闻”。稀缺，就表示，人类日常不是这么行为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泰勒睁眼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执？看看公共事项之中人们是如何做的？泰勒说，这是因为没有给人以自由来做出自己authentic的来自自己内心的判断。谁人能够不受外界，尤其是社会关系、规范和流行观念，影响做出自己内心的判断？原始人可以？土著可以？中世纪的人可以？工具理性，始终是一个工具。就像核科学一样，既能造核电站，也能造核武器。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提出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放弃整个现代科技，重新回到原始状态。意思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用菜刀，那么就不用再担心有人用菜刀杀人了。这就是贡斯当的手臂和武器造成伤害的问题之中，消灭掉武器的解决方案。这种想法那是相当的粗糙。但是贡斯当的“武器”，说得是权力。在这个问题上，贡斯当是对的。因为，所谓手臂，即掌握权力的人，是无法控制的，可能是好人，但是也可能是坏人。波普尔在《开放社会》中说，我们不应该天真把希望寄托在选出贤哲来作为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而是做好这些掌权者智力就是average跟大家一样的普通人，甚至当他们掌握权力之后，由于有利可图，他们会变得很坏。拿自己国家的人民各韭菜，然后拿出几百亿去非洲讨好别人营造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由于限制不了人，只好限制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说，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民主制度是人民统治的制度，其实不是。民主制度，是一种能够撤换统治者的制度，防止大权在握的人作恶。

第三个隐忧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退回到自己的私人天地之中享受，不愿意参与公共政治，而造成一种权力的家长式专制。之所以会这样，泰勒说这是因为个人主义会引发自我关注的现象，从而疏离公共领域，对那些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漠然置之，造成一个无可控制的政治官僚权力。泰勒说，危险不在于专制，而在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分裂，人们不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而最多结成小群体。我认为泰勒在这个问题上弄错了。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必然是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因为，集体主义是一种环境或生存条件hostility的产物，所以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必然走向个人主义。这种解体不仅发生在国家层面上，还发生在家庭层面上。传统家庭的解体是一种必然。但是，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特征，我认为这和Anderson的长尾理论有关，即有一种hang loose的大群体，或说community，然后其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次级communites，构成一个成国家或联盟或地球大群落之下的无数小群落。泰勒哀叹，整个社会在解体。解体就对了。社会在什么情况下凝聚性增强？在存在外在威胁的情况下。所以，政治家不遗余力宣扬仇恨理论，宣扬外国威胁论，就是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泰勒的害怕是，人们的个人主义导致相互分类成碎片，然后无法面对整个庞大的国家和官僚，养虎为患。泰勒的这个想法非常粗糙。可以看到，是经济发展或物质繁荣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增强。在专制国家也可能，在民主国家也可能。在专制国家，是不是经济发展以前比经济发展以后，人们更关心政治？人们更有办法面对专制国家权力？这个问题看上去相当复杂，如果以发展30多年以来为例，个人主义增强，是否整体更不关心政治了？真的好复杂，一则人们在物质状况改善的状况下对政府的容忍度是高的；二则人们对政治的谈论并未减少，不过受宣传的引导可能更多谈过world affairs，或批评度降低；三则出现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既得利益者，他们或者避开政治，或者维护当前制度；这个问题实在困难，等我再读点书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