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隐喻性的动物——读《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当代语言学经典著作，被视为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开端。中译本评语指出：“该书完全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对于隐喻的狭隘看法，国内外但凡论及隐喻、认知的论文和专著，无不以此为经典。”读过之后，笔者感觉书中的许多观点虽然不能说是重塑三观，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已经以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学者的思想里与我们见面了，但总归来说，还是在很多方面如对概念、对隐喻乃至对真理的认知都给了笔者极为重要的启发。
本书作者是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前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大学期间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数学和英国文学，大四一年受教于雅克森、哈勒、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大师，对他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现在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的教授，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以及把认知语言运用到其他学科方面有开创性贡献。他的著作除了这本《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还有《女人、火和危险的事情》、《别想那只大象》、《道德政治》等。约翰逊是俄勒冈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到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著作包括《身体的意义》、《思想中的身体》等。
在这本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两位作者围绕“隐喻”掀起了一场重塑传统认知理论的革命。整体来看，全书可以分为两部分，概念隐喻理论和经验主义认知路径的建构。
1 何为隐喻
全书开头，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传统哲学和语言学几乎没有发现“隐喻”在我们理解世界和自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实际上，隐喻其实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思维中无所不在，因此它应该是我们要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充分诠释人类理解的关键所在。
问题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隐喻”往往是一种修辞学层面的修辞手段，作用是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隐喻只是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一种策略。它通常被看成语言文字的特征，而非思想和行为的特点。”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把隐喻划归在“奇异词”的范畴，认为通过它的使用可以使语言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由此开了隐喻修辞说的先河。大多数人认为没有隐喻的存在，他们仍然可以自如地生活。那作者所强调的“隐喻”究竟是什么？它又具备何种重要性？
就其本质来说，隐喻并非只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人类思维过程的一种机制，一种用于理解抽象概念以及事物的重要机制。我们理解复杂概念或事物的过程其实就是以隐喻“映射”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具体而言，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概念是自发生成的，比如上下、里外等，但更复杂的概念或事物该怎样去认知？比如，要理解“水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通过自己的身体经验来建构一个隐喻，以达成理解——我们身体有里有外，对身体的认知让我们掌握了“容器”这个概念，我们在理解水杯的时候，会把自我身体的结构映射到水杯之上，因此我们就会把“水杯”理解为一个容器——后文也会讲到，以自己的身体来做喻体，这是典型的本体隐喻。理解更加复杂化的概念和事物也是同理，比如说理解“社会”，理解“爱情”，都需要借助“隐喻”来实现。隐喻深深地内化、隐藏于我们的思维结构之中，还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时管辖着我们日常的运作、主宰着我们的行动。所以作者指出：“不仅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人就是隐喻性的动物。
为了进一步说明隐喻概念，以及隐喻又如何建构我们的日常行动，作者举了一个隐喻的例子——争论是战争。
这些例子中使用了“防御”、“攻击”、“反击”、“击破”、“输赢”等词语，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讨论“争论”这个概念的时候，用的全是战争术语，这就体现了我们其实一直将“争论”隐喻成“战争”，以战争的模式来看待争论。当然，除了语言层面的讨论，我们还会在实际行动中参与到这场被我们认为是战争的争论，我们会把与之争论的人看作是对手，我们会攻击他的立场，捍卫自己的立场，计划并使用策略，采用各种立场开展攻势。由此可见，争论的大部分规则都是来源于战争，争论的结构——包括攻击、防守、反击都反映了这一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争论是战争”成为了我们文化中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不但建构了我们如何理解争论，而且还建构了我们在争论时的所做作为。
我们可以进一步构想，如果有一种文化，主导争论的隐喻是“争论是一种舞蹈”，那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将以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争论，以不同的心情去体会争论，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争论，并以不同的口吻去谈论争论。当争论被看作是一种舞蹈，参与者就是舞蹈演员，他们的目的是以平衡愉悦协作的方式进行表演，这时候，就没有人攻击或防御，输赢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用一种中立的方式来描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别，可以说我们的话语形式是将争论以战斗语言来建构的，他们则是以舞蹈语言来建构的。把战争和舞蹈这两个例子结合起来，就展现了隐喻如何支配我们的思维与行动模式，以及隐喻如何与文化连接。可以认识到，隐喻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争论不是战争，争论也不是舞蹈，前者是口头话语，后者是武装冲突和身体活动，我们在其中表现的行为也不一样。但是争论被部分地用战争术语、舞蹈术语来进行建构、理解、谈论，而且由于我们会依据理解事物的方式来组织行动，所以隐喻也建构了我们的日常行动。这就是隐喻对我们施加的影响。
所以再重申一下作者的观点，隐喻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事情，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隐喻有系统地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当然，在这里我们还要区分一组概念，就是“隐喻性表达”和“概念隐喻”，这本书里提到的所有隐喻，比如“争论是一场战争”这种我们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是“隐喻性表达”，而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是“概念隐喻”，后者存在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具备更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隐喻性表达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而概念隐喻是冰山下面巨大的水下部分。但同时，概念隐喻能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隐喻性表达”；二者是相联系的，所以通过隐喻性表达可以研究概念隐喻，这为全书提供了一个论证前提。
2 三种主要的隐喻类型
在书中，作者主要将隐喻划归为三类，包括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其中，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与人类肉身经验和原初认知密切相关，结构隐喻则主要指概念间的系统性对应。下文展开介绍一下这三种隐喻。
（一）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大多与空间方位有关，比如上下、里外、前后、中间外围等。这些空间方位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与物理环境的直接互动，可以视为人类的自发性概念，它们构成了方位隐喻的基础。举个例子，Happy is up（高兴为上）就是典型的方位隐喻。正是happy被概念化为方位“up”之后，才有了这样的英语表达“I am feeling up.”（我很高兴）。当然，这样的隐喻方向不是任意的，它以我们的自然经验和文化经验为基础。作者给出了一组例子：
这组隐喻的身体基础是：低垂的姿势通常与悲伤郁闷联系在一起，挺直的姿势则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
这组隐喻的身体基础是：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睡觉时是躺着的，清醒时是站立的。
这组隐喻的文化基础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自认为以自身理性控制了动物、植物以及周围环境，由此人们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对他们进行掌控。进而就有了“理性为上”这一说法。
归纳一下方位隐喻的特点，当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概括了其他隐喻的部分特点：
首先是大多数方位隐喻都具备内部系统性，比如刚才所举的方位隐喻的例子界定的都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而不是孤立和随意的特例。它也具备外部系统性，这指的是隐喻之间具有连贯性。比如“好为上”这个隐喻赋予“上”这一方向以积极的指向，而这种指向与“高兴为上”、“健康为上”、“活着为上”、“理性为上”这些例子是连贯的。而整个系统的连贯性就是选择某一个而非另一个经验基础来构成隐喻的原因。比如，以快乐为例，我们文化中的主要隐喻是“快乐为上”，而不是“快乐为宽”，主要是因为“快乐为上”更大程度上与“好为上”、“健康为上”等表达相连贯。
其次，方位隐喻不是随意安排，而是扎根于物理和文化经验之中。作者所要强调的是，经验基础与隐喻不可分离，隐喻只能通过概念的经验基础来帮助理解概念，如他所说：“实际上，我们觉得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再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比如，虽然都是“上”的概念在所有隐喻中都是相通的，但“高兴为上”、“有意识为上”、“理性为上”这些隐喻的经验基础完全不一样。这证明，并不是有很多种“上”，而是“上”这种垂直状态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经验，从而产生不同的隐喻。
（二）本体隐喻
正如我们对空间方位的基本经验产生了方位隐喻，我们对自然物体（特别是我们的身体）的经验为非常多的本体隐喻提供了基础。本体隐喻就是把事物、活动、情感、想法等看成实体和物质的一种隐喻形式。一旦我们能把种种经验看成是实体或物质，我们就能指称它们，将其归类、分组、量化，或者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进一步推理。
以价格上涨或者说通货膨胀的经验为例，从隐喻的角度把通货膨胀看成是一个实体，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指称这种经验的方法。这就是典型的本体隐喻。我们会这样说：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把抽象的通货膨胀看成是一种实体，这让我们能够指称、识别、理解这种经验，并对它采取相应活动。但某个本体隐喻只服务于非常有限的目的，比如指称、定义等等，为了进一步实现更多的功能，比如量化、识别、激发行动，我们会使用更大范围的本体隐喻。比如：
类似的本体隐喻在我们的脑海和日常生活中如此自然，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使用时几乎从来不会意识到它们是隐喻。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概念系统和思维结构中的必要部分，我们大部分人就是以此为依据进行思考和操作的。
作者在此还列举了几种典型的本体隐喻。比如，“容器隐喻”，这种隐喻也源于我们的本体经验。因为人体是一种物理存在，由皮肤包裹并与这世界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我们把人体之外的世界视为外部世界，而将我们自身视为一种容器，有一层包裹的表皮，有里-外的方向。我们将自身这种里外方向投射到其他由表皮包裹的物体之上，也将其视为有里面和外面的容器。房子、屋子，刚才举例的杯子都是明显的容器。不仅是物理存在，我们也把视野概念化为一种容器，并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概念化成这一容器内的物体。这个隐喻很自然地来源于我们观察事物的经验：当你看到一片区域时，你的视野限定了区域的界限。由于我们会把一个有界限的物理空间看作是一个容器，当视野与这个有界限的物理空间相联系，那么“视野是容器”这个隐喻概念就自然产生了。与此类似，我们也借助容器隐喻，将某种状态概念化为容器。比如“渐入佳境”、“他处于热恋中”、“我们已经脱离困难了”、“选手进入了状态”。
还有一种典型的本体隐喻是“拟人”，也就是将自然物体拟人化的隐喻。这类隐喻通过人类动机、特点以及活动等让我们理解各种非人类实体的经验。而每个拟人所呈现出来的人的特性不同，与所要呈现的经验相对应。
（三）结构隐喻
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属于基础隐喻范畴，但这两类隐喻数量并不丰富，而结构隐喻则为我们的概念系统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它能让我们以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清晰界定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把来源域的结构映射到目标域的结构中，就可以将一个概念的各方面、各层次的蕴含用以建构另一概念，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对应。作者借助“格式塔”理论，揭示了很重要的一点内容，即一个概念并不是整体性的，我们对概念的经验也不是整体性的，而是具备结构层级，这被作者称作“经验格式塔”、“经验完形”，这为后面作者论述经验主义认知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结构隐喻跟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一样，也基于我们经验中的系统性关联。我们开头所举的“争论是一场战争”就是典型的结构隐喻的例子，这个隐喻让我们通过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也就是战争冲突，来了解“争论”这个概念。类似的结构隐喻表达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书籍是阶梯”（书籍能够让我们进步）、“思维是食物”（我认真咀嚼某种观点）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争论是一场战争”这一隐喻影响了我们对于争论的构想、理解和行动，这是因为这个隐喻已经深入我们生存的文化中并成为概念系统的组成部分，它具有雄厚的文化基础。隐喻建构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这种建构会反映在我们平时的字面语言（固定表达式、词汇短语、成语）中。当你使用这些隐喻性表达，比如说“我们不得不赌一把”、“我们要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人们不会认为你是在用隐喻手法，而是在说一些适合语境的平常话。但你谈论、思考甚至体验这些生活情境的方式确实是由隐喻建构的。
3 隐喻的多重特性
作者对隐喻的特性进行了归纳。除了无所不在、深植于思维结构之中的普遍性、基础性之外，隐喻还包括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征。
（一）系统性
在讨论方位隐喻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过隐喻的系统性，它包括内部系统性和外部系统性，隐喻内部、隐喻之间具备都具备系统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隐喻的系统性使我们能通过彼概念来理解此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但这一系统性必然会隐藏此概念的其他方面。这就是隐喻的凸显和隐藏作用，也就是说隐喻会使我们关注某一概念的某些方面，同时这个隐喻概念也会阻止我们注意到概念中与该隐喻不一致的其他方面。比如，争论是一场战争这个隐喻凸显了争论的竞争性，我们会专注于攻击对方，保卫自己的立场，但实际上，争论的人其实是在给你他的时间，一种宝贵的商品，而且争论的最终目的是达成相互理解，因此具有合作的成分。隐喻仅仅使我们专注于战斗的一面，却经常看不到合作的一面。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隐喻对概念的建构只是部分的，而非全面的。如果是全面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另一个概念。我们虽然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金钱，花费时间做一件事毫无结果，你也要不回你花费的时间；世界上也不存在时间银行，你可以预支一点时间。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概念是由另一个隐喻建构的，指的是部分建构。
（二）与文化的连贯性
与文化的连贯性是说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最基本概念的隐喻结构是一致的。比如，“更多就是更好”的观念与“更多为上”、“好为上”的隐喻一致，而“更少就是更好”则与之不符；“未来更加美好”的观念与“未来为上”和“好为上”一致，而“未来将更糟糕”则不符合。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与基础隐喻相符合，相反的观念则不符合。由此可知，我们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相连贯的系统。
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会赋予部分隐喻以优先权，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多为上”拥有最大的优先权，因为它的身体基础最为清晰，它就会比“好为上”更有优先权。我们会说“通货膨胀上升”、犯罪率上升，这并不符合“好为上”的隐喻，而符合“更多为上”，这就体现了更多为上拥有更高优先权。许多隐喻和我们社会的根本价值观存在矛盾，其实就是因为使用这些价值观或隐喻的亚文化群体或者个人赋予了它们不同的优先权。比如，美国有一种叫做“特拉普”的宗教，这个教的教徒就信奉物质财富“越少越好”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财富妨碍了侍奉上帝，他们的主流观念就是“道德为上”。由此也可见，隐喻是与文化价值观相连贯的。而赋予什么价值观优先权也会因人而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也是亚群体的一种。
4 有关隐喻的其他重要内容
在主线之外，作者还论述了其他重要问题，比如活隐喻和死隐喻。有的隐喻概念在文化和语言中过于边缘，比如“一座山是一个人”这个隐喻，它们通常不会与其他隐喻概念产生系统的交互联系，也不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发挥常规作用。因此它们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属于“死隐喻”的范畴。只有在特定的亚文化中，比如在登山者群体中，这些边缘性隐喻还能被理解，这时候它们才稍显出一点生命迹象。与之相区别，“活隐喻”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它们已经约定俗成固定下来，并建构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再者，作者还讨论了直接肉身经验和文化经验。概念系统建立于我们的各种经验，包括直接自发产生的肉身经验（如上下、里外、物体、物质）等，这些经验由我们的本体与环境互动获得，第二种是由隐喻产生的我们的文化经验。我们对抽象概念的认知基本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每个概念如果不是自发产生的，就是隐喻产生的，区别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直接肉身经验不仅仅是与身体有关，更重要的是每项经验都在一个具备文化前提的广阔背景之下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经验都由文化经验（包括文化预设、价值态度、意识形态）贯穿。不过好在即使每项经验都涉及文化预设，我们还是能在肉体因素“较多”的经验（如站起来）与文化因素“较多”的经验（如参加婚礼）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但之于概念系统，二者同样重要。
5 经验主义路径的建构
语言学层面的概念隐喻理论建构到此基本结束。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开始反思概念隐喻和传统理论的区别，并着手建立起一条经验主义的认知路径。
作者首先论述了概念隐喻或者说经验主义在“定义”方面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在定义对象方面，作者指出，隐喻定义的对象是各种自然的经验。这些自然经验产生于我们的身体、我们与物质环境的互动等等。隐喻定义中用以定义其他概念的概念与各种自然经验相符合。其次是概念隐喻的定义方式具有互动属性：我们的概念系统是我们和物理、文化环境的持续互动的产物。比如本体隐喻。由此，这种互动性的经验方式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定义观，它不同于标准定义观，后者追求“客观性”，假定经验和对象都有内在属性，并且人类只能依据这些性质理解他们。持有这种观点的客观论者认为定义就是通过给定这个概念的必要充分条件，来说明其内部属性是什么。按照这种观点，“爱”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含义，每一种含义都可以按照内在属性比如喜好、情感、性欲等被定义。但作者认为，我们对爱的理解只是部分依据这种内在属性，更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主要依据“旅行”、“疯狂”、“战争”等这些表达自然经验的概念去理解。而这些概念源自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互动，所以被它们以隐喻的形式定义的概念（如“爱”）也将以一种互动属性而非客观属性被理解。
为了更好地阐释概念系统的互动属性，作者举了一个有关于“枪”的例子。对于“枪”这个概念来说，客观论者会认为这样一个概念完全以物体本身的内在性质为特点，例如它的形状、重量、各个部分是如何被组合的等等。但是，当把各种修饰语应用到概念上，我们对“枪”这个概念的理解就超越了这种可见的方式。比如，用“黑”和“假”两个修饰语修饰枪，分别形成了“黑枪”和“假枪”这两种概念，而二者会产生不同的差别。客观论者会认为这种差别在于，黑枪是一把枪，而“假枪”不是一把枪。黑被认为是对枪增加的一种额外属性，而假则被视为是应用到枪的概念上来产生另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不属于枪的次范畴。这就是客观论者的观点。
而作者从另一个方面，对“假”究竟是如何来修饰“枪”的概念的过程进行了解释。首先，一把假枪看起来必须像一把真枪，换言之，它必须具备一把枪的知觉属性（视觉层面，触觉层面）。其次，你可以像操作一把真枪一样对它进行适当的物理操作，也就是说一把假枪必须要有我们所谓的枪的肌动活动属性（比如威胁，展示）。但是，一把假枪之所以是一把假枪，是因为它不具有一把真枪的功能。如果它能枪毙你，它就是一把真枪，而不是一把假枪，所以它不具备真枪的功能属性。最后，它一开始就没有按照实现真枪用途功能的目的去制造，也就是不具备真枪的目的属性。
这个对“假”如何影响“枪”的概念的解释表明：“枪”的概念至少有四个维度，知觉属性、肌动活动属性、功能属性、目的属性，“假”保留了两个维度，取消了两个维度。这说明我们依据属性的一种多维结构去构建枪的概念。如果我们考察这几个属性，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枪内在的属性。相反，它们与我们和枪之间的互动方式有关，也就是互动属性。这说明很重要的一点，当人们真正理解枪的概念的时候，它是由知觉属性、肌动活动属性、功能属性、目的属性等相关的互动属性定义的，而不是以所谓的客观属性来定义的。
第三点不同在于范畴化的方式。根据客观论者的观点，一个范畴是以集合论来定义的，以该范畴内实体的内在属性集合为特征。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要么在这个范畴内，要么在这个范畴外；处在范畴内的事物是那些具有所有必要内在属性的事物，任何缺少一种或多种内在属性的事物就会被排除在范畴外。比如，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椅子具有椅子腿、扶手、座垫，这是椅子的内在属性，符合这些属性集合的就是椅子，不符合的就不是椅子。这是客观论者的范畴化。
但是作者指出，这种范畴的集合理论不符合人们对事物和经验的范畴化方式。显然，对人类而言，范畴化是一种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不同于集合论按照事物原型对事物进行范畴化，经验主义的范畴化是依据它们和原型的关系。比如原型的椅子有明确定义的椅子腿、扶手、坐垫，但是也有非原型的椅子，比如懒人沙发、吊椅，我们把非原型的椅子看作是椅子，不仅仅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而是根据它们和原型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视为与原型有充分的家族相似性，比如懒人沙发可能以一种不同于吊椅的方式与一把原型的椅子相似，每一把椅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充分接近椅子原型；而在决定充分家族相似性的各种属性中，互动属性尤为突出：目的属性、知觉属性、功能属性等等。由此可见，集合论的范畴化有很大的局限。
在这里，莱考夫和约翰逊通过自然经验、定义方式的互动属性、范畴化方式等方面的论述，驳斥了客观论那种认为可以根据物体的内在属性去完全理解并定义它的观点，指出物体概念的部分乃至全部属性是交互性的。他们试图建构的是基于互动的认识论，也就是他们所声称的“经验主义”认知观念。他们所强调的是，定义和理解并非是客观存在的，也并非全是人主观想象的，而是主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那既然定义和理解都不是客观的，作者沿此路径，进一步对“真理”进行了拷问。
在此之前，作者先以卡特总统的例子，指出在日常互动中，有权势的人能够将其隐喻强加于人。卡特总统在面临能源危机的时候宣布进行道义战争，“战争”隐喻生成一个蕴涵网络，有敌人，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需要“设定战略目标”、“策划新战略”，进行“情报收集”、“统领军队”、“实施制裁”，“号召人们做出牺牲”。建立起这一隐喻为某些行动提供了依据，比如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化认知，优先考虑能源问题，民众必须做出牺牲等。但这不是当时唯一可用的隐喻，能源专家洛文斯将石油、天然气、核电视为硬资源，而将太阳能、风能、水能视为软资源，他认为可以通过发展软资源的方式来解决能源危机，而抢夺硬资源会导致政治冲突、经济困难、环境破坏，这显然是与卡特总统的隐喻相冲突的。但卡特比洛文斯更有权力，因此他的隐喻也就更有影响力。我们可以联想到话语权理论，有话语权的人能定义他人和世界，没话语权的人只能被定义。
卡特总统“解决能源冲突是一场战争”的隐喻，属于常规隐喻之外的新隐喻。与常规隐喻类似，新隐喻也有能力定义现实，并迫使我们关注它所凸显的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方面。我们接受了这一隐喻，就会促使我们相信这一隐喻的蕴含为真，并采取相应行动。当然，只是相对于这一隐喻所界定的现实，这些“真实”才是真实的。这就是说，我们接受隐喻，也就接受了它所界定的现实，进而在隐喻基础上采取行动。
由此，作者转向了对真理的探讨。客观真理的存在是西方文化的主题，但作者尖锐地指出，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或者说“真理确实存在，但不应该和客观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真理很大程度上与隐喻所界定的概念系统相关，而大多数的隐喻是经过漫长岁月在我们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是由权势人物强加于我们的，比如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广告商、媒体等。这些把隐喻强加给我们的人给我们界定什么是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另一方面，作者把理解看作是真理的基础，而隐喻则是主要的理解手段，因此隐喻的机制将会揭示真理是怎样依赖于理解的。
首先是投射在真理中的作用。投射是隐喻的主要机制，有些理解由我们直接经验范畴投射而形成，比如方位、物体、物质、因果等概念。我们进而将这些范畴投射到物质世界的其他方面，比如我们会把前后方向投射到没有内在前后方向的物体，石头这种实体就有了前后，我们会说我站在石头的前面。但前后方向并不是石头的内在特性。而是我们投射上去的。通过这种投射，“雾在山的后面”这样的句子就是真理。但不同文化中投射的方式不同，比如豪萨人认为前就是后，他会认为我们说的话是假的。这就从投射这个层面揭示出，真理是相对于理解的。
另一个方面是，范畴化在真理中的作用。如前文所述，为了了解世界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不得不对我们所遇到的事物和经验进行范畴化。而范畴化是通过凸显某些特征，淡化或隐藏其他特征来认识一种物体或经验类型的方法。也就是说，进行范畴化，在凸显某些特征同时必然会隐藏和淡化其他特征。这在我们日常对事物进行描述的时候非常常见。比如，说同样邀请一个客人来做客，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个人可以契合所有这些描述，但每种描述都凸显了这个人的不同方面。把一个人描述成某一个方面，比如金发女郎，就淡化了另外几个方面的事实。所以我们所做的陈述是基于我们范畴化事物的方式。可以说，每一话都是真实的，每一句话也都是非真实的。
另外，由于范畴化的自然维度（比如知觉属性，功能属性）来自于与世界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些范畴给出的特性不是事物本身的特性，而是以人的知觉器官、功能概念为基础的互动属性。所以，通常以人类范畴所做的真实陈述，基于的并不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基于互动属性。比如，老师跟我说，今晚有个正式会议，你能带来四把椅子吗？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拿了一把硬木椅子、一个摇椅、一个懒人沙发，甚至还有一个轮椅，然后我说：“我把你要的四把椅子带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基于知觉属性、功能属性选择了四把椅子，因此我说的话是真理。这主要是因为我根据互动属性进行判断，而忽略了情境和目的，毕竟因为是正式会议，至少应该选择四把相同的椅子。
这从反方面论证了，真理与概念系统有关，而任何人类概念系统在本质上通常都是隐喻的。因此，没有完全客观、无条件、绝对的真理。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在于，在讨论真理的时候，将人的理解排除在外。但真理是以理解为基础的，脱离了人，真理就没有意义。作者指出，标准意义理论的真理观念认为完全可以抛开人类理解对真理本身进行解释，而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真理理论建立在理解理论之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经验主义的真理论：当就我们的目标来说，我们对一个陈述的理解与我们对一个情境的理解高度吻合时，我们认为在该情境下这一陈述为真。这是以理解为基础的真理理论。
最后，作者讨论了概念隐喻理论与客观主义神话以及主观主义神话的不同，由此试图建构一条经验主义的路径。他们先是反思了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并论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如何揭示客观主义神话与主观主义神话的局限性，并最终提出经验主义的认知方案。这部分就不再展开论述了，可以这样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都将人与环境剥离，没有认识到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是与世界进行互动。而经验主义神话采取不同的视角，认为人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他人的不断互动。在经验主义神话里，理解源自互动，源自与环境和他人的不断协商。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真理依赖于理解，而理解源自我们在世界中的运作。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开端，本书出版后掀起了巨大了波澜，也饱受批判和质疑。不过，后来在认知科学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莱考夫、约翰逊理论的正确性，非常建议大家去读一下这本《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