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慌张的年代里，一个安静的人
还没有看书稿内容，陈丹青就给她写了书评。“宗陶嘛，总归写得很好的”。
他说，她的大稿件他都会从头到尾读，她写木心，写慈禧，写干露露，及近时所写的朱新建，“都是难得一见的好稿子”。
看到这儿我就想，陈丹青哎，能被他如此评价和激赏的人，会有着怎样的文笔和心性？我很好奇。
01
细节
果然，一读就被她迷住了。
李宗陶笔下的人，有种制作精良的立体书自带的惊艳。合上书后，栩栩如生的形象与细节还会立在眼前。
比如写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经过：当时马英九秘书打来电话，“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路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有这样的细节为底，再看到马英九的这句话时，就会有更会心的体察——“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正如李宗陶所说，“细节不光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它还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浓缩”。
她对细节的筛选精准，在一大片材料中，她总能理出头绪，找到文眼。
比如写林青霞，她将笔墨着眼于她的“大青衣”底色。何谓青衣？正旦。“正而葩”。她直面林青霞的美，但更穿越皮囊，抵达她性格里的光亮。
她写林青霞作为好女人，所拥有的“与生俱来一大包爱”；写她如何一步步找到内心深处的平和与宁静，写她发现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美得长久；
也写她的切身体悟：“初入一个行当，名利心不要太重，认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才是正道，这样你才不会轻易牺牲自己”。
她从林青霞的清者自清、全身而退中明白，“为人，也能端正而富饶，渐次开出美善的花”。
02
平视
写人物，做到“平视”尤为不易。陈丹青也说，写人物要做到所谓“客观”，并介入适度而隐然的评议，其实很难。
在她看来，“至少可以从祛魅二字下手。对世间万物，不俯不仰，取平视。对所有的知识、理论、意识形态不轻信，不谵妄”。
人，皆复杂而迷人。一味地拔高，或全然贬抑，做起来容易，却容易失去真实和慈悲的力量。
她写王蒙，就受住了这种考验。将他的各种性格层面，与时代的交锋过招一一拆解，渐次铺开，你能看出她的好恶，但更会理解人物处事背后的曲折缘由。
上来她就写，王蒙的“绝顶聪明”毫无争议；生活中的可爱和对妻子的爱，她也如实记录——
“你可以有大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乐，跟爱人一起吃西瓜，买到便宜的处理货……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
作为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他在政治上的进退选择，别人的指责，以及他如何坦诚面对内心，她都一一扫射，冷静地如同最精密的透视机。
她摆出王彬彬的观点，“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但也用王蒙自己的话，尝试跨越代际间的沟壑：“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青春，用两地分居、用生活艰窘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他们竟然这样小瞧极左的曾经肆虐，这样小瞧为反极左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我伤感。”
1994年的那场舌战中，不乏两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而她在还原的过程中，试图将人性的图景完整展现，多一些因果链条，多一些宽容体谅。
03
功夫
读她的书时，我内心的喜悦饱涨。就像吃了很久的速食品，突然有机会吃到贴心可口、小火慢煨的私房菜，心满意足。
她遒劲的笔力，语言的张力，都不是一日两日就可以速成的。就像她书里所说，写字，功力没到字在面上，功夫到了力透纸背。
她在每一篇文字背后，都下了深深的，深深的功夫。采访每一个人之前，她都会做足功课。“功课是做不完的，但不做到一定程度，不敢出门”。
所以在采访龙应台时，问到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时，龙应台就有了郑重的表情，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表现出思考过程。
她自谦，采访人已经形成“套路”了：“精研一个人，从父祖、师承、教育、经历等等入手，从陌生混乱的片断材料中理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索”。
写字的人会知道，这背后有多少看不见的、卷帙浩繁的伏案工作。
写王蒙，她列出的参考书籍就有这些：《王蒙年谱》《王蒙自传》《中国天机》《我的人生哲学》《王蒙代表作》、方蕤《我与王蒙》、秦学儒《我的同学王蒙》、查建英《国家的仆人》等。
采龙应台，她数了数外围采访的人，有九位。其中五位是文化圈中人，两位是她的“敌人”，两位是“中研院”学者。
陈丹青也说，“单是写朱新建，宗陶就拨了几个电话给我，说她不很懂画家，也不很了解‘五○后’的行状，因新建是我老友，她就来仔细问。如此，她想必在新建那里，及她书写的每个人物的众多亲友处，都下了工夫。我有幸不做记者，轮到受托写哪个家伙，从不想到找人打探，这一层，便可见宗陶的职业德性了”。
于是，她笔下的人都会有很多层面打底，如毕加索的作品下有几百幅草稿来铺垫；也如北宋山水，有前景、中景、远景的层次与纵深。
所以，看完她的文章再读别人的，会感觉到分量的落差，这不怪别人，而是她文字里的信息、情感的厚度和密度太高。
04
安静
在写字的过程中，作为《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的李宗陶也注意到了身边的变化。人一个一个离开，那个可以安静写字的黄金时代，也在渐渐远去。
新媒体的内容正变得越来越轻。人们开始越来越不为某个事实或说法较真。“一种宏大沉着的美正在离我们而去”，李宗陶说。
严肃、深入的写作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你在这个时代不浅不薄，你是没办法在新媒体的这个舞台上混到十万+的。”
那她呢？她选择了坚守，继续写作，跑到《289艺术风尚》杂志做总主笔。
“我决定还是要留在传统媒体，打造一个小小的、安静的，一个苟活的平台，继续我们的长文章的写作，继续我们非虚构报道的写作。我就是让他活着，我想看一看这一波所谓的新媒体热潮会不会过去。”
“这个平台非常的微弱，但至少我可以在精神上高度自治，完成我自己的使命”。
“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
对于那些“找到新位置、找到资本，把自己成功嵌入互联网商业版图的优秀同行”,她也心存敬佩。看到他们随口议论着公司办公室租金的涨价，她坦承这种“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是自己不具备的。
但她也说，这“不等于我对他们目前生产的内容心悦诚服”。她更在意的不是眼下的“成功”，而是能不能对得起手里的笔，心里的秤。“十年后，回头一望，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文艺青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些什么”。
纪德说：“别人比成功，我愿比永久。”文字的职份，她把握得清晰。
敢于顺应自己，留在原地或逆流而行。就像急流中的石头，牢牢守住自己的位置。说他们执拗也好，清醒也好，别无选择也好……有时，只要看到还有这样的石头在，心里就会莫名安慰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