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们认为，自己的政权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哲学史》看过若干个版本，对岸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老师的《傅佩荣的哲学课：先秦儒家哲学》也看过，但把中国哲学思想与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联系在一起，从政权治理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哲学的运用、变迁，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郭建龙所著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却还是第一次见到。总体来看，令人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确实讲出了一些以前未曾去想的东西。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这本书的一开始，作者首先对为什么从“秦汉”开篇进行了说明。郭建龙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因此认为：“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仔细想一想，确实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哲学家讲中国哲学，基本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开始讲的。但是很显然，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和后世所谓的“儒”或者“儒教”并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是从西汉武帝时同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个时代的“儒术”不仅已经与孔子、孟子时代的“儒”大相径庭，也不同于深刻波浸润了法家思想的荀子之儒。所以，这是首先需要明晰的一点。

秦汉特别是西汉，儒教首先取得特殊地位，但似乎儒教的显著地位又仅限于武帝一朝。终汉一代，一般认为统治阶段的思想意识深处，更多实行的是“外儒内法”——或者按照郭建龙的观点，是“阳儒阴法”二者所指基本一致。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西汉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凋敝，统治阶段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一开始儒教并不占主导地位，反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思想更受欢迎一些。而随着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逐渐完成本土化，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潮，甚至到后来就有了“儒、释、道”三教的说法。

放到更为广阔的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尺度上可以看得出来，统治阶段采取什么样的主导思想来服务于他的统治，显然并无一定规则，一看君主个人的喜好，二看官僚阶层的声势，三看知识分子也就是读书人的追崇——魏晋的玄学，到两宋至明代的程珠理学、陆王心学，基本都如此。这些未必能够赢得阶级的喜欢，但他们更多地是出自于需要来有所选择、依恃。大体来说，一以贯之的其实是儒法并重，甚至于更为突出法家的思想。

虽然郭建龙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周期论与阶段论，未必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他对于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与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分析却还是比较到位的，也的确寻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来作为支撑。十七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分析、评品中国哲学史，其实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毕竟，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