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天职》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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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1月7日，是Max Weber发表《科学作为天职》（国内其他译本也译为《以学术为业》[i]）的演讲101年周年的日子。
前日，从公众号里得知几位老师在去年韦伯发表演讲100周年重新编译了《科学作为天职》以纪念这篇著名的演讲。作为一个在大一被韦伯带进社会科学大门的学子，对马克斯韦伯有着很多个人感情，这种个人的东西已经深深植入学术思考，也促使我一遍又一遍重复不断地重访韦伯。当然，韦伯的学术是超越个人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界反思自身理论所绕不过的部分。
最近，读了一篇甘阳老师成文于1997年的《韦伯研究再出发》。这是很早的文章，我已然不知当下韦伯研究的核心话题或者范式是如何，但作为一个爱好者，文中的观点还是让我了解到“社会学的韦伯”的局限性。在20世纪末，韦伯研究的中心议题是解构“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韦伯”与回到“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伴随着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去帕森斯化与德国学界将韦伯著述重新放回德国语境进行阐释的趋势，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重新回到其著述史的脉络当中，通过对其从早期一直到晚期的著述进行再思考来厘清韦伯本人的学术脉络。
然而，超脱出牛角尖式的范式争论，对韦伯学术的探讨在社会科学界一定是经久不息的。从范式嬗变的历时视角来看，无论是将韦伯的思考放在“社会学”的学科语境，还是放在“德国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下，都无法动摇韦伯思想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正如Aron所说，韦伯始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即使在当代也伴随着学术争论而被不断重新阐释，虽然其概念的外延随着争论而变动不居，但其表述却始终“如雷贯耳”，以至于每个提到它们的人都不得不加上Weber的大名。
韦伯的“资本主义”与“现代性”议题
在学期的开头上seminar in China时，Kipnis说当下很多研究者试图弃用“现代性”这样的学科术语。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出发，只要提“现代性”，就可能暗含着从“欠发展”到“发展”这样一个“进化论”的假设。立足点不同，必然导致思考维度的区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摒弃了“现代性”这样一个学术表述，我们也无法绕开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ii]，早已超脱出了学术词汇的争论范围，而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政策和经济政治过程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实质性过程，即使是地方性的人和知识也必然会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发展议题。
与早期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韦伯从来没有试图去建立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完整现代化理论。相反，经由文明间的比较，他试图去寻找在西方生根发芽的基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文明产生。这样一个比较的视角避开了普遍的单一途径的“现代化”过程，相反它视在西方生根发芽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解释性理解，他将两者视为具有亲和力的要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加尔文派的新教教义在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精神”，并反过来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拥有了极高的生产组织能力，从而逐步取代了其他传统的生产方式。
很多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对韦伯的学术思考产生质疑是基于一种完完全全的方法论误解。他们将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简化为了“宗教因素决定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实际上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就已指出，他从未想过在宗教与经济腾飞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相反他只是试图在宗教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亲和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西方萌芽与壮大。
韦伯的方法论对我研究的启示是巨大的，他让每个社会科学者认识到自己思考的极限，并且用一种克制的理性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趋势。我们既不能放弃理论化的努力，也不能狂妄自大地试图去创立一套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相反，我们也许应该采用这样的学术立场：极限地利用有限的理智去厘清社会现象背后的某一种可能性联系。
《科学作为天职》的感召力
还记得2015年夏天，大一下学期的某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北师大图书馆6楼的库本区里乱逛，偶然间拿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学术与政治》。当时在社会学的入门书上得知有这么一本小册子，非常有利于社会学入门，于是就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一开始他对美国学术界与德国学术界的对比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并不知道学术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我生命意义的支撑，相反我觉得这个开头写的好无聊，为什么一本入门书会从学术界的“生态”谈起呢？
后来韦伯就引用了托尔斯泰的一席话来作为探讨学术的意义的引子：
他整个思考，环绕在“死亡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个主题上逐渐发展。他的回答是:对于文明人来说，死亡没有意义。死亡对于文明人来有意义，因为文明人的个人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依照这种 生命本身的内在意义来说，这样的生命永远不会走到尽头。因为对那些处身在进步过程中的人来说，前面永远有下一步待走;任何人在死亡时，都没有抵达巅峰，因为巅峰是在无限之中。（广西版： 168）
紧接着在后面几段，他一再重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世界是除魅的世界”，学术并不能教会你运用价值判断去判断学术本身的意义，在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学术的终极意义，即使学术导师也不能扮演宗教中的“先知”角色。学术的意义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召唤，存在于每一个想走学术道路的人自己的学术实践中。
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只凭企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走另一条路; 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广西版： 191）
当时读完这段话仿佛经历了一场人格洗礼一般，当时脑子里的所想我已然忘却，然而这席话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中，让一个有理想的孩子逐渐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昨天晚上和同学一起从中大的山顶走下山，当时我说做学术很孤独，仿佛在一个黑黑的山洞里独自探索，永远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曾经在去年，我在黑暗中被巨石击倒，我以为我再也爬不起来，我只想过普通人日子浑浑噩噩地过活。但是今年开春以后，我又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加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与之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依然不知道我前面是什么，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再一次摔倒，摔得比原来还要惨；但比原来清晰地是，即使摔倒，迟早有一天我还会重新站起，拿起思考的武器，慢慢丈量人生和身边的发生的一切。
这是充满宿命的过程，就像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但我有勇气去确认，这就是我自己的命运呀，即使如此，义无反顾。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Robert K. Morton曾经在晚年写书历数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他最后用题名《站在巨人肩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 A Shandean Postscript)来总结了这本书。我想对于任何社会科学者来说，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诸多巨人的肩上来思考问题。
昨天上课，Reading leadership讲到一些人类学学者想要抛弃理论，因为理论制约了学科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中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有可能完全被学者们忽视。我非常认同这位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意识，然而他的建议着实不着边际。抛弃理论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看待世界的参照物，失去了丈量现象的尺子，如果抛弃了尺子，我们实际上就丧失了认识世界的参照物，就不再有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联系到最近Research proposal中的感想，如果想要从多维度来认识社会现象，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尽量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各方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这一点促使理论综合成为研究的关键环节，在研究框架中必须要能够统和并且论证多个研究视角综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以尽可能丰富地体察社会现象。对于同一个大的社会科学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视角，想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就必须尽力进行理论综合，并且发展新的框架来更好地理解问题。这也是一个Research proposal当中最难以完成的部分。最近卡在此处很长时间,涉及到理论框架的问题，不解决根本不可能在研究上更进一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正如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所说，他的视角只是分析资本主义崛起的一个视角，而非一个单一线性的解释。韦伯所说这是一个价值多神的世界，寻找不到共同的价值就意味着可能的分崩离析。任何一批学者都在生产着知识，自然在学术争论中产生各自认同的范式，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如此。然而只有实现对各个不同视角的理论整合，方可能在认识社会现象上更进一步。
一项研究，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要做到极致，必然蕴含着提出与转变范式的雄心，如果没有做到充分地理论对话，只会让研究显得单薄无力。即使诸多经验材料支撑，也只会让研究显得杂乱不堪。
深入的理论思考对一个研究是极为关键的，这也是需要时间和耐力的。而韦伯关于《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恰恰阐明了这一点给所有的急切想要获得成功和取得学位的学子，你可以把这项志业融入在每一个学术作品当中，也可以敷衍对待草草了事，因为这一切都是个人选择。然而，以科学为天职的精神，要求我们将学术作为一项终身的“天职”，从而在学术的光谱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i]参考《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处参考李猛老师译法，翻译注详见《韦伯 | 科学仍然是个问题，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命运”》（https://mp.weixin.qq.com/s/dWIVgqmTUI0iJgTTTlm1Dw）
[ii]“普遍”的历史进程并不假设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相反，这个“普遍”是建立于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权力基础上的扩张，即使地方性的社会也会面对面对各种各样的现代性问题，因为基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权力和经济系统已然渗透到了世界最偏僻的角落。
引用
[1] 韦伯. 2004. 学术与政治 [M] 康乐、简惠美， 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韦伯. 2018. 科学作为天职［Ｍ］．李康，译．李猛，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