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注释好

不知道历史学者或者出版者怎么看待公众史学，公众史学不需要注释是一个看似合理但又很荒诞的想法。如果嫌弃行文中脚注，那完全可以以尾注来替代。注释的意义在于，寻根溯源找到一手史料，验证论述和结论。没有注释怎么办呢？假如作者误解了原材料的意思呢？谁来纠正呢？

史学著作，无论是严肃史学著作还是公共史学著作，终究要戴着脚镣舞蹈，超脱一手材料是不可能的。所以注释是必要的，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李先生屈从编辑或者出版社的需要，费了很大功夫删除注释，非常令人遗憾。

关于这本书。全球史的观念是非常火的，而且有越来越火的趋势。不同的史家当然会有不同的视角，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而且本来副标题，李先生就是要观察这个趋势下的中国。作为中国的史家，观察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变化，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作为15-17世纪，人群“被动”但商品“主动”的大国，从中国视角出发，对于研究全球史的学者来说本来就是比较新的视角。从整体来说，李先生从整体到局部的论述安排，我以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书中李先生涉及到了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宗教的变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火枪与账簿”隐喻军事和经济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表明了此时西方人群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贸易扩张，是带有暴力性质的。而这一点相较于1498年之前的全球联系非常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大规模组织和暴力。我时常在想的问题是，所谓西方、欧美的先进性，不就是建立在这样赤裸裸的血腥抢掠基础之上的吗？所谓的现代化的世界市场规则，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原罪之上的吗？是不是想要获得在国际上的先机，必须经历这样的铁血洗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