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配不上姚大力这么强烈的赞美啊！

访谈者：您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它最近已经被翻译成汉文出版了。

姚大力：能出版这么一部很出色的汉译本，对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都是极大的便利。为此，应当感谢主持本书汉译的刘北成教授所付出的吃力而难以讨好的艰苦努力！

这是一本极重要的书，甚至有人誉之为“不朽的学术成就”。但它不是没有缺点的。就我所见而言，对它的批评至少集中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由于它的题材规模“令人惊愕地巨大”，本书的讨论范围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学者所可能掌握的必需的知识幅度，因此作者的写作方法，只能是把来源于各色基本史料与相关第二手研究中的诸多片断，装配成一个带有“高度选择性的叙事”。例如有人指出，关于法国近现代史的既有研究成果数量极大、内容艰深、且过于专门化，因而“非本专业领域的学者们对它的轻视，只会使他们自己陷入危险”。其二，本书作者“全神贯注的考察”，仅限于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的社会地位、个人情感（尤其是他们的虚荣、对出人头地的追求、愤懑甚至忌妒）及其思想意识，却完全忽略了大众精神和文化的问题，忽略了对制度及国家建构层面的论述。文化精英对大众与社会的影响被看作是会自然而然地自动实现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最多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第三，本书在采取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分析路径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宿命论倾向。一国特定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全部发展，自从它确立之日起，便被看作是同一意识形态主题的一脉相承的伸展，至多只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而已。由此，德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注定会带上极权主义、反闪族的印记，正如后来的希特勒纳粹政权所表现的那样。

但是以上种种批评，并不能抹煞此书对民族与民族主义之近代起源及演变的逻辑过程所进行的通贯的、精湛的分析。

摘自《姚大力谈民族与民族主义》，《东方早报》，2010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