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
这篇代后记有一部分作为日记在豆瓣上发过，整合起来作为后记列入《珀金斯的帽子》一书。
他总是戴着帽子， 一顶七号大的灰色浅顶软呢帽， 哪怕在办公室一个人看稿时也戴着。
这是我读《天才的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写下的句子。是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海明威，被他们视为精神之父。
这个帽子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成了现在的书名。在电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费尔斯扮演的珀金斯，时刻戴着一顶帽子，我有点强迫症似地想确认那是不是七号大的。
珀金斯的帽子，作为一个来自生活的被文本和电影固化之后的细节，在我心里变成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从生活的真实到文本的真实，中间就隔着珀金斯的这顶帽子。
发现才华，帮他人辨认出自我，变得更好，不求回报，全身心投入，做个默默无闻的无名氏，却也乐在其中，这是编辑珀金斯的理想生活。
理想的批评写作也该是这样，发现一部分才华，与之对话，然后让自己变得清晰，平心静气地接受所有可能的不如意。从个人的生活来说，珀金斯又需要这一顶帽子，让自己藏起来。
这么关心帕金斯的帽子，和我个人的文学观有关。
在珀金斯的身上，我看到了“忠于”，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的梦，忠于友情，也忠于热情，以及忠于这份忠于导致的失去与错过，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珀金斯就主动“错过”了福克纳。最终忠于自己的局限，努力完成清晰的也清醒的自我认知。
在他那顶极有标示性的帽子上，我也感受到了另外的东西，那就是独立于外界的一部分自己，作为孤独个体的外在兴趣，甚至是嗜好，完全自足的于他人无害的东西。
如果说珀金斯让我感知到了“忠于”的存在，那另外一个伟大小说家的一则短篇小说，则启发了我对“忠于”及其边界更为深度的认知。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起毫无希望的恋爱事件。一个饱经世故的男人，情场高手，遇见了一个是不谙世事、脸上写满寂寞的女人。这个男人风流成性，常在外寻求身心寄托。这女人的丈夫有钱，可她过得不开心，渴望新的生活。这两个人，邂逅了，相爱了，不断地幽会……未来怎么办？她哭了，他也束手无策。
故事中人说：“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何时，但至少现在它不会结束。”有人会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真实的”看上去庸俗撩人的爱情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说它真实，在于文学的真实。
这会是一次真的爱情么？对这个男人来说，是真的动情了，还是又一次风流？可为何他已经深陷思念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女人是第一次出轨，因为婚姻生活的苦闷，她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她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年纪大她一倍的男人？还是只要不是她丈夫，谁适时地出现在她面前、讨好她、听她诉说、带她逃离目前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她的爱情？关于这起恋爱事件的结局和意义，契诃夫没有表明哪怕半点态度。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就不主张过于追求小说的意义，小说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对契诃夫这个故事的结尾，奥茨在《短篇小说的性质》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读：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会责任等等因素，他们不能结婚。故事的“意义”就这些。
契诃夫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进退维谷，他们极度的痛苦使我们经久难忘。这就够了，故事不需要再有别的意义。他们不是因为私通而受惩罚！——也不是因为不敢私奔，不够罗曼蒂克而受惩罚。他们是平常的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
对于故意的意义，奥茨认为这就够了，但关于故事为什么会这样，何至于此，她有着平实却独特的洞见。奥茨没有否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相爱就是惩罚，思念就是惩罚，痛苦就是惩罚，爱而不能相见就是惩罚，未来往哪儿去的煎熬就是惩罚。这就是奥茨的文学观：平常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感情只是其中一种，还有更多同样烦恼乃至绝望的境遇。
试问，谁又不是平常的人呢？如果有幸地或者不幸地，陷入不平常的情感或者其他不平常境遇呢？平常人的不平常，就是原因，也就是答案。由此，小说中的想念是真实的。男人以为风流过后就是烟消云散，他错了，这次不一样了，他开始疯狂地想念她：
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还要美丽，年轻，温柔……每到傍晚，她总是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墙角处瞅着他，他能够听见她的呼吸声、她的衣服亲切的窸窣声。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踪着来往的女人，想找到一个跟她长得相象的人。
关于面前离家出走的女子的所思所想，契诃夫赋予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清醒也是真实的。
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们的心目中总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追寻的人。
奥茨认为契诃夫忠实了这种真实。相比奥茨的一种解答，纳博科夫的解答就显得较为严肃，像数学那般工整。他以《论契诃夫》为题，收在《文学讲稿》中，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致地讲解了这篇《牵小狗的女人》。
纳博科夫开篇就先声夺人：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纳博科夫认为，这篇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爱憎分明，高赞此篇为最伟大的之一。不得不承认，有一点纳博科夫说得深刻：小说没有明确的终结，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运动、以典型的契诃夫方式渐渐消隐……他俩都明白结局还远得很，对他们说来，那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还刚刚开始。
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深刻归深刻，有人会喜欢纳博科夫的解读，他忠于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和走向。关于日常生活的延续，无论发生什么，生活始终匀速向前。然而，我个人觉得奥茨的“平常”一词更加意味深长。所谓平常，就是最大的枷锁，非不愿，不能也。“平常人，陷进不平常的境遇”，则跨越了时间、空间和民族，趋于某种永恒的人类情感和人性。
奥茨直截了当地追问，“短篇小说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没有单一的性质，而只有多重的、不同的性质。就像我们各人的个性不同一样，我们的个性所做的梦也不会相同。没什么规矩可循。”
当年的规矩都被打破，新的规矩正在被打破，即使这般不断流变，奥茨还是郑重建议：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为什么要忠于？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忠于自己内心的幽暗，才可能看到光泽。
奥茨继续向自己发问：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得暴戾恣睢，会去杀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人私奔，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
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当然是关于一段特殊情感的，但如果往更高一点的地方看，我以为他写出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只不过这一次碰巧是爱情而已。在生命的长河中，无论平凡与否，总会遭遇到种种不同的际遇，进退不是，左右为难者多矣。
作为批评写作，我期望自己能够说出奥茨这样的话来，平常的但能道出部分普遍的话语。同样，我也期望自己能够像纳博科夫一样审慎地面对文本，从中发掘出生活恒定的河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写作者，才可能拥有一顶属于我自己的帽子，当然不可能像珀金斯的一样，必须是七号大的，必须是软尼的。
奥茨的写作出于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想知道人类各种情感后面的“为什么”。关于她所列出的问题，我们都想知道原因，不是么？我们也想知道契诃夫为什么要写《牵小狗的女人》这样的小说。作为一个书评人，我的写作时同样如此，我期望探知文本背后的世界。
唯有忠于某类价值，才可能发出神圣的光泽。
如果做不到忠于，写也写不出好的，读也就读不出好来。忠于某类意义，是不是就非得写大事件呢？这似乎也是纠结在中国写作者心中的大问题，奥茨不以为然， 她认为只有还没入门的作者才会挖空心思，想什么“大”事件。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
所有的主题都是严肃的，或者愚蠢的。好吧，话题又回来了。就文学而言，世上没有“大”事件，只有大手笔。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主题都是值得写的，所有关于日常生活的写作都是值得阅读的，就看你如何写好，也看我们如何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蛋糕就是最好的例子了，还有珀金斯的帽子，在别处就是一顶帽子，戴在珀金斯的头上，就成了珀金斯的帽子，就是一个可以被解读的细节。
刻薄地说，想要的生活常常就只能是想要，而不是能够要到，就像契诃夫的《牵狗的女人》，平常人陷入了不平常的境遇，你又能如何解题？愿那些经历古里古怪的事件的人，都能安然归来，因为现实中，很多人都没能回来，都消失了。有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有些人再也不会谋面了。
批评写作只有在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会获得流传的可能。要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忠于”就是不二的法则。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因为有流行就会有过时），去体验更为普遍的不会过时的人类情感和境遇，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观，好像也可以算是一种人生观。
关于珀金斯的帽子，这就是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