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财富在那里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被《纽约时报》问到“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所说的话流传至今：“因为山在那里。”对于一个想要实现自我的登山家而言，这恐怕是最恰当的回答了；不过，如果要问当年在新边疆不断拓荒的殖民者，他们为何要不断向前挺进，那肯定不是因为“荒野在那里”，而多半是因为“机会在那里”——甚至更直白地说，是因为“财富在那里”。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北美洲的不同历史道路决定了其命运：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控制的南美洲，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殖民者主要迷恋于扩展种植园，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力；而在迟来的英法两国治下的北美洲则远没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多是未经探索的蛮荒之地，能吸引白人向内陆边疆扩张的动力，除了土地之外差不多就只有皮毛。用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的话说，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之初，“《圣经》与河狸是年轻的殖民地的两个支柱，前者拯救了他们的精神，后者解决了他们的开销，同时这种啮齿类动物在二者中更为重要一些。”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皮毛后转卖到伦敦，这是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在最初十余年里主要的收入来源。到后来，随着这种皮毛交易不断向西扩张，它也成了美国领土扩张的关键动力，这些荒野猎人不断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地，给土著文化带来了常常是毁灭性的深远冲击。
最初的殖民地定居者其实并不擅长狩猎，至少远不如印第安人在行，但他们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者：通过控制贸易市场和流通渠道，他们控制了生产。这样，随着皮毛交易链条的逐渐成形，印第安人逐渐从原本的贸易伙伴，变成了“生产皮毛原材料的无产阶级”，他们定期交货，换取白人提供的物品作为自己的工资收入。不仅使印第安人抛弃了原本使用的器物（因为从白人那里交换来的东西更好使），也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枪支和烈酒这两种交易：枪支打破了部落之间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冲突；而烈酒则腐蚀了印第安人的精神——不夸张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像鸦片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这些都大大加剧了土著社会的瓦解。
对于新大陆来说，这些欧洲白人是名副其实的“外来入侵物种”：他们并不是当地原有“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和土著社会尚未形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由于摆脱了旧有的欧洲社会，他们在这片新天地更能不受限制地谋求支配这里的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以前，印第安人虽然也偶尔猎取河狸，但都仅限于必要的生活所需，在很多印第安部落的传说中甚至还将河狸奉为神灵，认为创世之初正是这种神奇的动物潜入深水，用挖出的淤泥塑造成了如今的陆地，它们甚至创造了人类。但殖民者显然不会抱有这样的尊敬，那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牟利的啮齿类动物。由于欧洲市场对皮毛的市场需求极大，16世纪末的潮流甚至让河狸皮帽子成为家境富裕人士的必备单品，因而捕杀时的自我节制是罕见和没有必要的，正如本书所言，那时的人们高喊的口号是：“趁有皮毛赶紧剥！”
最终导致北美皮毛业衰落的并非19世纪末兴起的自然保护运动限制捕杀皮毛动物，而是因为滥捕滥杀本身就使得这个行业不再有利可图了。河狸不会进行长距离迁徙，繁殖能力低，因而过度捕杀很快就会造成这一物种在当地的灭绝——显而易见的是，捕猎河狸这一行当本身可能会在最后一只河狸被捕杀之前就先崩溃。19世纪初美国的首富是皮毛商约翰·阿斯特，其身价折算下来相当于2008年的1150亿美元，在《福布斯》排行榜列出的史上最富有人物中位居第18，但他在1833年起就逐步出手自己名下的美国皮毛公司股份，而将财富转入对房地产的开发，因为他已经明智地预见到皮毛业将风光不再。19世纪下半叶既是大量动物的灭绝时代，也是这些皮毛猎人自食其果的时代。
平心而论，当时的美国皮毛商抱有这样的心态不足为怪——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原本就是原始资本主义的通行模式。由于通过这种粗放型经济掠夺来的原材料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因而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毫不可惜地造成极大的浪费，兴起时一哄而上，激烈市场竞争的结果又使得最终往往卖得极为廉价。小说《屠夫十字镇》虽属虚构，却相当真实地刻画出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一小群猎人连日屠杀远超出自己运载能力的野牛，而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过量供应野牛皮，最终导致这一市场崩溃——野牛皮变得太廉价，有钱人也不再追逐牛皮袍子的时尚，这更使得它一文不值。捕鲸业的历史也一样：在英国极地捕鲸季巅峰的1823年，共有多达2000头鲸鱼被猎杀；但两年后行情就开始下行，技术进步和英国经济政策大大削弱了对鲸油、鲸骨市场的依赖。在最好的时候，一头鲸鱼的鲸脂和鲸骨卖出的价钱是一个男人在岸上一年工钱的10-15倍，但过度捕捞和市场变动很快使得整个行业不可挽回地衰败了。
在此人们心中很容易浮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当时就不能考虑可持续发展呢？例如定期按计划猎杀一部分，通过限制供应量的方式控制价格，又或者可以养殖河狸、野牛，乃至在市场崩溃之前就预先考虑研发可替代品，未雨绸缪地提防市场剧烈波动。这些当然是后见之明，但当时的人就算想到，也不会采取这些做法，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人们根本就没兴趣考虑什么“可持续发展”，而只想“捞一票就走”，整个社会就是“为了发财欲火中烧”的投机气氛。对这个行业里的人来说，也根本无意长期从事这个行业，之所以投身其中仅仅是因为它能带来暴利，而无论养殖还是研发，都需要投入长期成本，但何必呢？野生动物根本没有“成本”。至于限量供应，那前提是国家或行业法规完善，能有效约束从业者的行为，但这在美式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早在殖民地时代，人们就常常无视英王的法规与印第安人交易武器，法规原本就滞后，在暴利面前更被人争相抛诸脑后。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段历史在美国是这样展开？在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驱使俄国猎人前往西伯利亚的动力便是对黑貂皮的市场需求，那就像是刺激他们远行的当代版“金羊毛”。这些俄国职业猎人更加残酷，常常犹如土匪，他们所到之处造成极大破坏，尤其是通过扣押人质、强迫当地原住民交出皮毛来交换人质——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近代的皮毛史呈现的是“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残酷”，那么俄国的做法更像是控制农奴来进行权力勒索。在美国历史上，政府建立起来的交易点试图将私人交易者的行为规范化，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在市场竞争中输给了私营皮毛商人；但在俄国，则是皮毛商人和国家权力之间勾结，将一部分利润上缴给国库，这使得他们在西伯利亚所进行的活动更像是国家征服扩张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活动。这都意味着，美式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活跃、市场化程度更高，但同时也意味着不受限制的狂野发展，其结果是国家很难对其活动进行管理调控，2008年金融危机也正是源于同样的结构性因素。
对照中国历史来看，那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北美殖民者开始发展皮毛贸易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也催生了对寒冷地带物资的巨大需求，然而这却并未在随后催生出类似的财富与帝国。明代中后期的内地社会对人参的需求量极大，在上党人参采掘一空后，随之转向东北，建州女真正是在与关内进行人参、貂皮的交易中逐步壮大起来，最终竟然战胜明军，建立了清朝。比照美国历史来看，这就好比印第安人通过河狸皮交易获得枪支、物资后，一点点壮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北美大陆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中国历史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建州女真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分裂、与对手之间的军事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没那么悬殊，还在于一个关键要素：中国商人并不是资本主义者，他们无法将建州女真变为自己控制的经济链条下的生产者，相反是建州女真掌控了主动权，并能迫使明朝进行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建立之后，国家立刻介入对人参贸易的垄断，而晋商虽然在外蒙市场控制着物资贸易，但同样必须依附于国家力量。很多人惋惜中国没能在明清时代自发进入资本主义，但这恐怕决非偶然：社会构造早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所能选择的道路。
*已刊218-9-12《第一财经日报》，题为“ 皮毛业兴衰与美式资本主义的狂野年代” ----------------------------------------------------------------------------------- 勘误： p.7：英国贸易巨头马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Muscovy即指莫斯科大公国 p.11：希腊人从利比亚人和塞西亚人手中购买皮毛。这两个民族都生活在里海以北：“塞西亚”即Scythians，通译“斯基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