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标记，而非象征

明治维新，历史课本的一笔带过让那数十年的光阴显得乏善可陈。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冷漠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似乎日本从一个几乎与中国同时代被迫打开大门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凌驾于国人认知的“列强”之一，不过一段维新岁月的侥幸而已。

唐纳德·基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行文的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微妙的措辞倾斜，即作为一个毫无私生活可言的皇帝，作为一个挣扎在幕府末期且缺乏宏大视野的皇帝，他并不具备承担这份荣耀的资格。唐纳德·基恩认为，明治其人的幸运，乃是因为在日本历史的交叉路上，他得到的是一班能力恰如其分的臣子。无论藩国和大名们怎样的各怀算计，也无论武士与贵族们怎样的心存不甘，无论农人和平民们怎样愚钝鲁莽。总有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适当的位置，然后帮明治握紧了方向盘而不至于冲下历史的大桥，成为水面吐泡泡的新闻标题。

这是好的吗？我记得哪一个新闻作者曾经说，他为了能够构建与重现，为了赶走心中既定的认知，扎头于浩渺的记载，以还原出最为细致和真实的人生及时间。而唐纳德·基恩在一开始就表达出了这种观点，让我不由自主的觉得，后面的内容似乎难免出现偏差。虽然在开卷的时候，我尚不明了，这种偏差的意义，是要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明治，还是要铺陈一个更加乏味的明治。

幕府末期，大约将军们早就失去了耐心，把皇帝作为一个必要的政治吉祥物，恭敬有加。也或许是因为失去权柄的两百多年，使得贵族除了颜面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为了支撑这颇为诡异又无奈的颜面，还不得不开口向幕府要钱。书里就这样的情形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明治天皇的外祖父为了接他母亲回家待产而需要造一个小小的、带有厨房和浴室的房子，因为没有钱而不断压缩面积，其二是当时已经和德川互不对眼的孝明天皇，在某仪式的时候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开口要求吵架的对象予以资助。皇家的逼仄由此可见一斑。

幕府大约不会承认皇家的尴尬是因为自己的强势，他们习惯于赋予天皇以最高的荣耀，同时把他们拘于方寸天地照顾的无微不至。

我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说幕府的统治依赖于闭关锁国，也不知道这个与明末因为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导致国家金融崩盘而走上闭关锁国这条路有没有关系。但毫无疑问，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随着航海与贸易的强势，很多门已经关不上了。在这一点上，幕府和孝明天皇倒是达成一致，他们都拒绝开门。唐纳德·基恩认为幕府的固执是害怕自己的统治被动摇，而孝明天皇则担心日本的传统美德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崩溃。

害怕和担心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同时，几乎同样的治外法权和固定关税，日本的国门开了一条缝。同一时间段，中国清朝的国门也开了一条缝。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引发共情的感同身受，因为命运的分叉点，就从这里展开。

日本的开放并不容易，孝明天皇龇牙咧嘴的反抗显得幼稚，明治天皇谨小慎微的交涉有点滑稽。但无论如何，明治天皇在身边的臣工的推拉之下，一手着力于剪除幕府的势力，一手专注在修改不平等的条约。天皇所拥有的精神偶像的定位，比任何时候都显而易见。

但是无论是各地叛乱的评定，还是最终所有合约的重新签订，是真的很难让人看到明治天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于是，唐纳德·基恩不得不勉强的以明治天皇的日常和和歌来充当纪年把一件件的大事梳理出来，然后很无奈的加上一句叹息，大意基本上都是“我真的很努力了，可是就是找不到明治天皇参与其中的证据，所以，实在很抱歉”。

那么这是在说明明治天皇终究还是一个傀儡吗？他是一个被摆弄的提线木偶，在需要登场的时候穿过街道、登上城楼，来一个微笑摆一摆手。

这样说似乎也不至于，或许是万世一系的教训深入骨髓，这让作为天照大神直系后裔的日本天皇，无论是充当吉祥物还是出演傀儡戏，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这个地位让明治天皇在特定的时间，有着特定的无法让人视而不见的作用。至少，在明治年间，明治天皇的这个作用被发挥的淋漓极致。

毕竟，每一次政策的转折点上，给出敕令的，都是明治天皇本人。

于是，我又开始觉得，明治天皇是幸运的。他身边有着一批执着于日本傲气的人，即便涉及党争和夺权，但还是有着基本的认知，那就是为国家争取平等的待遇。

更幸运的是，这批人，纵然有幕府或藩国的姓氏，或者来自陈腐的贵族及名门，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上旧时代的印记，而成为进入新时代的炮灰——相比后几年的中国，很多想要做事的人被所谓的进步学生所刺杀，而错失了软着陆的机会，后幕府及前明治时代的日本，真是大幸——当然，后者的捉急，或许也是因为日本从效仿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奋斗的影子，而害怕失去在东亚的绝对地位，于是频频煽动所谓的革命派，高举正义的旗帜，做腌臜的破事。身为美国人的唐纳德·基恩用愤愤的笔触举了一个例子，日本人当时赞助了沙皇俄国的叛乱分子，尤其是波兰那一块本来就和中央政府不那么密切的人，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列宁。

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没有和俄国两看生厌，他们那时候不爽的，是英国。而让明治政府又爱又恨的，同样是英国。因为，这个国家在日本发生叛乱的时候，用微妙的态度站在了政府这一边。又在日本希望废除治外法权的时候，果断的站在了日本愿望的对立面。

英国的立场，在很长一段的明治时期，都让那个国家恨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明治天皇和他的臣工们做了艰难又滑稽的尝试。各中的大典型是鹿鸣馆——看唐纳德·基恩的意思，那个地方很多日本人都已经忘记了。这是明治日本企图融入现代外交世界的努力之一，在这里，一切都是遵循西方国家的方式，衣服、菜谱、礼仪与舞会。日本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夫人，以笨拙的方式穿上了西式华服挑起了探戈或者华尔兹。西方人显然并不领情，刻薄的嘲弄他们的难堪就好像是穿上了洋服的猴子。

另一段真理在很多年后，从日本人的口中说了出来，里面包裹了满满的“呵呵”。那是日本人通过日俄战争获得尊敬之后，他们“呵呵”的说道，曾经自己想要通过学习礼仪获得西方文明世界的认同，结果失败了，然而当这个国家用野蛮的方式来彰显武力和霸道，西方人却把日本视为了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文明人。

一如书里提到的其他矛盾点，如日本对丁汝昌和李鸿章的描述，如日本对朝鲜和满洲的心态，如日本对英国和美国的政策，还有对列宁孙文等人的资助，国内尚武和改革的冲突、污染与工业化的冲突、和平与好战的冲突等等……

不得不说，明治年间发生的那些事，对于任何一个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都不算陌生。只是日本占据了先机，这让他手握某个钥匙，足以制约晚了几年的邻居们被甩的更远。

滑稽地佐证着明治天皇不过是一个年代标记物的点，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他时时刻刻以世界和平为念，甚至琢磨过以东亚诸国形成一个联盟来对抗西方列强的入侵。他对清朝与儒家文化的某种情结，让他在看到朝鲜的冥顽不灵的时候，因为对方失去了中国文化传递介质之地位而惋惜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去阻止时势的变化，新的时代如同巨轮碾压过旧的操守和情怀——日本人也开始厌弃千余年来影响自己的儒学和佛教，整个国家似乎除了明治天皇之外，不再克制以及审慎。这种既有价值观江河日下的惨淡，大约就是这样忤逆着明治天皇的圣意，让他喜怒不定而且犹豫不决。

但是他还是恪守一个国家吉祥物的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去振奋军心和民意，在适当的关口去斡旋臣工和政府，在微妙的时候去表达友善和礼貌。尽管如此，他的作用还是显得无足轻重，至少唐纳德·基恩的笔下，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按照排演过的剧本唱念做打，以致于加剧了他的可悲。

忽然觉得，他是知道自己的可悲的，否则在听到清朝覆灭溥仪退位的时候，为什么会表现出那种不合时宜的兔死狐悲，甚至多年来他都和清朝的皇帝称兄道弟以汉文来作为通信的语言。不过他比同时代的那几个东方皇帝都幸运，光绪、溥仪，还有朝鲜的高宗。

但传记作家不会有太多的仁慈，尤其是一个美国人笔下的日本皇帝。他在明治死后援引的文字里，固然有很多不吝溢美之词的华文，甚至还摘录了一段当时中国人对这个日本皇帝的赞赏，认为这是极少数的中国人认为自己与日本人有着共为黄种人的纽带，且这种纽带让中国人也看到了自己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机会。

诚如唐纳德·基恩在一开始表达出来的那种冷漠，到了最后，他还是以“也许”两个字稍微克制的表达了他眼中明治天皇的成功：

也许天皇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位时间比较长久。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几乎同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相似。媒体曾抨击维多利亚女王因多年沉湎于悲伤之中而忽略了职守，但最后，靠着统治时间长久，她获得了伟大君主的美誉。

于是，明治两个字，最终成为了1852-1912这段时间的年份标记，它的荣耀，是因为明治天皇的臣工，愿意把这份荣耀给他，仅此而已。

但对于一个邻国的读者而言，心里面的某种“呵呵”，倒不是看一个美国人用上帝视角模拟一个日本立场讲述的十九世纪末东方世界的挣扎，而是有些事，在这里，居然还是进行时。

所以，我可以爆粗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