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改革将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读徐远《人地城》有感

被香帅安利，读了她老公徐远教授《人地城》这本书，徐远和香帅算是北大经济学圈子里的一对儿网红夫妻。徐远教授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通俗、逻辑清晰，能把宏观经济问题向外行人讲明白。如果对城乡差距、农村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推荐阅读。但这本书是随笔和评论的合集，一个大的章节是由多篇相互独立的文章组成，虽然是围绕同一个核心主题，各篇文章间内容难免有所重复。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框架梳理如下：

（一）当前现状，即城乡巨大差距。

据2009年数据统计，城市与农村的家庭收入比是3.33:1，而在高收入国家的历史上，城乡差距高位平均水平仅为1.5；甚至，许多国家，如新西兰、丹麦、法国、芬兰、美国、日本等，农村家庭的收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城市家庭收入。说明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收入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二）现状背后的原因，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

首先，土地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化，一是所有制的二元：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二是转让权的二元：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村土地不可以。

即农村土地是不能直接参与非农建设的。如果需要建设用地怎么办？请申请使用城市国有土地。城市国有土地不够怎么办？政府会把一部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再批给你。而在现行制度下，征地补偿的水平很低（目前耕地补偿是按一年土地产出的40倍来算，大概不到4万元一亩，而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局的数据，全国平均综合地价是每亩204万，其中有50倍的差距），对农民的补偿远小于工商业用地提供的地租，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成为近年来盛行的土地财政的根本经济来源，也就是这个收益，从农民的手里，转移到政府的手里。

其次，户籍制度。主要是区分农业和非农户口，并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迁移。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农民进城必须持有城市招工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这一条例使户籍壁垒变得制度化、可操作化，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直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权利。

直到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自此，才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大潮。但户籍背后承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歧视现象依然存在。

（三）解决办法，即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使土地有效集中，形成土地规模，利用机械化生产等手段，产生减少单位土地面积所需人力，解放多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取消身份标签，最终努力实现户籍承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的是进一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均增加值远高于农业部门，这种部门配置效率的提高，将大幅增加社会财富。

（四）重点问题的讨论

1、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后，会不会导致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会不会导致不良后果？

土地会集中，但国家可以通过限制土地用途的手段，如规定不能撂荒，不能挪作他用等，保证耕地规模。

2、为保障粮食安全，18亿亩的耕地红线到底还有没有必要？

从全世界范围看，粮食价格在不断下降，如果加大进口，反而会降低我国的用粮成本。

至于对粮食安全的担心，主要是担心大规模的国际纷争，使得粮食进口成为不可能，或者成本太高，影响国计民生。但这种潜在的威胁，就应该用“潜力”来应对。不应该追求每年的粮食自给，相反，应该合理进口粮食，保护本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过度消耗耕地肥力和水资源，努力提供农业技术水平，以此来保障粮食生产潜力。

3、目前农村有没有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空间？

据统计，目前中国仍有接近3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基数大，如果可以再释放出一个亿的劳动力，将大大缓解人口红利减少的压力。

4、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大城市病的问题能否解决？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通过城市治理，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化带来的负面问题。

另，在本书的最后，徐远教授放了他的得意之作《城乡差距的产权基础》，第二章是针对资本、收入、产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展的理论分析，其中“产权界定的程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状态：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成本边际上等于从界定产权中得到的益处；因为成本高昂而没有界定的权利处于实际上的公有状态”，这两句话让我联想了很多。

这两句话本来的意思，举例来说，比如你养了一盆植物，植物会释放氧气，但如果你想要界定它给路过的人提供了多大的好处，这个成本肯定会超过你可能获得收益，你就不会费力去做这件事，氧气也因此成为了公共所有。

这让我想到了科研工作管理的困难，不但难以衡量整个科研项目的价值，而且也难以清晰界定每个参与人的贡献。界定（属于谁，值多少）困难，这导致了科研管理激励困难。当从良好的科研管理激励中取得的收益（比如，科研效率的提高）＜界定（如各个项目组找项目管理部门讨论项目价值）的成本，这可能就是不划算的事。

再想到当年的“当量制度”，没推行下去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一个科研项目的当量总量难以确定；第二，一个项目的当量在项目组内的合理分配难以确定。最终当为这个措施专门投入的人力成本、由此产生的额外沟通协调成本、界定不清楚产生的负激励等一系列问题，超过了它带来的收益。最后，还是全所收益，公共所有。

但，“公有制的本质，是放弃了产权制度调配资源的作用。”（阿尔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