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契诃夫 | 我们弄丢了上帝的地址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为某个艺术家疯狂的人。即便他再有才华，再迷人，散发着恒星一般的引力，我也不会像失控的小行星一样朝向他粉身碎骨。若是音乐家，我就止于他的音乐；是导演，就止于他的电影；是作家，就止于他的作品。我总是习惯在艺术面前保持机警，甚至一点懒惰，不是饿狗扑食地大口吞咽，而是猫一样轻盈地靠近，像松开一团线球一样，慢慢松开一部作品。一边松，一边嗅，时刻准备着全身而退。我大概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是远亲，和日神阿波罗是近亲。

后来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去年夏天，我和剧社的狐朋狗友在酒吧喝酒，喝了几种不同口味的洋酒，醒来之后有点断片，好多夜晚的细节都模糊了。听人说，我才知道那晚打车离开，我在车里五迷三道，说了一路契诃夫。大概是说到了《草原》，我手舞足蹈，描绘九岁男孩叶戈尔在草原上的见闻，暮色如何像蒲公英一样降临，雷电如何像原始时代一样威严神秘。后来下车之后，还表演了一段走直线猫步。

此处我的脸上应该“飞来一片红霞”。确实，对于自己失态的样子，我总有隐隐的羞愧。就像《小王子》当中那个孤独星球上的酒鬼。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喝酒？酒鬼说——因为我羞愧。小王子又问——你为什么羞愧？酒鬼回答——我羞愧我喝酒。一个宿命般的怪圈。

那个夏天的事件之后，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清醒而克制的人。我的体内深藏着一个更真实的我，他莽撞、迷醉、倾心于自我浪费。而表面上那个灵活、持重、汲汲于秩序的形象，可能只是一个笼子。像里尔克的《豹》所描述的，笼子中，“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而把这个昏眩、放纵的形象关押起来的，也许不是我，而是整个文明。

契诃夫把那个我释放了出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对任何作家都全副武装的聪明读者。至少在契诃夫面前，我缴械投降了，变成了一个傻瓜。到那个夏天的夜晚为止，一直是阿波罗的坚甲维持着我的体面罢了。而内在那个“一杯一杯复一杯”的我，恐怕早已经匍在地上，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小儿子阿辽沙亲吻俄罗斯大地一样，哭泣着亲吻契诃夫的脚了。

夏天很快过去，那年快要深秋的时候，在师大课堂，我又一次遭遇了契诃夫。是李洱老师的作家课，在下课前的几分钟，他朗诵了契诃夫自己最满意的小说，《大学生》。很短，只有两千多字。结尾，契诃夫让他的主人公说出了神启一样的顿悟：“过去同现在，”他暗想，“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

听到这一句，我在听课笔记上写下：我的心快要停住了。

契诃夫像摄魂怪一样，轻而易举地摄取了我的魂魄。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生理反应，当然，现在我可以从各种意义上解释。但当时我明白，恰恰是这种“不清不楚”，这种“无形的触碰”，才是文学之中最为秘密的交流形式。这种致命的体验，于我只有两次。《大学生》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万卡》。

《万卡》我们太熟悉了，但又太陌生了。它侧身在中学教科书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隐约记得，那时候比万卡大不了多少的自己，读完之后特别感动，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感动。等语文老师讲完，感动彻底灰飞烟灭了。《万卡》变成了一个控诉不公、揭露底层苦难的批评作品。——《万卡》的魂儿被讲丢了。

直到昨晚，我重新翻看契诃夫的小说集，从早期的《公务员之死》，到《苦恼》，到《农民》，到《第六病室》，心都基本平静。读到《万卡》，我凛然一颤。我发现之前自己从来没有读懂过《万卡》，一直在误会《万卡》，误会契诃夫。我们得意洋洋地把契诃夫和他的珍宝列入各种主义、观念的福尔马林当中，妄图永久霸占。但我们只得到了契诃夫和《万卡》的尸体。

《万卡》只有2841个字。我们看到圣诞节前夜，一个父母双亡的九岁男孩（契诃夫很喜欢九这个数字），趁师傅去做祷告的短暂时间，在寒屋中偷偷给他的乡下祖父写信。他正在鞋匠铺里面做学徒，暴躁的师傅不拿他当人，刚刚把他打了半死。他写信想要请这个世上唯一爱他的祖父，来鞋匠铺里带他离开，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他想念开朗朴蛮的祖父，想念祖父带他打野兔、砍圣诞树的快活日子，想念给他糖果吃的奥尔加小姐。他还要求祖父给奥尔加小姐准备糖果作为圣诞礼物，说是万卡送的。在苦痛与欢乐混杂的回忆过后，他乞求祖父：“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而后他急忙落款，签名，塞进信封。然后根据肉铺伙计的指导去邮筒处寄信，“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寄完信，万卡“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在一个专属于孩子的清澈梦境里，万卡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

回过头，屏住呼吸，让我们去看他在信封上留下的地址：寄交乡下祖父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这是任何一个邮递员都无法寄到的地址。第一次拼尽全力学习写信的万卡，什么都学会了：买信封、落款、找邮筒……但偏偏没有学会留下清晰的地址。你和我，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读者，都知道这封信不可能寄到祖父手中了，祖父也不会披着冬衣，牵着小狗，在寒夜赶来抱起瘦弱的小万卡回家了。万卡依旧在滑向命运的深渊，滑向下一次的毒打、下一次的饥饿、下一次的绝望……所有人都知道故事的走向是怎样的了——只有可怜的万卡不知道。这会儿万卡依偎着梦中的祖父，在炉火旁睡着了。

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悲剧中，总会让旁观者感叹：碎吧，心。《万卡》又何尝不是一个令人彻底心碎的故事？但我的颤栗还没有出现。我的颤栗在下一秒：我突然感觉到，深陷苦难的万卡乞求拯救的信无法寄给祖父，不正像人类乞求上帝拯救的信，无法寄给上帝一样吗？

万卡的处境，也就是人类的处境：我们离开伊甸园的同时，便忘记了伊甸园的所在。上帝的地址被我们永远弄丢了。我们永失了来路。——《万卡》的悲怆，就是我们最为彻骨、最为根本的悲怆。

我坚信，契诃夫在写《万卡》的时候，他的声音一定融化在了《圣经》的声音之中，融化在了人类共同的噪音之中。《万卡》就是现代版的《逐出伊甸》。万卡就是亚当和夏娃最弱小的那个孩子。如同梵高《向日葵》当中，最弱小的那一朵花。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契诃夫的原因。这就是我不止一次地为他昏眩、迷醉、甘愿浪费掉自己整个一生的原因。他让我明白，即便如今他已经辞世一百多年，他依然没有离开过我们哪怕一步。他就在他的小说当中等待着我们，等着我们像万卡一样“在幽暗中捱着时光”的时候，一打开小说就能看到他，看到他披着西伯利亚的温暖冬衣，走上前来，轻轻抱起我们瘦弱的灵魂。上帝的地址我们弄丢了，不怕，他的地址还在——就在那些薄薄的、闪着微光的纸上。

2018.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