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与见识：安德森跨界的一生

在安德森所研究的东南亚地区，流行着这么一个比喻：一只青蛙蹲在椰壳碗下，会以为自己看到的天空就是世界的全部。这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井底之蛙的故事。安德森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椰壳碗外的人生”，显然是指自己不愿意做一只井底之蛙，好奇于那些未知的领域和不一样的天空。从他的经历来看，作者的一生可以说是“跨界的一生”：出生于昆明，儿时成长于美国和爱尔兰；在英国接受的教育，供职于美国的大学，研究的却是东南亚各国。如同一只小小的青蛙，作者不甘心于眼前的世界，不停地跳跃，拓展自己的见识，度过了精彩的一生。

身为一位知名学者，安德森的回忆录不同于常见的学者传记，格外强调运气的因素。他说：“关键是我们在日常思考中并没有设法消除偶然性与事故，更不用说运气。我们确实尽力解释坏运气。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人，我遭遇了这个或者那个坏运气。但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它让我觉得像是留下来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钟的老爷爷。”如此强调运气而不是学历等光鲜亮丽的履历，在我有限的见识中，安德森是头一个。这让人想起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提到的，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可能（只是可能）取决于眼前的算式是否能够解开，或者灵光会不会“恰好”乍现。

安德森踏入东南亚研究就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大学毕业后，中学同学询问他是否愿意到康奈尔接替自己的政治学助教一职。此前并未涉足政治学的他就此进入康奈尔。其时，正当二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开始取代日本成为影响东南亚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和基金会开始投入资源，鼓励关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以服务于政治决策。于是，安德森边教课边学习，开始进行东南亚研究，并获得了教职。而到了1980年代，由于东南亚研究已经较为饱和，形成了“年龄金字塔”：为数不多的老教授高居金字塔顶端，而数量众多的年轻学者即便优秀也难以找到比较好的教职。安德森的“好运”提示我们，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一份职业，“饭碗”的多少与好坏，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个人的际遇。当下国内学界的惨烈竞争，正可以作如是观。

跨界的安德森对学术界也保持着好奇心，身在其中，但不囿于此。他的一些观察对后来者颇有启发。以学科设置为例。他认为，院系的设置是基于一种乐观的理念，即具有共同话语的学科是在知识内部科学的划分的。但，“事实上，这种理念是一种虚构，因为学术知识一直在朝着多个方向发生变化”。换言之，学科是人为的设置，并不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它既可能为学者提供共同的基础，也可能限制一个人的视野。进而言之，好的研究或许应当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正因此，当有同事说安德森是少见地读不相干学科的书的学者时，安德森视之为“了不起的赞美”。再如，关于比较研究，常见的做法是比较相似的对象，如同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和日本。安德森饶有趣味地问，倘若我们拿欧洲的某个国家和亚洲的国家比较，是否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还有就是他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抱着题目找材料可能是一般的研究过程。但他认为，这可能会限制乃至误导人。保持开放性可能获益更多。他说：“我开始意识到关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孔飞力的研究也佐证了安德森的观点。在谈及《叫魂》一书时孔飞力提到，他最初是打算研究官僚机构的信息传递问题，但阅读史料的过程接触到很多关于叫魂案的材料，于是转而研究这一事件。可见，对所研究的问题保持开放性，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撞见”更好的题目。这样的意外惊喜，恐怕也是学术研究的乐趣之一。

其实，除了学术之外，安德森涉猎广泛。晚年退休后，他开始捡起早年间对诗歌和电影的兴趣。在回忆录里，他大为赞赏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亚洲电影的崛起。这些业余的爱好，让一个学者的形象更为丰满可亲。他如同一个睿智的长者，因时间和经历，沉淀下很多好玩的“料”，值得后来者细细品读。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