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战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梳理

古往今来，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人们对于战争的讨论也随之持续至今。当谈论战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一问题可以拆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战争本身的研究，即“战争是什么”，属于军事学研究的范畴；二则是对战争背后动因的研究：战争的根源何在？进而，通过对根源的寻求，能否避免战争，转而寻求以其他的途径解决矛盾？类似的问题，则应归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

对于第一类问题，从孙子到克劳塞维茨，两千多年来已有诸多军事学大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系统性的研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局限，直至国家概念完全确定、国际秩序重新构建后的20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学领域才出现了对第二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与回顾，这便是肯尼斯·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在这本书中，华尔兹回顾了从圣奥古斯丁到霍布斯、再到斯宾诺莎、卢梭、康德，乃至汉斯·摩根索、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等西方文明史中一系列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与理论，并将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与认知总结并阐发为三个层次：人、国家与国家体系。战争源于人，即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邪恶的成分；源于国家，即认为国家的政体、意识形态等属性是激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源于国家体系，即认为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催生战争的主因。华尔兹将这三个层次称为国际关系研究当中的三种“意象”，并对每种意象的代表性观点与实际延伸进行了回顾与评价性研究。尤其对于第三种前人较少涉足的意象——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属性，华尔兹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建构，并且将这种意象视为影响国际冲突状态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种意象：国际冲突与人类行为

“人”这一意象起源于哲学乃至神学。这一种意象认为，战争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人的本性与行为，而哲学家对人性的看法又有所分歧。悲观主义者认为，人性本恶，或是无法改变或是难以改变；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本善但受到了错误的引导，从而沾染了邪恶的内容。同样的是，两种观点都将根除或改善人性“恶”的方法（乐观主义观点），或曰创造约束人性中“恶”的外部条件或方案（悲观主义观点），视为防止战争、实现国家间和平的主要手段。

由此出发，不同领域的行为科学（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看似合理，却偏颇乃至离谱的解决方案。华尔兹总结到，这些华而不实的解决方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1.部分方案指向重塑人类与人类社会，提出对目前的人类社会进行改造，进而达到改造或扭转人性的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些方案，所需的时间与社会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2.这些改造措施具体应当如何进行？应以什么目标为首要，什么目标为次要？如应当先对社会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造（如避免类似希特勒的战争贩子掌权成为国家领袖），还是应当先着手使大众阶层的素质得到提升？改造社会的过程当中，又应当遵循哪种指导性原则？又该如何确保领导者们或普罗大众遵循？

3.今日的国际体系是由不同社会共同构成的有机体，因而，如何使各国达成合作意向，进而进行国际的、普遍的社会改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不同的解决答案纷纷倾向于将一个类似世界政府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然而，在当今联合国等具备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政府性时，该怎样推进国际一致？而一个世界政府又是否正当，又该如何形成呢？

经过以上论述，华尔兹认为，仅仅通过“人性”这一意象来寻求国际和平的药方，试图以善止戈是崇高但不切实际的。而以上论述的这三个问题，则将答案指向了另外两个层面：国家（前两个问题）与国际无政府状态（第三个问题）。

第二种意象：国际冲突与国家内部结构

国家是人的集合，也是国际体系当中的基本单元。抱持“国家”这一意象的人，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存在缺陷，因此应当通过消除国家的缺陷来消除战争。这一意象的支持者主要从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其思想内核主要源于两个理论：“战争得不偿失论”与“民主和平论”。

“战争得不偿失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多方利益总额受损的“纳什均衡”，参与战争的国家或者输掉战争而利益受损，或者为赢得战争付出过多代价而得不偿失。既然如此，战争为何还会爆发呢？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过程当中，某些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战争，因战争而得利（ 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的诸“军事-工业复合体”，怂恿美国在中东多次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等），而这些利益集团并不能代表国家内部全体或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接下来，另一理论即“民主和平论”（当然，泛指的“民主和平论”是一个从经验规律引出的主张，即世界历史上，至今没有民主国家主动挑起战争）出现：从理论角度来说，“坏”国家，即被某些利益集团掌握权力而非顺遂民意的国家导致了国际冲突，而民主国家则是顺从民意、服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因此不会成为战争的挑动者。所以，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所组成的世界才能实现国家间和平。

当然，这一意象的分析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坏”国家相对的“好”国家是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好”国家就是民主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好”国家，而采用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无法代表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个问题则是前一个意象就已经存在的：一个“好”国家所形成的世界，同样存在着竞争，而这种竞争应当如何调节，使其保持在良性范畴内呢（这同样是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一点，即自由/良性竞争的必要性）？是需要一个国际仲裁体系，还是国际调解体系，抑或是一个世界政府？而在不具备政府性的情况下，国际仲裁体系或国际调解体系由如何具备执行力呢？

接下来，华尔兹回顾了诸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表现，详细说明了以上两个问题的严重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利益冲突，而战争是阶级斗争的外部表现，因此战争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存在。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消灭阶级，也就消灭了国家，消灭了战争。在一战爆发前，第二国际通过了一致采取反战行动、组织总罢工的决议。但临近战争时，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转变态度，转而支持国家的战争行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种表面一致在现实并不严峻的情况下形成，进而在战争形势逐步严峻时瓦解了；二是许多政党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对于本国来说是一场防御性战争，这些政党不能坐视国家被他国攻击（颇具现实意义的是，法国与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如此认为！）；最后，则是采取反战行为对政党发展来说并不利己，反而意味着政治自杀。

为此，列宁与一些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调整。列宁认为，这些出尔反尔的社会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并不能真正代表无产者们的利益；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层，并且被群众真正跟随。因此，并非是各国家间无产者的利益出现了矛盾，而是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并未代表无产者的根本利益，冲突则由此形成。修正主义者们则认为，应当认同民族与国家的价值，因为民族概念有助于推动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进步，而所有国家进步为社会主义国家，则能实现世界和平。列宁的回应仍然将世界和平的方向导向社会主义化后国家消亡、天下大同的世界，而修正主义者则认为未来的世界和平将建立于一个完全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

这样的解释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该如何使国家行为重新归于理性，摆脱私利集团的控制呢？这就预示着斗争仍然存在，而且很有可能是不彻底的。第二个问题则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国家的消亡？马列主义者的答案为“是”，修正主义者的答案为“否”。那么，一个由“完美”国家（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主国家？）形成的世界，就真的不会出现冲突吗？这就需要我们对下一意象——国家间状态进行检视。

第三种意象：国际冲突与国际无政府状态

第三种意象在华尔兹写作本书的其时，则是人们较少涉足的一个意象。这一意象认为，国际冲突源于人性与国家的不完美性，更是源自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先前，这一意象主要由卢梭提出并进行论述，借用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等人的观点，并由康德等人加以完善。在这本书中，华尔兹对以上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与评价。

卢梭等人的论述，源自于将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原始社会中的人进行的类比：今日国家在作为国际社会当中的行为单元，恰恰如同社会建构前的原始状态（即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所定义的“自然状态”）当中，每一个独立的人都是原始状态中的行为单元。因此，可以借用这一状态下人的行为，来描述国家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影响的。

首先，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等人在对自然状态的研究下，认为社会环境是人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即非完全理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同样也是不完美的，因此人与人的利益无法完全调和。在对霍布斯等人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后，卢梭首先论述了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即回顾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历程。他一方面把社会形成的历程描述为人类设计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将其刻画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前者形成了《社会契约论》一书，后者则形成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他的论述当中，人类社会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生存的共同威胁——总有某些时刻，人类的生存面临着重大挑战，以至于必须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渡过难关。因此，在合作抑或死亡的选择面前，人们选择牺牲个人的部分自由，来换取集体的“道德自由”，社会也就如此形成。

如上所述，卢梭将同样的思考类比到了国际社会当中。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基本可以等同于“自然状态”；而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一个可以进行有效决策（即使这一有效决策并未代表大多数人）的国家，基本如同于“自然状态”当中，一个时而理性，时而缺乏理性的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并非完全理性（因为有时的决策会违背更多数人的利益），而这一社会状态也毫无疑问是并不完美的。因此，战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完美的国家们所做出的决策会是不完备的、非完全理性的（如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战争转嫁国民内部矛盾），从而容易引发冲突；二是，即使所有国家都是理性的，在一个缺乏权威的“自然状态”当中，国家间的利益也会势必发生冲突（如不同国家共同声明对某块土地的主权等），而这一“自然状态”又不会对调和冲突进行任何帮助，战争也就随之爆发。而今日社会的现状则是，一群不完美的国家共处于一个无权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当中，战争几乎总是爆发也就不难理解。

随后，华尔兹举例说明了这一意象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体现。一类典型例子是，国际贸易当中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国家政策间冲突，引发贸易战、关税战，其本质就是国家做出利己决策而将局势引向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另一类例子则是国际外交当中的“均势”概念：正是各国家都不愿使潜在的敌人实力过于强大，才会不断寻求结盟、拉拢盟友，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的“均势”局面。华尔兹总结道，从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在著述中提出过类似的论调，即国家的利己行为促成了均势的形成。同时，从两次世界大战也无疑是“均势”与第三种意象的最佳注解：一战爆发是因为均势的建立对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于事无补，二战爆发则是因为绥靖主义者们妄图无视均势，结果反倒将局势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那么问题似乎是明显的：要想完全消灭战争，不仅需要完美的人、完美的国家，更需要一个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形态。如前所述，对三种意象的后续分析都指向了这一需求，但第一种意象的相关分析将一个世界政府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而第二种意象的相关分析也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那么，第三种意象的相关分析似乎将答案又导向了世界政府。但一个世界政府该如何形成，又该如何构建呢？对于生活在今日世界的我们来说，一个体制完备、目的与手段都正当且执行力强的世界政府，不啻乌托邦式的空想！这一问题，即被学界称作“华尔兹困局”。那么，世界和平的真正答案又在哪里呢？

结论

华尔兹通过对人、国家、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意象的内部分析与总结，得出了更加全面，更加宏观的结论：第一种与第二种意象描绘了世界政治体系下的各种主导性力量，而第三种意象将这些主导性力量拼接起来，形成了世界政治体系的完整拼图，从而给系统性地分析、阐述国家间关系、并且预测国际关系走向创造了可能性。三种意象各有所侧重，而又互相左右着彼此的形成；将三种意象互补地组成起来，才能够对今日的国际政治体系形成完整的认知。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是，华尔兹经过对一系列著述的批判性总结，系统性地回答了“战争为何爆发”这一问题，但如上文第三种意象结尾所述，后续的问题最终仍然悬置着：该如何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呢？更进一步，以上对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能够对国家行为给出哪些指导性意见，从而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呢？华尔兹并未给出我们答案，他也提到了这一点的遗憾：探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不等同于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但公允来说，华尔兹的这本《人，国家与战争》仍然价值颇丰。一方面，这种层次分析的方法论首次被引入国际关系学当中。后来，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关系领域被视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之一，并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由于这一方法由华尔兹首先提出，随后由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大卫·辛格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了详细阐发与论述，因此被誉为“华尔兹-辛格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对战争根源鞭辟入里的分析的基础上，华尔兹在日后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来阐释国家间行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国家行为提出建议。1979年，华尔兹凭借《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建构了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举奠定了自己国际关系学界巨擎的地位。

——201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