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归处即吾乡——读《人·地·城》后感

乡村，这个带有农耕气息和浓浓乡土味道的字眼，在已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年轻一代人中，似乎越来越遥远。曾经的乡土人情、家长里短被便捷的网络代替；与自然相伴的日常生活到如今是钢筋水泥的天下，而对故乡的怀念放到今天已成了对自身身份的迷茫。现代人的精神该置于何方？是喧闹的都市，还是远去的乡村？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乡村和城市都是人类聚集的结果。《人·地·城》作者提出的“容器说”颇为形象地展示了这一过程。远古时期人类聚集在一起共同种植作物、驯养家禽，使得食物剩余成为一种可能；旧石器时代的尖锐工具到新时期时代“容器”类工具的转变，更是从一个侧面揭示食物储藏的出现。“在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房屋、村庄、水库、沟渠都是储存的形式。甚至我们今天的城市，也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只不过城市这个容器，要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除了聚集，城市更多的意义在于物质上的交换和精神上的交流，也就有了贸易商业、文化教育的出现，并且为工业的规模化推进提供了基础。作为高阶容器的城市，迭代出人类复杂的合作分工机制，以及缤纷多样的业态。

《人·地·城》一书中引用周其仁教授《城乡中国》开篇说的一句话：“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揭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传统意义上，依据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特点，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乡村的人口规模一般比较小，百十户人家；城市人口规模则大得多，从小城市的几万人到特大城市的上千万人。乡村的产业结构以农林牧渔即第一产业为主；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工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为主。但是按照卢作孚的理解，“城市和乡村本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乡村的现代化也谈不上城市的现代化”；张培刚也谈到“工业化是基于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都从根本上界定了乡村和城市在生产要素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是生产场所的不同。

可是因为目前户籍二元化和相应政策不配套，导致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在当下的政策环境，原本一脉相承的城市和乡村，走向了不同的轨道。近几十年国内城市获得了远高于乡村的发展水平，但也带了了诸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的城市病。而乡村的人们为了改善生活，来到大城市务工，留下的是一家老小和落后的生产力。如果没有政策的强势介入，长久以往，会出现一边是要素和人口不匹配的城市，一边是荒芜萧瑟的乡村。

历史上城市的出现，要么是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形成，要么是朝代君王择地而定，但大城市的出现离不开人口的自由迁徙。 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北宋汴京人口140万，南宋临安人口250万，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中国的城市发展则比较特殊，刚成立的时候人口是可以自由迁徙的，但是到1960年后自由不再，再到1990年后开始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城市化一波三折，城市和乡村的人为割裂没有根本上的转变。从个体层面上，生产力和人员的流动被束缚了：很多农民一方面渴望去城市学一门手艺开展全新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要在放弃自有土地上抉择；有些城里人希望定居乡野，却没有办法获得长久定居之所，在城市和乡村的进退间徘徊。

历史上曾经的做法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启示。城市或乡村不仅要成为现代人生活日常的“容器”，更应该成为精神寄托的“磁场”，有适度选择的自由，有可以安定下来求发展的空间，有可以回望的过往和期盼的未来。待到那时，心安处，即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