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圣孔子编定的“上古帝王之书”——《尚书》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为一部多体裁上古历史文献集，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是我国历代国家治理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并列。《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上”也，表示尊信的意味；《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即 “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10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今天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西汉时期，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另有相传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要旨：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春秋之世，圣王不作，暴君迭起，人民困于虐政，备受痛苦。为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史官作《书经》一书，希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使天下享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因此，阐明仁君治民之道是《尚书》的第一要旨。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周室东迁之后，人臣之事君，远不如往古，乱臣杀君之事屡见不鲜。史官作《周书》，记古贤臣事君之道，以使后世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