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丨序幕：自己人

前往刚果这个地方并非易事，它的东部地区战事正酣，南部则是一个被多家国际采矿公司瓜分干净的“影子国家”，而首都金沙萨（Kinshasa）的政治抗议活动也正风起云涌。刚果民主共和国从多个角度来考量都是世界上最为失控的国家之一。它尽管自然资源充裕，但在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的排名却接近末尾，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居世界倒数第二。我的导游手册是这样描述的：“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黑暗角落，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人文上皆是如此……这里的人们始终在跟自身的“恶魔”和本性做着斗争。”也就是说，此地乃黑暗之中心。而这，也正是我意欲前往的原因。首先，我需要一份签证，而欲得签证则先要有一份经过核实的“缴款证明”（Prise en Charge ），或者在刚果有保人担保亦可。我通过在金沙萨的一位“万事通”朋友上下打点，终于搞到了一份黄颜色的文件，上面盖满了紫、绿、蓝色的公章以及签名。我数了一下足足二十几个，它们均来自内政部、外交部、移民局、公共服务部、出入境管理局和市长办公室的主管领导之手，外加数位司法人员、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有些上面还附有猎豹和长矛的图片。于是我支付了500 多美元获得了这些东西。

我把材料寄送到华盛顿申请签证，并预订了一张两个多月以后启程的飞机票，再回过头来筹划我前去要做的事。凡是跟刚果有哪怕一丁点儿关联的人，只要我能想得到的，就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且他们所推荐的人我也都一一拜访接触。我跟一位勇敢的旅行经营商共同筹划好了一条线路，他们会用飞机将我送入大陆深处的基桑加尼（Kisangani），然后沿着蜿蜒曲折的刚果河坐船航行1000 公里返回金沙萨。尽管旅途的条件是极其原始的，但这仍将害我破费不少。人们告诉我这是世上最无人想去的地方之一，西方女游客若要安全前往就必须承受这些代价。

在我们大学一间名为“全球事务协助”（Global Support Services）的办公室里我面见了一个人，他坐在一张用津巴布韦国旗覆盖的办公桌后面。此人对我做了一段人身安全的简述，以及紧急医疗方案。他建议我对一切物品实施两重防水，把钱捆绑在脚踝上，并且随时保持警惕，在思想上要做好任何物品均有可能失窃的心理准备。然后他走到橱柜那边，拿来一份礼物：一顶蚊帐。

万事皆已俱备，但历经数月后我仍未拿到签证。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说要等待金沙萨那头的外交部批文，于是乎为了又一个公章，我只得再掏一次钱。我的联系人向他们的联系人施加压力，但事态未有分毫进展。他们告诉我这种拖延是蓄意而为的，没有哪个美国人能获准进入该国。

幸亏我偶然联系到了某位在刚果使馆工作的人，这才让签证得以最终抵达。而此时恰逢新学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不得不等到各项课程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动身离开，而与此同时刚果则正在滑向一场政治危机。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的任期即将结束，但他拒绝安排制定选举日程。于是金沙萨兴起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有将近50 人被安全部队击毙、砍杀或烧死。出租车司机因惧怕遭袭而拒绝从机场进入市中心。美国国务院勒令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撤离，而欧盟也计划对其实施制裁。假如我仍然执意要开赴刚果的话，旅行社建议我一定要抢在总统按期下台之前——或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下台而激发更严重暴力事件之前就早早地逃离出来。

如此就给我留下了不多不少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收好蚊帐和导游册，将钞票塞进鞋子里，把刚果伦巴舞曲（soukous）下载到播放列表之中，随后便前往飞机场。

一百多年以前，有一位名为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Konrad Korzeniowski）的波兰水手也曾有过一次刚果之旅。那趟旅行原本似乎会永久推迟，但最终突然就发生了。1889 年11 月，肯拉德前往一家比利时公司面试，应聘刚果河上一艘蒸汽轮船船长的工作。对方许诺给他一个职位，但对他后续的来信一概不予回应。当肯拉德要求再次面谈时对方叫他等待。六个月杳无音信之后，康拉德获得了公司的消息，说该职位正虚位以待，肯拉德需在一周之内动身赶赴非洲。

“天地良心，我真的火烧眉毛了！”他写信给一位好友说，“瞧瞧这些个铁皮铁罐、左轮手枪、高筒靴，还有语重心长的告别……随身携带的药瓶药罐和真诚祝愿。”肯拉德原本应该在刚果待上三年，但等他在金沙萨和基桑加尼之间沿河来回一趟之后就甩手不干了。在刚果这个地方，肯拉德目睹了一个贪婪、残暴、伪善的欧洲人政权，它实在令人惊骇不已。离开非洲时肯拉德精神沮丧，在道德层面上深感绝望。九年之后他在英格兰扎根安顿了下来，并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英语化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将在刚果的经历倾注进了一本名为《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 1899）的小说里。

我想去看看康拉德的所见所闻，他所目睹的一切为此后许多人的观感构筑了框架，因此我要前往刚果走一趟。《黑暗的心》至今仍是最受广泛阅读的英语小说之一，据其改编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仍在为康拉德的故事添砖加瓦。这句短语对生活本身提出了挑战，其著作已然演化成了一块试金石，考量着非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以及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和心智癫狂等课题，探讨着人性本身。

他的小说同时也成为一根导火索。在20 世纪70 年代，尼日利亚小说家钦努阿·阿切贝（ChinuaAchebe）宣称《黑暗的心》是“一部可悲至极的冒犯之作”，充斥着对非洲和非洲人民地位卑微的刻板印象。阿切贝说，康拉德“就是一个残忍的种族主义分子”。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半肯尼亚血统大学生受到友人的质问，他们要求奥巴马解释为什么去读“这本种族主义小册子”。“因为……”奥巴马结结巴巴地说，“因为这书教给我一些东西……关于白人的东西。书里说的其实并不是非洲，不是黑人，而是关于作者自己，关于欧洲人、美国人。它讲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我第一次读到《黑暗之心》是在伊萨卡（Ithaca）高级中学的英语课上。康拉德对欧洲帝国主义的讽刺和批评令人心潮澎湃，给人以莫大的勇气。后来我在哈佛大学跟自己的学生一起阅读康拉德及阿切贝的文章时，才开始逐渐重视起康拉德的视角来。我的理由跟奥巴马的一样，并不因作品的盲点而轻蔑憎恨，倒恰恰是因为那些才去阅读。康拉德捕捉住了跨越大洲和种族的强权运作模式，而这些东西对今日的重要性似乎也与他初次提笔的那个年代相同。

《黑暗的心》只是刚刚开始，当我继续阅读康拉德更多的作品时，常常会惊叹于他那种“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般得到了一一应验。在911事件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兴起之后，我惊愕地回忆起正是这位在《黑暗的心》里宣判资本主义有罪的作家也创作过《间谍》（The Secret Agent）（1907 年）这样一部围绕描述伦敦恐怖主义爆炸图谋的小说；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发现康拉德在《诺斯特罗莫》（Nostromo）（1904 年）一书中描写跨国资本主义所炮制的那些鬼把戏跟我们日常报纸上读到的如出一辙；在数字科技革命紧锣密鼓进行的时代，我读到康拉德曾在《吉姆爷》（Lord Jim）（1900 年）及多部其他作品里动情地描述了航海业这一他最熟知的行业受科技破坏的后果；对移民问题的争论正搅得欧洲和美国鸡犬不宁，而我又再一次惊叹于康拉德怎么能够运用英语来创作完成那些著作，哪怕只写一部也令人诧异——要知道英语是他成年后才习得的第三语言。

康拉德的笔犹如一根魔术棒，变幻着未来时空的精灵。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正像加勒比作家V. S.奈保尔（V. S. Naipaul）所观察的，康拉德怎么会鬼使神差般“步步抢我之先”？他如何能够在一百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识的世界”？倘若我能明白其究竟，那也就探得了那个年代——乃至我们当代的某些精髓和真谛。

待我意识到答案时已身处印度洋半途之中。我从中国香港出发到英国，登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一艘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Christophe Colomb ）的法国货轮。这艘船从中国至北欧往返共11 周，最多运载13344 个20 英尺规格的集装箱。这年头几乎没有哪个旅行家会愿意耗费4 个星期坐船出行，而坐飞机的话只需14 小时不到的时间。我早已下定决心要做成这趟航海旅程，将其当作一次特意安排的复古之旅，因为如此一来我便能更好地理解康拉德生活与写作的这一核心部分。

康拉德于1857 年出生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一户波兰家庭，16 岁那年他离开了这块被内陆包围的欧洲中心地带前去当一名水手。接下来的20 年里，在他尚未发表作品之前都一直是专职的海员，曾航行至加勒比海、东南亚、澳大利亚和非洲。这些出海经历为其以后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灵感，以至于人们常常称他为“海洋文学作家”，与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相比肩。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我将21 世纪的高速性和互联性均置于身后，没有网络，不用手机，不看新闻，加入到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队伍里，与康拉德当年所参加的集体无甚差别。船上有欧洲长官和亚洲船员总共大约30 人，他们的船上生活以轮流的值班守望来分割计量，对下一个停靠港做倒计时。我们所沿的贸易线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路之一，用去年的茶叶、陶瓷、丝绸和香料等货物换取一箱箱廉价的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和冷冻食物。大伙在新加坡稍作停留，我去河边前后走了走，在从前的邮政总署外围瞧见一块向康拉德致敬的牌匾。海风飕飕，海水缓流，航船轻柔地穿越这片宁静而温热的大海，一如百年前蒸汽轮船的速度，朝向那1869 年开放的苏伊士运河而去。在那片“非洲之角”的海域里，欧盟反海盗巡逻队正游弋值勤，一如康拉德当年皇家海军在当地巡防那样。

我对平行的世界关注越多，就越发感到时空已被我带回到昔日的框架。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的航行并非不合时宜的“年代错误”，而是康拉德本就曾经站在当时年代的前列。甲板之上，康拉德守候着，远望全球相连的世界浮出水面，这个如今我正航海穿行的世界。

历史犹如对当下的治疗，使其追根溯源。“全球化”一词于20 世纪80 年代才流行起来，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多数与之相关的事物均属于当时或以后的，譬如互为依托的经济、开放的边界、多样化的种族和网格化的人口结构、国际化的惯例准则、共享化的文化参照点。然而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所言，全球联系的速度广度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变化，而恰恰是在康拉德的青年时代。

“旧世界，那是东方，有苏伊士运河……而新世界，强大的铁路延伸至天涯海角……大洋底下，嵌入了一根根纤细而意义深远的电缆。”康拉德停泊于远洋汽轮旁，这些船只以空前绝后的规模运送着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康拉德从跨洋电缆上方航行而过，那些电缆高速传播着新闻消息，其迅捷程度有史以来首度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康拉德在数次航行间隔之际在伦敦安家落户。这座城市作为当时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在康拉德有生之年的融合程度比20 世纪80 年代再度复兴时还要厉害。

康拉德不会知晓“全球化”这个词汇，但从沙俄行省远涉重洋来到英国安家的这一旅程却使得他将“全球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全球化视角融入进了一部又一部严重基于个人经历和真实世界的小说当中。关于康拉德的天赋，亨利·詹姆斯（Henr y James）曾明确指出：“在学以致用上，没有人了解你所通晓的知识和你所拥有的视野，以艺术家的整体来看，这是一种无人企及的权威高度。”这就是为什么康拉德笔下世界脉络的蓝图会与同代人有如此的不同。经常有人将康拉德跟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相提并论，吉卜林作为大英帝国民间的桂冠诗人，其情节均发生在地图上那些用红色标识以彰显大英统治的地区里。然而康拉德却没有一部小说是设定在英国殖民地的，而且即便是在英国或英国船只上，其突出描写的主角往往也并不是英国人。康拉德将写作的巨网撒向欧洲、非洲、南美和印度洋，而后徜徉于一个个虚构的网洞里。他将读者带到那些“电报线和邮船航线触及不到”的地方，送到那些在快速汽船旁边缓慢航行的帆船上，领入“在遗忘角落里的流放者队伍中间”。

大英帝国早已消亡，再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吉卜林的作品。但康拉德的世界却在我们的乾坤之下闪烁发光。如今互联网光缆与老旧的电报线一起贯穿于大洋之底，新一代反全球化抗议者、自由贸易卫道士、干涉主义拥趸、极端恐怖分子、社会平权活动家和排外的本土主义者此起彼伏，而康拉德笔下人物的声音就仿佛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回响着。集装箱货轮恐怕是目前再好不过的全球化象征，它们将航运变得如此廉价，使得在苏格兰抓鱼运到中国切片然后再送回欧洲销售的做法居然会比雇佣当地劳动力来得更为经济划算。90% 的国际贸易通过海运来实现，而这就让轮船和海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

简而言之，从康拉德的人生经历和小说作品当中，我所发现的是一部由里向外观察的全球化历史。接下来，我必须找寻一种具体描述它的方法。

在本书中我以历史学家为指南针、传记作家为航海图、读者视角为六分仪，启程探索康拉德的世界，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欧、亚、非、拉美以及其间大洋的历史，思考康拉德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四部小说——《间谍》、《吉姆爷》、《黑暗的心》和《诺斯特罗莫》——里是如何论及这些过往岁月的。

“在这片广阔的世界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能从我的书里找到。”康拉德曾如是说。早在康拉德还活着的年代，评论家理查德·柯尔（RichardCurle）和乔治斯·让·奥布里（Geˊrard Jean-Aubry） 在康拉德本人的欣然首肯下就发表过许多关于康拉德早年旅途记录以及这些记录对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的文章。后来最具洞察力的康拉德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和伊恩·瓦特（IanWatt） 也承认，解读康拉德小说的关键在于要按照纪传体的方式去阅读。不过康拉德并没有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些故事他让人们相信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此外他还隐匿了某些过去，而那些往事会影响其他的历史。

可是传记作家们往往没有更多的内容可写。《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Conrad ）精心细致编辑了九卷，统共5000 多页。然而仅有200 页是涵盖康拉德从1857 年出生到1895 年发表处女作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说用4% 的篇幅去记录超过50% 的人生时光以及整个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浪迹人生”。文学史专家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在20 世纪60 年代做了一个英雄般的壮举，她前去追踪寻访康拉德小说的各个特定源头。而不足为奇的是，许多主流的康拉德传记作品——由乔斯林·贝恩斯（Jocelyn Baines）、弗雷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Karl）、内志德·内达尔（Zdzisaw Najder）和约翰·斯特普（John Stape）创作——全都聚焦于资料翔实得多的文学生涯细节，譬如康拉德的写作过程（疲惫煎熬）、财务状况（朝不保夕）、文学同道（热情友善）、家庭生活（平静祥和）、与经纪人和出版商的关系（五味杂陈）、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糟糕透顶）。

为了调查康拉德的“浪迹人生”，我追踪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历史由人所创，但不是光靠空想而得。”《间谍》一书中某位理论派哲学家如是说。这句台词对卡尔·马克思的论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不是无条件的随心所欲……”做了讽刺性的挖苦。

传记和历史的区别在于传记作者们通常由人开始落笔，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从环境和条件入手。假如将康拉德视作传记对象就能从里朝外打开一段全球化的历史，那么将其看成历史对象来接近则让我从外向里构筑一部传记的轮廓，把康拉德所做的抉择同那些历史环境为他“代劳”的区分开来。

小说与历史的差别通常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小说家虚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不然。思考两者的视角也许是将这种差异进行人格化的较好方法。凡是没有线索指引的地方历史学家是不会去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往往止步于他人内心活动的大门之前，甚至有些日记书札看起来似乎已经“和盘托出”，但历史学家们仍十分典型地将客观发生之事同人为促成之事划清界限。可是小说家却会径直走上前，在个人情感、认知观念和思想活动的天地里自由地漫步。客观发生之事即人为促成之事。康拉德辩称，正是如此才使得小说能够成为对人类经历更为真实可靠的记录载体。“小说即历史。它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的历史。”他说，“不仅如此，小说还站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它基于有形的现实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而历史只基于文献……依靠二手的印象”。

康拉德的小说并不只限于此，这也是他讨厌被人贴上“海洋文学作家”标签的原因之一。（他并不欣赏梅尔维尔，曾批评《白鲸》是“一部不自然的捕猎狂想曲，三大卷里没有一句真诚的话”。）“我属于别的类型，或许比海洋文学作家——甚至热带文学作家的内涵更加深远。”康拉德如此坚称。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无论把情节设定在哪个地方，康拉德均探讨着全球性世界下的生活分支，比如角色错位所引起的道德和物质影响、多族群社会的紧张态势和机遇、科技更新所导致的变迁与破坏。在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化观念的含蓄质问中，康拉德相信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强于自己的力量，哪怕是最自由的心灵也会受到那个被其称为“命运”的东西所左右。康拉德的小说常常聚焦于那些遭遇某项生死抉择的人物身上，而到头来他们所要面对的后果却远远超出了原本的想象。康拉德的小说是伦理道德的警世之言，它们默默地思索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当古老的规则日渐过时而新的律法尚无人订立时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

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会引起人们诸多的解读与反应，而康拉德也不例外。描写他生活和作品的书籍出版了一批又一批，我在此处几乎不做论述，尤其是他的文学影响和同道关系。你们眼中的康拉德或许跟我的不同，也许他是你最钟爱的大文豪，也许你根本无法忍受他，也许你从未听说过康拉德，没有读过他写的一个字。

多少次我自问对这位已故白人的仰慕，以今日的标准来看，他压抑的情感伴随终身，愤世的态度根深蒂固，心怀的偏见叫人震惊。作为一个女人，我踌躇着该不该在这位作家身上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他的小说完全缺乏合理可信的女性角色，就好像他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是人一样；作为半个亚裔人士，康拉德对亚洲人的异化且通常的诋毁描写使我望而却步；作为半个犹太人，他偶尔表现却无可抵赖的反犹主义令我深感鄙夷。我跟随着康拉德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行走在波兰的大地上，后来又在一艘沿他当年路线航行的高桅横帆船上犯了严重晕船的毛病——而这些还只是一切刚果经历之前的事。当我初次尝试阅读《诺斯特罗莫》时遭遇惨败，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我辗转反侧，拼命想完成本书的编写创作，生怕自己会鬼使神差般写下对康拉德的恼怒和痛苦。

然后我回想起自己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度过的那段温馨而平和的日子，海上黎明破晓时的绝美景色引诱我每天早早起床来看日出。我想象着船上的康拉德，他睿智、诙谐、博学、眼光敏锐，是一位气魄大度的朋友，是忠于家庭的男人。按照他所处时代的标准，康拉德在某些方面出奇地宽容。不管是否同意康拉德的观点，能有他的陪伴总令人感到值得。跟我所认识的他的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康拉德给书面文字赋予了更强的跨国别、跨族群的混合之声。他跟我一样，有幸属于所处时代里先进强国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且他的作品也呈现了意味深长的责任义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他并不惧怕反驳常理，而且一见到剥削、暴政和伪善便会大声疾呼。我记得有一句如咒语般反复念叨的话语贯穿了《吉姆爷》整部书的始终：“他是自己人。”无论是好是坏，约瑟夫·康拉德就是“自己人”，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