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简单地讲中国近代音韵学史，大致可以分成前高本汉时代与后高本汉时代。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之前，音韵学做的是类的功夫。无论是离析唐韵还是上古分部，都是在文献的各种细节中，去仔细揣摩古人对于字音的微细区别，从而从中分出古人用韵的大类来。而方言学则还是沿用扬雄以来的老套，某地某词如何说，南方北方有何区别。一旦发现了某些跟古音对得上的特征，例如舌上读舌头之类，则论定此乃古音遗存，二千年来保存至今。

如果讲高本汉的功过，则大约可以说是两端。第一是把传统方言学和传统音韵学联系了起来，殊方异域之音，无不渊源有自，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则贩夫走卒之语无不可援以证雅言。第二则是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了现代语音学。中国学者无论赵元任刘半农王了一，其语音学研究开始都还局限于实证语音学，有此读音，则记此符号。文献之音既无实音可听，也谈不上有符号可记。自从高本汉之后，拟测古人之实音蔚为风气。论韵者一改东冬钟江而群趋aeiou，既是新学肇始，也是造衅开端。虽然经典历史语言学反复强调拟音与实音不能相等，更有极端者如Hjelmsilev认为拟音的abcd与扑克牌的梅花方块大体相若，但是讨论拟音者，又有谁能不越界，不以实音视之呢。

这种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初也开始成了问题，拟音派的各家经典著作已经完成。李荣的中古拟音，李方桂的上古拟音，王力的语音史通盘构拟都已经完成，外国学者已经先行一步开始开发藏缅南亚。音韵学至此，大范式已经敲定，小修补在所难免。对于立志要做优秀学者的人来说。到底是进来后出转精，修锅补灶，还是从头收拾另起炉灶，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

很明显朱师是带着这个问题进入语言学领域的。他自己的说法是报考复旦之前受了许宝华先生的“蛊惑”，然而最终他选择以语音而非语法研究为毕生志业，想必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确定的答案。这本《音韵研究》，既是前半生交的功课，又是给后半生出了道大题。前半生想的是后出转精，后半生才恍然醒悟另起炉灶，这一转身看的已是两个世界。那个手抄《上古音韵表稿》的朱晓农是个平平无奇的音韵学者。而不断尝试新方法新手段的朱晓农，才能成为撼动传统学术大厦的那个阿基里斯。从其早期的论文可以看到方法论上的各种探索，对于普通话区别矩阵的确定，用形式化方法处理颚化问题，都能看到作者对理论系统和形式化方法的情有独钟。而其硕士毕业论文《北宋中原韵辙考》则是继陆志韦先生之后再一次将数理方法带入了押韵研究。当然，押韵涉及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简单地看成随机状态尚有可商之处，但数学方法的使用则令原来的经验研究增加了确定性。而确定性则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之所在。

九十年代朱师赴澳留学，在此之前颇经历了一段“民科”式的研究生活，对方法论的着迷是无法让他满足于单纯某个问题的研究的。这一点在其当年的名篇《虚实谈》（后来以《方法：语言学的灵魂》为名作为专书出版）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要想谈问题，先说明白主义。这些早期研究只不过是借问题之酒杯来浇主义之块垒罢了。然而，范式上不进步，研究再多的问题也只能沦为符号游戏。正如把嘎裂声记成中折调，那永远也没法明白声带与口腔的调制是平行关系。靠符号玩一点形式游戏，正如娜拉的出走，没有整个范式的支持，如果不是倒毙街头，就只能灰头土脸的回来。所以要走就只能走远一点，这才有了朱师出走澳洲这十年，才有了十年磨一剑的《上海声调实验录》。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他对当时各种音系形式理论与实验语音学方法的熟稔，运用大样本（当时情况下的）研究上海声调，可谓是手到擒来。

由于音韵学导致的出走，最终必将回到音韵学上面来。所以才有了对Ohala理论的鼓吹，才有了实验音韵学的豪言壮语。“对于历史上所有的音变，都要让他在实验室里重现”。所以才有了《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这篇名作，让多少当时还困扰于拟音符号与音系结构的音韵学者如梦初醒，原来音韵学还可以这样做！不过这个方向上油水不多，朱师自己也没有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精力，最终还是回到其发声态类型学与声调类型学上去了。音韵学界受了一下刺激，也有不少年轻人原本迷茫的方向开始清晰了起来。不过对更多人来说，或许更值得绞尽脑汁的是此后音韵学会改选的问题。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十余年，音韵学在这十余年里还是向前蠕动了一些。既然还有年轻人在做，未来必然会更好。

十年之后再看这本书的意义又如何呢？有些结论受到了新研究的质疑，有一些也有了更为精细的实证研究作为佐证。正如陈寅恪评王国维所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或许更有价值的，是作者出走半生，回来时想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音韵学的用心。书中所收的文章，无一篇是标准的音韵学论文，而细细读去，又无一篇不是带着对于传统音韵学的关照。如果此书能够让学界在传统音韵学大厦的灰烬之上，生长出全新的音韵学研究，则其价值也就“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