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文 / 堀敏一）
中国三国时代的历史，一直作为与《三国演义》（亦称《三国志演义》）相关联的话题而被提及。因此，比起本书所写的曹操，诸葛孔明才是人气最高的人物。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虽说是根据正史《三国志》而作的，但是两者的巨大区别在于将魏、蜀、吴三国中的哪一国视作正统的王朝。正史《三国志》将魏王朝作为正统王朝，开篇列太祖武帝（曹操）及以下魏国诸帝本纪，此外众人，包括吴、蜀之孙权、刘备等皆编入列传。而《演义》则将汉朝皇族后裔刘备所建立的蜀国看作是继承大汉正统的国家，全书是由以刘备主仆和蜀国为中心的故事构成的。如果说起汉的后继者，曹操拥立东汉最后的皇帝献帝来号令天下，魏王朝由献帝让位而来，因此，将魏作为正统的说法也是成立的，正史《三国志》采用的正是这个立场。由于编纂《三国志》的是作为晋臣的陈寿，晋承替于魏，而魏又承替于汉，故他将魏作为正统也是理所当然的。
哪一方为正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被称作正闰论），是在中国专制时代的思想——皇帝（天子）以一人统治天下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当时的历史事实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古代中国的文明中心在中国北方，三国以前的秦、汉王朝都是以中国北方为基础进行统治的。三国时期，产生了吴、蜀这样的国家，这是历代对这些地方持续开发的结果，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产物。三国时代的人们称为“中国”的地域，是曹操和魏统治下的中国北方。
例如，诸葛孔明曾对意欲北归的孟公威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孔明的意思是，中国（曹操的领土）名士众多，归于此处，发挥才能的机会就很少了吧。这颇有意味的话道出了孔明自身的心境，于是他选择了能自由实现自我理想的刘备。由此便产生了是否能够对抗拥有众多人才的曹魏的风险，实际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此外，吴之重臣周瑜也将曹操的领土称为“中国”。以上众人都将中国北方视为传统的中心地区，而自认蜀、吴处于边境之地。他们在这些边境国家赌上了未来，然而时机并未成熟。
三国时代是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的转换期。这个过程的意义表现在汉到魏、魏到晋的更替转换。如果以蜀国为中心来考虑的话，蜀国灭亡之后就没有后续了，这个过程的意义该如何思考才是呢？难道只是应了日本《平家物语》中的那句“显盛者必衰之理”吗？像诸葛孔明一样在乱世中诚实地接受命运的人们如何生存？这些人的心理、行动究竟如何？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地展开行动？这样的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吧。
《演义》的三国故事，因为采用封建的正统王朝论，故将刘备、诸葛亮作为正义的人物，对应地将曹操一方作为恶人、敌人。《演义》以书籍的形式在数百年间流传，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让故事有效普及的，还是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戏曲舞台上，需要善恶分明，例如曹操，要涂成白脸登场，这白脸就是恶人的象征。这正是谁见了都憎恶的角色。通过这样的方式，《演义》的人物观、世界观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延续至今。日本江户时代，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广为传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获得了很高的人气，这个小说大体上采用了《演义》的观点。我的朋友读过吉川的书后，对曹操恨之入骨。吉川的书是否给人带来这样的观后感，需要重新讨论。不过，在日本，对曹操持这样看法的人相当普遍。而近年来，认为曹操一方在历史上有很大作用的观念，也逐渐为大家所认同。
中国大陆最先重新评价曹操的是郭沫若。他在1959年执笔创作了话剧《蔡文姬》，同时撰写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章，要求重新为曹操立传。
蔡文姬本名蔡琰，东汉末为匈奴所掳，成为匈奴王妃。曹操惜其文才，在与匈奴和睦之际，令其归乡安顿。《胡笳十八拍》相传是蔡文姬跟她与匈奴王所生之子离别时创作的，而实际上该作品是后世伪托之作。这是以往的见解。郭沫若认为这首诗正是蔡文姬的作品而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提高蔡文姬文名的曹操也予以重新认识。
郭氏的观点可总结为以下四点：1.虽说曹操讨伐黄巾起义，但他继承了起义军的运动，并将其组织化；2.曹操抑制豪族，扶贫救弱，大兴屯田，回应农民对土地的诉求；3.曹操平定乌桓的侵略，安定边境；4.曹操推动了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建安文学的兴起。针对这些论点的反驳有很多，引发了激烈的论战。幸运的是，参与论战的主要论文都被收录于《曹操论集》而得以公开发表，可以从中了解论战的大致概要。
反对郭沫若观点的讨论中，传统的反曹、反魏情感还残存未净。但是与传统观点不同，大部分批评曹操的观点集中在曹操与黄巾军的关系上。曹操镇压了代表农民起义的黄巾军，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当，但曹操将参加黄巾军的农民编入了自己的军队，这也是事实，因此农民起义的目的被继承下来。这是郭沫若的说法。对此，也有农民军变质或者其不过是作为王朝更替的工具而被利用之类的意见出现。农民起义的发展规律、起义与王朝的关系，不再局限于曹操时代，更有转为超越时代的问题而被讨论的倾向。
曹操在他的时代，究竟代表了哪方政治势力？这样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对此，有人认为他代表全体地主阶级，也有人说他代表地主阶级中的名门望族，还有反对意见认为他代表身份较低的豪族和中小地主阶级。意见纷纭，难有定论。可是，将曹操视作某个阶级的傀儡的做法难道没有问题吗？我认为必须要将曹操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看待。他从独立的立场出发，在各样的场合中，面对各个阶层，大概有不同的应对吧。面对如此纷繁的局势，学者们会有各种着眼点，因此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意见吧。
曹操被称为“乱世之奸雄”或“乱世之英雄”。这“乱世”指的是由汉朝到三国，再由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变换过程中的乱世。因为这个时期是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形成的过渡期，所以形成乱世是必然的。在这乱世之中，积极克服纷乱，努力开创新时代的人正是曹操。在这个意义上，曹操可以说是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一转换期的乱世英雄。
曹操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收拾眼前的乱世，构筑安定的秩序，即如何使中国恢复和平，完成统一。在这一点上，曹操可谓成就斐然，他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与吴、蜀等国的交战，使形势愈发严峻。曹操晚年出兵蜀国边境，亲信夏侯渊战死。从胶着的战线上撤退时，曹操身患重病，返回洛阳后便死去了。因此在曹操的遗令中，可以清晰体会到他对未能完成自己事业的遗憾。对曹操而言，这是难以割舍的吧。
对事业永不言弃，执着追求，这是曹操的态度。也有论者认为曹操是机会主义者，所谓机会主义者，大概是对随机应变者的称呼吧。因此曹操的功业难以复制。在逆境中临机而变，曹操正是如此积极地开拓自己的道路的。
曹操为了完成大业，注重招揽人才。曹操后半生的人才主义宣言，如“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等名句脍炙人口。决战群雄的初期，他就获得了以荀彧、程昱为首的众多人才。尤其是奉戴大汉天子，攻灭袁绍之际，大多数人才都齐集曹操麾下。曹操使用人才的理想就如他所写的人才主义宣言一样吧——有能者可以不问阶级、出身而获得重用。
然而，这个时代也是豪族、贵族、门阀势力开始确立的时代。以三国为开端的魏晋南北朝被称为贵族政治时代，或称门阀社会，亦或称贵族制社会。曹操也不得不忌惮各地掌权的高门大族。在汉代以来选举制度的传统下，名士被举荐为乡里官吏的候补者已成为惯例而保留下来。作为务实政治家的曹操，也无法拒绝这种举荐名士的选官方式。
另一方面，高门大姓、清流名士与曹操政权之间也存在着对立。与东汉末年宦官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名士们，虽然无法立即迎合曹操，但终究无可奈何。例如孔融就一直对曹操恶言相向，并因此被杀。但随着曹操政权的统一和强权政治的开展，名士内部也有了变化，逐渐产生了名士迎合曹操要求而成为政权官僚的趋势。这是魏晋南北朝王朝贵族形成的第一步。
关于税制，曹操创立了田租户调制度，这是其后王朝税制的雏形。但是曹操最为重视的人才选拔，却没有定下来新的选举制度。曹操的理想与名士社会的现实相差甚远。曹操死后，文帝曹丕登基，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度）。这是王朝与名士、贵族的连接点，继承了曹操时代的成果。这一制度使名士社会成为王朝的基础，对后来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与曹操以人才主义为基础的用人策略渐行渐远。
如上所述，曹操是过渡期的人物。在汉到魏晋南北朝转换的过渡期中，他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功业。在东汉末年前途未明的混乱中，他应对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一步步地开拓道路，差一点儿就恢复了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如果没有曹操，就无法开启魏晋南北朝时代。谈及这点，不禁想到如果曹操能完成统一，那历史将会如何书写？然而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能够迎难而上并成就功业，这已经是极限了。曹操取得的成就，三国时代没有人能与之匹敌。
本书拒绝延用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评判，而会根据史实进行传记的撰写。过去也存在怀着这样目的而书写的传记，但当涉及史实的解释与曹操的内心时，笔者有很多无法赞同的地方。这些地方在文中都有叙述，其中的是非曲直就仰仗读者的判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