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中的国家神话：一场思索美国未来的旅行

刘波/文

我们曾经熟悉的美国，近年来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各种试图打压自由主义的刺耳甚至野蛮的声音，在持续性地从美国的核心部位发射出来。与此同时，特朗普所享有的支持率，也证明了他所掌握的社会支持。这让人意识到，在进步而团结的表象之下，可能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复杂美国，也许多年来，政府、精英与媒体都忽视了这个国家沉默的大多数。于是学者试图探索，美国社会，尤其是那些长期处在关注聚焦之外的角落，究竟发生了哪些潜在的变化。当然，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样的尝试已经开始。

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罗伯特·卡普兰作为政论家、旅行家和作家的大部分岁月，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跟踪和评述遥远国家里发生的族群冲突与政治动荡，阐明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而在新世纪到来后，卡普兰把目光转向了辽阔的美国西部，以及毗邻的加拿大与墨西哥，刻画美国社会政治版图的演变。他一路穿行美国中部大平原，翻越落基山脉，记录眼中所见的地貌、世情与人事。在《美国荒野》一书中，他针对美国内陆与边疆地带正在经历的深层次变迁，描绘了一幅生动又发人深省的画卷。

卡普兰延续自己“旅行笔记+政治洞察”的风格，平静的叙述带有解释力与说服力。在以前他对其他地域的报道与解读中，他早已形成了这一风格，这也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爆发后，人们曾看到克林顿总统挟着一本卡普兰的著作《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据说克林顿就是阅读此书后意识到巴尔干冲突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宿怨，才决定不深度干预波黑内战，以避免陷入泥潭。然而在今天，曾经令卡普兰着迷和慨叹的碎片化的巴尔干，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美国的现实，而这一趋势在作为荒野的美国西部体现得更加鲜明和刺眼。

在卡普兰笔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美国正在静悄悄地分解，统一的身份认同发生裂变，演变成各具文化身份的不同地区的拼接组合。不同的州和城市正在形成独特的治理单元。西南地区的拉美裔人群正在组成具有双重民族身份认同的城市，在餐馆里，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人一样多。而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正在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连为一体，因为在这片遍布森林的地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心理上有更多的共同点，并与作为“不毛之地”的美国西部人拉开了距离。跨边境的能量将会释放出来，在其冲击之下，人们长期被灌输的北美永久性民族国家的神话将会破裂。

卡普兰坦率地承认，美国的种族分隔比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严重，同时阶层的分隔也可能因私立教育的持续增长等原因而变得愈加坚固。公共场域的衰落，以及公民在心理与现实两个层面的日益隔离，将深刻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与社会格局。

巴西圣保罗的城市布局曾给卡普兰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在那里，几乎每一栋公寓都像是一座外交大楼，被高高的栅栏和监视装置环绕。而这样的堡垒式建筑正在美国纷纷出现。数据显示，为防御性边界环绕的美国社区的数目，从1960年代的1000增加到了1980年代中期的8万，并在1990年代进一步增长。像在贫富分化严峻的拉美一样，住在安全的封闭社区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必备生活要素。

城市布局的分化也带有种族性质。比如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已经划分为黑人为主的北半城和白人为主的南半城。在过去，圣路易斯北部有很多白人，但在1950年代，随着黑人占据北部，白人开始“逃往”南部。在现今北部城区的所见所闻，有时竟然能让卡普兰回想起他曾探访过的被冲突蹂躏的巴尔干。白人离去后留下的毁弃建筑和房屋，“与我看到的在其他任何饱受战火蹂躏的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样满布凶兆”。而在城市的另一侧，富裕的白人在豪华住宅雇佣私人保安服务来保护他们的资产。政府的角色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严酷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造就了城市格局与市民文化转变的现实，而公共政策似乎对此无能为力。

在日趋分裂并充满敌意的城市中，市民日益需要购买私人化的安全服务。在加州，很多商场和家庭依靠私人安保机构，对政府保护的需求降低。在1970年代，美国私人警力少于公共警力，而到了1990年代，前者已是后者的三倍，在加州更达四倍之巨。这一变化部分是由公共空间被商场、封闭式社区、健康俱乐部等私人空间取代所引发的。

公共场域的缩小与不安全感的增强，让美国曾引以为傲的公民平等自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位密苏里大学的城市事务教授对卡普兰坦言：“认为美国人是个人主义者，这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我们是一个群集动物组成的国家，是像老鼠一样的循规蹈矩者，会把自己的权利丢在门口——只要你告诉我们可以不用担心犯罪，而且我们的地产价值会得到保护。”美国人虽然越来越不能忍受在公共领域受到限制，却愿意忍受一个团体内部的限制，这就促成了一个个的社会孤岛。

同时，纺锤形的中产阶级美国渐渐成为逝去的旧梦：“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美国中产阶级继续分裂成越来越稀少的中上产阶层和越来越被压迫的中低产阶层，位于中间的中产阶层越来越退入这两者之中。”卡普兰的这一判断也与其他美国社会观察者的发现相符。

而这一阶层分化趋势因为全球贸易和移民涌入而加剧。在加州，卡普兰看到，受过高程度教育的亚洲人，和能充当管家和园丁的拉美人，都在快速入境并变成美国公民。从其他国家引进人才，比在本土训练劳动者的成本要低得多。低技能的美国公民在就业市场没有优势，因为拥有更好技能者总是能获得好工作，且由于政府政策鼓励移民入籍，所以后者通常总是能变成公民。但他对移民忧心忡忡：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背负着像埃及和中国一样倔强的旧世界社会文化模式，不仅通过其人民，还通过毒品来影响我们。”在他看来，这些移民输入了与美国文化不符的等级观念与人身控制，冲击美国的白人文化。但同时，卡普兰也描述了对美国的自由氛围感到欣悦并由衷地为自己是美国公民而自豪的来自中东保守国家的移民。

简言之，在卡普兰笔下，人口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低程度的政府规划和控制，导致了两个不同的世界。高技能的人群走向郊区和美国西部，在富足而独立的社区里自行生活，与缺乏技能的人群相隔离，留他们在已经荒芜的大城市中心区自生自灭。同时，本土及移民高收入阶层利益相同，诉求相似，自视为“世界公民”，在想象中与移民母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中上阶层组成了一个共同体。贫困本土白人聚居的地区变得日益保守和宗教化，而太平洋沿岸地区却在形成独立的社会经济身份，“自治城市”的理念兴起；加州等地的民众与特朗普的美国分庭抗礼，欲用自身的自由主义政策来对抗联邦政府的保守主义转向。

这会造成一场大范围的政治危机吗？在卡普兰看来，短期内美国的治理模式仍然能适应这场日趋分崩离析的变化。权力在华盛顿、50个州和数千市政府之间分配的美国体系，也许能适应这种主权越来越模糊的未来。美国人在统治方面的天赋，也能让它较容易地缓慢过渡到一种由半独立的“公国”组成的“荒野”，不过，这些“公国”有些会获得惊人的成功，另一些则会是灾难。但不论如何，美国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由于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再也没有经历过暴力剧变，所以美国人对历史的突变缺乏意识，并因此更容易以一种乐观主义去想象未来，但也许，这个时代已经终结。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卡普兰关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乡村地区选民，但他并不是特朗普的拥趸。他把特朗普依赖增强军力的防务与外交政策称为“美利坚式的凯撒主义”。在他看来，特朗普注重于塑造美国军力强大的形象，同时大规模放弃传统的非军事外交手段，这令人想起从兵马强盛走向逐渐衰亡的罗马帝国。

在1994年的《无政府时代的来临》一书中，卡普兰即预言，人口增长、城市化、资源耗竭等问题，正在令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政府不堪重负。评论者曾指出，卡普兰的作品“表达出一种饱含历史信息的悲剧意识，那就是认识到人类总是倾向于一种轻率、愚鲁、乌托邦的、归根到底是危险的乐观主义。”而现在，卡普兰把对盲目乐观主义的警惕，应用到了自己的祖国身上。

短短十年前，在曾被视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卡普兰身上，美国的三重意义还似乎融合无间：一个类似于罗马的强盛帝国，一个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秩序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一个以公民自治为根基的稳定团结的国家。而现在，曾经的“三位一体”正在从和谐演变为彼此抵牾冲突。美国悄然发生的社会裂解，既会拖累其帝国雄心，也会影响其向全世界投射和扩展自身价值观的能力。当连卡普兰这样的右翼学者也在意识到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身份与能力的时候，世界就更应该对我们曾经熟悉的美国变得“陌生”的现象，投以更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