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书笔记

根据所查阅的文献来看，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的问题，尤其是其起源问题，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即它是否是某一个秘密宗教的分支（如白莲教）或来自于某些乡团组织。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周锡瑞在继承路遥等人关于义和团发生地政治经济综合体的调查研究与鲁西南大刀会、直鲁边界的义和拳及鲁西北神拳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者认为仪式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放弃了传统的从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转向研究义和团的仪式以及孕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力图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剧烈的历史变迁中寻找内在的合理的理论联系（聂娟，浅谈《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2010）。而作者也在结语中谈到本文的中心观点是“连接社会结构与事件的引线是鲁西农民的民间文化。”也就是说义和团源自许多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包括练武习拳、刀枪不入仪式和降神附体）的混合，而不是白莲教的一个流裔。所以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华北农民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上，去思考民间文化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发挥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不仅是鲁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且是该地区民间文化的产物（P43）。显然，如果不是义和拳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仪式与华北农民的思想相吻合，他们就不会流行得这么快。在山东和直隶、河南交界地区、异端活动历史悠久。山东人习武练拳十分普遍。当秘密宗教教徒和习武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暴乱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许多学者都曾在这种结合体中寻找过义和拳的起源，以往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白莲教以及某些曾和他发生过关系的武术团体上。但是，在白莲教以外的秘密宗教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义和拳仪式更加明显的联系（P43）。到了19世纪末，秘密宗教已经吸收了大量五花八门的民间信仰。而正是从这些民间信仰、拳术、民间宗教以及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化形式——民间戏曲中，义和团得到了最初的启发。

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秘密宗教活动历史悠久。这些宗教被统称为白莲教。该教初创于南宋年间，信仰弥勒佛能拯救所有笃信者（p44）。到了16世纪，信奉无生老母，同时开始吸收道教的各种神秘活动——喝符、念咒、治病。由于该地区旱灾、水灾频繁，农民生活贫苦，因此就更加容易接受秘密宗教的就是传说（p45）。到了19世纪，白莲教衍变了数十种教派，宣称建立太平盛世为了广招信徒。他们不仅利用灾荒进行“救劫免灾”的宣传，还增加了练拳习武的内容。习武使得秘密宗教简单化，并且变得更加有吸引力。秘密宗教和习武团体的普遍存在是鲁西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代表了普通农民的群众性组织的传统。练武组织使青年防身自卫的团体合法化，这一切必然会使19世纪末义和团在鲁西得到很大的反响（p48）。义和团宗教活动的核心是降神附体。降神附体是指神降临凡间进人义和团民的体内。一旦神附了体，团民的意识就会大变，行为也失去常态，而且常常变得力大无穷。当义和团降神附体的主要目的转向刀枪不入时，人们把降神附体视为保一方平安的手段。降神附体首先在鲁西北的神拳中流传，到1899年以后在直隶、满洲、山西和其他地区的拳民中广泛传播。降神附体在心理上给了拳民极大的力量，他们认为降神附体能加强他们每个人的力量，让他们刀枪不入（P65）。鲁西地区的民间文化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形式——民间戏曲（p70）。民间戏曲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传播和发展。民间戏曲通俗的来讲就是社戏。普通的民间宗教与村社紧密相连（p71）。村社的主要活动是庙会，这也就给义和团提供了传播仪式和反教信息的机会。庙会的中心活动是演戏，农民的生活单调乏味，这些活动能够吸引到很多农民。庙会与戏剧是主要的与村社团结相关的集体聚会形式，比如华北平原的“迎神赛会”。戏剧中存在许多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封神演义、三国等特殊剧目为拳民们的降神附体行为提供了“叙述背景”，这样他们在被附体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但显得很合理的表现，比如被猪八戒附体就会用鼻子在脏东西上拱来拱去，比如使用某些兵器等等。秘密宗教借用民间戏剧中的神祗，就能将自身融入村社的民间文化中。秘密宗教从民间宗教和民间戏剧中借用了很多东西，这些变化不仅使秘密宗教习俗与民间文化更加一致，而且也使秘密宗教和村庄的结合日益紧密（P72）。义和团通过这些方式将被严格限定的宗教行为变成了灵活而富有创造力感染力的社会形式，同时在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中，习武者以及拳民的“异端”活动：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在鲁西农民看起来是极易理解的。因此它们很容易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并发动，以至于义和团运动能够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