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河之鼠，各充其量

周纪一略记 司马光第一篇“臣光曰”开宗明义，告诫君主为政不可失“君臣之礼”否则就会重蹈东周诸国“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之覆辙。吴起仕官魏国，帮助魏文侯开创霸业。文侯既没，吴起出言顶撞武侯引起新君不快，他出奔楚地，实非公叔尚一人之故。吴起以其出众的才能仕于三国，临死之际智计不绝，走出了与楚贵族同归于尽的一步好棋。这样的人物要是出场时间晚五十年，不知会获得多大的成就留名史册。文侯、武侯统治魏国时期魏国国势强盛，三晋联合出兵征伐都是以魏为首，田和欲为诸侯，也是请文侯出面向周王请封。魏武侯不立太子，死后二子争位国内生乱，韩、赵共同出兵魏国，魏有灭国之危。司马光引太史公之言强调立嫡子的重要性，并把此段话置于卷末，是在向当时尚未立太子的宋英宗进行劝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执政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被统治者在历史中看到未来。 周纪二略记 短短一卷的篇幅记录了半个世纪的史事，一国衰，两国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少梁之战，又败魏师。贾谊云“奋六世之余烈”不及献公，窃以为秦业之基，当肇于献公石门之战。秦孝公为复秦穆公霸业下令求贤，商鞅离魏赴秦佐孝公成霸业，兵锋东向，多败魏师。魏惠王攻赵，又攻韩，两次出兵皆有“破国之志”然两次皆被齐师所败，更损大将庞涓，国力大衰。商鞅等来了魏衰的时机“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为秦孝公规划先取河西，再制诸侯的“帝王之业”此后秦政皆因商鞅之策而行，历百年而取天下。孝公死后，商鞅被杀，齐、魏徐州相王休好。苏秦、张仪、公孙衍，纵横之士游说列王，或合纵，或连横，争乱不止。 周纪三略记 卫贬号为君，宋自称为王，他们自变封号已无需向周王室请示。秦惠文王重用张仪，听其出说诸侯。平蜀之议，张仪言“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主张继续执行商鞅“制诸侯”的王业之策。司马错则建议惠文王取蜀广地，不必急于一时。燕王让国于子之，国内乱，齐王出兵尽取燕地。是时楚、齐俱强，为秦国之患，张仪东说楚王使诈术诱楚攻秦，又游说列国破其合纵。惠文王死，武王立，张仪再一次提出他的王业之策“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武王听从了建议，提兵入洛，却不料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秦昭王继承王位，宣太后用事，然楚怀王被拘，使秦之信望大损，此庸策出于宣太后之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大增。但他太自信了，让国是自信，入秦也是自信，为君者，万事不当用险。 周纪四略记 楚怀王出逃未遂，不久病死，列国由是联兵攻秦，秦割地以和，陷入称霸以来少有的低谷。武灵王一时失计，饿死沙丘，一代雄主就此陨落，诚可惜也。白起受魏冉之荐统军，伊阙之战斩首二十四万重振国势，列国震恐，请服入朝，楚与之和亲，司马光论之，言“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哀其不争受辱。时秦军锐，白起东出取河东地，数败三晋之师，魏之故都安邑，亦入秦人之手。齐人累世积蓄，一举灭宋，齐湣王骄而招列国合兵，盖齐地无崤函之固，一战而国破。左传曰“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宋得之，齐亦得之。秦军兵窥大梁，韩、魏已无反抗之力，昭王转而攻赵，再起大军伐楚。白起深入楚国腹地，拔郢都，烧夷陵，楚人无复兴之力。秦得武安君一人，拓地千里，斩敌百万，世言“人屠”，诚不虚也。 周纪五略记 赵奢以治赋之才为赵王赏识，得参军政。阏与之战，赵奢统军击败秦师，为秦自孝公以来少有的失败。范雎入秦受秦昭王重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无非远亲齐、楚，近伐三晋。仍是延承商鞅进中原，制诸侯的王霸之业。秦宣太后薨，昭王乃逐其舅，自任政事，并立安国君为太子宣示君位稳固。武安君伐韩，攻上党，上党守冯亭献地于赵，平阳君以为此为韩嫁祸于赵之策，不如勿受。胡三省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秦军拔上党，赵军出，与秦军相持于长平。赵王不满廉颇坚壁，以赵括代廉颇为主将，秦人使白起代王龁为上将军。周赧王五十五年夏，赵军出兵击秦，武安君用奇兵分赵军为二，绝其粮道。秦昭王亲至河内发民十五岁以上至长平，阻绝赵人及列国救兵。秦军围赵四十六日，前后斩首四十五万人。秦人将主战事，王督后勤，上下同心，分工明确，故能成功。赵孝成王年少，应对决策能力远不如秦昭王，临阵换将乃兵之大忌，况赵括并无战功威名。长平之败，罪归赵王。战后秦军亦疲，“秦虽胜于长平，士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列国重启合纵，以抗强秦。信陵君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师退，无灭国之力矣。

长平决战示意图

秦纪一略记 应侯去位，蔡泽短暂相秦，秦昭王晚年政局不稳可见一斑。长平之战后秦军损耗巨大，暂无大举东出之意。秦昭王死，孝文王登位不久亦死，庄襄王立，吕不韦始用事。“以河南洛阳十万户封相国不韦为文信侯。”庄襄王兑现了当年分国与共的诺言。秦军攻魏，被信陵君所败。庄襄王立三年死，秦王政继位，政事决于吕不韦，秦国进入吕不韦时代。秦王政九年，爆发嫪毐之乱，秦王诛嫪毐、囚母后、杀吕不韦，大权握于己手。李斯以一道《谏逐客令》得幸秦王，为秦谋划兼并天下。商鞅，卫人；张仪，魏人；范雎，魏人；李斯，楚人。秦成霸业，皆乃外客谋国之功。秦王十七年，秦灭韩，列国再无合纵，坐待灭亡。十九年，灭赵。燕太子丹求刺客荆轲入秦，欲刺秦存燕。 秦纪二略记 荆轲刺秦失败，司马光以燕亡之罪咎于太子丹。“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又评价荆轲“不亦愚乎！”司马温公所论过矣，秦以大军东出，亡韩灭赵，伐楚、伐魏亦在筹划，秦王并天下之志世人所知，使一荆轲燕亡，不使荆轲燕亦亡。若荆轲杀秦王，秦王子幼，秦国必乱，列国尚可残喘，如秦武王死事。刺秦失败，秦王怒而伐燕，拔蓟，其后灭魏、灭楚，最后灭齐。统一战争除了伐楚遭遇挫折外并未遇到太大阻力，不过十年时间，秦并天下。秦始皇拒绝了王绾置设藩王的建议，听从李斯所言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帝国形成。始皇其后所为有李白古风一篇叙论其事“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始皇帝死而地分。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者甚众，故六国之地，义者蜂起。刘邦、项羽也在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下一页，将是他们的时代。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秦纪三略记 陈胜虽首倡义兵，然其为王短促，很快陨灭。其所控制的南阳等地，亦复为秦有。刘邦起兵后不久被雍齿所叛，失丰。刘邦游往景驹处，请兵攻丰不下。后景驹为项梁所并，刘邦又从项梁。“沛公从骑百馀往见梁；梁与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刘邦如何说服项梁史无所载，当日他很有可能与项羽第一次见面。项梁听从范增建议立楚怀王孙熊心为楚王从民望。时章邯攻齐，杀齐王儋，项梁分兵为二，本人领兵北上攻章邯，项羽、刘邦略地（史以“项羽、沛公”并称，其实沛公亲众不过百骑，不足以为项羽之副，史家有抬高之嫌）项梁军败身死，怀王欲摆脱项氏控制随借项梁身死之际任命宋义为上将军控制楚军，又遣刘邦西进略地“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以伐秦。”许其先入关为秦王。巨鹿之战，项羽杀宋义，败章邯，威震天下。章邯虽败，犹有余力，与项羽相持于漳水，阻其西进。刘邦加快入秦步伐，降南阳，屠武关，从南线进入关中，兵临咸阳城下。

论: 贾生论秦亡之故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温公论汉武帝，又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夫秦并天下，万民黔首，天下纷乱四百年，卒定于一者，非始皇一人之力也，势所趋之，不可违逆。然秦之天下非周之九服，咸阳之君亦无偃革为轩之意。天下既定，不与休息，用甲百万，征南伐北。又五巡天下，七铭刻石，广兴宫室，用民至竭。六国之民，本不乐秦，始皇既没，纷乱遂起。陈王举大名于楚，噪声远闻，天下皆反！昔秦为列国，远交近攻，三晋称臣，齐、楚请服。秦之精兵锐卒，以战取地，诸侯败则国破，胜则国存。然秦末之反为天下之反，以一国灭六国，甚难，秦用六世兼而并之。以六国破一国，极易，二载而秦亡。六国遗族眦睚视秦，天下之民苦秦虐政。二世无始皇灭国之威，终取望夷之祸。始皇若休马华山，示外无为，民不受扰，安家乐业，谁又欲为乱哉？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亡之。

汉纪一略记 刘邦入关中，收图籍、去秦法。未几，项羽坑秦卒二十万提兵入关。刘邦自度力不能胜羽，听从张良建议结好项伯，并亲赴鸿门谢罪。“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羽”刘邦当日去项梁处借兵，亦是从百骑而往。鸿门宴项羽放过了刘邦，随后以裁决者身份进入咸阳，分封天下。刘邦被封在汉中，若不是萧何发掘了韩信，他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这茫茫山岭。对项羽分封首先表达不满的是田荣，汉元年四月诸侯罢兵就国，五月田荣发兵杀项羽所立的齐王田都，公开反楚。刘邦得遇韩信，他用韩信主兵，萧何主政，奔袭章邯，一举攻占关中。此时项羽面对刘邦、田荣两个对手，决定先扫除北方威胁再西进对付刘邦，故刘邦东来无遇强敌，聚众五十六万兵下彭城。项羽闻之，自领精兵三万南下，疾如风，掠如火，动如雷震，一日击破汉军五十万，刘邦狼狈而逃，收散兵于荥阳。“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萧何于农忙时节征发关中男性从军，直接导致了当年关中大饥荒“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刘邦短暂驻留关中，宣布将后方交给萧何便宜行事，自己再临荥阳经略关东。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汉纪二略记 刘邦用韩信定魏，继而击赵。陈馀不听李左车之谋轻军与韩信决战，军败，陈馀死，汉军遂定赵地。刘邦争取到九江王英布，英布只身附汉，楚军夺九江地，攻汉急。审食其说刘邦复立六国之后，张良提出八条反对理由，其中第七条云“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谁与取天下乎？”点出汉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天下游士”刘邦既是整个利益集团的带头大哥，他所做的一切决定需要从集团的得失出发为集团负责。项羽急攻成皋，刘邦逃亡赵地，夜夺韩信之军，军势复振。韩军领兵东击齐，定齐地并杀楚大将龙且。刘邦亲领汉军军广武牵制楚军主力，曹咎之败使项羽无心回军。韩信此时居于两王之间，“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韩信不背刘邦，日后刘邦收而不杀，亦念此情。刘邦占据敖仓，项羽食尽请和，双方约定中分天下“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汉毁约击楚，非义也。

“汉并天下”瓦当

汉纪三略记 垓下之围，项羽英雄末路。通鉴叙述上少了垓下之战的过程，《史记·高祖本纪》：“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卻。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通鉴记十月汉王击项王，韩信、彭越不至，十一月刘贾攻寿春，十二月项王退垓下。若非大军团决战失利，项王何至于“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自刎乌江，汉王成为了胜利者。战争刚刚结束，汉王即故技重施复夺韩信兵权“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又更韩信为楚王，把他调出齐地，再做处置。汉五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五月，“兵皆罢归家。”漫长的战争结束了，在战后利益分配和功臣封赏问题上，高祖首先定调子推萧何、张良、韩信为三杰。萧何，丰沛从龙之臣，主持政务后勤；张良，刘邦起兵后投靠之人，跟随刘邦入关谋划军事；韩信，刘邦被封汉中时挖掘，为项羽“叛将”，分兵后独当一面领军。三人是刘邦起兵、反秦、灭楚三段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元从、游士、降将三类功臣的代表人物。刘邦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人人有份，人人不忘。但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汉六年十月，高祖伪游云梦擒韩信，他深惧韩信用兵之能，容不下韩信为王。

汉纪四略记 白登之围，高帝狼狈而逃，对之前提出正确意见的娄敬，高帝言无不用。娄敬献策和亲匈奴“可无战以渐臣也。”匈奴臣服不敢奢望，边境无事是高帝此时迫切需要的。娄敬又献策徙豪族于关中“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秦始皇统一六国亦徙豪杰十万户实关中，高帝所为与始皇无二，世言汉承秦制可窥一斑。贯高谋乱事发，废赵王张耳；陈豨反，杀故楚王淮阴侯韩信；彭越称病，杀梁王彭越；英布惧而反，高帝自将兵击英布，布败死；燕王卢绾受诬不能辩，亡走匈奴。高帝称帝八年，打压剪除异姓王，他虽是六国遗民，所推行的政治政策却是始皇帝中央集权家天下。高皇帝崩，吕后用事，齐王，高帝长子；赵王，高帝所爱幼子。二人统有大国，吕后一杀一削，震慑诸藩。但功臣集团把持的中央政府她无法插手其中“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惠帝过问相权，被曹参顶了回去。曹参死后，吕后分丞相为二，论次当由功臣第四的周勃继任丞相，吕后不允。惠帝六年云：“以周勃为太尉。”七年：“冬，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周勃、灌婴谁为太尉？不解。

汉纪五略记 惠帝崩，吕后欲立诸吕为王。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军功官僚集团逢迎吕后。刘氏几任赵王皆死于吕后之手，刘、吕对立日深，功臣集团权益亦受侵蚀。吕后死后遗诏以吕产为相国，夺功臣相权，引起功臣集团极大不安。朱虚侯刘章敏锐察觉到了长安城中大乱将生，急告其兄齐王劝其发兵西向，举出诛吕的旗号，以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帝位。灌婴领兵击齐，止于荥阳。“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可知灌婴早预政变谋划，出兵迎齐乃功臣集团计划中的一部分。长安城中，功臣排名第四的周勃和排名第五的郦商主导政变，灭尽诸吕。功臣集团惧齐王势强难制，故推举高祖中子代王刘恒为汉皇帝。刘恒至长安，太尉周勃领头谒见上天子玺、符，滕公夏侯婴载少帝出宫送死。“汉王道逢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楚骑追之，汉王急，推堕二子车下。滕公为太仆，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今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故徐行。汉王怒，欲斩之者十馀；滕公卒保护，脱二子。”三十年前夏侯婴驾车一路保护汉惠帝脱离险境，三十年后功臣滕公驾车载着惠帝之子绝其骨血。他在那一晚，会想些什么呢？

汉纪六略记 孝文帝一纸诏书将周勃遣之国，又趁势罢太尉官，削功臣集团军权。灌婴继周勃为丞相，灌婴死后，张苍继之。文帝可以对功臣敲打，但不敢夺他们相权。淮南王谋反案发“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区区七十人尚不足成猎队，何反之有？汉文帝要的是一个整治兄弟的借口，就像他关押周勃那样。贾谊上治安策，温公全文收录，不管哪个时代都不可能天下太平人人生活美好“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于今观之，谀者，多上有所好之故也。贾谊站在建国四十年的时间点上主张强干弱枝“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然周室建诸侯众，其亡于诸侯未见天下治安。书上，文帝只采纳了大臣有罪不受刑一条，以博仁义之名。文帝要杀亲舅舅将军薄昭，天才般的想出了令群臣去舅舅家哭丧逼薄昭自杀这一损招。此人太好名誉，观其所治名称“无为”，实无建树。

汉纪七略记 贾谊最后一次上书文帝，建言徙亲子王梁。“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极具政治远见，他认识到朝廷与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同姓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会在太子登位后爆发，提醒文帝当早做处置。以文帝之聪明不会不知，但匈奴威胁更大，朝廷不得不对诸侯王宽言抚慰。吴王刘濞不朝，文帝赐几杖准其不来长安。齐王刘则死后无子，朝廷本可收回齐地，文帝顾虑收齐会引起诸侯恐慌，乃从贾谊上书之言建诸侯，分齐国为六择齐王肥之子王之。丞相张苍免，文帝仍惮功臣集团政治力量，不得已任命高帝时为兵士征战的申屠嘉为相。申屠嘉一上任就抓住文帝宠臣邓通，扬言要杀他。“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申屠嘉此言强调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构忠于高皇帝刘邦，忠于高帝与功臣订立的白马之盟，提醒皇帝不要疏远“老干部”，更不要试图更易他们所控制的相权。

汉纪八略记 窦太后喜欢小儿子，景帝哄老太太开心说等自己死了传位于梁王，母子三人都没拿这话当真，倒是参加宴会的窦婴激昂发声当场表示反对，引太后不快更使兄弟之间有隙。中央议论削藩，晁错名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时吴王年老，为子孙计何故谋反？朝廷削藩之议中外皆知，吴国暗连谋反朝廷不知。吴国总有三郡，朝廷诏削会稽、豫章，去其二，这是逼吴王反。七国之乱赖梁王死守梁地阻吴王西进之路，周亚夫得以绝吴、楚兵后，一战破敌。二人功大，梁王有此军功景帝赏无可赏。七国之乱平定后次年，景帝立刘荣为太子绝梁王之望。刘荣被废后，梁王争嗣位不得忧病而死，平乱的另一位功臣周亚夫下狱绝食而死。汉景帝与其父一样，好名寡恩之君。

汉纪九略记 武帝初继位即召贤良方正对策，做出崇儒的姿态。窦婴、田蚡因此高居丞相、太尉，朝野一派新气象。身居长乐宫的窦太皇太后初时只是不满，后来渐至夺权。老太太眼睛看不见，耳朵却灵的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朝廷随之进行大换血，太皇太后实际掌握政权，成为闲人的武帝无聊之时常常出宫游玩解闷，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说（误）。武帝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崩，武帝立刻罢免丞相许昌，以舅舅田蚡为相。又大发兵击闽越，以示军权在握。王恢与韩安国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分领两军，战事结束后二人回到中央任职，匈奴遣使和亲，汉武帝令群臣讨论。汉匈和亲数十年，武帝若赞同和亲依例而行即可，此番下议，武帝实不愿和亲，故寻求群臣的支持。王恢认为，匈奴贪得无厌，今岁和亲，明岁和亲，不如与其一战。这正是武帝的想法。但群臣多赞同韩安国的意见“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自上古不属为人。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汉纪十略记 王恢献马邑之谋，武帝下议，韩安国以为不可。此议未载众臣反应，也未见丞相田蚡所持何意见。汉武帝希望通过马邑伏击歼灭匈奴主力，从而一转胡攻汉守之劣势。然藏匿数十万大军而敌不知，何其难也。匈奴单于警觉退兵，武帝杀王恢以谢天下。“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匈进入全面对抗的新时期。魏其武安侯列传，新旧权贵之争，田蚡继窦婴之后而死，相位当由御史大夫韩安国接任。韩安国反对与匈奴作战和武帝战略方向不符，自然不会博取武帝的好感。武帝在田蚡死后命韩安国行丞相事而不直授相位，其意亦明矣。安国堕车避位，几年后被武帝打发到渔阳任材官将军防备匈奴，主和派不准和。公孙弘大伪似真，因说“大实话”而受到武帝的信任，与张汤一儒一法并受重用。齐厉王惧罪自杀，公孙弘主张杀齐相主父偃。“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武帝不方便说的话，他替皇帝说。

汉纪十一略记 公孙弘为相打破了西汉以列侯为相的传统，弘专逢上意，丞相失去了制约皇权的作用。卫青等出塞击破匈奴，为汉兴以来第一次对匈作战大胜，汉武帝大为振奋即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命其统帅全军。其后汉军持续出兵，逼匈奴迁王庭于漠北。元狩四年，汉武帝发骑兵十万、步兵辎重部队数十万，兵分两路与匈奴决战。卫青击破单于主力，霍去病兵出两千余里，封狼居胥山而还。“是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完成了转守为攻，一扫白登之辱的功业。淮南王谋反案发，汉武帝穷治牢狱死者数万，张汤因治此案更加得势。儒士狄山直谓张汤为“诈忠”，观张汤所为皆揣武帝之意，甘心当“白手套”，为称职的政策执行者，若论“愚忠”似近之。 汉纪十二略记 汲黯离开朝廷去地方任职，自后武帝行事再无反对声音。张汤以腹诽论罪，朝野人人自危人人不满，他最终被武帝抛出挡箭，成为皇权政治下的又一个牺牲品。武帝陶醉于盛世功业之中，关东人相食的惨状他看不见；地方官员苦于接待巡幸，纷纷自杀的现象他不愿听。神仙之事本为虚妄，秦始皇信齐鲁方士未得长生，武帝信拜鬼神类秦始皇无几。平南越一事牵动东南，最终发大兵十万收南越入汉版图。武帝以为功高德盛，足可封禅。“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几天后霍子侯暴病而死，泰山之巅成为武帝一人的秘密。

汉纪十三略记 汉武帝在为初年黄河决口，当时武帝听从田蚡所言不复塞。二十年后武帝东祠泰山，方见梁、楚之地久受其苦，亲自到场指挥填决河。朝鲜事发，武帝募天下死罪为兵讨朝鲜。大宛不予汗血马，武帝又募天下死罪为兵讨大宛。“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平民获罪者甚多，仅长安一地，入狱者就达六七万人，负责管理的官吏十余万，如何减轻这项开支呢？武帝的解决方案是是发动战争送囚徒去死，远征大宛之役，士卒多死在自己人手里“军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武帝知而不治罪。匈奴自败于卫、霍后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王庭调整对汉策略，部族西徙，与汉争夺西域。单于扣留汉使者，又击破李陵所帅精锐，匈奴仍是大汉最强的对手。

汉纪十四略记 汉武帝信用方士，好鬼神，故巫蛊之祸生。李广利军事能力不及卫、霍，天汉三年汉军二十余万大出塞无功而返，朝廷内部矛盾又又十分尖锐，钩弋夫人出身河间，妊娠十四月而生子，赵人江充得幸汉武帝，二人之间似有关联。武帝晚年改元征和，取意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表明对外战争暂不停止。丞相公孙贺被告巫蛊，丞相一家族诛，事连卫皇后女、侄，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死，朝野为阴云笼罩。太子一怒而斩江充，父子之间再无相见之日。巫蛊之祸严重损害了汉武帝的威望，李广利投降匈奴更显武帝识人不明。征和四年，汉武帝改变政治路线，以田千秋为丞相、富民侯，以明休息，并拒绝燕王入京，大位属意幼子刘弗陵。武帝杀钩弋夫人，给出理由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可见窦太皇太后主政对他影响极深。汉武帝死，霍光领衔辅政。如果刘据还活着，四十一岁继位正当其时。 汉纪十五略记 刘弗陵七岁嗣位，主少国疑之时霍光处处小心秉政。燕王旦有怨望谋反，霍光不罪燕王，仅杀其臣僚了事，以示新朝宽大。昭帝继位不久，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死，上官桀成为辅臣第二位，也自然会走到霍光的对立面。始元四年上官桀将自己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六岁的上官氏送入宫中做皇后，一跃成为外戚的上官桀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始元五年假太子事件，霍光在朝廷上甚为孤立，公卿大臣竟无一人替霍光说话“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昭帝继位的合法性是霍光的权力来源，朝中大臣如丞相田千秋因上书替太子喊冤而被武帝提拔至丞相高位，御史大夫桑弘羊久为武帝财务总管深受信任，他们代表的公卿阶级不大看得起不学无术的霍光，也怀疑年幼的昭帝能否担得起大汉天子的重任。公卿的沉默寒了霍光的心，于是当年冬，霍光召集全国贤良文学来长安开座谈会，利用他们的慷慨直言否定桑弘羊的经济路线，从而在政治上打压桑弘羊为首的武帝旧臣。桑弘羊怀恨转与上官桀结盟，反霍光联盟还包括武帝的女儿鄂邑长公主和谋反失败过一次的燕王刘旦。四股政治势力谋而不发，被霍光发觉一网打尽，谋反者皆族诛。朝中反对势力一扫而空，霍光真正做到大权独揽。

汉纪十六略记 清除政治对手后霍光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张安世为副手充位而已。汉昭帝猝崩，凶手绝不可能是霍光，霍光本受昭帝全面支持与信任，上官皇后又是他的外孙女，地位已极，无复他望。再者，无论广陵王胥还是昌邑王贺年纪都较昭帝年长，霍光也对他们缺乏了解，入京为帝恐会不受控制。昌邑王入京，霍光不带其谒高庙，正是出于这一担忧，先把他放在未央宫中观其动作再做处断。太仆丞张敞上书云“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对昌邑王既是警告又是提醒，毕竟他为汉臣，日后还要在大将军手下谋生。霍光主导废帝行动极快，一日之内召大臣，谒太后。利用皇太后这张牌召见昌邑王，宣布他的罪状，废其为侯爵。霍光废帝开了一个坏头，他本人也无路可退，要当就当一辈子权臣。刘病已因孤小无援被霍光看中推为皇帝，病已入宫当日霍光即带他谒高庙，向朝野表明此次立帝不会再废。汉宣帝保护不了皇后， 把对霍家的恨藏在心里。他等来了霍光的死亡，等来了自己的亲政，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

汉纪十七略记 霍光死后，宣帝方敢立许平君所生之子为太子，这与求微时剑一样，释放出废皇后，清算霍家的信号。霍光在日，朝中公卿不附，是故霍光废帝，田延年拔剑威胁。汉宣帝谨慎起见，一方面大封外戚，拉拢张安世等朝廷旧臣。另一方面虚置霍氏子侄，逼其显露反像。霍家欲再借太后之力废帝，其谋立刻被人告发，朝廷穷治其狱，族诛数十家。“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霍光有威无贤名，不知进退，故有此祸。与之相对，张安世因父亲张汤深陷权力斗争之故，入仕多年，但求明哲保身。霍光执政，张安世为副手从不多言，大将军画圈我画圈。霍光死后，他又立刻投向汉宣帝，更加紧密团结在以陛下为核心的大汉朝廷周围，接掌皇宫宿卫，防备霍氏狗急跳墙搞政变。张安世的哥哥张贺抚养宣帝有恩，张安世过继给哥哥的小儿子彭祖又和宣帝小时一起读书。张安世位居高位深明盈亏之道“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寿终而死，子孙得以保全。 汉纪十八略记 汉宣帝颇信方士，自秦始皇以来百年风气如此，慕长生之术，羡神仙悠游。神爵元年，羌事起，宣帝用七十岁老将赵充国西行平羌，朝廷与充国之间公文往来汉宣帝皆明示内外，并与公卿大臣合议。“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宣帝用人、驭下有方，然其对臣下亦少恩寡泽，盖宽饶可谓忠直之臣，以儒术上书引起宣帝震怒，下狱自杀。前卷赵广汉天下能吏，因刚直触犯权贵，也被宣帝诛死。故宣帝儒不能行，法不能用，所谓王霸道杂之，儒法皆不能尽所学，但听上意，宣帝要儒治时推教化，宣帝要法治时用酷吏，随着总路线一起动摇。郑吉发兵破车师，立都护府，居三十六国之上，视西域为属国，汉武帝打通西域的宏愿在重孙子时代得以实现。 汉纪十九略记 黄霸为颖川太守治政宣扬道化，以报祥瑞多故受到宣帝的重视，征为太子太傅。河南太守严延年用法严，被人告发入狱诛死。宣帝执政时期围绕儒法两套治国理念地方太守或儒或法，难成统一。萧望之嫉韩延寿，治罪致其死“延寿竟坐狡猾不道，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馀。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为官者得民心众竟至死地，汉宣帝宠爱萧望之，故为其扫除政敌。杨恽以大逆罪道罪被杀，所谓大逆无道不过是说了些牢骚话，这些私人谈话竟能传到汉宣帝的耳朵里，足见汉武之后，告发之事已成风气，人与人间信任荡然无存。黄霸入朝升任丞相，因提出恢复太尉一职为宣帝所忌，此后充位而已，相权虚弱，只有执行权，无预策之权。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之声势国力达到顶峰，汉宣帝自然对自己“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政策深信不疑，他嘱咐太子不可更易制度，知子莫若父，“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纪二十略记 元帝二十七岁继位，在西汉诸帝中继位年龄是偏大的，但他的政绩远不如十七岁当皇帝的父亲，宣帝评其“柔仁”，极为恰当。宣帝死时命外戚史高辅政，萧望之、周堪为之副。萧望之实心用事，获得了其他朝臣的拥护，首席辅政大臣史高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双方对立日益公开化。宫中的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擅权揽政“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史高与宦官联合趁萧望之出休不上朝之机，告其与周堪等“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二十八岁的汉元帝做了二十年太子竟然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之意从其请，这绝非实情，他不敢忤逆石显，听其所为，坐视老师枉死。是年“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夏，“关东饥，齐地人相食。”天灾不断，帝国实力大不如前，不得已放弃了海南岛。永光元年“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整个帝国都陷入饥饿之中，中兴的光辉也至此消亡。

汉纪二十一略记 石显握权，贯穿元帝朝始终“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东汉、明之大宦官亦莫过于此。大臣以不应古礼为由请罢诸先祖庙，崇古的汉元帝一再听从，连高祖庙他都敢毁，违孝之甚。元帝修陵墓“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豪强地主抬头，中央控制力变弱，怕令而不从，不敢徙也。京房入见汉元帝，陈石显乱政使天下灾异不断“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汉元帝固庸懦，但天下骚乱至此也非全为人祸，运气确实太差了些。陈汤矫制发兵攻杀郅支单于，扬汉之国威，但朝廷罪其矫制，赏之不厚。汉元帝久病而死，王政君终于熬成了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氏一门始专权。 汉纪二十二略记 石显自中书令枢机要之官迁太后宫官，大臣见其离权，纷纷上书陈其罪，石显免官而死。成帝好色，政事委于外戚，他自己躲在宫中耽乐女色，然其终生无子，不知何故。黄河决堤，三年前有识之士就看出黄河存在危险，上书建言当早作处置，朝廷讨论之后回答用度不足无力疏通河道“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及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此非天灾，实为人祸。汉兴百年，法律条文日多，成帝下诏要求精简法律，“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行政体系不予理会，政令不出未央宫。丞相王商与大司马王凤争权，王商免相而死，王凤由此专权内外，朝廷无有敌手。王章上书成帝“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王凤闻之与太后合谋，逼成帝杀王章，“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汉兴以来外戚之盛莫过王氏。 汉纪二十三略记 天下盗贼已起，朝廷不以为意。王凤临死时推荐王音为后继，王家七个舅舅抓住执政权至死不撒手。成帝与张安世之孙张放感情深厚，一同游乐，重演汉武帝微服出行的荒唐事。陈汤为博重赏上书成帝请重开迁徙豪强的汉家故事，几年时间陵墓不成，廷臣纷起上书“及徙昌陵，增庳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愍”成帝被迫宣布昌陵工程停止，并治陈汤之罪谢众。朝廷纲纪已坏，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减弱“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区区十三人竟能杀死大郡太守反乱朝廷，这样的事在成帝一朝屡见不鲜。梅福上书成帝，盛言外戚专权之弊“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无及已！”成帝不听。 汉纪二十四略记 无云而雷，灾变不断，二十年出现八次日食，远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的记载，承平之世尽显乱世之兆。王凤、王音、王商、王根次第辅政，王氏专权之盛且久，成帝畏其势不敢去之。岷山崩、江水竭，刘向感叹“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时成帝无子，王氏专权又盛，朝野上下对帝国的前途深为担忧。自汉武帝以来皇室子嗣不壮，继承人归属成为朝廷的一项难题。成帝立侄子定陶王为太子，争位失败的中山王旋死，他的死背后是谁的授意？王莽三十八岁代替病重的叔父王根入朝辅政“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汉纪二十五略记 哀帝以外藩身份入承大统，继位之初多少还是要做出尊崇先帝的姿态，故孔光于大行皇帝柩前拜受丞相，遵循先帝遗令。但是很快外戚之争竟起，成帝祖母祖母傅氏、母亲丁氏所代表的新兴外戚势力伸手向王氏要权，而王氏一门兄弟先后死去，王莽执政未久，根基不固。“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王莽在哀帝初继位时第一次申请退休被哀帝驳回，第二次与哀帝正面发生冲突，皇帝不再客气，正好借这个机会清除王氏势力。宫中傅、丁与成帝皇后赵飞燕结党，共同对抗太皇太后王政君。四位太后同处宫内，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汉纪二十六略记 傅氏子弟中唯傅喜贤，世人风评与王莽相当，但傅太后容不下这个堂弟，朝中对傅氏更多非议。孔光罢相，标致着成帝死后政治遗产被清毁，汉兴以来历代太后，数傅氏最乏远见“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一人威风，又有何用？所倚者皇帝，皇帝一死，傅氏何存。夏贺良面见哀帝，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这自然是忽悠人的把戏，哀帝却信以为真，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实不知此称号为何意。董贤得幸哀帝，朝廷政治比之成帝时更昏乱，民众生活贫苦“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哀帝漠然而视。

汉纪二十七略记 丞相王嘉上书陈奏，尽言哀帝执政之弊，哀帝甚为不悦。数月后，哀帝下诏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封还诏书，拒不执行。于是哀帝大怒，召丞相下廷尉，哀帝之意欲令王嘉自杀，王嘉不冠入狱，又气了哀帝一回。王嘉在狱中绝食呕血而死，哀帝尽丧臣僚之心。王莽居家三年还京师，以侍奉太后的名义来往宫中，伺机而动。哀帝把他的情人董贤提拔至大司马高位，甚至说出要禅位于董贤的话，王闳在侧，进言“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汉初时，功勋集团与刘邦为一体，故常把“高皇帝之天下”挂在嘴边，王闳为王氏子弟，敢说话进言，一生不堕品节，他安然活到光武帝时代，成为王氏子弟中为数不多的善终者。哀帝二十六岁去世，太皇太后后立刻赶到未央宫，收取玺绶。董贤无政治斗争之能，束手而死。元后又杀赵飞燕，尽逐傅、丁外戚，命王莽为大司马，总揽政事。元后只想着复仇，王莽不仅仅要复仇。平帝年幼，元后年老，王莽操纵舆论，排除异己，使朝无异声“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瞧瞧和今天多像。 汉纪二十八略记 王莽封安汉公，饰名伐亲，杀死长子“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存孙灭母，何其酷烈。以王宇之死为开端，又杀其叔父王立、元帝之妹敬武长公主，胡三省评其杀叔父、杀嫡长子、杀君之姑祖，可谓三纲绝矣。有识之士也纷纷避位江湖，免做刀下亡魂。王莽权力来于太后信用，这个杀叔之人对姑妈百般讨好“太后旁弄儿病，在外舍，莽自亲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博其宠信不衰。元后同意授予王莽九锡，又发傅、丁二后之冢改葬，朝廷竟无反对之声，傅后掌权多年未能留下亲信。平帝被毒死，王莽立二岁的小娃娃做皇帝，加快了篡位步伐。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从者十余万，关中亦起盗贼。但义军仓促成军，且关东未至崩裂，很快被官军平定。乱兵既除，王莽不再等待，向太后索要玉玺篡位。“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政治人物，人过七十不死为贼。 汉纪二十九略记 新之初立，国家实无优秀人才，王莽孙封的十一公，王兴为故城门令史，王盛卖饼为生，因名字和王莽宣传一致，故得高位。西汉自昭宣中兴之后，虽天灾不断，但国无大灾，外夷宾服，四海安定。王莽改制度，易名号，使天下纷乱，匈奴不平。“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五帅，将持节，帅持幢。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改句町王为侯；西出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言章。”一改宣帝以来的对外政策，单于不满，再起战火。王莽为击匈奴消耗国力，天下骚动“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更失西域“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西域遂瓦解。”百年之业，毁于一旦。 汉纪三十略记 王莽的大封王侯，实无赐土，又停官吏俸禄，放任他们去贪“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所苦的仍是百姓。琅琊樊崇等人在山东起兵，匈奴寇边不止，朝廷征民甚急，青、徐等地民众既受贼寇所略，又为朝廷所逼“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已成乱世之景，而王莽本人尚不自省，于长安城南兴建九庙，耗费极巨“莽起九庙于长安城南，黄帝庙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馀庙半之，制度甚盛。博征天下工匠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馀万，卒徒死者万数。”天下衰乱如此，为政者当节衣食以为表率，停税省官与民休息，莽不知悔改，岂可长存。且关东盗贼“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日阕而已。”若有终日之食，盗贼自熄。王莽既要武力镇压，又不信州郡之兵，盗贼难制，至于燎原。二十八岁的刘秀骑牛从军，谁能想到那句谶言会成真呢？“秀尝与晨俱过穰人蔡少公，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秀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

论： 昔高祖命悬于鸿门，亡命于睢水，几死于荥阳，受辱于广武，濒死者数矣。然其能终能破楚，克成大业，非惟天命，亦乃高帝性宽厚、善用人、能不屈、多诡诈之故也。萧相国受命关中，高祖信之。留侯有谏，高祖听之。淮阴侯统兵阃外，高祖任之。项王左右不亲，将帅不信，争一城之得失，失诸侯之人望，其之亡也，尤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岂非谬哉！高祖定天下，淮阴侯功大焉，然其居鼎足之势未能全君臣之义。司马温公记此，言二人皆有过也。余以为天下既定，高祖之为人淮阴所知也，其楚汉相持之间数触高祖，今封大国、拥雄兵，谦退之道，岂不闻乎？高祖不诛大臣，淮阴以谋反罪死，非高祖绝之，淮阴自绝也。

高皇帝崩，其异姓诸王或亡或故。汉以秦为鉴，封子弟、赏功勋以为藩屏。诸大臣丰沛从龙之功，高后刚毅之威，是故高帝没而人心不动，惠帝继而上下不疑。温公不乐女主当政，周勃平吕，温公嘉之。然余以为孝惠不问政耽于女色，岂可无子乎？诸大臣与孝文杀惠帝子。且齐王，高帝长孙，礼法可继惠帝嗣，诸大臣不尊，温公亦不责，盖以孝文素有贤名，为其讳也。孝文性宽仁、有心机、能隐忍，谨于事而恭于行，其人不亚高祖，罢周勃、杀薄昭、废淮南王，于是功臣、外戚、诸王皆惧。文帝慕贤名，不置宫室，不厚殡葬。贾生治安疏全文温公笔录，文帝亦不纳，何者？力有不逮此其一，疏骨肉以累圣名此其二也。淮南王死而文帝病，此因亲乎？文帝杀惠帝子，皆亲侄稚子也！未闻其有病。盖其病为权力之欲、后世之名，非亲情也。

孝景杀吴王太子，初继位急削藩，几酿大祸。微周亚夫，汉祚衰矣。文景父子赖周氏以存社稷，然父子背周氏亦多矣，夫高祖对雍齿有切齿之恨，尤能论功封侯，令其享终。文景杀此股肱，余以为父子待亲以疏，待臣以薄，世称明主，名不符也。

孝武少年即位，推崇儒术，然观其治国，尤好法家。文景四十年之积业，孝武用之征伐四夷。于是越王授首，单于北遁。窃以为漠北之战，大将军未能成全功，而霍骠姚北出三千里，封山焚庭，事偶然也。匈奴势衰，汉军亦疲，故去病死，汉军不复大出塞。公孙弘以儒术见幸，张汤有刑名，此所谓霸王道杂之也。弘居位，奉迎上意；汤用事，独断少恩。武帝末，君强而臣弱，于是太子闭长安，无人能谏之，终有子死父哀之悲。班固赞其开边而不论其治民，温公以其类于秦皇帝，然秦末之乱，六国余贵造事也，孝武之世，诸王列侯岂有力乎？温公所论，过矣。

武帝以大将军霍光行周公事辅昭帝，光入禁中二十余年，孝武以其忠贞。光诛上官桀等，天下尽属焉。时丞相充位，事决尚书，孝昭世称聪明，孝献岂为庸君？虽有独断之心而力不可为也。光，不学无术，专奉上意，位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后世权臣皆法其事，以废立造威。昌邑王之败，光不引谒高庙，二十七日拟罪三千余条。上官皇太后，光之外孙也，用之一言而废帝，“万姓之命，在于大将军。”人臣何狂悖如是！然其身死家亡而世享忠名，盖孝宣为其所立，毁霍光则孝宣无正名，此孝宣睿智之处。后汉以外戚秉政，班固本大将军窦宪之属，固书霍光传，多为讳。

温公以为孝宣之诱霍氏反而诛之，少恩矣。余以为许后亡于霍氏，结发夫妻，生死为隔，其心之痛，无以言表。孝宣忍而不发，使霍氏自灭，全家皆没。以正名而诛乱党，唯有此方能慰许后之灵也！及孝宣自为政，恩宠外家，政由己出。丙吉老且病，岂可为丞相？赵广汉能吏，诸大臣谋定杀之，韩延寿亦如是，能臣冤死而宣帝不察，其为政专于制衡而少善恶也。温公驳宣帝“霸王道杂之”，以为三代之隆皆教化之功也。夫为政者，赏罚分明，用人以能，孝元如温公所言信用儒生，后汉亦是，然儒生果可信乎？文法吏固可憎乎？贡禹奏对，请孝元行俭，温公论之，以其顺孝元之志而不言幸臣涉政，是不忠也。余以为然。元帝视萧望之辜死，从议罢朱崖郡，威权日下，汉衰自孝元始也。

元、成任用外戚，王氏五侯继为大司马。成帝不寿且无子，世言赵氏姊妹以宠媚上，致于成帝盛年而亡。余以为王氏当国，成帝数有废诸王之心，力不能及耳。后成帝立太子，王氏以为忧，赵氏及太子亦有变，故帝崩，莫能知详也。至于哀帝幸董贤，王氏避位，朝野有衰败之像，王氏亦无复起之望，然哀帝何殂之速也！使孝元皇后称制，王莽得以行篡，我疑孝哀之死实王氏所为，然史无依据，姑妄言之。

王莽善媚，又颇弄谶言。时汉祚已衰，王莽乃以功爵赏进，其效周公事如魏文帝法尧舜也。孝元皇后掷玺，班固以其怀妇人之仁。余以为当成、哀之时，孝元后不知有退，与丁、赵争权更欲致其于死。厚加王莽至“假皇帝”，高祖之业，败于其手。今犹凄凄言“汉家老寡妇。”诚为笑也。自古外戚弄权，无有善终，霍光之鉴不远，故王莽代汉，势使然也。假莽能休人民，行和睦，改汉末奢华之风，新祚长久，史书必以隋文帝相比，不责其无人臣之礼也。

汉纪三十一略记 刘縯有国士之风，甘心让位于刘玄。王莽惧关东义军丛聚，征大军四十万兵攻昆阳。昆阳之战刘秀临危不惧，赖天之威破新军于城下，于是关中震动，四方豪杰皆改年号响应。更始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刘玄杀刘縯，刘秀曲意迎合刘玄方得免。义军西向，新军已无抵抗力量，王莽被杀斩首，更始政权欲以胜利者之姿态降伏天下“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大司徒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更始乃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邓禹杖策追刘秀，光武至河北始有班底，邓禹说刘秀云“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所谓“军政齐肃，赏罚明信。”此光武行事别于刘玄之处。河北王郎势大，刘秀势微，以力不能胜。故刘秀结交豪族，收二郡发兵向南，直取王郎，平定河北。河北既平，刘秀不必假更始之命行事，刘秀分兵二路，一路自己领兵北征燕赵，一路邓禹为帅精兵入关。一年未到，邯郸使者已有天下之主命象。

汉纪三十一略记 光武北定燕地，尽有北方，大军所向河南，帝业已成雏形。耿纯说光武称帝“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言辞恳切，夫大争之世，非主择臣，臣亦择主。邓禹西向先定河东，再略关中。赤眉先入关取长安，逐更始，光武不必背上弑主之名。光武自领军攻洛阳，指洛水发誓不计前怨说朱鲔投降，二百年后司马懿亦指洛水为誓，人之无信，晋室无怪短祚。赤眉推刘盆子为傀儡皇帝，隗嚣、窦融、公孙述等割据一方。邓禹与赤眉野战不胜，吴汉讨宛城，军有内叛。光武以冯异代吴汉，谕之“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用兵以止暴安民，人心所向，王者无敌。

汉纪三十三略记 邓禹以西征无功，对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一事心中有不满之意。邓禹主持对赤眉军作战失利，光武免其大司徒官位，梁侯爵位仍然保留，西方军事全属冯异决断。冯异进军与赤眉决战，破降八万人，光武亲往临阵，降刘盆子、徐宣、樊崇等。表面上中原奉汉之正朔，然异动颇多，叛声不绝。东汉政权关东不稳，光武又不愿西方两强久据，心有所虑“帝谓太中大夫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来歙劝光武结交隗嚣以孤立公孙述，光武从其言，建武四年洛阳朝廷向隗嚣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隗嚣派马援入蜀观公孙述，马援认为公孙述井底之蛙不成大事，“不如专意东方。”隗嚣遂派马援入洛谒见光武帝，公孙述北出隗嚣为汉阻击之，隗嚣即使其心有异，公孙述亦不会全力助之。窦融专心向汉，凉州地虽偏却足以牵制隗嚣。光武用人，恩威并施“ 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汉纪三十四略记 吴汉平山东，天下未定唯有益、陇。公孙述自守之贼，贪图巴蜀偏安只业，无心出川争天下。光武诏隗嚣讨蜀，隗嚣不肯，此人终不能用。窦融敏锐察觉到朝廷欲对隗嚣用兵，上书光武帝表达忠心，获得朝廷的赏识。窦融倾心归顺，又愿自为前驱征讨隗嚣，光武帝必须趁此机会平定西北，不可稍纵。隗嚣上书称罪试探“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光武不为所动，报书云“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双方正式决裂。隗嚣攻安定，冯异拒之。光武亲至前线督战，接见窦融大加赏赐。其后颖川不稳，光武车驾东回平乱，隗嚣穷困病死，西北遂平。汉以陇、蜀为忧，得陇望蜀，意在西南。伐蜀大军名义上以吴汉为帅，实际主持军事的则是岑彭“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岑彭用兵出其不意，避开蜀军主力，直攻入成都附近。公孙述用刺客杀来歙、岑彭，光武必不会容他。

汉纪三十五略记 吴汉击破公孙述，大掠成都，光武震怒。益州问题困扰洛阳近十年，今日平息，天下重归一统。卢芳结连匈奴，边军数与之战然终不能克，云中之役卢芳有胁迫之危，逃亡匈奴，北方形势方才一变。“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光武戎马二十年，深知新莽剧动使庶民思汉，他厌兵事一方面本心如此，另一方面国家初定，不可言兵。对待功臣，光武选择了与高帝不同的做法“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馀，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功臣以侯就第，不预政事，君臣得安。光武欲重新度田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受到了地方上巨大阻力，以度田不实罪下狱致死者多人，郡国群盗又起，若不是光武有开国之君的崇高威望及大乱之后民心思安的国内现状，这场危机在王朝中期发生的话帝国很难做到安然无恙。马援平定交趾，南方无虞“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壮哉！

汉纪三十六略记 光武帝统治进入后期，朝中重臣多有薨逝。匈奴内乱分裂，光武听其内附，以御北虏。光武用马援平武陵蛮，然君臣不能始终算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遗憾。建武二十六年营建山陵，光武经历国天下大乱，亲眼见证西汉诸陵被洗劫一空，故他下诏简葬。二十七年，诏三公皆去“大”字，加强皇帝权威。马武上书皇帝云“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谏光武勿言兵事，是后终光武一朝，朝廷不对北方用兵。建武二十九年通鉴只有日食一条记录，国家安定，无事可录。光武先下诏言不愿封禅，但他最终抗拒不了封禅泰山的诱惑，世祖光武皇帝的功业也足配向天告成。光武封禅后不久去世，通鉴称他“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作为皇帝，他做的足够好。明帝初继位解决了山阳王谋逆事件，功臣第一高密侯邓禹、先太子东海王刘疆、好畤侯耿弇先后去世，历史的一页翻过，东汉迎来新的时代。

汉纪三十七略记 汉明帝对待宗室勋贵恩威并施，窦融年老放纵子孙，明帝当杀则杀，以示惩戒。功臣子弟不敢纵乐，宗室之国亦无西汉时期富裕。永平九年广陵王谋反案牵连不广，次年广陵王自杀，他的死是否是明帝的意志？楚王英结交大臣，性质与广陵王不同，故明帝穷治其狱，杀徙甚重。“任城令汝南袁安迁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狱事，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馀家。”与东汉王朝一同走向毁灭的汝南袁氏就此登上历史舞台。明帝有鉴于二王谋逆，楚王案后他削减诸侯王食邑，使诸侯王势力在东汉政治中彻底边缘化。永平七年阴太后去世，十七年明帝梦见父母如平生，帝王家中少有的动人篇章“春，正月，上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明帝朝后期重启西域经营，班超豪壮之士，格杀匈奴使节降伏鄯善国，之后籍威号令“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八年，匈奴军兵围耿恭于疏勒，年轻的汉章帝决议发兵救援，壮士报国在外，不可任其枉死。

汉纪三十八略记 校书郎杨终上疏言弃西域“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朝廷同意了杨终的建议。万里之外的疏勒城耿恭苦苦等待着援军，等到他们获救返还玉门关时，耿恭的战士只剩下十三个人。班超拒命不回，他深知西域若弃给匈奴，中国将再无复归之日。建初五年，班超上书朝廷请益兵平西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打动了汉章帝，遂增兵助超。光武、孝明两朝外戚不得贵，马后谦抑马氏，多次表示外戚不当封侯。孝章帝执意分封诸马，是为了封窦氏为侯有名。窦宪侵占沁水公主园土，章帝不治罪，责之而已。司马光认为此事当为帝王之鉴“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左国顺油画《十三将士归玉门》

汉纪三十九略记 章帝巡视东方而还，他此次东巡祭祀孔子，做出崇儒的姿态。南匈奴攻北匈奴，洞知内情的武威太守孟云上奏，告知朝廷南匈奴不愿朝廷与北匈奴和好，故出兵击北匈奴。书至，廷议汹汹立时分为两派，一方以为当还所掠生口给北匈奴，一方则认为不当还。章帝此时显示出作为决策者的能力“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折中而行。章帝末年，西羌生乱，而远在洛阳万里之外的西域，班超大展拳脚，威震西域。章帝死后，继位的汉和帝年仅十岁，窦太后成为东汉第一个临朝摄政的皇太后，她掌权之后重用外戚，窦宪权位迅速上升。“庚戌，皇太后诏：‘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窦宪以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胡三省认为此为“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时北匈奴已衰，窦宪以得罪太后故，自请帅军击北匈奴，其实北匈奴无害汉边，此次出兵并无其名。侍御史鲁恭上书云“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盖乃利之所出也。

燕然勒石

汉纪四十略记 窦宪骄横，威胁皇权。和帝年纪渐长，遂与宦官郑众相谋夺权，“庚申，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皆下狱死。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笃、景、瓌皆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宪死，朝廷内外官员进行大换血“初，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而宪就国。凡交通者皆坐免官。”牵连甚广，远过于楚王狱。和帝亲政之后东汉对西羌作战获胜，然朝廷建西海郡屯田久营西境的计划因诸羌复叛而失败。班超久在西域，其兄班固死于狱中，不知朝廷对班超是何态度。班超功业彪炳，足与卫霍并称“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他在暮年如愿回归故乡，人生亦无憾。汉和帝死，年仅二十七岁，邓太后选择出生仅百日的刘隆为帝，目的是便于自己长期掌权。

汉纪四十一略记 邓太后虽立百日幼子刘隆为帝，但她知皇帝幼弱，恐有不祚，故“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太后特加庆以殊礼。庆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远虑不虞，留祜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做第二手准备。殇帝不满二岁即崩，邓太后推刘祜为皇帝，继续临朝摄政。任尚在西域为诸国所攻，梁慬率兵救援，他勇而无策，用兵虽强，但不能威服西域诸国。“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及梁慬、赵博，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而还。”朝廷弃西域，班超的心血尽毁。邓太后亲用兄弟入朝，把持朝政，东汉三公以灾异免自安帝朝开始，三公代表的相权进一步衰落，“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司空周章欲发动政变废邓太后改立平原王，未发而败，邓太后更加疏远朝臣。邓骘西征诸羌无功而还，邓太后不仅不责，还“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责邓骘之罪即损太后之威，故耀之。

汉纪四十二略记 朝廷消耗极大的物资精力去平陇右羌乱，此次军事使诸邓得以加官进爵，朝野上下对外戚豪盛的现状颇为不满，“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之，以问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安帝亦不会安于如今的傀儡位置。邓太后召班超之子班勇入朝与群臣议西域事，班勇以为朝廷若不屯兵西域，不立校尉长史于西“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须复有昼闭之儆矣。”邓太后对他之策许而不重，“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胡三省认为，即使依班勇所言屯兵，因为当时北匈奴未受毁灭性打击，所以中央政府依然控制不了西域。邓太后去世后安帝立刻开展对邓氏的清算，诸邓死者甚多。清除邓氏后安帝改用自己的外戚秉政“帝以耿贵人兄牟平侯宝监羽林左军车骑；封宋杨四子皆为列侯，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馀人；阎皇后兄弟显、景、耀，并为卿、校、典禁兵。于是内宠始盛。”外戚执政成为了东汉朝廷的常例。安帝废太子引发政治风波，皇帝与朝臣的对立已非一日，三公无实权却受灾异之责，“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士族官僚阶级对东汉王朝士族阶级已有不满。

汉纪四十三略记 安帝废太子后不久巡幸至宛城去世，死因可疑。阎皇后很有可能是安帝之死的幕后凶手，阎皇后欲久擅国政，她学邓太后的样子挑选年幼的皇室王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刘懿不久病笃而死，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杀阎显、囚太后，拥立废太子刘保为帝。顺帝初继位时接受群臣的上书，重新朝见阎太后，但幽居的皇太后很快去世，她的死，亦非正常死亡。宦官得以掌握朝权，朝廷所征隐逸之士皆才不配名，司马光以为“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他不大看得上所谓的隐士。安帝立梁氏为后，随即重用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入朝。安帝以地裂之故，召敦朴之士问当世之弊，李固对“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自秦以来大一统已经过去了三百年，中央强则国强，朝廷安则地方安的看法深入人心。

汉纪四十四略记 顺帝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授予宰柄之权，李固建议梁商“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他的改革意见皇帝都不能用，刚上任大将军何敢贸然实行。南匈奴南迁以来朝廷视之夷狄，礼敬甚薄“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令自杀。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汉大臣杀匈奴单于，这一不理智的行为引发了匈奴、羌、乌桓联合举兵反汉。朝廷在对待西羌用人失当，河西动荡不安。国内亦纷乱不止，李固受命出任荆州刺史招抚盗贼，暂时稳定住了南方。顺帝立太子后不久去世，他和安帝的一样崩殂仓促，梁太后临朝，年仅二岁的冲帝继位不满一年又崩，太后又挑选年幼的宗室为帝，为自己长期执政铺路。“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馀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左冯翊梁并以恩信招诱叛羌；离湳、狐奴等五万馀户皆诣并降，陇右复平。”朝政的腐化蔓延到了军队，西汉中期朝廷能直捣龙庭决战匈奴，东汉中期洛阳面对边陲的西羌之乱在军事手段上束手无策。

汉纪四十五略记 年幼的质帝因一句“跋扈将军”被梁冀毒死。外戚擅杀皇帝，皇太后知而不能治其罪。梁冀力排众议拥立桓帝入京，定策之功，梁冀心中已把自己比做霍光。李固为梁冀所恶，虽太后竭力营救终不改身死之命。杀死李固之后朝廷三公更易频繁，梁太后去世前诏归政于皇帝，但大权依然在梁冀手里，梁太后的死只会加大梁冀的胃口与野心。崔寔不应征辟，书《政论》以讽时政，言“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司马光以为“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盖汉帝权威已衰，明、章之后，权移外家，虽人主有心严政，不能行也。桓帝惧梁冀之威，待其礼仪比萧何，封邑比邓禹，赏赐比霍光。梁冀之功业，何能比萧、邓、霍三人？国家衰矣，有识人莫不上书言事，请更时弊“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但当时的桓帝还无法撼动梁冀这颗大树。

汉纪四十六略记 梁冀政由私门，威福由己，朝廷之臣多有抗争。梁冀不同于王莽执政，并没打算结交士人来颠覆汉祚，故而他的所作所为透着幼稚。梁冀硬塞给桓帝的妹妹在宫中去世，使他失去了外戚身份。梁皇后暴崩梁冀不究死因，桓帝意识到大将军对他心存忌惮，此时不废梁冀更待何时。“帝大怒，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皇帝与宦官在厕所中密谋诛杀权臣，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头一遭。梁冀看似势力庞大，然诏书到日，千人围大将军府，梁冀无反抗之力，饮药自杀。“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权臣落马，朝廷照例又是一场大清洗。梁冀既死，桓帝一日封五侯，宠任宦官，过于往朝。爰延赞称桓帝为“汉中主”，他诛梁冀的时候确实有汉家血气的遗风，但他堪为人主的时刻也就那一次而已。太尉杨秉上书云“内外吏职，多非其人。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言宦官乱政之弊，朝臣与宦官尖锐对立，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汉纪四十七略记 桓帝欲立田圣为后，太尉陈蕃争之甚固，桓帝不得已立窦贵人为皇后。陈蕃与窦皇后之父窦武遂结成无形之政治同盟。“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清流势力公开与宦官并争，陈蕃领头数谏桓帝“斥黜佞邪”，桓帝自不会听。桓帝宠任宦官，内慕浮屠，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始于桓帝“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司隶校尉李膺诛杀宦官之党张成，宦官集团上书指李膺阴谋结党“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陈蕃身居太尉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皇帝更怒，党人就在三公府内！他立刻罢免了陈蕃，全国掀起了狂烈的政治风暴“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政治运动不涉军队，这点桓帝还是拎得清。

汉纪四十八略记 永康元年六月，桓帝听宦官所言赦天下，党人二百余人禁锢乡里，不得入仕。当年底，桓帝崩，窦氏遂以太后之尊依汉家故事执掌大权，选宗室之子刘宏入承大统。窦武一跃成为大将军，陈蕃也重新入朝与官场不倒翁胡广一起参录尚书事秉政。“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清流势力重新抬头，陈蕃数劝窦武尽诛宦官，窦武入见太后云“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大将军于禁宫之中放言悉诛宦官，宦官决定先发制人，除去窦武与陈蕃。曹节等先控制皇帝、太后，再围窦武，继杀陈蕃。蕃既死，士人夺气，愈演愈烈的清浊之争清流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朝廷对党人采取严厉手段“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桀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见此，叹息言“汉室灭矣”四百年炎汉进入灭亡倒计时。

汉纪四十九略记 大汉将亡，一派末世景象。窦太后于内宫暴崩，朝廷激烈争议太后是否应配桓帝之陵而不去追查死因，宫中阉宦所为洛阳城中人所共知“有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渤海王之狱事连宋皇后，宋皇后废死，宦官拥立何皇后，权势更加气焰遮天。灵帝锢党人，至“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他在位拒绝听一切忧国之言。光和元年，雌鸡化雄，黑气堕于温德殿，又有青虹见玉堂后殿庭中，凡此种种，皆为亡国之兆。灵帝不纳杨赐、蔡邕等尽忠之言，于西园公开卖官，待朝野议论甚急之时抛出王甫做他的替罪羊，同时又尽收王甫财物，杀甫肥己“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馀万，京兆尹杨彪发其奸……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尽没入其财产，妻子皆徙比景。”杨彪、阳球发其奸，灵帝顺水推舟杀人兴狱，一来夺权二抚民心三尽收其财以为己用。

汉纪五十卷略记 灵帝敛财，诸宦暴横。张角举“太平道”行十余年有众数十万，朝廷虽有警觉但灵帝本人不以为意。中平元年春，黄巾谋乱事发，灵帝立刻下令征剿，张角遂提前起兵“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吕强谏灵帝赦免党人以收人望，东汉末年诸宦之中，吕强恪尽职守是少有的贤宦，但他此言一出即被赵忠等视为背叛，忠等陷害吕强致死。皇甫嵩、朱儁受命讨黄巾军，黄巾拼凑之师自不能当官军之横。当年十月，皇甫嵩与黄巾决战于广宗，斩张梁、戮张角尸，黄巾起义被迅速平息，但其余波不灭，影响百年。黄巾起义爆发时，张钧上书云“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乱平之后灵帝仍不知悔改，以为风波已过，天下重回太平，但这天下已再无太平。凉州之乱韩遂领军入寇三辅，朝廷出兵十余万不能平乱。灵帝前已卖官，如今公开鬻爵，关内侯标价五百万钱。桓灵之君，亡国之主。

汉纪五十一略记 刘焉请灵帝分置州牧，自己选择领益州牧，于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益州率先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冀州刺史王芬欲劫持灵帝另立皇帝，此事虽败然亦可见灵帝倒行逆施，已丧尽人心。灵帝惧怕会有更多的王芬冒出来，中平五年八月，灵帝置西园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位在大将军之上，用他来控制军队。九月，以董太后之侄董重为骠骑将军，进一步削弱大将军何进的权力。形势对大将军愈发不利，集合在何进身边的清流势力深感危难将临“蹇硕忌大将军进，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韩遂；帝从之。进阴知其谋，奏遣袁绍收徐、兖二州兵，须绍还而西，以稽行期。”袁绍东出，为大将军争取了短暂的时日。但他回来之后呢？一旦何进离开洛阳，外戚与清流之同盟将会一败涂地。故，破局的办法只有皇帝死亡，只有皇帝死后太子登基，外戚清流势力才能扭转局面。而灵帝之死时间点过于巧合，很难令人相信他是正常死亡。大将军扶立新帝秉政，与袁绍叔父袁隗共录尚书事，袁绍数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以太后为由不许。“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臭的馊主意，陈琳、曹操皆看出引兵入洛恐会乱阶，袁绍又岂会不知？袁绍之意不仅要除去宦官，他还要除去何进。宦官集团亦急于破局，张让等杀死蹇硕献头乞和不成，他们眼见屠刀越来越近，于是决定与何进同归于尽。八月，戊辰，宦官骗何进入宫斩进于嘉德殿前，袁术等斩关入宫，尽杀宫中宦官二千余人，但他们追讨皇帝不及，使少帝落入董卓之手。“是日，帝还宫，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失传国玺，馀玺皆得之。以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适至，说袁绍曰：‘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乃引兵还泰山。”袁绍不成事，就是差这一分胆气。董卓废少帝，汉朝实际上已经灭亡。初平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董卓畏绍，绍亦畏卓，故盟军虽盛，未有战功。董卓放弃洛阳迁都长安，盟军驻于酸枣不敢进兵。盟军兵散之后，天下遂陷入分崩的乱局。

汉纪五十二略记 袁绍欲立刘虞为帝，此为败者所为。曹操答书“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袁术答“志在灭卓，不识其他。”二人说的大义凛然，刘虞本人更是坚不同意，此事未成，刘虞与袁绍之间关系遂疏。袁绍取冀州，韩馥所让并非仁主。袁绍杀韩馥，声望遂坠“鲍信谓曹操曰：‘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所谓“规大河之南”另一层意思是提醒曹操即使到万不得已之苦境也不要北渡黄河依附袁绍，附绍则必死。董卓以“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之由杀张温，张温当悔当初西征之时不杀董卓。二袁不合，兄弟俩皆是残暴之辈“初，袁术之得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稍稍离散。既与袁绍有隙，各立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杰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曰：‘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长安城中，董卓逢变身死，王允执政短暂，全凭个人好恶行事，致李傕郭汜联兵复来。曹操坐领兖州，他痛失好友鲍信，汉末英杰，最被低估的英雄就是这位鲍信。曹操听毛玠所言，不以李、郭二人为巨凶，遣使入长安致殷勤，董昭、钟繇各自为曹操进言说动李、郭，曹操的兖州刺史获得长安朝廷认可。在对待皇帝问题上，曹操实现了自己“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诺言。

汉纪五十三略记 曹操以报仇为名击陶谦，平原相刘备不畏强暴，领兵数千救援徐州，先主义烈，英雄之俦。曹操征讨徐州时后方生乱，张邈等人叛迎吕布进入兖州，这给曹操极大的震动。陈宫说张邈之辞慷慨，乱世一方牧守岂可做自守之贼“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张邈有心叛曹，未发，为荀彧识破“时操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潜迎布为兖州牧。布至，邈乃使其党刘翊告荀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惇于濮阳；惇来，布遂据濮阳。时操悉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曹魏集团二号人物有两个，主持军务的夏侯惇与萧何之任荀文若。曹操回军与吕布大战，形势一度十分危急，袁绍使人说曹操举家迁居邺城，若曹操过河将再无用武之地，曹操也明白这点，咬牙与吕布相持，最终战胜了吕布。长安城中李傕郭汜交恶，天子逃亡东方，袁绍不听沮授“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之建议，拒绝接纳皇帝，是其不及曹操之处。孙策领千人渡江，“策为人，美姿颜，能笑语，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令人神往。

汉纪五十四略记 袁术攻刘备徐州，备引兵自拒袁术，吕布趁机取下邳，自称徐州牧。献帝流离至洛阳，百官饥饿，汉之衰弱至此，曹操不来，汉已亡矣。荀彧说曹操西迎天子“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使曹操下定决心。张杨等辈不是曹操的对手，洛阳残破不宜为都，曹操迁都许县，有政治考虑，也为钱粮所迫。荀彧荐荀攸、郭嘉分担他军事参谋之责，彧以侍中、尚书令主持朝廷政务。建安初年，天下板荡，人民饥困，百年未见“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曹操征讨张绣失败，下一步的军事动作，郭嘉建议不如先取徐州吕布“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未易图也。’”胡三省曰“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此袁绍又不及曹操之处。

汉纪五十五略记 袁术称帝身死，孙策得以名正言顺脱离袁术。袁绍北平公孙瓒，遂简十万之众，欲以攻许，讨灭曹操。沮授言“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此策稳妥，袁绍不用。曹操闻袁绍将兴兵南下，立刻做出回应，他首先使臧霸等精兵入青州，捍卫东方，阻止袁绍青州之兵，次招揽张绣、抚稳关中解决后顾之忧。袁绍欲连结荆州刘表相约攻曹，然刘表新败于孙策之手，猛狮在侧，无力北上。建安五年正月，衣带诏事发，曹操肃清许都内反乱势力，随即迅速攻拔下邳击破刘备。之后三四月间袁、曹二军正面接触，曹军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丑与颜良，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之，绍军夺气。”然曹军兵少粮乏仍处劣势，战争遂陷入僵持。建安五年十月，许攸离开袁绍转投曹操，历史随之改写。官渡之战曹操亲自带兵火烧乌巢，破绍十万之众“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及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渡河。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馀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馀人。”此时孙策虽死，但刘表因张羡之叛用兵连年，仍无力北上。

官渡之战

汉纪五十六略记 曹操挟官渡大胜之威扬兵河上，再破袁绍于仓亭。绍自惭兵败，呕血而死，离开了历史舞台，所留三子争立不休。建安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阳，四月，至邺城，随后听从郭嘉的建议撤军“郭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今权力相侔，各有党与，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操曰：‘善！’五月，操还许，留其将贾信屯黎阳。”当年八月，袁尚攻袁谭甚急，曹操见兄弟已争，遂听从荀攸的建议“乱而取之”辛毗身为袁谭的使者却不为主尽忠，转而劝曹操早定河北“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矣。”十月，曹操至黎阳。建安九年二月，围邺城。审配坚守邺城逾半年之久，然终不能守。八月，城破，审配死，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纪五十七略记 曹操既平冀州，又自将军击破并州高干，使于禁东讨昌豨，斩之。（即《后出师表》“曹操五攻昌霸不下”之昌霸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返还邺城，但他新获的河北土地尚有乌桓、二袁未能平讨。曹操欲讨乌桓，诸将以为刘表必袭许都，郭嘉独持异议“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曹操北上，斩杀蹋顿，刘表果不动。“操之北伐也，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及闻操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胡三省赞刘备此语“豪杰之言，故自与常人不同。”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曹操平定北方，英雄无所用武，必兴兵南下。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罢三公自为丞相，他已存禅代之心。七月，击刘表，表惊惧而死，刘琮投降曹操，身在樊城的刘备只好携民渡江，逃亡夏口。孙刘同盟为鲁肃、诸葛亮所促成，曹操大军南来，必取荆、吴好为自己代汉增加功望。赤壁之战曹操大败而归，荆州四郡为刘备所取，天下进入三分时代。

汉纪五十八略记 孙权复攻合肥，蒋济用伪信吓走孙权，孙十万临戎不武，不堪为帅。曹操下令“唯才是举”又作文自白“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之所言，亦是实情。周瑜劝孙权趁刘备来京口之际扣留刘备“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若孙权杀刘备，曹操可趁乱而下，进取荆州，故孙权不从。周瑜死后，孙吴进取天下之意遂衰，但求固江东之地耳。建安十六年春，曹操扬声西征张鲁，诱韩遂、马超而来。潼关之战，曹操轻敌几死。九月，曹操用离间计破马、韩联军，取得了关中之战的胜利。出乎意料的是，破马超并没有震动张鲁使其来降，倒是益州刘璋惊惧不已，派人至荆州请刘备来援。建安十七年末，二刘交恶，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只差一场决战胜利就可以实现。

汉纪五十九略记 刘备攻刘璋急，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来蜀。刘备克雒城，与诸葛亮会师成都城下，流亡汉中的马超自武都来降。马超素有威名，“超到，令引军屯城北，城中震怖。”刘璋眼见胜利无望，体面出降，刘备跨有两州之地，有了与曹操进夺天下的资本。曹操欲平汉中张鲁，临行前许都发生异动，曹操杀伏皇后及皇子二人，手段过酷。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至汉中。此时孙、刘交恶“及备已得益州，权令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相与耳。’权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虚辞引岁也。’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刘备闻荆州有变，自引军自蜀至公安，双方兵争在即，随后刘备得到曹操将攻汉中的消息，惧失益州，遂与孙权和解。曹操轻易击败张鲁，但他未能当机立断出兵击蜀，再一次失去平灭刘备的机会。孙权趁曹操在汉中不及东顾，领兵十万攻合肥。逍遥津一战，成就张文远千古威名“明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大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辽以步卒八百破敌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

汉纪六十略记 曹操击孙权再次无功而返，但他离皇位只离一阶，只是惧生前身后名，不敢行非常之事。“法正说刘备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曹操杀皇后影响恶劣，使他出外征战不敢久留。建安二十三年正月，许都发生政变，正合法正所言“内有忧逼”。曹操迅速扑灭了乱火，再次领军至汉中，与刘备对决。二十四年正月，黄忠斩夏侯渊，曹操与刘备争汉中不得，乃撤军，刘备遂有汉中。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同月关羽攻樊城。关羽所为是否得刘备授意？史未明载，我认为刘备遣费诗授印绶，他极有可能通过费诗命令关羽北上。关羽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中国震动，曹操甚至打算迁都避其锋芒。“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司马懿与蒋济的合作看来由来已久。曹操使徐晃救樊城，胡三省曰“晃营迫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诚如胡氏所言，其后关羽闻吕蒙破南郡撤军，曹操不追，留关羽予吕蒙，专等孙权献关羽首级来。当年冬，关羽败死麦城，孙权与刘备决裂，转而臣服曹操，上表劝进。“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曹操不会称帝。

魏纪一略记 建安二十五年元月，曹操死于洛阳。温公将魏纪之始写在曹操死时，这一小段该是作为汉纪六十卷的结尾还是魏纪第一卷的开头，对史笔而言意义重大，也体现了司马光对于曹操的态度:仍是篡逆之臣，而非汉之征西将军。翦伯赞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曹操把皇袍当内衣来穿。司马光扒了他的外衣，曹操死则魏朝生，他不是汉朝的最后守护者，而是曹魏帝国的开创与护卫者。

曹操死后曹丕平稳接位，改元，封诸官。曹丕打算自行选官，黄初元年条云:

“初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藏之石室。时当选侍中、常侍，王左右旧人讽主者，便欲就用，不调馀人。司马孚曰：“今嗣王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也。”遂他选。”

此条之后下一条则是: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曹丕尝试自行署官被拒绝，随后陈群立九品官人法士人夺取选官的权力。由此可见曹操死后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是吴、蜀同盟破裂，外部形势对曹魏集团有利。另一方面由于曹操这个强人猝然长逝，嗣子要完全接收父亲的遗产仍需时间。曹丕要提高威望必须要有所动作，黄初元年条:

“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

而《三国志》作: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

一作“巡”一作“征”，两字之异，意义不同。虽此条无考异却可见温公之史识。曹丕根本没有想通过战争立威的打算。按，四月夏侯惇死，据《三国志·曹休传》

“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

可知南征之举动主要为控制军权，曹丕借曹休之手控制军队，仍怕有失，故亲自统军。其后孙权遣使请服，曹丕回军大飨诸军父老于谯。所以他名为“南征”实际上只是带着军队往南南巡视了一圈，即收获军权、军心、威望（孙权请服），但是他仍然需要“服人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于是走出了最后一步“禅让”。

魏文帝即位之初，加爵夏侯尚、欲徙河北户实河南都被朝臣阻止。他的皇权仍然是有限的。随后刘备称帝、孙权移都武昌。刘备称帝自不待言，汉帝被害无疑是刘备为了称帝制造出的流言。孙权移都似有可言，其居武昌，不仅是防备西方的刘备，更怕曹军会自汉水顺流而下。新纳之土，根基不固，故卑辞向曹丕请服，曹丕不听刘晔之言，接受孙权之请。我疑曹丕一受制于群臣，东方青徐未定，从东用兵仍需时日（故孙权亲至武昌，不以东方为忧。）二则刘备趁势而来，孙权举国而应，坐观成败，可图再进。（估计曹丕天天都在等着孙权战败的消息好落井下石，兵出荆襄。）

黄初二年条:

“吴又城武昌。”

此条胡注:

“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

此后六朝政权，荆扬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究其原因则在“保江之根本”五字。南方政权依赖长江，保卫长江又必须有上下游两个军事中心，东晋长期困扰于此的原因就在于建都南京无法控制上游，建都上游政权则江左上层士大夫又不会同意。故像东吴这样来返两地是南方割据政权维系最好的办法。

黄初二年十二月，魏文帝复东巡，对孙吴进行威慑，孙权虚文应对坚持不送太子为质。五月，魏文帝以江南八郡为荆州示好（此是曹丕天真可爱之处）当月，刘备被陆逊击败，形势为之一转。通鉴黄初三年条:

“初，帝闻汉兵树栅连营七百馀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吴破汉书到。”

丕丕真的很失望呢，没想到刘备这么不中用。

孙权既破刘备，对于北方则不必害怕，魏文帝大军东征已有田余庆先生名篇《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进行分析讨论，田先生目光如炬，我辈只能仰视。我作补充一点，魏文帝出兵之时“复郢州为荆州。”不再承认孙权为魏之荆州牧。而其主力却兵锋向东，他确实是缺乏战略家的眼光，没有适时制造舆论拿下荆州。也是他不如曹操之处。

魏纪二 黄初四年初之军事行动无果，文帝还洛阳，大军在东，军力有损。故其后刘备死，魏国却无军事动作。刘备举国托于诸葛亮，世人多有议论，胡三省注:

“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

我认为胡三省这一看法极有识才，刘备自然知道凭蜀一州难以对抗魏吴两国，此时所谓帝王私心抛之于后，如何存续蜀汉政权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举国于诸葛亮，是信任更是责任。这一点刘备知道，诸葛亮也知道。

诸葛亮执政，国内仍需稳定。黄初四年八月，文帝再次东巡，而观文帝于曹操死后一系列举动，皆心在东方，对于蜀汉一直不做外交与军事上的试探。诸葛亮复盟东吴，我怀疑也是刘备死前的授意，而恰在吴蜀联盟之后，魏军复来，兵于广陵。不得不感慨曹丕行事有天真处，也有迟缓处。期盼孙权再次称臣是其天真，待联盟缔结孙权专心东方时进兵是其迟缓。

黄初六年，文帝再次攻吴。需要留意的事此役时司马懿留镇许昌，曹丕将后方留给司马懿管理而让地位更高的陈群随军，隐隐有对于颍川陈氏的不信任。此役虽对吴军事无功，但通过“利城兵变”的处理朝廷收回了青徐二州的控制权。而曹丕屡次攻吴失败，让诸葛亮有了北伐的想法。黄初七年条:

“汉丞相亮欲出军汉中，前将军李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而统属于严。”

可见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并不是以曹丕死为主因，而是在曹丕死前就开始筹备了。

黄初七年五月魏文帝崩，明帝叡嗣立。凡有大丧，必有外忧。孙权出兵是试探，一击不成则退，诸葛亮北伐已在筹划。按文帝五月崩，诸葛亮次年三月开春北伐，于理合。明帝也在继位之后进行调整。黄初七年条:

“十二月，以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票骑大将军。”

此次人事变动去陈群军位，以图控制军队。

太和元年，诸葛亮北伐。曹叡听从孙资的建议以守为主，以司马懿都督荆、豫。可见对于司马懿曹叡并不完全信任，留他在南面看住荆州和孟达而不委于东西两线。司马懿斩孟达，出色的完成了南镇的任务，也博得了新帝的好感。

魏纪三 诸葛亮北伐，关中震动。有“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豫”语，魏廷对于蜀汉在文帝一代是不具重视的。对于明帝来说，这一次挑战如果应对不利，作为毫无根基的新帝他将会威信扫地。所以明帝一方面由曹真都督关右屯兵长安附近以作应备，一方面命张郃出兵拒亮，而明帝自己亲自来到长安督战。我认为诸葛亮于黄初七年曹丕未死时就筹划北伐，是考虑曹丕长年在东方用兵，军队调动不会如此迅速。明帝回应极快，出乎诸葛亮预料。太和二年胡注:

“亲帅师继郃之后以张声势。”

明帝不仅是为了“张声势”，如果张郃军不利，明帝学父、祖之风亲征亦未可知。

街亭之败，诸葛亮撤军，明帝亦回洛阳，此次战事从三月到四月历时不过月余，于魏明帝则声望提升不需言表。诸葛亮斩马谡，以示公心，其后“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胡注评此:

“善败者不亡，此谓也。”

诸葛亮用法公平，治国公平，以身作则。他的行为，他一次又一次没有后顾之忧的进行北伐，我初读三国时不以为意，如今觉得匪夷所思，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和威望，使“民忘其败”。匪夷所思。

太和二年四月诸葛亮败，五六月间吴周鲂诈降曹休。这是不是诸葛亮北伐的余波？如果诸葛亮在北伐开始前就与孙权互通消息（黄初七年春诸葛亮策划北伐，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孙权商量同时进兵）按时间来看，孙权此时接到的消息应该是曹叡督兵长安，大军屯于关中。所以他此次进军并不是想配合诸葛亮实现灭亡曹魏的政治目标，而仅是趁魏国中心兵力空虚做防御性进攻。又，曹休欲渡江灭吴之心已久，魏纪一黄初三年条:

“曹休在洞口，自陈：‘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

此条可见曹休为人刚猛，然为敌所算，颇为可惜。

略梳理时间线，太和二年三月诸葛亮北伐，四月亮败，六月周鲂诈降，八月石亭之战曹休败，十一月诸葛亮上后出师表再次北伐，十二月亮出兵围陈仓。此次应对蜀汉北伐，明帝一方面由曹真督关中，一方面命张郃再次出击诸葛亮。不过颇为诡异的是胡注在明帝召张郃下有一条:

“时郃将兵伐吴。”

我对此疑惑，又去翻《三国志·张郃传》:

“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

可爱的叡叡，和他爹一样吃不得亏，尤其吃不得孙权的亏。

攻吴之事因诸葛亮的到来而没了下文，太和三年四月，孙权称帝，诸葛亮同意二帝并尊，孙权遂满意东去，留太子与陆逊守武昌，以示完全放下对西方的戒备。太和四年曹真攻蜀，为雨所困，撤军。自太和二年开始的一系列战事暂时因为孙权称帝目的达成和魏汉互有胜负而告一段落。

魏纪四 太和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李严知后事，曹魏方面因曹真将死，故由司马懿总领御敌。张郃有战胜诸葛亮的功绩，数次请战欲以奇兵攻亮之后方，司马懿不从。我以为张郃为曹操宿将，功望皆高，司马懿不欲张郃再建功勋。胡三省的观点也是如此，不过他认为司马懿惧怕诸葛亮，似可再论。太和五年条胡注:

“懿实畏亮，又以张郃尝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

此后正面交战魏军大败，汉军“获甲首三千”，诸葛亮二月出兵，六月因粮尽退兵并射杀张郃。此次北伐我觉得是曹真于太和四年对蜀用兵后诸葛亮作为回应试探性的进攻，取得这样的成绩当出乎诸葛亮意料。

诸葛亮因粮回撤，有著名的李严事件。此事李严行事诡异，难以用常理推论。我翻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田先生也无从下手，认为“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诸葛亮罢李严为庶人却将李严子李丰调至成都和蒋琬共事，并写信做出“逝可复还也”的承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心机之处，他当然不可能再起用李严。

太和五年十月，孙权打算故技重施再演诈降，继曹休都督扬州的满宠没有中计。每逢诸葛亮于西境扬尘，数月之后孙权必有动作。吴蜀联盟在相同政治利益下合作还是紧密的。

太和五年条云:

“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

魏纪一黄初二年条:

“吴王与群臣饮，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王去，翻起坐。”

所谓酒失，大概指此事。

太和五年条云:

“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

胡注:

“赵咨盖必黄初初自吴使于魏者也。”

魏纪一黄初二年条:

“（魏文）帝曰：‘吴如大夫者几人？’（赵咨）对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丕丕:既然吴国不缺你，那你就留在我们这好不好呀。

诸葛亮自前次退兵杀张郃，三年不复出兵。直至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出兵十万出斜谷，同时约吴同举。诸葛亮此次倾国而出是准备充分，同时也是最有把握的一次。孙权也于五月出兵十万攻合肥。此时魏明帝的判断展现了他超过父亲，直追祖父的一面。青龙二年条:

“（明帝）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龙舟东征。”

明帝认为东方威胁远大于西方，命令司马懿龟缩防守即可，就算失去长安还有潼关可守。而东方失去合肥这个战略要点局势则会不同。孙权见明帝亲来，大军旋退。此子胆怯，一直如此。

诸葛亮薨于五丈原，北伐事竟，天不假年。司马光以为魏延举事是希望代替诸葛亮辅政，并无反意，胡三省注:

“延虽无反意，使其辅政，是速蜀之亡也。”

我疑诸葛亮也有此忧，只是病笃速死，难做处理。陈寿之评诸葛亮，人所共知。温公又附上习凿齿的评论，赞扬他用法公平，这是诸葛亮真正伟大之处，只有公心没有私恩。

魏纪五 诸葛亮死后明帝群臣奏书卷，通篇皆是群臣上书，又回到了数年前读东汉时期艰难跋涉的痛苦。司马光写这套书目的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他在史料的选择上是有偏向性的，此卷不谈战争，只说和平。我不喜欢这卷。

诸葛亮去世余波，魏延和杨仪皆死，他属意的继承人蒋琬并不能完全接班，费祎诱杨仪出怨言，杨仪获罪自杀。诸葛亮青龙二年八月死，青龙三年四月，后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接替蒋琬的尚书令职务。诸葛亮政治能量巨大，故身死之后蜀汉政权就继承人问题延宕半年方才确定，费祎何以能晋升如此之快？分割蒋琬之权？通鉴不决，问本传。《三国志·费祎传》:

“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

解。

明帝营宫殿，诸臣纷纷上书，高柔甚至管起明帝床上事，青龙三年条高柔奏曰:

“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馀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

高柔上书后，明帝于八月立养子齐王方、秦王询，通鉴云不知二子由来。又，魏纪三太和三年条，七月诏:

“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

明帝有收养子之意，不当晚于此年后。明帝等高柔上书之后把养子亮出来堵住他那张絮叨的嘴，很可爱。

陈群入明帝朝后，一直未见作为。及死，又现密奏之说，所谓“朝士见群议，皆叹息焉。”我以为这并非袁准所说的“长者”，他不敢公开和明帝作对，高柔等人上书明帝可以客气对待，敷衍了事。重臣陈群要是直接反对明帝的政策，明帝该如何应对？这一敏感性二人都知道，所以明帝给他谥号为“靖”，胡注:

“谥法，恭己鲜言曰靖。”

谢谢你的不说话。

景初元年政局，平和局面产生变化，先是六月明帝给自己上庙号，次七月公孙渊称王，又次高堂隆临死上书劝明帝“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见高堂隆是有所探知到群臣的不满。明帝为自己上庙号，看似乖张，更多的恐怕他自己感觉到时日无多，怕身死之后养子及之后诸帝贬低于他。好面子，和他爹一个样。

明帝这一时期的执政，虽然因修宫殿等问题被群臣三番五次上书，但他于朝廷是拥有决定权的，大权并未旁落，曹魏政权也在此时达到全盛期。

魏纪六 明帝召司马懿于长安平公孙渊，诸葛亮之后至景初二年，数年时间司马懿长镇关中备蜀，前有明帝召满宠，今又召司马，是惧其久在地方，尾大不掉。司马懿正月奉诏自洛阳出，六月至辽东，七月斩公孙渊。一如其对明帝保证所言“往百日，攻百日。”司马懿动作迅速，手段狠辣，既斩渊，又杀七千人筑成“京观”这样一个辣手人物曹叡没能及早提防，明帝不明。胡三省评论司马懿平辽东事说: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闭壁，若无能为者；及讨公孙渊，智计横出。鄙语有云‘棋逢敌手难藏行’，其是之谓乎!”

我的看法，所谓“棋逢对手”司马懿永远只有“守”这一步棋。诸葛亮尝试在渭水屯田以作长远，司马懿并无对策，若不是诸葛亮输给了时间，关中一役胜负未可知。不是司马智谋高，只怨公孙战五渣。

孙权以吕壹为中书，群臣指其乱国，杀之。孙权政权的江东化过程，丞相顾雍、上游统帅陆逊都是江东本土。吕壹《三国志》无传，身世难考，这一段仿佛插曲一般的“幸臣乱国”此后会酿成更大的政治风暴。吕壹被杀，孙权下书给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四人，切责他们:

“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

这一封诏书看似是批评他们没能及时阻止他信用吕壹，但细玩“同船济水，将谁与易”八字，又有深意，查:

诸葛瑾，琅琊人，避难江东；

步骘，临淮人，避难江东；

朱然，丹阳人，初姓施；

吕岱，广陵人，避难江东。

四名重臣，三人为北人，朱然为朱治之甥，和孙权自小友好，其子又改姓回施。他们都不是“吴四姓”的人物，而是孙权的铁杆，孙权切责他们里一层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同船济水，要是我没了，你们能好过吗？！”

景初二年十二月，蒋琬屯汉中，如果是因为司马懿离开而进行军事准备，又似乎太晚。当月，明帝不豫，对于国家是托付给宗室还是外姓，他是有过犹豫的。最后还是给了曹爽，通鉴景初二年条:

“（刘）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

明帝将死，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加上他可能对于死后自己地位的忧虑（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所以还是放弃了托国给燕王宇的打算。

曹爽执政后，首先去掉司马懿的实权，遣走孙礼，接着征召满宠回京，三步走完，吴国就跟上来进行北伐。朝廷不得不用司马懿督军南征，司马懿又用邓艾所言于淮河屯田。可见司马懿于朝中还有一定能量，并非完全被架空。

曹魏宗室不壮，曹植有过上言，高堂隆也有过警告，曹囧再次上言，曹爽本即外人，如何能用？正始五年，曹爽伐蜀失败，没能获得军功。而蜀汉方面费祎人在汉中击败魏军，更加获得了后主的信赖，正始五年条:

“是岁，汉大司马琬以病固让州职于大将军祎，汉主乃以祎为益州刺史。”

蒋琬彻底失去了执政地位。

景初二年吕壹死，孙权内部斗争失利。正始四年顾雍死，陆逊代相，却“领武昌事如故”并不在建业就职。正始六年，孙权两个儿子，太子与鲁王之间产生对立。太子的支持者皆是吴人，孙权杀吾粲，逼陆逊。逼死陆逊，达到了孙权发动此次政治风暴的目的。正始六年条:

“逊愤恚而卒。其子抗为建武校尉，代领逊众，送葬东还，吴主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抗事事条答，吴主意乃稍解。”

陆逊虽死，其属下军队被陆抗继承，陆抗从容入京，孙权亦不敢有所见逼。生孙权与死陆逊之间的较量。

魏纪七 正始长达十年的政局史料所存不多，想是陈寿作《三国志》为尊者讳不敢采纳了。孙权于正始六年逼死陆逊，七年对国内重新进行部署。值得注意的是吕壹事件孙权下诏切责的四位重臣: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分荆州为左右两部，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左部；威北将军诸葛瑾之子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右部。这四个人皆为外镇将军，级位不进中枢，此次人事调整孙权与四位重臣“同船济水”将全国置于自己亲信之下。此前我疑责四臣诏书另有深意，看来是猜对了。

孙权又在次年扬言北伐，魏人认为权必不会北进，正始八年条:

“（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

“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一句，言之入切。孙权把自己国内的政治局面搅乱，且老病，不可能再进行北伐的尝试。当年步骘又死，朱然外镇。建业城中，孙权也没有足以倚赖且具有威望的重臣，所以此次扬以声势，我疑与曹丕取道广陵攻吴性质相同，为的是震慑本国之人而非敌国之将。

魏国的人事变动更需留意，正始九年孙资、刘放逊位，此二人在少帝继位九年时间并无声音，高平陵之变后短暂复出，遂又诡异的先后去世，显然史籍有所隐讳。高平陵之变，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已有发微之笔。嘉平元年条:

“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

司马懿先据武库，再假高柔行事。三公之列，司空王淩镇淮南，太尉蒋济与司马懿共同行事。这次政变是文、明老臣对曹爽新贵的反抗，司马懿诛曹爽，陷蒋济于不义，司马懿失信于人，他拒绝丞相、九锡并不是故作姿态。他清楚这是朝廷的试探，一旦他接受这个位置，就会由老臣们驱逐曹爽的公心变成欲行篡逆的私心，引起诸臣反抗。所以他仍为太傅并派他都督关中时期的亲信郭淮为征西将军取代夏侯霸先夺潼关以西的军权，东线淮南则留到下一步解决。

王淩起事不拥立文帝诸子却选择拥立武帝少子楚王彪，这必然不会得到朝中文、明时代的诸臣支持。王淩四月举兵，司马懿立刻亲帅大军来攻，并欺骗王淩朝廷已赦免他，王淩投降，司马懿再次失信，逼死王淩。司马懿两次失信，一杀曹爽并逼死蒋济，二杀王淩获得淮南。既以失信取天下，安得长远！

嘉平三年七月，司马孚为太尉，八月司马懿死。胡注云:

“史以懿为王淩之祟，信乎？倘其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通鉴不语怪，今著之，以示为人臣者。”

不忠不信不仁不义司马懿，死得太晚。

孙权将死，在陆抗面前作流泪表演，以求与陆氏和好。孙权死，诸葛恪受命行周公事，孙权死前又有潘后风波，嘉平四年条:

“吴潘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胡注不信，云:

“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左右小人正当相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之理！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

胡三省极有史识，读通鉴不读胡注是相当可惜的。正如胡三省所言，此事通鉴所记是假的，我们读史中对于史料要有思考和质疑。司马光写通鉴有他的政治目的，皇后想当了太后临朝称制是司马光绝对反对的事，这件事难道司马光看不出来是假的吗？但他要写进来，用来吓唬那些想临朝称制的皇后，太后们：女主当国会有报应。

魏纪八 郭循刺杀费祎，有阴谋论者认为此人为姜维所引，故意纵之杀人。史料稀缺，胡注亦无发明，无从考论。费祎之死使姜维可以专任兵事，四月维攻魏。嘉平五年正月费祎死，三月诸葛恪发兵二十万北伐，这是吴蜀两国对自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以来最大的军事动作，司马师必须谨慎对待。

司马师仍和曹叡处理方式一样，留心于东而委将于西。嘉平五年条:

“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

可知，魏之荆、扬诸州动员能力极强，司马孚为司马氏中流砥柱人物，司马懿临死前任命司马孚为太尉做如果司马师接位不成的第二选择，司马师执政后凡有大事也多次由司马孚出面，司马家族的家族维系是稳定的。

诸葛恪兵败，邓艾预言诸葛恪回国即死，有一句话值得留意，嘉平五年条:

“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

《三国志·邓艾传》则作:

“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

一字之差，意义殊别。吴国的领兵制度，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已有讨论，吴之宗臣宿将皆有部曲，少则数百，多达上万，且父子兄弟继承领兵，朝廷不能问。“违”字只是反抗，“建”字则是替代之意了，而诸葛恪之死即是拥有部曲的“名宗”孙峻进行“建命”代替诸葛恪执政。故温公这一字之改，我以为不妥。

正元二年，夏侯玄、李丰的政变，司马师迅速平定，手段狠辣，不逊其父。又旋废帝，正元二年条:

“帝以李丰之死，意殊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诏召之使击姜维。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

正始二年并无姜维出兵的记录，且自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以来，朝廷对待蜀兵都未从关外征兵。少帝已成傀儡，“诏”字云云必是司马师所托词。所以此事应为司马师为废少帝，假借出兵击姜维的名义令司马昭率军入京为援，司马昭兵到，则少帝废。司马师欲立武帝之子彭城王据，远离将文、明帝系，其意是为了试探朝中明帝旧臣的态度。诸臣没有异议，郭太后却以辈分为理由要求立高贵乡公，司马师试探的目的达到，郭太后成为拥有法理不能轻易扳倒的政敌。

故正元二年，毋丘俭的淮南二叛，起事的名义的就是郭太后的诏书。正元二年条:

“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肃曰：‘昔关羽虏于禁於汉滨，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

胡注:

“魏制，诸将出征及镇守方面，皆留质任。时淮南将士皆自内州出戍，故家属皆留内”

《三国志·诸葛瑾传》: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骨肉，以为酷耳。”

周一良先生论“离间骨肉”即是胡注所云军在外而家属居内为质的魏制。张悌所言“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之语，我以为主要就是因为魏国这一制度瓦解淮南方面的军心，所以淮南举兵都能被迅速平定。司马师也颇为自信，正元二年条:

“师曰：‘诸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俭、钦说诱与之举事，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续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

淮南虽重，司马氏并不以淮南为忧，曹操创立的这一制度反而断送了曹魏政权，一个讽刺故事。

司马师死，司马昭接位，兄弟相传不见异动。魏廷反对力量虚弱，无法做出抵抗了。有趣的是司马懿平王淩旋死，司马师夷毋丘俭亦旋死，如果让他们早死半年，或者淮南晚起事半年，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真是值得叹息之事。

魏纪九 司马师平淮南的威望为司马昭所继，司马昭先于四月辞衮冕之服，又于八月受大都督衔，假黄鉞，自导自演，无需多言。吴国方面继孙峻辅政的孙綝立刻诛杀腾胤，逼死吕据，控制吴国朝政。魏、吴分别由权臣主政具有相通点，即魏国的司马昭出身于垄断魏朝之士族集团，吴国孙綝出身于足以建命的名宗大族集团。他们都是利益的代言者，所以在国内执政受到的阻力较小。

淮南第三叛诸葛诞，起事因夏侯玄被诛，故有忧虑，王淩、毋丘俭之死更添恐惧。甘露二年条:

“昭遣充至淮南，充见诞，论说时事，因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

此条疑点有二:其一，据《三国志·诸葛诞传》诞之为扬州刺史是被夏侯玄提携，王淩之乱时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以示拉拢。后转豫州，并在毋丘俭反后回督扬州，并非司马氏嫡系，且司马昭继兄不久，外无大功，士人立场仍处动摇，所谓“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可视妄语。二，贾充为司马昭心腹，如此露骨言语，如果诸葛诞真是大魏纯臣，当先斩贾充以明心迹。我疑贾充而来，另有说法。此条史料为《魏末传》记载，陈寿写《三国志》时未用。

司马昭应对诸葛诞极为小心，甘露二年条:

“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

胡注:

“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

洛阳的政治局面复杂，显然司马昭认为相比于战败皇帝被诸葛诞夺走，皇帝在洛阳被其他大臣挟持甚至皇帝自己进行政变可能性更大。查《晋书·司马孚传》此年无载，我认为洛阳城中坐镇的应该还是司马孚，司马家族的中流砥柱每每在关键时刻充当家族的后盾。

甘露二年六月，司马昭督二十六万人讨诸葛诞，七月孙綝来救，九月綝败，甘露三年二月斩诸葛诞。此次淮南叛乱，持续时间长。通过三次淮南平叛，司马氏父子三人皆取得了政治胜利与威望，后两次平叛也打击了吴国的有生力量，收益巨大。习凿齿称赞司马昭之语，极尽溢美。于司马昭而言，此战胜利他可以心满意足的回京筹划禅位的事，废帝、立功都已达成，只剩下等上一段时间或者给个再建功勋的机会。

孙綝废亮立休，如霍光故事，孙休入京杀綝，又如汉文帝废周勃。孙休用丁奉杀綝，选择用淮泗将领诛杀权臣，究其本源仍是孙权“同船济水”四字，士族官僚甚至政权可以江东化，淮泗将领却永远是支持孙氏的政治力量。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杀，中断了司马昭代魏的计划。景元元年条:

“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司马昭的表演水平比他叔叔要差了太多，司马孚再次发挥家族顶梁柱的作用，先是一哭。又同条:

“太后下令，罪状高贵乡公，废为庶人，葬以民礼。……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请以王礼葬高贵乡公，太后许之。”

郭太后心里一定极为愤怒，司马氏把她当成一个工具，为他们的政治表演服务。司马昭三次拒绝了九锡，是无奈之举，他本应在当年完成禅位。

本卷卷末有考鲜卑族源起的段落，为北魏张本，是司马光细心处，同时也是他的担忧，内乱未止，外患已经初见萌芽。

魏纪十 高贵乡公被杀，司马昭禅代计划中断。孙休即位不再出兵淮南。姜维出军规模也小，邓艾足以挡之。司马昭想再建大功，使继魏具有合法性。唯有灭蜀一条路，景初三年条:

“司马昭患姜维数为寇，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从事中郎荀勖曰：‘明公为天下宰，宜杖正义以伐违贰，而以刺客除贼，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

次:

“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昭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谕之，艾乃奉命。”

景初四年:

“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斩以徇。”

司马昭灭蜀势在必行，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他主导的灭蜀战争是为代魏的政治服务，“患姜维数为寇”只是借口。

灭蜀战争的统帅是司马昭的亲信钟会而非久在关右的邓艾，其中重要原因在于邓艾为司马懿提拔的老人，功望高，如灭蜀将难以制约。故司马昭的战略意图中邓艾与诸葛绪各领三万人在陇西战略牵制姜维，钟会的十几万大军进军汉中直捣成都为灭蜀主力。邓艾出其不意，自阴平攻成都，蜀亡。邓艾此次进军并没有通知统帅钟会，刘禅投降他又擅自许以官爵，这自然引起了钟会的恨意和司马昭的猜忌。蜀亡之后通鉴有一句记载值得留意，景初四年条:

“皇太后郭氏殂。”

郭太后在高平陵时是司马懿的合作者。司马师废少帝，郭太后成为司马氏的敌人。司马昭杀高贵乡公，郭太后虽然失势，但影响力仍然在。这个人物一直是司马氏禅代的障碍，我疑太后之死为人所弑。咸熙元年条:

“（钟）会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哀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司马昭”

钟会的诏书自然是矫诏，其中的文字今已无存。想钟会久在司马昭左右，阴谋诡计皆与会议，此诏文字若钟会举兵成功，发示四海，必对司马氏政权有所震动。当年正月司马昭已有反应:

“春，正月壬辰，诏以槛车徵邓艾。晋公昭恐艾不从命，敕钟会进军成都，又遣贾充将兵入斜谷。昭自将大军从帝幸长安，以诸王公皆在邺，乃以山涛为行军司马，镇邺。”

司马昭怕钟会起兵国内会有异动，所以一方面如平诸葛诞时那样把皇帝放在身边，另一方面又看住魏国宗室以防有变。这样非常应对足见司马昭对钟会的小心以及郭太后死后有人会借宗室为乱的担忧。

蜀地平定，郭太后又死。司马氏篡位已无阻碍。咸熙元年，司马昭进爵为王，并让其子司马炎如五官中郎将故事为丞相之副。他已经不需要再等待机会，魏国已经灭亡了。

论: 《通鉴》中的《魏纪》十卷主要采用《三国志》和《晋书》的材料，《考异》中对于史料的甄别解释也较少，十卷篇幅也不过十万字，是了解三国史的首选。三国时代之初立，魏国大臣未附，青徐自立；蜀国夷陵大败，内忧外患；吴国屡次受曹丕征讨，江防成为要务，也使荆州得成分陕之势。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是三国政治的整体走向，国家必须要有强人统治才能应付鼎立的局面。诸葛亮数次北伐虽然战果不大，但损失也轻，他独特的治国魅力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曹魏方面，曹丕→曹叡→曹爽（征蜀失败，损失惨重，被杀）→司马懿（平王淩）→司马师（东关大败但旋败诸葛恪二十万大军，平毋丘俭）→司马昭（平诸葛诞，灭蜀）；孙吴方面:孙权→诸葛恪（合肥大败，被杀）→孙峻→孙綝（救援诸葛诞大败，被杀）→孙休。建立武勋是双刃剑，胜则可移鼎，败则尸骨无存。

魏国在三国中的实力远胜吴蜀，曹丕初即位时的天真迟缓失去了统一全国的良机。青龙二年诸葛亮与孙权同时进兵北伐为吴蜀最后同时也是最好的机会，孙权速退、诸葛亮病逝，三国归于平静。魏国的国防政策，曹丕时代是攻吴，曹叡时代是防吴。蜀国则是高举北伐大旗，诸葛亮死后由偏霸转为偏安。吴国从没有统一的打算，孙权的江东化注定了他只会是一个地域性政权。魏灭蜀，是出于司马昭禅代的政治需要，如果高贵乡公没死，那蜀国还可以再延存若干年。吴国也是如此，晋代魏却迟迟不灭吴，原因只有三个字:没必要。我此次观察三国历史最大的收获在于，与曹叡、司马父子、孙权等等一帮自私图利的政治家相比，诸葛亮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格是多么的光辉。

晋纪一略记 司马光有意把晋武帝司马炎和吴后主孙皓作为对比来写，写司马炎仁且孝，甚至称他为“不世之贤君”；写孙皓暴且虐，不惜用上陈寿废弃的史料。晋武帝不过二十来岁，他要巩固皇位选择迎合当时的道德风气去执行“三年之孝”是极高明的一招，魏明帝不送山陵为人所诟，晋武帝反其道行之则是圣贤之君。那个卧冰的王祥死了，官位是仅次于司马孚的太保，胡三省说得好，他也就孝顺后母和不拜晋王可以称道。我替胡三省接着说，他不拜晋王哪里又是什么风骨呢？还不照样做了晋朝的大官，做了魏廷的贰臣。淮南石苞险些为变，看着好像是君臣矛盾，替石苞担忧，但想想这个石苞儿子就是斗富的石崇，淮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算司马炎狠心君让臣死，也赚不得读者的眼泪。司马光一遍一遍的说“帝有灭吴之志”晋之国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下灭吴之志能在司马炎心中燃烧十几年，这个志向也不是很强烈嘛。西陵的军事问题，孙皓来往于荆、扬之间，显然是为了加强对上游的控制，江南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上下游极易出现分陕局面，读史者不可不查。

晋纪二略记 泰始年间的承平局面与孙皓的暴政。司马炎的继承人问题，如果按照司马师、司马昭的先例，兄终弟及于晋并不存在法理上的不可实行。司马衷的低能又是人所共知，所谓贾南风命人写好答案让司马衷抄一份给司马炎看，司马炎看不出这是假的吗？未必吧，他想着的就是要传给儿子。凉州几次征讨大军无功，马隆轻军一去，既斩树机能，朝廷以功勋识人，而非能力识人。王濬上表的意思:现在不伐吴，后面就没机会了。司马炎才下了决心，他本是没有伐吴立功的政治需求，所以才拖了十几年，如今这个成就大一统的机会，放过了也可惜，所以让吴国灭亡吧。贾充为伐吴大军统帅，可见司马炎真的不把灭吴当成困难的事，以为必定成功，用了贾充，就算王濬功高也处于贾充之下，不会威胁政权上层。

晋纪三略记 灭吴进行的异乎寻常顺利，正月正式出兵，三月既克石头城。二王争功，司马炎尽力和稀泥，不能让王濬获得大功，也不能让王浑再有得势，历代灭国之功，功臣的处理都很棘手。此役论功行赏，贾充为首功，琅琊王伷亦有功，司马政权的核心集团不能比干活武将的封赏低。另外，琅琊王伷为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西晋末东海王越令司马睿去建邺，如此看来也是有琅琊王伷曾参与攻吴之役的考量在。天下并一之后内部问题也暴露出来，其一为民族问题，司马炎不仅拒绝了迁徙胡人的建议而且为显示德政而罢除州郡的军队，迁胡族容易激化矛盾不执行可以理解，把地方守备全去除居安不思危，国势难久。其二继承人问题，为巩固太子衷的地位逼死同母弟齐王攸，因齐王问题朝野分为两派，且贾充已死，这个两边下注的老滑头起不到了中和作用，司马炎正在透支灭吴带来的威望。

晋纪四略记 观我国历代政治，每一朝的建立都会吸收前代的教训。所以司马炎建立晋朝大封宗室，但又不像汉初那样裂土，而是起用宗室参与朝政，起到藩屏的作用。联系魏明帝时高堂隆和曹植的建言，可见司马炎是用了他们的话。废齐王攸引发的朝野剧烈的反对使司马炎意识到还要培植另外一股忠于自己的势力，那就是外戚杨骏。杨后不是司马衷的生母，作为大行皇帝扶植的外戚，在新帝时代是没有威信和权力基础可言。元康元年三月的政变，杨骏迟疑不决连反抗都没有做，杨家的外戚位置被贾家继承。八王之乱先死的两个王，汝南王亮和楚王玮开启了大屠杀的权力游戏，政治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天真的楚王，可惜了汝南王。

晋纪五略记 本卷三件事，一是录入徙戎论全篇，国家之忧在于异族，内部斗争只会迎来毁灭。二是洛阳政变，好戏连台一个又一个当权者被杀，贾后当政七八年宗王威胁没解除还是没解除，他比武则天差远了。三是益州的割据倾向，暂记一笔，天下未乱蜀先乱。贾后废太子和司马炎废齐王是类似的，司马炎这么做花了很大力气才平息朝野，还为后世埋下隐患。贾后手上没军队没人望就敢动司马家的人，她哪来的自信？“一朝事起，祸必相及”赵王伦被说动，贾后杀太子又给了赵王起兵的口实。张华又哪里是什么忠臣，只是个随波逐流贪恋权位的庸人罢了。至此八王之乱还仅限于洛阳一地，可见中央对地方仍然存有权威。惠帝的法理性给了洛阳执政者权力，赵王伦打算废惠帝，地方掌兵的王爷们逐鹿天下起来就再没有顾忌了。

晋纪六略记 永康、建始、永宁，年号是flag，这天下不会太平。本卷的两次政变，一头一尾，洛阳城内的骚乱演变为地方诸侯勒兵十万进京的动乱。三个同辈的司马氏打一个叔祖辈的司马氏，他们司马家自相残杀起来毫不含糊，杀赵王伦是以顺讨逆，也为下一次留下引鉴，第二次杀齐王囧他们就没再敢动皇帝。邺城的成都王、关中的河间王、洛阳的齐王，永宁不宁，太安何安？齐王想专擅大权而触怒成都王，“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何勖，因执冏以降。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牵出，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同党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馀人。”他们家已经一点都没有亲族意识了，那个痴傻的皇帝反而是司马家里仅存人性的一个，权力使人疯狂。

晋纪七略记 司马家的权力分配，能活着的只有一个王。江南乱了，巴蜀也乱了。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合攻在洛阳的长沙王乂，又重现了攻赵王伦、齐王囧的一幕。东海王越先出卖长沙王乂，随后又带着皇帝去打成都王颖，怎么看都是一个具有投机性质的野心家。晋惠帝司马衷，确实不该你坐皇位，可是，这乱世是你那智商健全的爹一意孤行造成的，不是你的错。武帝二十多个儿子等到惠帝进长安时仅仅剩下四个。成都王只有野心没有能力，连一个领导者最起码的判断力都没有，他到了河间王手里只有等死一条路。河北的王浚、司马腾，离石复汉的刘渊，回国积蓄力量的东海王越，天下已经瓦解，永兴二年，晋已不复再兴。

晋纪八略记 “八王之乱”终场，东海王越击败河间王颙，杀了他，成都王颖亦被杀，随后那个傀儡皇帝司马衷也死了。帝国分崩离析，刘宏痛惜的说：“今日为忠，明日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这群人为了权力，为了这个位子可以把兄弟拿出去烤，自称世习经书的司马家连畜生都不如。这位都督江汉的刘宏是乱世中不多的一个有能力的忠臣，没有他在南方藩屏，局势会乱成什么样真不好说。江东的陈敏割据，没能获得吴四姓等士族的支持；成都的李雄等到范长生来了后才敢称帝。刘琨、刘渊、王淩、司马腾，整个冀并幽乱成一锅粥。琅琊王睿被东海王越派去江东，他并不在王衍规划的“三窟”之列，只是作为东海王握权之后抢居要冲的一人。成都王的政治军事遗产被刘渊吸收，北方的混乱局面一旦结束，将会是西晋的末日。

论: 西晋建立，群臣由魏入晋，统治阶级只是换了一个皇帝，上层利益集团并无太大变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为了享受而统治。这个王朝从建立伊始就缺乏朝气，明明三个月就可以灭吴，他们却硬拖了十五年，甚至等到孙皓都已经开城投降，灭吴最高统帅贾充还在报告说灭吴之举不可。晋武帝吸取魏亡的教训，让宗室参与政治，与士族朝臣共秉朝政，废齐王攸引起的巨大反对又让他重新用起了外戚。州郡无兵，凉州乱、江东乱、蜀地乱、天下皆乱。一方面，庙堂之上天天喊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异族充满敌视，另一方面却对于异族已渗透至腹心的现状不做预备“晋以无道，奴隶御我”，这样的民族政策一旦中央乱起来他们就会趁势而起不可收拾。晋武帝执政只想着一时的稳定，只想着皇位能顺利传给他宝贝儿子，国内的隐患他看得到也不愿意费这个力气，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晋武帝一死，政治就出现动荡，继而发展为皇族大混战。攻齐王囧、长沙王乂两次洛阳之战，死伤都有十万。年号一年能变三四次，中央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小，成都王借兵匈奴，东海王派系借兵乌桓、鲜卑，他们一家子都是历史的罪人。晋惠帝被毒死，一般人认为是东海王越所为，我觉得东海王没有杀死这个痴呆皇帝的必要，哪个权臣不喜欢攥在手里的皇帝是个傻子呢？史籍缺失，司马衷死因真相隐于迷雾之中，他们一大家子里，也就这个傻子还有人性，可惜生在帝王家。

晋纪九略记 河北为胡所有，石勒、王弥纵横河南地，洛阳岌岌可危。晋廷能够躲过一次毁灭，却躲不过第二次毁灭，东海王越逃出洛阳，石勒说的没错，乱天下的不就是这个人吗？出卖长沙王，挑战成都王，杀死河间王，每一次局势稳定这个司马越就会站出来扰乱天下，八王之乱死的最后一个王，连死都要拉上十数万军民陪葬。刘渊英雄，石勒枭雄，苟晞终是一勇之夫，没有见识，王弥更是志大才疏之庸人。晋怀帝在铜驼街被抢劫，荆棘铜驼，令人怆然。东海王和王衍死，江东的王导、琅琊王得以自立，俨然以晋室正朔自居，江左管夷吾吸收南渡士人，陈寅恪称赞他存续中华文明有大功，我一页页翻过，这乱世要是江东也没的话，我们民族确实要终结于一千九百年前了。江北的华夏大地一片惨烈，“关西饥馑，白骨弊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掩卷而思，尽是血光。

晋纪十略记 石勒欲攻江南不果北归，张宾是他的荀彧加郭嘉。长安复归于晋，一座残城，不堪守备，建兴像建安那样，建不成只剩终了。刘琨不能用人，司马睿在等自己称帝的机会。猗卢是会打仗的，刘琨要没有他早就死在并州荒野，“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胡人未必是禽兽，汉人也未必都配做人。郗鉴此时仍在北方，他已经是司马睿的人，往南还有退路。而南渡北士逼凌南士，南北矛盾也难以调和，司马睿用“方平定江东，无暇北伐”的理由拒绝北上救援憨帝，也是实情，他们确实没有能力北上，一过长江，身后必乱。胡三省评价王浚是又一个袁术，老胡是识人的，不会用人打仗毫无忠义之心，一心一意想当皇帝，连真话假话都分不清，也只有等死的份。中国残破，建兴元年，她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晋纪十一略记 刘聪荒淫，在继承人问题上举棋不定，刘义空有太弟的名号却无任何预政的权力，儿子刘粲被授予相国等高位握有实权，刘曜也负责攻长安在外控制兵权，刘汉的分裂与动乱是任何人都可以预见的。王浚庸人，石勒取他一步一步极为小心，他灭了王浚后刘琨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只是由于襄国的饥荒使石勒无法再有举动。刘琨失去了他的朋友和外援猗卢，他吸收了猗卢的乌桓三万家，转眼就把手上这点力量败光，他的能力是真的不行。长安破，愍帝出降，干宝评论西晋灭亡有“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复取之矣！”之语，其实就算司马懿复活坐上长安的位子也没用，他们家自己作到死，将死之人，无回天之术。司马睿又开始演戏，他的演技不比王导差。石勒、刘曜分陕东西，北方的局势已经明朗。

晋纪十二略记 司马睿政治姿态还是要做出来，先称王再称帝，劝进的人则是南士纪瞻，司马睿获得了南方士族的支持，他的政权首要目的是固守江东，所以北伐的举动是不会做的。凉州张轨、张寔是忠臣，不过力量小难以影响中原大局。慕容廆经营辽东，昌黎公的头衔他是不受的，自立的时机只是未到罢了。刘义这个皇太弟前一年死，刘聪后一年就跟着也没了，是不是刘曜、靳准先除继承人再除皇帝？史无明载只作猜测。刘琨没有力量，他的生死只凭段匹磾的一念，前有“称诏收琨”，后朝廷不愿为刘琨举哀，是否又真的是朝廷的意思呢？司马睿想用申韩之法兴复皇权，士族阶级当然是不能同意，司马睿让太子学法家，庾亮出言拒绝，如果刑要上大夫，他们怎么办？靳准作乱很快灭亡，其实刘聪的朝廷也就仅仅一个朝廷的名号罢了，东西都已分陕，汉廷没有力量制约刘曜和石勒，覆灭也就在须臾之间。

晋纪十三略记 刘曜改国号这一招匪夷所思，自动舍弃了复汉的旗帜转而成为没有赵之领地的赵帝政权。石勒干脆自己称王，用春秋纪年也是向南方的司马氏传递信息自己只是满足于成为地方上的一个王而不是要整个天下，滑虏诡计，总是示弱于人，其后对祖逖的示好也是如此，哪有什么敬重之意，纯粹是为了麻痹祖逖，他还要收拾段匹磾，河南必须要稳住。石勒内靠张宾外依石虎，他可能觉得自己尚在壮年所以对这个侄子还能约束，石虎的战功越高，石勒的身后事就越不稳。慕容廆闷声发大财成为司马氏在北方唯一的帮手。祖逖死，东晋内乱也发生，东晋的问题是皇权与士族门阀之争，是下游的扬州与上游荆州之争，王导能缓和上下游的关系，但是面对皇权扩张，他的立场仍然要站回到家族一边，为琅琊王氏夺回权力。

晋纪十四略记 王敦为乱，朝廷的守备不堪一击，被王敦轻易击败，司马睿数年来抑制王氏门阀的努力毁于一旦。司马睿不杀王导，王导跪在皇宫门口做哀求状，都是给自己留后路。王敦“清君侧”成功，不废皇帝。他头脑很清楚，此次用兵的目的是保存家族，个人野心是次要。司马睿左手申韩，右手宗王，但是他没有军力，王敦一刀就砍了他两只手。北方石勒谋主张宾去世，石勒没有大规模的出兵，不过他小规模蚕食河南，又把边界推到了淮河一线。而刘曜出兵西北，大军二十万扬声攻凉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战果。晋明帝沉着应对王敦，陶侃和王敦是不和的，庾亮也成了外戚要是王敦篡位自然不会赞成。当然明帝最急切的是要有兵，于是就有了郗鉴镇合肥之事，王敦镇在今芜湖的姑孰，三方角力，三方都有倾覆的担忧。如果王敦不死，司马绍该如何破局？历史的如果真是有趣。

晋纪十五略记 王敦病笃而死，他起兵的目的已经达到，临死的上中下三策之说他心里面对局势是清楚的，不过他还是心存侥幸，贪恋权位，还是想去搏一搏。庾亮已为国舅，成为王氏的政敌，王敦已经帮他解决了刁、刘，他要做的就是再解决掉解决问题那个人。王导趋利避害积极与王敦划清界限，明帝也要安抚他避免造成国家更大的分裂。刘遐、苏峻的流民武装为朝廷所用，王敦方面军败，胜负已分。战后处理上朝廷架空王导，起用宗王外戚，陶侃代镇荆州，郗鉴屏护下都，刘、苏御边石赵。明帝的人事安排得当，他的能力确实可为中兴之主，可惜明帝旋死，庾亮执政，急于立威破坏了明帝留下的平衡局面。前赵被后赵打败，军中夜惊频繁极为可疑，石勒沉寂多年，一旦西出，便现灭国之势。祖约不是祖逖，庾亮也非明帝，弃淮保江也就是放弃祖约，祖约又怎会听命而无怨言呢？

论: 永嘉之政局，并非不可复兴，东海王越拥众十万却只图自保，他是死不足惜，中原惨被荼毒十不存一，令人掩卷叹息不已。自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到王敦去世的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十数年间中国纷乱，生灵涂炭。刘琨有忠义之心而无御众之才，王浚袁术再世，自守之贼。二京倾覆，慕容廆在等待，凉州张氏在坚持，司马睿和琅琊王氏的联合政权也在等待，也在坚持。他们在等待中原皇帝的死亡，在坚持延续中华之文明种族。他们不想也没有能力进兵北伐，江东本土士族会选择支持的是能够保护他们的政权，而不是让他们去北方打仗的皇帝。

对于《资治通鉴》的读者而言，这几卷是一道坎。非常之乱，非常复杂，考验读者的记忆力和对中国地理的熟悉程度。而且读得越深越绝望，越无力。我们国家只要团结一致，没有人能打败我们，只有中国人先打中国人，打的都奄奄一息的时候，才会有外族入场，永嘉劫难。资治通鉴，引以为鉴。

晋纪十六略记 精彩的一卷！苏峻之乱，源于庾亮手段过急，此次军乱时间长，破坏大，似是侯景之乱的预演。苏峻囚禁幼帝，庾太后“以忧崩”大概是非正常死亡，苏峻的流民武装战斗力强，庾亮、温峤、陶侃的部队单兵作战根本不是对手。温太真公忠体国，处在庾亮与陶侃之间维持平衡，此次平叛，他实是首功。苏峻既死，其乱并没有马上平息，又延宕了数月，足可见流民武装战斗力之强悍，这支力量若是庾亮能够合理处置，北方的局面就不会像乱后那样严峻了。后赵先败后胜，石勒非凡的决断能力，而且值得留意的是败给后赵的是石虎，打赢洛阳之战生擒刘曜的是石勒，这一胜一败使石虎不能功高盖主。慕容廆致书陶侃求王爵而非王导，他虽在千里之外眼光却毒辣得很，东晋政权，有兵的说话才算数。

晋纪十七略记 燕主慕容廆、后赵石勒、晋之陶侃、成汉李雄，四国四个大人物先后去世，这在历史上可不多见。陶侃去世，荆州由庾亮继承，桓宣是陶侃放在襄阳的流民帅，庾亮早晚要把他拔掉。庾亮既西镇上游，建康政局则由王导主持，郗鉴于京口辅卫王氏。对刚刚成年的晋成帝来说，舅舅和仲父之间的矛盾他不能也无力去化解。燕、赵、成三国都在君主死后发生继承风波，慕容皝还好能站稳脚跟不至倾灭，另外两个就没这么好运了。李雄想的天真，以为下一代会像他们兄弟辈那样友爱。石虎等石勒一死就行动，他一方面把石弘按在皇位上，另一方面着手扑灭各地反对的战火，等大局已定，他毫不犹豫的杀光自己的堂弟们，自己坐上了皇位。他那几个儿子眼里也没用血肉亲情，他们这家的自相残杀才刚开始。

晋纪十八略记 慕容廆是十六国中少有的选对了继承人的君主，慕容皝打退石虎还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他的兄弟不俗，他几个儿子也不差，慕容恪两千杀三万，虽有夸张之嫌，亦可见此子骁勇。王导与庾亮的上下游之争近于白热化，皇帝被王导控制，朝中甚至有了官员见到王导是否要跪拜的讨论，庾亮当然不能坐视王导威势增强。庾亮宣称北伐，却将军队从西北边界调往国家腹地所在的江州，其意在建康。他公开上书要进军建康，王导同意，郗鉴反对，这自然是唱红白脸的。郗鉴有兵，他反对，庾亮也不好妄动。随后王导死，郗鉴又死，剑拔弩张的局面消于无形，庾亮让弟庾冰去建康，接替王导，自己不久也去世，东晋政治舞台的琅琊王氏时代终结。成汉的李寿学石虎，石虎又恨慕容。慕容皝先挫其锋，又派使至建康求王爵，晋廷竟然为了给不给这个爵位议论不决，他们根本不想去争取这个外援。慕容皝的志向当然不会满足一个燕王，他的龙城将会腾云而上，会猎中原。

晋纪十九略记 成帝死，庾氏坚持兄终弟及，在朝廷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他们兄弟的问题是家族没有优秀人才可以延续权势，所以庾冰不得不出镇以夺取江州，留下的朝廷由何充辅政。康帝死，庾氏兄弟都不在朝中，何充一手把两岁的小皇帝推上台，褚太后有了临朝称制之权，也就不会站在庾氏一边。庾冰、庾翼相继而死，何充让桓温都督荆州，他看人还是准的，桓温比朝中那些坐而论道者要有优秀太多。桓温稳住荆州即西征成汉，平蜀。王、庾两代经营荆州几十年没做到的事桓温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桓温的威望极速上升。石虎已老，行事暴虐，两个儿子争权他视而不见，国内民怨沸腾他仍然不惜民力，这样的国家哪有不亡道理！慕容皝杀其兄慕容翰，兄弟之间心里的疙瘩始终放不下。燕王破高句丽、收夫余部，国势日强，只等一个进场的时机。

晋纪二十略记 后赵之败局，石虎在继承人问题上一错再错，太子立了三个，没有一个是选对的。他一死国家就立刻崩裂，后赵迅速灭亡，冉闵大行威罚。他是一勇之夫，他杀胡人是怕他们造反，等到形式不妙了，他又开始使用“大单于”拉拢胡人之心。他根本不会存恤百姓，他的统治比石虎时代更残暴。东晋出兵北伐，淮北之民也多依附，可是东晋用的什么人北伐？不知兵的外戚没能立功倒使北方的慕容氏更加轻晋，晋廷自南渡以来，朝廷从下游出兵没有一次有成果。关中离邺城远，符洪打败姚戈仲，洪死子继，请晋命自重。慕容皝之子燕王慕容儁入场逐鹿，他的兄弟比后赵的石氏要团结多了，诸军克蓟。北方又重新出现了永嘉时期那样的混乱局面。

晋纪二十一略记 魏、赵互攻，燕军南下，中原丧乱，晋军不出。冉闵匹夫之勇，扰乱天下，终为所擒。此次燕军攻魏，慕容恪是主帅，能用兵、能服人，等到冉闵成为一支游军时，慕容家就像打猎那样把他击倒于地，冉闵空有无双武艺，又怎能对抗大军？朝廷北伐口号空喊，主持朝政的会稽王昱和殷浩都不愿意桓温再建功勋，东西已经分陕，桓温出兵将打破平衡。桓温东下逼迫朝廷有所动作，殷浩北伐其人不会用兵，又不相信南投的姚襄，大军出师即败，朝廷已失去了制约桓温的能力。燕王慕容儁称帝，关中符健也称帝，凉州张祚自立，这是永和九年的政局，北方曾经向东晋称臣的三个政权纷纷独立，王羲之的生死之叹，外皆强敌，内有权臣。桓温做出了武功，胡三省说他是想让前秦望风而畏，故没有进兵。我认为桓温的军队毕竟只有三四万，即使打下长安也守不住，他立威的目的达到，下一步就想及早脱身，可都兵临城下了，想走又哪有这么容易呢？

晋纪二十二略记 前秦易主，符生之暴虐所为，已非常人所能理解。慕容儁用慕容恪而疏慕容垂，在后遥控国家不乱，他虽不及祖、父，但和十六国其他君主相比要强太多（东晋那群不配比较）。慕容恪从年轻打败石虎开始，领兵作战无一败绩，功高却不凌主，善用兵而不喜杀戮，太原王可称贤也！桓温北伐，光复洛阳，自东都在永嘉五年沦于胡手，到永和十二年已经过了四十五年，南渡士族们已经不想回去了。桓温北伐时机已晚，燕、秦都已稳固，洛阳作为前线又像西晋末年那样，挡不住河北的胡骑。苻坚杀主，即位之后，太后又杀他的庶兄苻法，儿子的心思母亲一清二楚，这罪名就让当妈的来背。苻坚用王猛，君臣一体，刘、葛之间的合作也不过如此。慕容儁托孤试探，假惺惺的说“兄弟之间，岂虚饰邪！”他若真想以慕容恪为太弟何不早为？病榻之上犹作虚伪之态，慕容廆、慕容皝当叹息子孙不类己。

论: 南渡以来，东晋朝廷先遭两次叛乱，其后又长期受制于上流不能自主。石勒洛阳一战，俘虏刘曜，遂定北方。可惜他不久死去，石虎登位没有混一宇内的志向，以一人役万民，他和前秦的符生一样是匪夷所思的暴君。前凉一直恪守臣节，奉晋为主，然而凉州毕竟远在边陲，难以影响中原大局，张重华死后凉国生乱，坚持了半个世纪的建兴年号，晋祚未覆。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祖孙三代小心经营，又得天助，终成帝业。东晋十六国读到此处，前燕以主角光环的姿态进入中原，杀冉闵、败东晋，尽取淮北之地。国内慕容儁虽死，执政的却是能力胜于其兄的慕容恪。像慕容恪这样完美的人物不仅是魏晋南北朝的三四百年，放至我国三千年之历史也是不多见的。

石虎一死，东晋得到了北伐的机会，褚裒、殷浩、桓温三人都兴兵北伐，褚、殷二人没有成绩，桓温望长安而不可得。东晋获得的淮北之地又很快被前燕占去。王羲之给殷浩作书，建议保淮保江，他是王导之后琅琊王氏里的代表人物，他的看法也代表了东晋的上层士族集团的意见，并不以恢复中原为事业，他们的追求只有保守江表。桓温在东晋说一不二，慕容恪在前燕贵为太宰，前秦的王猛权倾内外。中国又回到了三足鼎立，而三个国家都为权臣执政，这也是不多见的。

晋纪二十三略记 三国之中，燕最强、晋其次、秦居末。慕容恪人格魅力高，治国之时虽有猜疑却地位不失，他轻而易举攻下桓温上书欲还都以北的洛阳，桓温不是他的对手。慕容恪英年而逝，他毕竟没有留下可以维系国家的全新制度，也因为他清白的品格，不党的作风，他在朝中的影响力随着己身以灭而烟消云散。孙绰反对桓温迁都的奏疏写的直白，江左士族已经没有人想回去了，朝廷这台臃肿腐朽的官僚机器也不是桓温能带的动的。死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桓温位在诸侯王上，只要再立一功涨一涨威望就可以行禅代之事。前秦等到慕容恪死后，才开始进行灭燕的打算，王猛治国打仗均为一流人才，他为苻坚所用是两人互相成全。前秦能迅速发展也是抓住了前燕慕容恪朝中受掣肘，军事上尚与东晋争洛阳；桓温处理皇位继承带来的权力分配，稳固国内权威无暇北顾的机遇。三国皆有吞并之心，但是真正尝试统一的却只有前秦。

晋纪二十四略记 桓温北伐败于慕容垂之手，望实俱损。他伐燕之初声势浩大，前燕慕容恪已死，慕容垂被疏，少主慕容暐甚至打算离开邺城避其锋芒，须知前燕可是能够调动三十万大军的强国，桓温虽然被击败，可是燕国外强中干的国势却被隔壁苻坚王猛看的清清楚楚。慕容垂十一月投降前秦，十二月王猛就出兵取洛阳，次年六月王猛主持攻燕的军事行动，十一月占领邺城灭燕。燕是强国、秦是弱国，后来北周灭北齐也没有像秦灭燕这样轻松。苻坚是想做华夷共主，王猛设计陷害慕容垂父子是他行事阴毒之处，苻坚使他计策成功了一半，他心中的想法我猜是自信自己肯定会比慕容垂活的久吧。桓温约会相王司马昱，想起世说新语里两个人的几个段子，皇权要触底反弹了。

晋纪二十五略记 桓温枋头之败，威名受挫，虽克寿春，亦无可雪。废皇帝立威这种事霍光、董卓还有他们司马家都干过，不过桓温还是玩出了花样用“痿疾”之名废帝历史上实属头一遭。他废海西公立会稽王，会稽王昱为元帝少子长期在中央任职和桓温共事，此时也有五十岁，会稽王做丞相时争不过桓温，做了皇帝更成了一个傀儡。简文帝年纪大了，很快去世，桓温原指望简文帝识时务禅位于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丧报。桓温不久也死，苻坚看不起他“怒其室而作色于父”相比于北方的君臣，桓温终究还是二流的政治人物。苻坚统一北方，平蜀。国家任于王猛，王猛在关东故燕之地有全权，回长安之后又以一长串的官名受宰辅之任。前秦在王猛治下进入鼎盛期，王猛临终提醒苻坚小心鲜卑、西羌，他一直想除去这两族只是苻坚不肯，这是君臣二人唯一的分歧。民族问题从西晋到十六国时代一直是北方政权难以处理的疾患，苻坚太自信了。

晋纪二十六略记 苻坚扫平北方，统治却不稳定。谢安于朝中辅政，上游的桓冲和他合作和谐，荆扬之争趋于缓和，北方的压力迫使东晋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共抗强敌。苻坚在王猛去世后亲自执政，治国宽仁，谋逆大罪都不深究诛死。他过于好贤名，王猛在世可以与他互补，如今则没有能够制约他的重臣出现。前秦克襄阳，边境烽火不断，谢安于内进行部署调整，北府兵是朝廷手中的利剑，未来的决战朝廷将倚仗这支部队。苻坚分本族氐于各地是他自信和天真的表现，关中空虚的隐患他看到了，却不做防备。他要伐晋举朝都反对只有慕容垂支持，“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慕容垂后来攻代的时候也说过相同的话，我觉得他劝苻坚攻晋是七分真心的，秦晋之间国力相差太大，苻坚这样好名，灭晋之后封禅泰山的诱惑他拒绝不了。

晋纪二十七略记 秦攻晋具有统一战争性质，大军虽云百万真正进行决战的应该只是符融作为先锋的三十万人。战争的过程也具有偶然性，桓冲虽然对局势悲观，但他对国家是忠一不二的，谢安居内喜怒不行于色安定人心。淝水一战，汉族政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东晋上下从危机中走了出来，一旦外部压力解除，内部必然重新陷入党争之中，谢安功高不赏，孝武帝重振皇权。苻坚北窜，国力大衰，但是他对于全国仍然有控制力，放走慕容垂使关东易手，他在上一卷骂桓温打不过别人就甩脸色给自己人看，他又何尝不是？对姚苌处置不当逼反了他，关中局势变得不可收拾。苻坚在长安城中不停的说悔不听王景略之言，他对待亡国之君宽厚，别人就不会有他这样的好心。

晋纪二十八略记 本卷时间跨度仅为两年，淝水之战南北两政权的领导人苻坚与谢安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北方混乱，长安不保。燕、秦、晋三方争夺邺城，邺因而荒废，慕容垂不得不另都中山。吕光威震西域，他能做的也只是保守一方。建康都内，朝廷对谢安有猜忌，孝武帝用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皇权得以重振，士族门阀势力选择退让。不过此次北方动荡，晋廷依然无法或者说不愿做出更大的军事动作北伐恢复故土。高句丽占辽东很快又被慕容农夺回，辽东断不可失。此时北方有前秦、后燕、后秦、西燕、后凉、代等六个政权，混乱不堪，慕容垂自然是最有能力统一北方的君主，可惜他称帝时已年过六十，英雄迟暮。拓跋珪于长城以北崛起，他和慕容鲜卑不同的是拓跋的发展经历坎坷，他和慕容鲜卑相同的则是等待过后一旦进入中原的时机成熟，鲜卑将势不可挡。

晋纪二十九略记 慕容垂老，用兵依旧但判断力不如昔日。儿子分任四方，一旦垂死诸子必然会争权。后燕数次与北魏联合用兵，为一时之怒而败刘显使拓跋氏得以独大。慕容麟看到了拓跋珪的野心，他建言慕容垂关住拓跋珪而慕容垂判断错误，不听。拓跋珪也看到了后燕的问题，拓跋仪出使燕廷建议拓跋珪等慕容垂死后再行动灭燕，拓跋珪听从。年老终究是领导者不可避免的弱点，纵是英杰如慕容垂也不例外。后秦与前秦在关中混战，姚苌先败后胜渐渐拿回了主动权，他说自己不如兄长姚襄，我看来后燕、后秦两个君主，弟弟都不如哥哥。东晋谢玄悄无声息的死去，朝廷已不是士族门阀执掌的舞台。王国宝向司马道子献媚，带着一堆人上表要求给道子周公的权力，孝武帝甚为愤怒。兄弟之间、皇权与相权之间出现裂痕，孝武帝用亲信分制藩镇，道子加王国宝中书令加强对朝廷的控制。所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不能给殷浩赠谥更不能对桓温进行批判，翻案这种事从古至今都是要符合当前的政治集团利益。

晋纪三十略记 姚苌稳固关中，姚兴继父之众讨灭前秦。慕容垂出兵灭西燕。慕容垂晚年自负，用兵无已，不过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确实可称第一，慕容永毫无抵抗能力，半年之期西燕灭。北魏正式叛燕，慕容垂年过七旬这一次他没有说出“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的豪语。一方面他刚亲自带兵灭掉西燕，身体疲累有病。另一方面诸子都有军功，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必须让太子宝建立武勋服众同时拿住军权。参合坡一役燕军全军覆没，慕容垂不得不亲自领军，他威名仍在，如果慕容垂能年轻十岁，六十岁的他知耻而灭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呢？东晋孝武帝死的蹊跷，我疑为会稽王道子所弑，他们兄弟之间的争斗会稽王本已无还手之力，士族门阀也被抑制，孝武帝让司马氏的皇权短暂复兴，而他的暴死所带来的又会是什么？不辨寒暑的皇帝，昏庸无为的相王，依附皇权的士族，东晋很快就会迎来灭亡。

论: 前燕之兴艰难，后燕之衰短促。慕容恪、慕容垂都是一时豪杰，苻坚王猛的合作更是胜于刘、葛。我的脑中不断的出现“如果”，如果慕容恪晚死、如果王景略晚死、如果苻坚心一狠砍了朱序或者让符融主持灭晋自己固守长安，如果苻坚能够优待姚苌不至逼反，如果慕容垂年轻十岁能壮气十足的在参合坡喊一声“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历史又会如何？桓温和慕容、王猛比不过二流人物，北方政权对南方一直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前后赵并列，石虎统一北方后不复进取；前燕秦并列，苻坚统一北方亲领大军过于轻敌，北方两个统一政权瓦解后北方陷入巨大的混乱，两次机会东晋都没能抓住，第一次是上下游的荆扬之争，等桓温拿到北伐旗帜时北方已粗定。第二次是皇权相权之争，朝廷排抑谢安。谢安死后，孝武帝和会稽王只是苟安君臣连北伐的动作都懒得做，自守之贼何谈恢复。东晋的皇权经历了简文帝时期的低谷后得以重振，东晋十六国最具有变数的一段时期逝去了，北方会再次迎来统一，等待司马氏的又会是什么？

晋纪三十一略记 拓跋珪南攻燕并不顺利，所号称的四十万大军受阻于中山、邺城不克。慕容宝比其父远矣，用兵没有章法更不像是慕容家的孩子，滹沱河一战慕容宝再败，丧师十万，燕已无复兴的希望。拓跋珪和慕容宝争夺河北双方都有失误，双方也都非一流豪杰，慕容隆、慕容农虽智略不群，但大军在迫，苟安之心顿生，出逃中山实为下策，国家风雨飘摇，父子兄弟之间还相残不止。慕容会杀了叔叔又要杀父亲，慕容宝废长立幼，到了国势艰危仍然抱着小儿子不放，他们父子俩都有错，我看来当爹的偏心如此怨不得慕容会会反。桓玄在荆州已有人望，孝武帝暴死他生前布置的藩镇当然会疑心建康，王恭以诛王国宝之名起兵，司马道子杀国宝谢罪，王恭乃退兵。这次风波虽然平息，但显然只是暂时的宁静，司马道子用十六岁的儿子元显为政，竖子轻狂，上下游分裂将会再演。

晋纪三十二略记 拓跋珪北归，河北空虚。慕容宝一错再错，他远远不如其父。慕容农号称智略超群，关键时刻也昏了头脑，出城投降毁一世之名而国仍不复，何苦？慕容麟也终于死了，慕容垂这些儿子有能之士并不少，拓跋珪也并非英主，这群慕容互相猜疑断送了四代的基业，可惜。凉州之地依旧混乱，不过地小众寡，难成气候。会稽王是皇帝的叔叔，王恭是皇帝的舅舅，王恭之败在于他不能团结内部，既然不信任刘牢之为什么不早点收掉他的兵权？殷仲堪仍回荆州，然而桓玄之名在荆州的影响远胜过这位荆州刺史。朝廷内部不稳，会稽王道子整日饮酒，国事交给元显处理。上游矛盾政局重重，殷仲堪、杨佺期、桓玄互相牵制，司马元显以为大局已定，实际上扬州还是打不过荆州。

晋纪三十三略记 北魏在华北的统治不稳固，拓跋珪重心也转向了北方，后燕和南燕两个小朝廷国小势微撼动不了北魏这棵大树了，后燕又置单于台延续二赵以来胡族政权的传统。凉州一片散沙，吕光不失为枭雄，刚咽气三个儿子就自相残杀，十六国的君主重用宗室，只有少数几个在继承人问题上能处理得当，身死之后国无骚动。后秦攻洛阳，杨佺期向北魏求援，后秦拿下洛阳后又送还俘虏给晋，此时南北的民族对立已趋向缓和。孙恩以诛会稽王父子的名义起兵，三吴响应。百年来国家倚仗东南，士族门阀穷奢极欲，贫民生活困苦，所以孙恩第一次兵虽败退于海岛，复来时依旧可以征集十余万大军。司马元显有野心，桓玄也有。桓玄兼灭殷仲堪、杨佺期，有了其父当年在荆州的势力。而长江下游遭受孙恩进攻难以恢复，对于浮于海上的孙恩只能采取守势防备。元显与道子父子离心，道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爱酒胜过爱权力，我颇不能理解。

晋纪三十四略记 后燕慕容盛死的蹊跷，他比其父慕容宝有雄略却不会安抚人心，继位的慕容熙和南燕的慕容德都不以复兴燕室为念，甘心做一个土皇帝。凉州乱则乱矣，实力却不强，后秦出河西只胜了一场，凉州诸国就震恐请服，中国强则西北自然归附。北魏要与新兴的柔然对抗，无暇顾及中原。孙恩再次兴师而来一度兵近建康，司马道子父子无能，元显作战不利，道子只会祈祷。孙恩武装作战能力并不强不是刘牢之、刘裕率领的北府兵的对手，但他们破坏力却很大，所过之后三吴户口减半。司马元显没有资本去和控有上游的桓玄去斗，而桓玄也非英才，决定胜负的仍然是刘牢之。刘牢之叛王恭、叛元显，又要叛桓玄，他是一员猛将却没有政治远见，他的经历刘裕看在眼里，武将要能活的久，有安全感，必须自己当自己的主子。

晋纪三十五略记 北魏修改官制，以示进取中国。慕容熙弹丸之地仍不惜民力奉一人之享乐。南燕慕容德能召集三十万人马扬言攻晋，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很多水分的，区区青州之地若真有如此大军，为何不趁拓跋北归之际扫荡河北，恢复慕容垂之业？桓玄的禅让之事行动极快，王导的孙子王谧亲手从皇帝身上拿走传国玺，东晋政权已失去士家大族的支持。殷仲文首鼠两端既附桓玄为乱，又弃他而去，他的堂兄虽然兵败而死比他却有气节多了。刘裕、刘毅、何无忌三人都有豪杰之风，肯去赌，能任事。刘裕起兵是在京口，起事时手下不过一两千人，但是刘裕身先士卒，武艺超群连败桓玄两员大将进军建康。覆舟山一役，桓玄未战先惧，一战而溃后西逃荆州，一败再败以至覆灭。京口在江左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已无需多言，刘裕掌权之后对京口极为看重只授子弟不予异姓，他不会像桓玄那么糊涂。

晋纪三十六略记 慕容熙与慕容超皆为暴虐之主，慕容熙杀伐由己终至身死，慕容超新主国疑不知笼络人心，刘裕就算不来等待他的也只有死路一条。姚兴自败前秦，国势一向平稳，但他用人不当以至养虎为患，赫连勃勃之叛虽称王建号，却不置国都以方便行事，所督军马用为游击侵扰后秦，关中渐疲。东晋灭桓氏的三人联盟，刘毅与刘裕之间出现裂痕，何无忌居中调停，但他的私心更多还是偏向于刘裕。姚兴还给东晋十二郡也是畏于刘裕之声势正盛，不愿与他发生冲突，刘裕入朝仍兼扬州，他力保刘敬宣和刘毅的对立已公开化，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

晋纪三十七略记 慕容超根基不固急于立威，屈身事秦却看不到后秦在赫连勃勃进攻下已国势日衰，无复扬兵十万于河上的威势了。刘裕同样需要通过立威来提升自己在晋廷的地位，他用兵大胆，放手豪赌。慕容超任其自来，坐以待毙，慕容德看错了人。刘裕对姚兴的使节毫不客气，他不愧是从底层一步步上来的豪勇之士，看人极准，后秦十余年安定稳固已被赫连勃勃破坏，自顾尚且不暇，出兵援助更是有心无力。刘裕既灭南燕，又回军败卢循、徐道覆。何无忌战死、刘毅军败，刘裕的声望无人可及。北魏拓跋珪死，母死子贵一事论史者多有讨论，拓跋嗣继位主少国疑，北方又有柔然的威胁，他用长孙嵩破柔然，北方既安，下一步则可专心中原。

晋纪三十八略记 勃勃逼秦，国势日强，已具备立国的资格，城统万而氏赫连，其意天下，野心显矣。拓跋嗣巡视四境，又请婚姻于后秦，少主在位，韬光养晦。北方诸国未有大战，南燕之灭诸国也无甚反应。刘裕先受太尉、中书监，又接到破卢循的捷报，他可以专心对付刘毅。加刘毅都督荆、宁、秦、雍把刘毅调离姑孰，这是第一步。刘毅至荆州求督交、广又请封加其党，刘裕答应，朝野分清两方以便一网打尽，这是第二步。刘毅弟刘藩入京求为刘毅后继，刘裕杀刘藩宣布与刘毅决裂，未战之前先诛刘毅之心，这是第三步。出兵荆州用王镇恶为先，自己居后以示余力，这一步没有压力，打仗刘毅根本不是对手。

晋纪三十九略记 刘裕剪灭宗室司马休之一系，扫除了国内最后的反抗力量。“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晋祚已在孙恩与桓玄两次进乱下灭亡，刘裕非“世受国恩”之辈，他的道德包袱要小。北魏拓跋政权仍忧北境，不愿迁都邺城，“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北魏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尚没有做好完全立国河北的准备。姚兴一死，刘裕立刻兴兵北伐，他要再立一威好行禅代。刘裕与北魏通信，优辞待之，他无意与魏交恶，此次用兵，立威为主，立功为次。故刘裕行事，对后秦诸将领降者皆优待。克洛阳之日即求九锡，我想这是他出兵前就计划好的，为何刘穆之却没有这么做？是刘裕走之前没和他打招呼还是刘穆之自己擅作主张？刘裕灭后秦急于南归，可能另有隐情。

晋纪四十略记 晋灭秦，崔浩和赫连勃勃都认为刘裕用兵，破秦必矣，崔浩甚至说刘裕之才在慕容垂之上，这个看法过誉，刘裕对手不强，南燕、后秦也已疲弱，慕容垂在世敌国皆惧其威，刘裕是做不到的。王镇恶克洛阳，未遵从刘裕的嘱托擅自进兵潼关，此一忌。克长安，功大，且为王猛之后深得人心，此二忌，刘裕必要除之以解忧。北魏于黄河以北勒兵十万不敢交锋，拓跋嗣惧刘裕，刘裕更惧拓跋。刘穆之死只是一个借口，刘裕灭秦即归以图篡位是有识之士都可预见的。刘裕既退，北魏选择不动，赫连勃勃则出兵南下占领长安。关中再失，刘裕通过灭秦建立起来的威望受损，他杀安帝我认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痴信谶言。

论： 晋祚之兴于奸谲，灭于庸无。王朝初兴之时已有衰败的迹象，君臣上下不图进取。司马炎用人唯亲与贵，他用外戚制衡士族与宗室巩固皇权，可是他对于身后事却不做预备，任自己的白痴儿子继位。贾后执政多年无所作为，如果她是武则天能把宗王剪除，中国起码不会经历八王之乱这般血腥的大屠杀。洛阳易手，皇帝成为八王手中的傀儡，永嘉南渡，中原为异族所据，司马氏的政权没有丝毫可以称颂之处。东晋的江左偏安小朝廷，既不能控制上游的荆州，又在朝廷所在的扬州地区受三吴土著掣肘。司马睿不见得全无恢复中原的心思，但他确实无力向北用兵。北方分裂，无暇南顾，南方也没能抓住石虎死、苻坚败两次时机。东晋内部矛盾重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孙恩以朝政外人之兵，扫荡三吴。桓玄代晋，士族无力抵抗。无孙恩则无刘裕，刘裕代晋，也取样板于桓玄。东晋政权是两千年帝国史上皇权的最低谷，门阀政治繁兴一时后被孙恩大军扫荡一空，渐渐衰落直至消失。而晋宋易代，皇权能够却通过转移的方式得以复兴。江左六朝政权是秦汉帝国的延续，却不是中国历史的出口。

十六国纷乱局面，北方有过前秦短暂的统一，但更多时候是多则八九国，少则三四国的分裂之世。十六国的君主重用宗室，前赵的刘曜、后赵的石虎都以宗室的身份杀死君主的继承人而步上皇位。五凉四燕，凉州地偏国小，对中原不能影响大局。前燕历经四代在东北发展势力，终于趁石虎死去，冉闵为乱的机会进入中原，耀军旗于河北，建燕都在邺城。前燕的慕容恪、慕容垂，前秦的王猛，这三个人是十六国英才之士最为杰出的人物，慕容恪死，慕容垂奔，前秦用王景略灭燕。苻坚和王猛君臣之义在历史上也是少有。苻坚淝水兵败，北方重新陷入混乱，刘裕灭后秦，晋纪结束时北方再次回到了东、西对峙。此前北方两次东西对峙:前赵与后赵，后赵胜；前秦与前燕，前秦胜。此次夏与北魏，结局我们读史者都很清楚。十六国不同于东晋，十六国朝廷的控制力、军事动员能力普遍要比东晋强。前燕与前秦对战，前燕动员三十万。前秦攻晋，动员八十七万人。而晋集十万大军就已经是极限了，东晋不灭是异族“手下留情”，如果北方长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我们能赢得了一次淝水之战、两次淝水之战，却赢不了次次淝水之战。东晋能够存续百年，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

宋纪一略记 刘裕称帝，先做出谦退之状。诸臣中唯有傅亮知刘裕心中所想，他替刘裕张罗篡位的事，是要背骂名的。晋恭帝欣然下笔指望自己能像汉、魏那样获个王爵自在终老，可刘裕对手下宿将都下得了手，对待尚有政治影响力的废帝他不会慕虚名而处实祸。刘裕登基已经五十七岁，几个儿子都还小，北伐时的猛将又都埋在了关中荒野，他做皇帝不图进取北上，致力巩固刘宋之新兴皇权。所以宋代晋，于刘裕本人是心愿达成，于江左政权国势，实际上是由攻转守，从盛转衰的。刘裕死后，战火复起，崔浩先谏言不攻宋，拓跋嗣拒绝后崔浩又建议分兵略地而暂不攻城，拓跋嗣又拒绝。崔浩看得远，从刘裕北伐灭燕开始，北魏朝廷中的“正确”声音都出自崔浩之口，这是否是写史者对汉族文臣的美化呢？拓跋嗣去世，拓跋焘继位，崔浩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北魏的国势也比拓跋嗣继位时更强了。

宋纪二略记 拓跋焘继位，其为国副已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经验和威望。初破柔然，北境稍安，拓跋焘欲用武立威，也急于削弱长孙嵩等先朝重臣之权势。柔然、夏、北燕，夏最强又适逢赫连勃勃死，机不可失。拓跋焘善于用兵，第一次用兵对统万围而不攻趁势取夏的南方诸镇，第二次用兵诱敌而出，乃取坚城。枭雄之姿尽显，他此时还不到二十岁。徐羡之三人废帝，连像样的罪名都懒得找，擅行废立，固有不祥。文帝入京拉拢檀道济，再用檀道济取荆州，他也是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政治斗争没有退路。皇权的振兴，刘宋时代重用宗室分置要津，少年王爷不管事，裴子野说“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皇权虽然走出低谷，却只是西晋宗王政治的“低配”，远没有北朝拓跋焘顿辱长孙嵩的威势。

宋纪三略记 拓跋焘与崔浩的君臣关系，似苻坚、王猛又有不同。崔浩有见识，善辩论，拓跋焘对他信任有加，但崔浩不会像王猛那样被委以国事，他充其量只是拓跋焘的参谋长。北魏的部落色彩依然浓厚，北攻柔然是拓跋焘及政权鲜卑贵族们有利可图，击之无不可，拓跋焘三线用兵皆告捷报，北魏的国力远胜南朝。崔浩对文帝北伐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之语，他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晋鼎南迁一百多年也有过几次占领洛阳，饮马黄河，但是南朝的势力很快就又退回了淮河一线，南方的舟师在平原无法与北方的骑兵对抗，无法守住河南，更遑谈收复河北，这也是南终灭于北的历史必然。宋文帝加强皇权的举动一是重用宗王，朝廷内录尚书事分王弘之权的是彭城王义康，代替自己出镇荆州的是江夏王义恭，荆、扬二地皆用宗王。二是以到彦之为将北伐，虽然军事上宋军被北魏打的狼狈而退，丧失洛阳。但文帝因战事获取兵权，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军事上北朝远胜南朝，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出的。

宋纪四略记 拓跋焘多建武功，对燕是必伐而并，对宋则满足南北相持，并不能一举而吞之。柔然的威胁已解除，漠北荒芜，拓跋焘的政策也做出改变，以亲善为主。河西蒙逊死，魏灭凉只是时间问题。“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求则骄慢不服；盖自知去中国绝远，大兵不能至故也。”对西域的羁縻是中原王朝强盛后都会做的举动，拓跋焘是务实的，西域诸国要不要无所谓。南朝被称颂溢美的元嘉之治，于军事上北伐失败，檀道济退兵而还。内政上东晋的旧臣对新王朝并非完全支持，谢灵运之死是刘宋对诸士族的警告，益州又发生了假借司马氏后裔的民变事件，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尚不稳定。谢弘徽不争家财，表面上看是称赞他个人品德高洁，但通鉴不是世语，在谢灵运被杀前插入这一段故事，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例子表现王朝对谢氏一族的忌惮和打压。

宋纪五略记 太武帝广建武功，东灭北燕，西平北凉，正式结束了北方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太武帝灭燕是早有此心的，至于高句丽不臣，则由于路远兵疲暂且放过了。太武帝用兵绝不是穷兵黩武，他出兵敌国能灭则灭，不灭则去，不会死咬着不放，对柔然的作战即是如此，没有战果就退，避免更大的损失。灭燕之后太武专事西方，很快大军西出灭凉。崔浩再一次扮演了参谋长的角色，他受命修史讥汉史之失误，高允劝他“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之讥今犹今之讥古也。”我之论古人，犹后人之论我，历来当权者还是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好。宋文帝与其弟刘义康的兄弟之争同时也是君权与相权之争。宋文帝久病难理政事，义康精力旺盛执政日久难免会得意忘形，兄弟的间隙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愈合。兄弟之间还好有个大姐会稽长公主居中调和，宋文帝没有下痛手。不过赐死的诏书早晚会给的，皇帝不会允许弟弟活的比他久。

宋纪六略记 太武帝尊奉道教，斥佛教为“胡神”，太武帝对待“胡神”的态度与石虎大不相同，他是有心要做中国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征服君主。柔然久为边患，太武帝屡屡来到阴山督战，平城的国政有太子晃监国处置。太武帝沿用父亲明元帝设立的监国制度是为了巩固父死子继的继承方式，太武帝北伐之时有尚书令刘洁之狱，此案疑点颇多太武帝的二弟拓跋丕牵连至死，父亲为儿子扫清了障碍。其后太武帝灭佛，拓跋晃崇佛，崔浩热衷灭佛，寇谦之并不赞同，四个当权人物在灭佛一事上产生分歧因也为各自的命运埋下伏笔。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似无可道之事，孔熙、范晔谋立刘义康，却机事不周被早已经投靠宋文帝的徐湛之出卖，文人自视高却临机不变，终招大难。杜坦在宋文帝面前直言南朝只重门第的选官之弊，文帝只能默然，他的皇权有限，并不能改变士族拥有的为官特权。

宋纪七略记 宋文帝在元嘉二十六年即有北伐之意，其实刘宋国内矛盾尖锐“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他的北伐举动也有一定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成分在。同年太武帝再破柔然，“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太武帝不再前往阴山御敌，他嗜于兵事文帝既然想来北方和他较量正是他求之不得。元嘉二十七年魏军在悬瓠进行试探性进攻，魏军不胜则去，太武帝回到平城处理崔浩的“国史之狱”，在司马光看来崔浩召至此祸是因为“遂其非而校胜于上”，且此段记录，主角并非下狱的崔浩而是高寿的高允，高允此人情商极高，善于应对，他是聪明人看的清楚。寇谦之已死，朝中又去崔浩，太子晃将会被推到皇帝的对立面。二十八年元嘉北伐，宋文帝三路进攻，西面作战取得不小的战果，而东面由于王玄谟的无能丧失战机，等太武帝亲来南方没有一个人是太武帝的对手。胡马窥江，刘宋从极盛到命悬一线，仅仅用了半年。

宋纪八略记 太武帝至瓜步北归，前次南攻北还是为了处理国史狱，这次匆匆回师则是清除太子晃。臧质在盱眙拖住太武帝一个月，本是宋军南北夹击消灭敌军的好时机，可惜文帝与义恭兄弟俩都畏敌怯战，他们有忠臣能将却不能用。太武帝回到平城立刻清除太子晃的势力，三月太武帝回来，六月太子晃“以忧薨”，明元帝实行的“太子监国”制度破产。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所处集团的权力之争，崔浩是太子晃的政敌，崔浩死后太武帝多次表达“可惜”。太子晃信奉佛教，太武帝主张灭佛，二人在重要国策上意见相左。最为重要的一点，太子晃长期监国，东宫集团“多用事”，崔浩在时二人互为牵制，崔浩死后平城内太子一人独大，太武帝选择杀死亲生儿子来巩固权力，可他很快又被宗爱所弑杀，经过政变之后成为皇帝的是拓跋晃之子文成帝而非太武帝诸子，这一点也是值得深究之事。宋文帝的儿子太子刘劭才略不及拓跋晃，宋文帝因北伐失败而威望大损，使太子看到弑而代之的可能。皇权政治，父子兄弟都在权力面前丧失了人心，后人唯有一声叹息。

宋纪九略记 北魏文成帝幼年继位，他尊保母为皇太后，不久之后太武帝的皇后、太皇太后赫连氏不明不白的死去，北魏的宫廷斗争还很激烈。宋文帝对待刘劭不可不谓宠爱，他怕兄弟夺位给东宫的守军赠额至万人。兄弟既可相残，父子之间又为何不可？文帝要废太子，本来一道诏书就可以行事，可他不肯下决心。刘劭得到自己要被废消息下决心速度倒挺快，带着东宫的这支军队入宫杀了父亲。孝武帝刘骏得到沈庆之的支持，以顺讨逆。本来，以子弑父，天下之至恶，江东的士族以王僧达为代表都不愿追随刘劭，所以孝武帝入京平乱过程很顺利。而孝武帝本人也并非明主，周朗的上言他不能用，杀兄弟清除异己倒是热心得很。宋文帝和太武帝，生年相近、继位年龄相近、逝世时间也相近。他们的时代远去了，南北两政权要从政治斗争的血腥中再走出来。

宋纪十略记 文成帝渐长，频频出巡四境。李凭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远离平城，远离保太后。文成帝在阴山得子拓跋宏，兴奋的他又是大赦又是改元，可见此子来之不易。其后文成帝于北境主持了对柔然的军事进攻，武功显赫，非南朝君主所能及。又，文成帝正月先立冯氏为后，二月又用“子贵母死”制度立拓跋宏为皇太子并赐死宏母李氏，这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得不让人心生疑问。南朝的孝武帝初继位，他忌惮两个叔叔，刘义宣在荆州称帝，荆扬之争重演。朝廷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了孝武帝削弱宗室一个很好的时机。孝武帝加强皇权，重用寒人，叔叔刘义恭被置于太宰的高位实不掌权。士族代表王僧达被孝武帝所杀，司马光连引了沈约和裴子野两条评论，裴子野对南朝选官有“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之语，孝武帝用人不问门户，只看忠诚。宋文帝用宗室执掌中枢，孝武帝杀兄杀叔自然是不会继续用姓刘的，他用寒人掌机要使他们成为皇权的工具与附属。从皇权振兴角度看，孝武帝是胜过其父的。

宋纪十一略记 文成帝在位期间北魏的记载简略，疑点颇多。如文成帝已破柔然，数年不兴北师却屡次前往阴山为何故？又如保太后常氏死后不久，文成帝就做出了攻吐谷浑、复史官、以诸弟为王镇守军事要地等决议，保太后在北魏朝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魏主如阴山”出现的次数远比“魏主还平城”要多，皇帝不愿意回到国都，又是因为什么？孝武帝受命之后坚决执行排抑宗室的政策，他已杀了叔父，如今又杀了弟弟，他无人伦之亲，生的儿子更是畜生不如。国家所倚重的，唯有沈庆之，广陵之役若无庆之领兵，胜负也不好说。孝武帝好在国无外患，大明年间的政局由他玩闹，建康附近哀鸿遍野朝廷上下无动于衷，刘宋的统治仍然牢固。孝武帝的遗诏有识，可惜他的安排太晚了，刘义恭已经被他抽空变成一个空架子，遗诏虽云事无巨细悉关之，但这道诏书是不会执行的。重用寒人、加强君权、打压宗室、威慑士族，孝武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配做一个人，他得谥“孝武”，他的做法和晋孝武帝是相似的，这也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宋纪十二略记 文成帝青年去世，死得蹊跷，他文治武功的成就很高，太武帝的扩张到他这一代得到巩固。乙浑突然出场既专擅国政，屠虐忠贤，国家不动，亦十分可疑。北魏文成帝时代记载太少，史官颤栗不敢下笔，事事都透着古怪。南朝前废帝的“造恶”史书却记得很细，又是纳姑妈为妃，又是封姨妈为后。但这位暴君皇帝也不是全无头脑，孝武帝用没有根基的寒人，他上台之后可以把他们一脚踢开而不用担心会有反乱。孝武帝不信任兄弟把他们禁锢在建康，前废帝继位后可以尽情凌辱叔叔们，进一步削弱宗室。沈庆之一代名将，刘义恭要废帝他是想参与的。蔡兴宗推他主事，他却以“当抱忠以没”为由推辞。胡三省评论说“伊霍之事，固非常人所能行也。”沈庆之被杀，是南朝的损失。前废帝死于偶然，宋明帝成了克劳狄乌斯。其实江州即将举兵，废帝之亡只是时间问题，废帝之死并不能阻止内战爆发。

宋纪十三略记 冯太后诛乙浑，北魏的宫廷政变干净利落。冯太后用宗室、汉人共参朝政，她的第一次听政以稳定朝局为目的。刘子勋年仅十岁，起兵不是他的主意，朝廷先定三吴再抗西军。在外督军的是宗室刘休仁和沈庆之之侄沈攸之，居中于内的是蔡兴宗。朝廷这一仗打的艰难，萧道成在战事中获得军功，宋齐嬗代，始于此时。胡三省评论“义嘉之难”时说“晋安举兵，实义举也。邓琬不足道,若袁顗、孔覬豈可谓不得其死哉!世无以成败论之。”这场千年之前叔侄争夺帝位的战事如今鲜有人记起，成者不能彪炳后世，败者亦不会遗臭千年。孝武帝为人刻薄少恩，文帝性格宽仁，朝臣从心理上更支持文帝一系，这是第一点。又，刘子勋年幼，为邓、袁所持，他若是入建康为帝，孝武帝重用藩臣之事朝臣还历历在目，何况子勋还是一个被人操控的傀儡。故，蔡兴宗、沈攸之坚决支持明帝，蔡兴宗之前曾说“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祸。”他有政治远见，也清楚前废帝和刘劭的区别。政治昏乱之下能保持清醒，这样的人不多见。

宋纪十四略记 宋明帝对淮北诸镇处置失当，引魏军南下。两国在山东、淮北交战，沈攸之兵败，朝廷用以为沈攸之后继的萧道成只能自保，淮河以北的刘宋诸镇唯有固守不见援军。慕容白曜于此战中立功甚多，他是燕室皇族出身，功威既高为魏帝所忌。白曜回朝不久即被献文帝所杀，拓跋氏与慕容氏之间难以共存。刘勔上书宋明帝，谓“境上之人，唯视强弱。”胡注则引《荀子》云“兼并易也，坚凝之难。”让新获得的土地民众顺从于国，认同政权的方法是:“魏并青、徐，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淮河两岸居民百年来反复于胡汉之间，每一次爆发战争受苦的都是他们，他们不得不跟强者走，如果新政权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安身立命，他们也就会支持新政权。胡三省为宋入元之遗民，胡注中屡屡可见怀念赵宋之语，他说这段话想必是眼见蒙古暴政“抚御无方”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吧。宋明帝猜忌兄弟，刘休仁被迫去职，自东晋以来“相王”们的结局都不大好。

宋纪十五略记 献文帝欲禅位于其叔子推，召源贺入京与诸王大臣共议。他当是希望获得太武帝时代的名将、此时北魏军中威望最高的源贺支持。但朝廷公议，任城王云（宗室）、源贺（宿将）、陆馛（文官）集体反对，献文帝只好传位于子拓跋宏，自己为太上皇帝。司马光在考异中认为，献文帝传位于子并非为冯太后所迫，他退位之后多次领兵、出巡，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我以为献文帝之意就是传子，皇太后可以废帝，皇太后废太上皇帝则没有听说过。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政治斗争几近于白热，献文帝在皇权制度下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的方法。宋明帝杀诸帝，他杀人之后还要写诏书告诉天下自己不得不为之的“痛苦”:看穿了这些人活下来会造反所以朕只好先除去。大臣给他的谥号选用“明”字，玩了把讽刺艺术。刘休范之乱，朝廷能够平乱全靠萧道成，萧道成入值中枢接下来就要培植上游亲信“表里制之”，孝武帝之后宋廷皇帝昏乱，是时候换一个皇帝了。

宋纪十六略记 献文帝之死，司马光在考异中认为《北史》、《魏书》不载，《后魏国典》中伏壮士杀之又不太可能，故他推断死因是被冯太后毒杀。孝文帝年才十岁，国事全由冯太后做主。冯太后执政御人有术，很快建立起权威。他对待政敌毫不手软，孝文帝的外祖父李惠在献文帝朝受到信任，刺史青州，是方面大员。冯太后诬陷他获罪继而诛他全族。太皇太后清除其他外家，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地位，手段雷霆，是吕后一般的人物。后废帝年少，宗室王爷们都被前几位既孝又明的皇帝杀的干干净净。宗室不壮、士族受打压、武人入主中枢，刘宋重蹈了晋室灭亡的覆辙。萧道成杀后废帝，他在朝中的对手袁粲是不足为虑的，荆州的沈攸之却是大患。故萧道成杀帝之后不急于谋篡，和褚渊、刘秉一起在台做出共治的样子。等沈攸之兵败，外患已除，他就不需要再伪装了。“丙午，诏进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刘宋已亡。

论: 北魏经过明元帝平和的统治之后国力渐强，有了对外扩张的资本。太武帝军事能力出众，横扫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的纷乱，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功绩。文成帝和献文帝，虽以少年继得帝位，在位之初也都受制于太后。但他们两个都有北击柔然的功绩，都是不辱先祖的合格君主。北魏的历史资料缺失严重，尤其文成、献文两朝，文字极少，这两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宗爱杀了太武帝竟然得以封王没人追究他的弑帝大罪，魏帝长期居住在阴山不愿回到平城，文成帝二十六岁的年纪突然死去，不知来历的乙浑擅权弄政，还有被司马光定为受鸩毒而死的献文帝，他真的是被毒死的吗？太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被冯太后“忠实”执行了，皇帝生母必须赐死，嫡母听政则名正言顺。献文帝自为太上皇帝，其用意我想是对“太子监国”的变制，加强拓跋氏的皇权，削弱后族之权。冯太后受到威胁，她破局方法直接有效，死人不会再下诏，

宋武帝与宋文帝父子深鉴晋室亡国之祸，故二人重要宗室分居要镇，用寒人掌机要遏制士族门阀，同时他们又不去改变士族任官的特权，让他们继续当高官享厚禄共处朝政。皇权以宗室、士族为羽翼，寒人为爪牙，获得了复兴。元嘉初年北伐失利，其后太武帝忙于统一北方，给了南朝和平发展的时机，所以元嘉之治我认为外部因素要大于内部。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宋文帝用人失当招致速败，太武帝轻敌深入亦险些不得全归。宋文帝死，孝武帝、明帝都是通过政变获得皇位，他们都不是先帝指认的继承人。新帝也猜忌宗室对兄弟多加屠虐，宗室凋零，皇子镇外藩以为屏障的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孝武帝即位，诛王僧达，士人离心。寒人刀笔吏是依附于皇权的，他们无法支撑皇权，皇权既失去宗室、士族的支持，也就没有复兴的可能了。于是宋末又重现了晋末的一幕，由建立武勋的将军清除内外对手，移鼎另建新朝。

齐纪一略记 齐高帝年逾五十，禅代之事，行之求速。谢朏不愿意事齐，解宋帝玺绶的活还是琅琊王氏来做。王俭和褚渊在齐高帝时代皆处高位，同理政事，他们都是“贰臣”，又无才干，全凭士族的身份受到齐高帝的拉拢重用。朝廷无能臣，国家无名将，萧齐开国，远逊刘宋。齐高帝总结宋亡的教训召集宗室学习《孝经》以求子侄敦睦，他考虑再三还是忍住了废太子的想法。齐高帝治国有可道之处，其一除苛政、其二废奢靡，其三禁占山湖，他有做移风易俗的努力，在位三年，政局也算清明。齐魏两国的军事摩擦不大，齐高帝远结柔然相约攻魏是有战略眼光的。晋宋以来广立州郡，民不堪扰，积重难返，齐高帝也无法改变。韩麒麟说“刑罚所以止恶，仁者不得已而用之。”对民庶用法严酷以至逼民为乱，“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道理统治者其实都懂，只是不愿意做。北魏冯太后执政，记载简略。孝文帝生子拓跋恂，冯太后杀其母而亲养之，此举动与养孝文帝一致。冯太后欲长期执政，我疑如果冯太后能像武则天享有长寿，那她杀的不会只有一个皇帝。

齐纪二略记 孝文帝年岁渐长，对于政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均田制与三长制的制定孝文帝都参与，冯太后改用汉族冠冕、郊祀天地等举动也表明孝文帝汉化在迁洛之前就已经积极推动了。河北地区自道武帝以来北魏的控制力一直都不是很强，豪族势力强大，平城地理位置偏远，迁都之举应是孝文帝很早就考虑的。北魏对待柔然转攻为守，建筑长城以做应备。高祐上书孝文帝言：“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以资历进位是选官之弊，自古及今这一弊端为政者都知道，为政者都改不了。萧衍在萧齐建立之初即登上政治舞台，竟陵八友，南朝文风盛于齐梁。齐武帝亲兄弟、用寒人、礼士族，军事上依赖陈显达，能听谏言，能张皇权，他在南朝君主里是及格的。王俭身死，授谥号时受人讥讽，他以谢安自居，何德何能？纪僧真求获士族地位不成，“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士族也看不起军事起家的刘、萧皇室。

齐纪三略记 冯太后殂，孝文帝极为哀伤，所为逾礼。我过去以为这是孝文帝的政治表演，现在却分不清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了。孝文帝与诸臣就是否守丧三年进行长篇辩论，司马光已经在晋武帝部分表达了自己对君主是否该守丧三年一事的看法。温公赞同以孝治天下，故他在此卷不惜笔墨来写孝文帝的“孝”。孝文帝待死去的祖母至孝，对昔日遭受的杖责也表现出不予追究的态度，但是他为帝多年是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姿态可以做，大权不能放。受冯太后喜爱的咸阳王禧刺史冀州，孝文帝亲政之后以“经野由君”之由将咸阳王改刺史司、豫，不让他长期专任一方。冯太后执政不攻柔然，孝文帝亲政即发兵十万；冯太后杀孝文帝外祖满门，孝文帝访得幸存诸舅，封之为侯。凡此种种皆可见孝文帝虽“哀”然他在政治上所作所为都是急于摆脱祖母。萧子响冤，武帝却不能查，皇帝怕得罪人，只能看着儿子蒙冤而死。宋弁评价萧齐云“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无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贻厥孙谋之道也。”曹操威震天下，司马三代混一宇内，刘裕平晋乱、灭敌国、复二都之后方才移鼎，萧道成的功望确实太低，萧齐立国，难以服人。

齐纪四略记 孝文帝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推行汉化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由异族君主变成全中国的皇帝。孝文帝在上卷定下魏的法统是承晋为水德也是为此。其实他大军出平城之时南面的齐武帝也跟着咽气，此时兴兵南伐不失为一个好时机。孝文帝赦免为盗的士兵，司马光批评他“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温公说的大道理孝文帝心里一清二楚，他爱名声，在三十万军前赦免三人的事迹传开他的“仁爱”名声会传遍魏境。大雨中迁都于洛的表演给孝文帝递台阶的是南安王，迁都之后去平城善后的是任城王，宗室支持孝文帝，是此次迁都成功的关键。齐武帝知道太子长懋的劣迹却不责问，待他死后又接着立太子子昭业为太孙，令人费解。竟陵王萧子良为齐武帝次子又素有贤名按理是该继武帝之嗣，武帝不选择他，为什么？惠文太子死与武帝死相隔半年，父子去世时间未免太巧。宫廷政变竟陵王缺乏野心与决断力迅速失败，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只有死路一条。

齐纪五略记 孝文帝推动汉化阻力重重，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洛阳是一个新的开始。韩显宗上书陈事，首句即言“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唯才是举的用人理想南朝做不到在北朝也做不到。孝文帝亲自到平城向众人论说迁都之利，国内人心浮动，孝文执意用兵攻南看似刚愎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国有内忧，则可用兵于外以分之。萧鸾连废两个皇帝，郁林王登基之后与他倾轧公开化。萧鸾的劣势是皇室疏宗，拖得时间越久他政变的难度就越高。竟陵王之死我认为是萧鸾所为，除掉了竟陵王他才能安心发动政变。《通鉴》说：“帝常忧子良为变，闻其卒，甚喜。”听有意外之喜方能喜形于色，所以凶手不是他。萧鸾用典签杀尽高帝诸子，萧齐以刘宋为鉴忌惮藩王，故赋予典签比刘宋时更大的权力。典签势大，分镇要地的宗王形同囚徒也就失去了藩屏王室的作用。所以萧鸾政变能够顺利进行，国内的抵抗被迅速扑灭，没有发生刘宋时上游出兵下游那样的兵争。

齐纪六略记 魏军南征兵至淮河，孝文帝登上八公山超越了苻坚。他此次用兵意图并非一举吞并南齐，久攻不下之后一向固执的孝文帝放弃南征撤兵北归继续推行汉化。代人迁洛葬邙山、禁皇戚百官言胡语、改胡姓为汉姓。短短一年间孝文帝移风改俗推动汉化过急，他为政又独断听不进异议，胡三省说孝文帝和大臣议论时:“帝务骋辞气以加之。”孝文帝善于辩论，说不过就甩脸色，所以赢家总是他。群臣虽然辩不过他，但心里是不服的。太子恂欲逃平城，孝文帝得报“大骇”。储君带头反对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极坏，孝文帝的恩人穆泰密谋为乱，孝文帝用任城王平乱，好在这位堂叔一直支持孝文帝的政策，国家得以转危为安。但国内反对势力依旧强大，所以他不得不宣布再次南征攻齐转移矛盾。齐明帝篡位，得国不正，他继续杀高、武子孙以固帝位。明帝亲览政务，钟嵘公开上书请明帝“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皇权强盛的时代是断不会有大臣敢对皇帝如此说话，而齐明帝见此只能“上不顾而言他”。齐明帝屠虐宗室，王谢不附，他自己又不肯用寒门舍人分权，所以他篡夺皇位的“胜利”更像是王朝走向灭亡的失败。

齐纪七略记 孝文帝南征之前要处理好穆泰之乱的遗留问题。立拓跋恪为太子以定国本这是第一步，太子生母被冯皇后以“子贵母死”之名所杀，皇后亲养太子，这是在学冯太后养孝文帝的前例。孝文帝废不愿汉化的重臣拓跋丕并起大狱清除反对势力，这是第二步。亲巡四方，准许北方酋长春天回到部落对旧势力做出让步，杀掉废太子恂解除后顾之忧，这是第三步。之后，孝文帝亲统大军二十万南征，他此次出征不敢离洛阳过远，战略目标定在襄阳，目的是想控制长江上游从而对下游形成压逼之势。但他军事能力不足，裴叔业大破魏军，双方战事陷入胶着。李沖、李彪相争，二人一死一废，任城王独揽中枢大权，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之由回师，他的担心还是发生了，洛阳不能让宗王独自掌权。齐明帝杀高、武诸子还惺惺作态做流泪状。萧遥光不是高、武子，明帝用他当帮凶但对他也不放心。王敬责谋反不成是明帝的运气，谥号为“明”是士族的讥讽，宋明帝和齐明帝都是屠杀宗室导致王朝覆灭的君主。谥法“照临四方曰明”，他们的屠刀确实伸向了王朝每个角落。

齐纪八略记 孝文帝南征无果，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回都之后急于清除冯后势力，废皇后，杀二冯，为自己身后事做预备。陈显达见孝文帝退兵，自己起兵北伐，屡败之后钟离之战中的魏军主帅中山王元英。孝文帝不得不再次出兵对阵陈显达，陈显达兵败大损，孝文帝亦旋死。胡三省评论说，如果陈显达能多支撑几日等到孝文帝死期，那战争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很多历史的如果往往就是这么几天来决定的。孝文帝遗诏彭城王辅政，彭城王心中是有数的，这是兄长的试探，他不愿意再去蹚朝政的浑水。宣武帝继位免去任城王宰辅之权，中央执政的宗王为献文帝一脉，北魏的朝局为之一变。宋齐两代君主接替都会伴随着政变与屠杀，齐明帝教育儿子“作事不可在人后。”在他们父子看来大臣皆是逆贼，宗王都会篡位。永明年间比较清明的局面所带来的政治遗产至明帝父子的屠杀乱政已经被摧毁殆尽。宗室、文臣、宿将都被他们俩父子一一消灭，他们只想把敌人搞少却不想着把自己人搞多。齐政由明转昏、由盛转衰，短短数年间就走向了灭亡。

齐纪九略记 裴叔业降魏，北魏趁南齐内乱之际取淮南。近逼建康，已经具备灭齐的条件。彭城王在此战中积有战功重新调回中央用事。他在孝文帝临死前辞任，现在又回来辅政，人终究逃不过权力的诱惑。裴叔业反乱事先咨询过萧衍，萧衍劝他不必投降北魏，自己登高一呼从淮南出兵建康天下即一举可定。裴叔业不从，联系到他不久后即病死，降魏之举当是为子孙求一个世袭爵位。东昏侯命崔慧景出兵淮南，崔慧景过江即反，回师台城险些政变成功。萧衍的大哥萧懿保东昏侯击破叛军，他保错了人，以为萧衍在雍州拥兵数万作为外援东昏侯就不敢杀他。但昏暴之主只看近危不视远忧，两次反乱都被平息也让东昏看成自己受天所眷。又，诛心言之，萧衍早有异志，从他得到大哥的死讯当日即“是日，建牙集众，得甲士万馀人，马千馀匹，船三千艘。”来看，他早就在等大哥被处死的消息好让自己有出兵的口实。邓元起起兵时说“朝廷昏暴，诛戮宰辅，群小用事。”东昏不与大臣治天下而与“群小”享天下，那么天下之臣皆可反之。

齐纪十略记 宣武帝对几个叔叔心怀猜忌，他少年继位得不到重臣支持的话也不好夺权。咸阳王禧与于烈的矛盾正好被他利用，于烈子于忠率领六十多个士兵带着三个叔叔进宫，宣武帝对叔叔们客客气气，免去彭城王勰的官位（他名望高），明升暗降咸阳王禧（他当时为执政），重用北海王祥（功绩小，皇帝信任）。之后咸阳王谋反伏诛，宣武帝对宗室更加不信任，任人唯亲只想抓住权力不放。中山王英请求南征的上书写得漂亮，宣武帝却不能用，以北灭南的时机稍纵即逝，宣武帝远不如其父。萧衍主持军事，所谓“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萧衍军事能力强，沿江一带取得重镇皆用亲信镇守，为禅代做准备。朱雀航一战东昏侯十余万大军被击溃，东昏侯被杀。萧衍那位远在江陵的政治对手兼盟友萧颖胄也忧愤而卒。萧衍内外政敌皆已消失，他这个时候把江陵的小皇帝萧宝融一脚踢开，改用宣德太后诏令行事，头脑清晰，手段高超，深知权力游戏的玩法，处自己于不败之地。

论: 孝文、宣武父子两代，北魏由胡至汉。冯太后执政时兵事不起。齐武帝永明年间的清明局面一定程度上是由冯太后不兴兵事造成的。孝文帝南迁洛阳，国内反对声音大，孝文帝力排众议促成此事，北魏之皇权胜于南齐。他迁都之后长期对齐用兵，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他不能消弭国内滋生的各种矛盾，李沖、李彪之争即是一例。兄弟们可以成为支持他的力量，也可能会是威胁嗣子的隐患。宣武帝年少，继位之初没有太后临朝，辅政的是孝文诸弟宗王，二三十岁的叔叔们谁又会心甘情愿的臣服这个十六岁的小皇帝呢？宣武帝获得于烈的支持任用亲信夺权，政治斗争上宣武帝有一定手腕，对外战略北魏则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离孝文帝差远了。

萧齐夺位，根基不固。齐高帝深鉴宋亡教训嘱咐子孙要友爱，可是萧齐的宗室屠虐比之刘宋尤甚。高、武诸子皆被屠杀，典签制度的弊端使宗王外镇藩屏皇室的作用不复存在。陈显达是萧齐的沈庆之，他们都功盖一国，也皆被幼主所杀。国家昏暴，自取灭亡。齐政由明转昏是一个很快的过程，而且由于萧齐得国太易，支持政权的力量少，所以萧衍自江陵顺江而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反抗。萧衍起兵是讨伐东昏侯，后人论史也多言东昏侯暴虐失政，不过我看来要对齐亡负主要责任的还是齐明帝萧鸾。没有萧鸾的屠杀，齐政就不会衰，人心也不会散。政治斗争的实质“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核心的是前半句。

梁纪一略记 宣武帝动作迟缓，失去战机。萧衍进兵建康之际他不听元英谏言拒绝伐齐，萧衍称帝之后他方才听刺史扬州的任城王澄所言，用兵于梁。萧宝寅来奔，接纳他的是任城王；元英、陈伯之主兵攻梁，节制他们的也是任城王。任城为宗室耆旧，功望高、辈分大。他主持一方，朝廷对他放心不下，所以任城与梁作战中央支持的力度并不大。宣武帝在洛阳杀北海王祥，这是他杀的第二位叔叔，宗室颤栗不敢有言。宣武帝真正信任的是外戚高肇，用他充当打手威慑朝臣，北海王之狱也可以看成是咸阳王之死的政治余波，宣武帝亲政时召见的三位亲王至此时死两人，废一人。他夺权手段狠辣，绝骨肉之情。梁武用宣德太后令走禅位程序，齐和帝被他置于姑孰，二人在禅位大典上不相见，这是政治高明的一招。又，梁武不杀齐高帝、武帝子孙，用他们做官，周一良先生分析说“推原其理由，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齐亡臣殉者仅有一人，他确实不怕人心不顺。梁武壮年得国，很想做一番功业。他礼敬王、谢，亲用宗室。登基之初国事委任范云、沈约。范云死后，他不用沈约而以地位低、能力强的徐勉、周舍参办国政，梁武执政，心思极密。梁、魏用兵只是小规模摩擦，曹景宗失职不问罪，梁武帝的仁慈会得到回报。

梁纪二略记 天监四年正月，夏侯道迁自汉中叛梁，魏用邢峦出兵受降，经略汉中、益州。四月，梁武帝用宗室萧渊藻替代邓元起刺史益州。又令杨公则进兵洛口，名为北伐，实为牵制。八月，中山王英进攻雍州。十月，梁武帝命临川王宏为帅扬声伐魏。邢峦兵围涪城，上书宣武帝请增兵取蜀，宣武帝的“不从”当是眼见临川王大军在前，不敢分兵于蜀，梁武帝救蜀的战略意图达到。天监五年三月，梁招降陈伯之。宣武帝用中山王英为帅拒梁。五月，韦睿取合肥，魏杨大眼亦取梁河南城。七月，魏增南征之兵十万。九月，梁军洛口军败，死者五万。临川王才智庸懦，中山王评价其“騃”，可谓精准。宣武帝欲趁胜灭梁，令中山王围钟离。梁武帝尚有余力，十一月，梁武用曹景宗为帅，都督二十万军救钟离。天监六年二月，宣武帝冷静下来，令中山王回师，中山王不从。曹景宗与韦睿联军至钟离。至此，魏军增兵一次，兵力约近三十万；曹景宗有韦睿之兵，亦拥众二十余万。三月，梁军利用淮水暴涨的时机烧桥破敌，中山王单骑走，魏军死者十余万。钟离之战为果，因当为夏侯道迁叛梁。梁武钟离获胜之后即息兵事，他比宣武帝清醒的多。天监五年十月邢峦上书魏帝言进兵不可时称：“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臣未之前闻也。彼坚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此后战事一如邢峦所言，故天监六年三月魏军溃败，其时粮已尽，兵已疲，不堪一战。梁军之胜，也不全为用奇之功。

梁纪三略记 钟离之战魏败，数年内无力大举。宣武帝的皇后于氏、太子元昌先后去世，时人皆认为是高肇所为。此事一方面这是高、于两姓外戚之争，另一方面皇后、太子之死宣武帝竟然坐视不管，这是可疑的。彭城王勰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侄子处死的命运，京兆王造反宣武帝口头上免他一死，却又听任高肇半路暗杀。宣武帝所为，皆委罪于高肇，把自己扮成被奸臣蒙蔽的昏主。他其实精明得很，军政大权一直在他手里。中山王英钟离之败罪大，他惜才能再次启用。李崇镇淮南十余年，宣武帝对他委信不疑让他专任一方阻挡梁军。宣武帝只有在对待朝内敌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昏庸”的一面，高肇是宣武帝的白手套，咬死政敌的一条狗。梁武帝逐渐满足于只做一个荆扬之君，皇帝与沈约之间间隙日大。张稷、王珍国亦有怨言，梁武帝对他们或外镇或虚职受之，尽力“共富贵”。沈约之死，主因还是沈约自己犯了君臣的忌讳。梁武对臣下宽，对百姓严，从他执政之初起，梁就已埋下灭亡的隐患。

梁纪四略记 宣武帝暴殂，死的可疑。太子继位波澜不惊，胡注言崔光做主拥孝元帝的原因是“苍猝不暇集百官，备高氏也。”朝臣的举动是急于站队，高肇远在益州，高后积怨朝臣。宣武帝之死，给了朝臣宗王们反攻外戚重夺权力的机会。孝元帝以子废母，胡太后得以临朝称制。掌权势力的权力分配，三公之职皆为宗王所领，于忠欲专权为诸王所恶，很快失势。胡太后用其父胡国珍入朝分权朝政，她与宗王大体而言是处于合作，共同执政。任城王重新回到中央，北魏宗室之中任城王澄敢任事、敢说话，他劝胡太后注意北镇问题，胡太后不能用。任城王作为支持孝文帝迁都的老人，朝廷胡汉之间、南北之间的矛盾他是看得清的，可惜当权者并不以为意。梁武帝信北魏降人之说造浮山堰欲取寿阳。堰坏，淮南之民死者十余万，梁武帝对此无动于衷。国内政治弊病丛生，梁武帝看在眼里也不做改变。临川王宏为人庸懦无能，梁武帝自己都知道他家阿六蠢，但是他依然让临川王位任三公，参与朝政，放任他贪赃枉法。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

梁纪五略记 张彝父子选官之意本有利于国家，胡太后不仅不能用，对他们父子二人也保不住，魏衰政之象尽显。目睹此事的高欢知道天下要乱了，他是枭雄，要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朝廷上的诸王大臣看到法律尊严不在会不知道吗？任城王、崔光改变不了国政的衰乱，高阳王雍等竞争奢侈，年纪轻轻的皇太后一门心思扑在崇佛上。清河王是太后的情人，胡国珍死后，太后外家无援急需政治同盟。因此元义、刘腾之乱政变的目标是杀清河王，杀了清河王之后太后孤立无援囚禁她就简单多了。他们控制朝政，威福由己，执政数年使得“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穷，人人思乱。”破六韩拔陵奋身一呼揭开魏末乱世的序幕，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梁武帝自浮山堰坏后也失去了北伐的雄心，中断二十年的南北通使在普通元年重新开启。萧正德叛梁，梁武不治罪，复其本爵埋下未来的祸根。用法不严，南北皆同，朝廷公器不在，人主转信佛陀，役万民以足私欲，佛陀何以庇之？

梁纪六略记 破六韩拔陵起事后，边镇蜂乱，洛阳应对迟缓。孝元帝甩锅给李崇，认为他之前的上表请改镇为州是“开镇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李崇年已七十，孝元帝命其北讨，国家无人堪用，只能老将远行。秦州莫折父子、高平胡琛、上谷杜洛周等纷纷起兵，梁武也再启北伐，意在寿阳。孝文帝自迁都以来多用汉人，致“代人迁洛者，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而六镇及杜洛周等起事者又多为胡人，陈寅恪先生论及六镇之乱有“胡化对汉化的反动”一说，我带着陈先生的看法读这一段历史，洛阳与六镇之不相容也就得到解释了。北魏在此期间凭崔延伯的骁勇击破莫折天生和请柔然出兵打败破六韩拔陵暂时稳定了局面。冯太后重新夺权，她接手的是烂摊子，置六镇降民二十万于河北更是昏招。梁武帝用裴邃北伐打了取得一定的战果，元法僧降梁更添声势。萧综降魏使北伐军大败，梁武闻讯“惊骇”，他前用临川王北伐大败，这次又是大败。普通五年朱异代周拾掌机要，胡三省注说“为朱异乱梁张本。”萧梁政权再无光明可言。

梁纪七略记 阿六死了（哭）。

梁纪八略记 这一卷的主角是尔朱荣。葛荣并杜洛周，众号百万横行于河北。萧宝寅败于长孙稚投奔万俟丑奴，丑奴势盛于关陇。尔朱荣受诏都督六州率众与葛荣交战，朝廷外尊宠而内惮之。高欢劝尔朱荣清君侧以成霸业，尔朱荣夹于敌我两方之间骑虎难下，恐怕是早有此心。孝元帝密诏尔朱荣勤王被胡太后发现，孝元帝被毒死，尔朱荣遂以“铁骑赴哀山陵”杀胡太后及高阳王雍等王公大臣二千余人于河阴。陈寅恪先生指出河阴之变之实质“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孝文帝南迁以来政治集团几十年汉化的成果被以屠杀的方式摧毁。尔朱荣立孝庄帝，即是采用胡俗铸像的方式。他朝见皇帝“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他把胡人的风俗习性重新带进北魏朝廷，力图改变魏廷文儒的风貌。尔朱荣的左右手是宗室元天穆和敕勒人贺拔岳。元天穆被封世袭并州刺史，刺史世袭于古未有，尔朱荣的老巢在晋阳，天穆受刺并州亦可见其深受尔朱荣信任。邺城之战尔朱荣以七千骑兵败葛荣数十万之众并且生擒葛荣威名大震，朝廷内外无有敌手。判断力严重衰退的梁武帝直到此时才做出动作，他派陈庆之送北海王元颢赴洛，以图在北魏的乱世中趁乱取胜。

魏纪九略记 孝庄帝在洛阳，并非全为尔朱荣的傀儡。元天穆等受命定齐，洛阳的诏书尚具权威。陈庆之自铚城北上是趁元天穆东去之“虚”。元天穆自济南回师与陈庆之战于荥阳，败。陈庆之遂奉元颢入洛，并取大梁等地，元天穆北渡黄河不敢与争锋。陈庆之兵锋虽锐，但河南诸郡对元颢新政权是不服的，如崔光韶所言：“元颢受制于梁，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国，此魏之乱臣贼子也。”元颢入洛不恤军国，与陈庆之之间又有间隙。魏廷积力于河北，集结众军。尔朱荣自为前驱南下洛阳，而元颢上书梁武帝请停援兵。双方兵力悬殊，胜败已分。陈庆之孤身南逃，元颢被杀。尔朱荣威名日盛，梁武帝却消沉下去，中大通元年六月陈庆之败，九月梁武帝始舍身于同泰寺，二者之间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胡三省评论梁武有“武帝不务自治而务远略，所以有侯景之祸。”之语。梁武帝的“远略”自钟离之战以后多是昏招频出，听信他国之言送掉了陈庆之的一支精兵，敌国有乱而不早做大举。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梁纪十略记 尔朱荣本以贺拔岳为督率军讨陇，而贺拔岳则惧得胜后会为尔朱氏所不容，故请尔朱天光为督自己为副从军讨丑奴。萧宝寅数年未能平关中，尔朱氏两月之内既擒丑奴献阙。六镇以来天下纷乱的局面暂时得到平息，孝庄帝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尔朱荣自晋阳入洛，元天穆也随后进京，孝庄帝几次想杀二人皆未成功，最后诈称皇后诞子召二人入宫并杀之。尔朱荣死后“内外喜噪，声满洛阳城。”孝庄帝这么做，以当高贵乡公之心诱杀权臣可谓极不明智。尔朱荣本出契胡，部族强盛，平乱之后于晋阳自设霸府，似曹操居邺城。而且他对待皇帝不失恭敬，经常朝见逗皇帝开心，曹操则是不见汉帝，不去许县。孝庄帝于朝政有一定的自主权又与汉献帝不同。故尔朱荣的判断，孝庄帝没理由杀他，所以他从容入京没有防备。孝庄帝杀了尔朱荣之后没有后手应对分散各地的尔朱氏，尔朱兆渡黄河进宫俘虏孝庄帝，又杀帝于晋阳。尔朱荣死后尔朱氏难以团结，通过尔朱荣之死获利最大的是接收六镇余部十余万就食山东的高欢。不久之后他会取代尔朱氏成为北魏的新“曹操”，孝庄帝逞一时之愤换来的是元氏与尔朱氏的同归于尽而非王朝的复兴。

梁纪十一略记 节闵帝闭口八年依旧躲不过灾祸，他被推上傀儡的位置，生死之事已非他所能决定的了。高欢东去，收纳高乾、高敖曹、李元忠，他善于聚敛人心，学着曹操的样子下马过麦地。又极会表演，起兵信都时演说慷慨，士为致死。段韶言“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高欢能聚众效命，与尔朱氏作战屡屡以少胜多。至邺城之战，高欢兵马仅有三万却能败尔朱二十万大军，用的就是将士能效死命。贺拔胜在阵前向高欢投降，各地纷纷响应降欢，此所谓得天下之心。高欢取代尔朱氏的过程极为迅速。他先以邺城为霸府，后又改居晋阳遥控洛阳，走的也是尔朱荣的老路。北朝的此次动荡梁武帝依旧没有抓住机会，这一次他连北伐的动作都懒得做，去同泰寺开法会倒是勤快得很，人已垂暮，雄心不在。昭明太子暴死“朝野惋愕”，国之储副突然而卒群臣皆闻而“愕”，死因可疑。梁武帝舍昭明太子子不立而立晋安王纲为太子，恐怕是鉴于齐武帝立孙之鉴，不敢让幼主临朝。

梁纪十二略记 尔朱兆死，尔朱氏全部被消灭，斛斯椿望风而动，此人先反尔朱氏，又反高欢，名为忠魏，实则投机反复，小人难养。孝武帝对他也不会尽用。孝武帝想倚重贺拔岳兄弟为外援对抗高欢，贺拔胜受刺荆州，南临敌国不好处理。贺拔岳则被侯莫陈悦所杀，高欢看错了人，侯莫陈悦能杀贺拔岳却不能并岳之众，代岳而起的是时年二十七岁的宇文泰。对于这个年轻人高欢还自信满满的说“吾当以计拱手取之。”他话音刚落，宇文泰即率军奇袭上邦逼得侯莫陈悦自杀荒野。关中宇文泰、河南孝武帝、荆州贺拔胜，三人暂时组成了一个反高欢联盟。君臣二人玩文字游戏，皇帝说“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先叫个委屈指高欢不义又说“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讲得倒是慷慨，但等高欢领大军南下，勒兵十万于河的孝武帝即不做抵抗弃都西走投奔宇文泰，高欢这一战赢得毫不费力。高欢入洛，树立私党，他放弃洛阳迁都邺城既失人望又示怯于宇文泰，这确实不应该。宇文泰见孝武帝不能制，一杯毒酒要了他命。“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死我者黑獭，孝武帝的一生也够窝囊。

梁纪十三略记 双雄对立，东西争雄。高欢要稳定东魏的政局，宇文泰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同元年七月东、西同时下诏声称讨伐，但二人当年都没有军事动作。高欢迁都邺城，又毁掉洛阳，光武帝以来洛阳五百多年历经磨难，繁华消落，隋唐时代另建新都，汉魏洛阳如今只剩几处残垣。到了大同二年，双方依旧没有大规模军事动作，高欢不争灵州，胡三省认为是鞭长莫及，我认为是高欢战略上的失误，没有尽早出兵渡河牵制宇文泰。到了年底，东魏和梁交战各胜一场，高欢十二月派人去建康请和，第二年正月即趁西魏大饥之际先派窦泰与高敖曹出兵击西魏，自己观兵黄河佯攻。宇文泰识破高欢意图，全力击破窦泰，窦泰自杀，高敖曹撤还。当年八月，宇文泰出兵伐东魏，东魏郡县骚动，高欢先破柔然后亲领二十万大军反击，薛琡言“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饿死。”是上策，侯景说“今兹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是中策，高欢头铁带全军过河是下策。沙苑一战，高欢丧甲八万遭到惨败，东魏国力强，河北不至倾覆；西魏国力弱，也无力东向大举。

梁纪十四略记 沙苑之战的次年，大同四年八月，宇文泰籍大胜之威再击东魏，与他交战的是受任河南的侯景。西魏先败后胜，高敖曹死，高欢如丧肝胆，而后双方再战，西魏兵败退还关中，侯景毁掉金墉城，东西二魏此次对决不胜不败。至大同九年高仲密密谋叛东魏，以虎牢关降西魏引发高欢与宇文泰之间最后一次对决。虎牢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东、西二魏尽起大军驰往争夺。宇文泰先据洛阳，高欢领大军十万渡河，屯兵北邙山。这一次急的是宇文泰，邙山之役西魏大败，丧首三万，宇文泰险些被彭乐所擒。次日再战，东魏大败，高欢在贺拔胜槊下死里逃生。到了下午西魏军士气渐衰（西魏于前日死伤过多，兵力亦不济。）宇文泰撤回关中，高欢权衡再三放弃了追击。双方此次大战高欢获得惨胜。对于高欢而言，沙苑之战输得不应该，高仲密叛引宇文泰东来正是打败宿敌，混一海内的好时机，高欢亦准备周密（宇文泰奔袭被高欢获知，足见他情报工作做的充分。）可惜还是输了一阵，自损过重。而宇文泰可谓倾国而来（邙山阵亡三万，次日仍可再战，宇文泰此次出兵当在十万以上。）目的也是与高欢决战，占有洛阳一带，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他战败而还，同样极为可惜。双雄对立的宿敌之战在北邙山的落日下画上句号，统一北方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梁纪十五略记 邙山之役后，高欢外结柔然、修好南朝，对内让儿子高澄立威，以为后任。休整三年他再起大军攻西魏，围攻玉璧。高欢的目的和邙山之战类似，是想吸引西魏主力东出进行决战。宇文泰不为所动，玉璧守将韦孝宽也回馈了宇文泰的信任，高欢对这座小城毫无办法，士兵死者七万，狼狈回师。（以死亡人数看，高欢此次应该带了十五至二十万左右的大军，宇文泰若是中计出兵，西魏会比邙山之战更困难。且韦孝宽八月刚接替王思政守玉璧，十月高欢即领兵西来，他以为韦孝宽是个软柿子，没想到是块硬石头。）高欢回师，唱着敕勒歌流涕，沙苑之战是他轻敌，邙山之战面对西魏全力进攻打成四六开，勉强算胜了。而玉璧的他一无所获，惨败而归。他看不到天下一统的明天，也回不去怀朔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贺琛上表指朝廷之弊，梁武帝不仅听，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说自己三十年不近女色，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司马光对此评论说“护其所短，矜其所长。”对于贺琛提出的问题梁武帝并不做正面回应，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私德”。通鉴对梁武帝执政做总结说:“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司马光对梁武帝还算客气，胡三省就没什么顾忌了，他愤然执笔写道:“梁武帝断重罪则终日不饴，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俘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饴，吾谁欺，欺天乎！”

吾谁欺！欺天乎！

梁纪十六略记 高欢病死，高澄怕有骚动，秘不发丧，但侯景却得到消息，闻声即反。侯景先降梁武，后降宇文泰，他以河南为诱，首鼠两端，以期不败。梁武不顾多年与东魏通好之谊宣布接纳侯景，又遣羊鸦仁北上去接应他。宇文泰就谨慎的多，他一面派军援往河南，一面派人召侯景入朝长安，侯景不从，他也不做争夺令全军西撤，避免与梁军及东魏军交战。宇文泰头脑清醒，能取则取，不能取也不强夺。而梁武帝年纪虽老，头脑却发热的厉害。他舍羊鸦仁、羊侃不用，坚持以宗室为帅北伐，洛口之败殷鉴尤在，他再一次重复自己的错误。寒山失守，萧渊明被俘，慕容绍宗督十余万大军南下，梁军的主力被歼，东魏再无顾虑，发檄致梁。杜弼的檄文写的漂亮，对梁之弊政也批评的极为精准，他说梁国政局“主荒于上，臣蔽于下。”梁武数次舍身同泰寺，国事由朱异操持，皇帝昏乱不治国事，执政奸蔽以以权谋私。“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侯景不是黄雀，是一匹吃不饱的狼。他接着批评梁武本人“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加以用舍乖方，废立失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灾异降于上，怨兴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萧梁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老且耄的和尚皇帝，执政中后期昏招不断。侯景上书请梁武发兵另立魏帝，梁武讨论都不讨论就立马答应，胡三省对此想不出合理的解释，他只好说:“帝早在兵间，曾不见此，盖天夺其鉴也。”胡氏把梁武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归于上天，我认为这是老年人的自然变化，老而不死是为贼，皇帝老聩，万民之贼。

梁纪十七略记 慕容绍宗击败侯景，欲养寇自资，纵其南下。侯景取得寿阳，朝廷不问罪，听任他住在寿阳。高澄遣使南来修好，梁武一面对侯景说“朕与公大义已定。”一面答书“贞阳旦至，侯景夕返。”侯景经历过魏末的动荡，又反复于尔朱、高欢，他对于政治不会抱任何幻想。梁武帝要把他当用作交易，他不反也得反。侯景的悖慢、四方的警告梁武通通不听，到侯景在寿阳举出了反旗，梁武还笑着说“是何能为！”他以为只要下一道诏书自然就会有人把侯景的头颅献来。侯景在寿阳梁武帝没能适当处置，反而喂饱这头狼，这是他第一个失误。侯景反后梁武帝没有加强江防、遏敌于江北，这是他第二个失误。萧正德有过临阵投敌的叛举，梁武不问罪还继续用他，萧正德在正阳门与侯景马上作揖共同入城，用人不明，这是他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失误。梁武把台城的防务交给太子萧纲，实际主持抗敌的是名将羊侃。台城虽然危急，全赖羊侃指挥得当，还是守下去了。四方的援军渐至，形势对梁是有利的。但十二月羊侃死，湘东王绎的军队又被击败，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梁武的希望又变得渺茫起来。佛家讲因果，台城中的梁武帝看到已经结出的“果”，他会想到自己种下的“因”吗？这个时候他标榜自己的那些话，什么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三十年不近女色又有什么用呢？可怜建康百姓积死台城之下，老皇帝苦等着援军，城外的惨状他看不见。

梁纪十八略记 高澄自继父位，需要通过军功立威。王思政是西魏的宿将，东魏攻颍川损失慕容绍宗，高澄亲帅大军继之，王思政出城投降。宇文泰失了颍川之后并不做争夺，下令全军回撤，宇文泰头脑清醒、能舍则舍，作为最高领导人，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也很可贵。高澄遇刺身亡，高洋迅速平息局面，代兄执政。“臣有家事，须谒晋阳。”他比其兄更有心机，更为狠辣。柳仲礼攻侯景不克，声势浩大的援军并没有取得战果。侯景因为乏粮假意请和，梁武帝尚存豪气，发怒说“和不如死！”太子纲只想早点了解此事，侯景的要求，他无不答允。坐拥荆州大军的湘东王绎观望不前，反而去围长沙，梁武身死，他加强江陵防备，意在自己做皇帝。梁武的几个儿子、勤王的几路人马都有自己的心思，“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台城兵不可战，城不可守，及台城沦陷，梁武荷荷，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矣。侯景踌躇之后，决定先立简文帝号令四方，再图篡举。他以力取台城，纵容兵士残虐四方（他也无法约束住士兵），三吴经过战乱又变得残破不堪，东魏尽取淮南之地。南北均势被打破，天下统一的明天不远了。

梁纪十九略记 高洋之篡位，史载娄太后、斛律金反对，但高洋无功，人望又浅。“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宇文泰向东出兵仓促，他也不想和势头正盛的北齐交战，双方相持不久宇文泰就以霖雨为名撤军西归。观宇文泰与高氏数次交锋，他的首要目的是保全关中，对于消灭高欢、统一北方他尚知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沙苑之战，众皆死命。邙山之战，不利则退。侯景之叛，宇文泰顺取河南多地，高洋攻王思政，他并没有全力救援。至高洋称帝，他又将所取的河南地区让了出去。宇文泰审时度势，厉兵秣马，等待“天下有变”再图进取。自永嘉南渡以来，南方政权倚赖江南，侯景之乱极大破坏了三吴地区的经济，“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东晋以来内部的主要矛盾是荆扬之争，经此一变扬州不仅丧失了与荆州争衡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南方也失去了吞并北方的可能。梁武的子孙上演“列王的纷争”，兄弟、子孙之间互相争伐，简文帝在台城为傀儡，侯景自号“宇宙大将军”。称号再怎么响亮也只是一句空名，如果不是上游诸王为争一个皇位打得不可开交，侯景早就灭了。

梁纪二十略记 彭乐放走宇文泰，当时高欢便已有杀心，大敌当前不能动手罢了。高洋以“或告汝反”之由杀他，狡兔未死，走狗已烹。柔然被突厥所败，它在北方的强势地位将被突厥取代。北方二朝趁南朝大乱尽取江北，实力都获得了增长。而南朝上游不断内讧，下游已受残虐。侯景西上，先胜后败。湘东王起用王僧辨发江陵东击侯景。侯景分兵二路，宋子仙攻巴陵，任约取江陵，自己率大军在后。但巴陵城坚，侯景的三路军皆败只得回建康。王伟劝侯景废简文帝行禅让，继而杀死简文帝，是速死的一招。我疑此时王伟已有向西军投诚之意，故借侯景之手杀简文帝以安湘东王之心。西军王僧辨、陈霸先二军东下建康，与侯景决战，“景帅百馀骑，弃矟执刀，左右冲陈。”做垂死挣扎。西军不动，遂败侯景。王僧辨不能约束士兵、湘东王也不愿迁去金陵。他们平乱处置失策，江东失望。湘东王称帝，在益州的武陵王也称帝，湘东王的“帝国”控制范围不过千里，户数不满三万。他的皇帝梦实现了，但统一南方的人不是他。

梁纪二十一略记 高洋用兵，有高欢之威。破契丹、败柔然，耀兵西境，宇文泰畏其强不敢出，齐的国势达到极盛。宇文泰趁武陵王引军东去之际遣尉迟迥平蜀，萧家兄弟如果能和睦共处，也不会让邻国有可乘之机。宇文泰废魏帝，改制易胡姓，其后南征江陵。于谨的五万大军围城，尹德毅其后说“今魏之精锐尽萃于此”可见西魏的总兵力并不多，若以国势而论，远不及北齐。梁元帝、武陵王兄弟俩互攻，梁元帝心肠狠毒，对兄弟和侄子不留活口，他自称读书万卷，读进去的全是吃人之术。建康虽破，但北有阔达数十里的大江，江陵地处江北，西魏轻骑可至，从守势而言江陵远不如建康。梁元帝贪恋江陵完备拒绝东迁，一年之后宇文泰即兴兵南下。“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梁武帝执政时期获得长期太平，其一是前期钟离一战大败魏军；其二则胡太后掌权至六镇、再高欢、宇文泰争雄，战事连绵，未有宁日。五十年江表无事实赖北方多难。江陵之役，梁元帝焚书折剑，自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读书不知忠孝仁义，戎服不能平乱却敌，他从来没有过文武之道，又何谈兴废。

梁纪二十二略记 高洋行为乖谬，好酒及色，以杀人为乐。南朝向北朝称藩。高洋没能趁陈霸先羽翼未丰之时拓地江南是可惜的。他把国政委于杨愔，“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能发民一百八十万修长城的北齐依然是三国中最强的一个。宇文泰死，时年五十。他在死前权衡之后立嫡子宇文觉为嗣，十五岁的宇文觉稳不住局面，他只好将权力留给侄子宇文护，让他成为事实上的继承人。宇文护得到于谨的支持顺利辅政，但人心浮动，所以他行禅代之事“魏宇文护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灭掉了西魏以固人心。梁元帝被杀之后，南梁陷入了无君主的状态。江东的两位重臣王僧辨与陈霸先迎立元帝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帝。北齐不甘心如此，打出萧渊明这张牌，要立他为梁帝。王僧辨屈服北齐，转为奉立萧渊明。陈霸先不从，突袭建康杀了王僧辨。王、陈二人同在下游，恐怕早就离心向背了，王僧辨做主奉萧渊明，他有拥立之功尚不失富贵。陈霸先却数次在江北与齐军作战，恐难久全。故陈霸先做事果断，先杀王僧辨，后平三吴，再败北齐军，他以军功渐渐稳定了局面，成为又一个可以移鼎的权臣。

论: 北魏宣武帝政假外戚，内忌宗王。辅政三王皆被处死，宣武帝也躲不过元魏皇室短寿的命运。胡太后两次执政国势渐衰，六镇起义、尔朱崛起断送了北魏的国运。河阴之变洛阳朝廷为之一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高欢与宇文泰的双雄对决精彩纷呈，私以为梁纪十二至十五这几卷是整个《资治通鉴》里最好看的篇章。天下决于二人之手，邙山之战攻守互易，高欢含泪和唱敕勒歌，英雄抱恨而终，宿敌国险民贫，难有大举，年过五十也遗憾长逝。北齐与北周的胜者将会获得统一天下的资格。

梁武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他的问题是活的太长了，老年人行动迟缓，判断力极速衰退。如果侯景不来，老皇帝死后上游出镇的皇子皇孙也不会服从建康的新帝萧纲。侯景乱梁终结了江东地区的安定与繁荣，士族地主失去政治地位后，经济地位也在南朝末期丧失了。梁武帝执政后半期正值北方大乱，如果他想做出功业，其实是可为的。不过他锐气丧尽，几次北伐用人不明，不仅未能获得战果，反而丧师辱国，韩山失律；坐视高欢做大，侯景南奔。他得国时领军自上顺流下攻取金陵并不困难，失国时次次失策，可怜建康百姓，惨为凌虐。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

陈纪一略记 宇文护废魏帝、废周王，赵贵与独孤信在魏周革命后位在宇文护之上，二人反对宇文护，宇文护新承权位，急于立威，故杀二人以显威势。高洋恣意，群臣皆怖，通鉴载高演屡谏齐帝，胡三省认为此处史官饰以溢美之词为多，北齐北筑长城，南立萧氏与陈霸先为敌，高洋本人又耽于享乐，国力消耗严重“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以节费用焉。”高洋在位时与宇文泰相处较为平和，没有大的兵事，他用兵在南却不能获取战果。“鲜卑车马客，（治国）会须用中国人。”胡汉之对立在高洋时代攻守易势，鲜卑虽然是皇族是开国佐命的重臣，但朝廷上占据重要行政位置的是汉人。胡人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上处于劣势，行政体系不支持胡人君主，高洋死时，只有一个受他重用的杨愔涕泗呜咽尽臣子之道，其他诸臣连流泪做戏都不愿去做。陈霸先年过五十，急于建命。他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先用梁帝的名义平定反对势力再行禅位更好，但他等不及了。陈朝的统治范围小，国力弱，陈霸先称帝后为人节俭，也是无奈为之。陈蒨以皇侄的身份继位，拥立他的是侯安都，新帝继位后对于手握兵权的老臣不会感激只会猜忌。宋文帝杀檀道济的往事不过百年，侯安都可能不记得，陈文帝却准备好做下一个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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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二略记 北齐在两年之内换了三个皇帝，权力更迭频繁，在政治上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高欢正妻娄昭君。高殷被废、杨愔被杀，胡三省敏锐认识到这不单单是一出宫廷政变“鲜卑之势素盛，华人不足以制之也。”这场政治风波小皇帝身边是杨愔，高演身边是王晞，叔侄相争、汉人相争，皇太后一言决之。高演杀侄伤娄氏之心，故高演死，皇子不立，高湛得以继立。高湛继位不久，娄后死，朝廷遂不可制之。北齐娄太后三个儿子顺次为帝，北周宇文护已杀三个皇帝。宇文护执政期间，国家不兴兵事，送陈武帝世子至陈无伤于敌，周武帝宇文邕受遗诏继位，这道遗诏当真是如史书所载是周明帝的临终一击吗？我以为是存疑的。以宇文护之权势大可以立嫡立长为名改立明帝之子，所以武帝之立，是宇文护的意思。宇文护坚持立宇文泰诸子，我认为他的目的是维持与皇帝较近的血亲关系，方便执政。陈文帝借大风之势打退王琳，保住了政权，北齐也因政局动荡无暇南顾，江左政权保全，仰于敌国。

陈纪三略记 高湛在国行为乖戾，他禅皇位于子，自为太上皇帝总览政事，也是怕自己死后皇位会像二哥、六哥那样被兄弟所夺。高湛对待兄弟手段残忍，宗室中得到重用的唯有兰陵王高长恭。洛阳一战，兰陵王与斛律光、段韶败北周军二十万，威名大振。宇文护则因两次对齐军事行动失败，名望受损。司马光说宇文护“本无将略”，观其战略眼光，确实不如其叔宇文泰。北周虽败，根基未动，有再战的能力。北齐虽胜，但其已不复当年之强，用奇用险，不能以力制敌。宇文护杀侯莫陈崇，西魏时代的“八柱国”已有三人被宇文护所杀，读至此处我不禁想起梁纪十中大通二年侯莫陈崇单骑擒万俟丑奴，“众皆披靡，无敢当者。”北魏末年的英雄豪杰纷纷谢幕，有的死的光彩，备极哀荣。有的不得善终，为小子所陷。当年那个单枪匹马闯入万军之中生擒敌首的人，那个与宇文泰同列“八柱国”为开国元勋的人最终因言获罪，被权臣逼死。为将时只要打败敌人就可以了，为政者则恐惧内外，不知死在何时。侯莫陈崇如此，宇文护也是如此。

陈纪四略记 斛律金死，其子斛律光继为北齐大将军，专任国政。门出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比之北周独孤信，斛律家尤贵。高湛死时年仅三十一岁，高欢的几个儿子年纪都不大，却一个比一个自私残忍。高湛在世时宠爱高俨，皇位既然有人，做父亲的不应该另一个儿子捧起来，徒惹杀身之祸。高湛信任和士开，临死时抓着他的手说“勿负我也！”此临终之语初读不以为意，细思方觉诡异。儿子已为皇帝，大事已定，高湛身亡，本该没有遗憾。可他独对和士开嘱咐后事，又加了一句“勿负我也”我疑高湛意在废高玮立高俨，照这个思路去想高湛之死也是可疑的。待高湛死后，群臣名义上反对和士开，实际上矛头对着太后和皇帝。太后、皇帝、和士开结成短暂同盟解除了此次危机，之后高俨杀和士开，一个十四岁、被父亲宠坏的大孩子“齐琅邪王俨以和士开、穆提婆等专横奢纵，意甚不平。”这么富有正义感，恐怕并非实情。高玮杀高俨，与太后疏远，穆提婆母子地位迅速窜升，高玮成为这一系列政变后活下来的赢家，最后一个赢家。

陈纪五略记 高玮被立，祖珽有进言之功，和士开死后，他也一度掌权。斛律光被杀，祖珽在高玮面前说“谣言甚可畏也。”他既知这是谣言，却不为之辩解，非要置斛律光于死地。斛律光在世时屡败周军，用兵多年，号称“不败”，他死之后周人为之大赦，北齐朝廷事后知道自己中计了吗？并没有，高玮身边的一群人只知道争权夺利，毫不在意敌国在侧，时怀吞并。他们杀完斛律光接着杀高长恭，本来邙山之战，宇文护出兵大败，周人有畏敌心理。且齐的国势胜于周，斛律光、高长恭二人用兵能力也比北周诸将要强，经此一变，二将皆陨。周武帝放开顾虑，开始进行灭齐的谋划了。宇文护死于宫墙之内，周武帝与宇文护行家人礼的时间并不少“帝每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礼，太后赐护坐，帝立侍于旁。”他要杀宇文护，每次宇文护入朝的时候他都有机会，可他一直没下手，一直在等。等到宇文护攻齐失败，名望大损，此时杀他，时机最为有利。周武帝掌权，政由己出；齐后主在朝，政随奸佞。陈宣帝派吴明彻北伐，北齐不肯救援，淮南尽失，齐廷无动于衷，穆提婆甚至说“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畏敌怯战，毫无进取之心，北齐的国力虽然最强，但它君臣昏懦，三国中齐最先灭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纪六略记 斛律光死后，周武帝即有灭齐的想法。齐后主为人性懦弱言，没有做皇帝的资格。齐国自乱，邻国方有兼并之心，胡三省痛心于此，当是自叹故国行暮，为蒙元所趁。韦孝宽上疏陈伐齐上中下三策，上策“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固非常人所能行也。中策约陈并举是稳妥的做法。韦孝宽的策略周武帝很欣赏，但武帝第一次进军并不是上策“百道俱进”而是走父、兄的老路，出潼关攻洛阳。洛阳不克，周武帝遂称有病，烧船退兵。洛阳老路既行不通，次年武帝复举，改为北渡黄河直取晋阳。平阳一役，齐师不救。（李义山“晋阳已陷休回顾”晋阳当为晋州之误。）周武帝也没想到平阳得的如此容易，至十一月，齐后主率大军至平阳，周武帝欲避其锋退回长安，对于灭齐，周武帝并无十足的把握。复战平阳，齐军败给了自己，齐后主庸懦之才，岂堪人主之命。齐国上下，众心离散，陆令萱自杀、穆提婆降周、高延宗自立。后主入邺城，仿效父亲的做法禅位于子，可这有什么用呢？周武帝的五弟齐王宪先锋军已近邺城，北齐并无一战之力，邺城四周无险，相比于洛阳、长安，它并无立都优势。

陈纪七略记 齐后主死到临头还在疑心宗王谋变，邺城不战自溃，周武帝擒齐后主，收北齐三百万户，若以五口为一户，再加北齐新失的淮南之地。盛期的北齐人口当在两千万以上，本国势强盛，若其主有为，天命当在齐祚。其主昏乱，数月之间即二都陷落，宗庙不存，诚可为鉴。任城王高湝叹息说“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至四十者，命也。”按，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后北朝的历代皇帝，寿命都没活过四十岁。北齐诸帝，高澄以来，死因皆可疑。周武帝灭齐仅一年亦死，北朝君主通习弓弦之事，为何皆如此短寿？宫闱深密，令人疑想。周武帝在这一年里处理北齐降人，尽杀高氏宗族，他不为虚名而处实祸，避免重蹈苻氏的覆辙。陈宣帝趁齐乱北伐，吴明彻兵败被俘，萧摩诃突围退还江南。萧摩诃劝吴明彻退兵时说“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胡三省注称“观摩诃此言亦知军退后周师继至必不能守淮南。”陈朝对淮南统治并不稳固，守之无备。周军南下略淮南地，陈宣帝耀兵玄武湖以示有余，可他不舍得用这支力量与周军决战淮南，于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周武帝的儿子周宣帝是荒乱之主，没有混一宇内的气概，年纪轻轻就禅位于子，此人倒像是齐后主的儿子。

陈纪八略记 周宣帝暴崩，年仅二十二岁。他死前“不复能言”病势凶猛，遗诏全由刘昉、颜之仪为之。刘昉把杨坚推上宰辅的位置，杨坚受顾命之任，众情汹汹，尚未归心。杨坚前见宇文护之殷鉴，他既获百官总己以听，必行非常之事以固权位。杨坚妻独孤氏言：“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自古功盖一国的权臣，要么自己（或子孙）被皇帝夷灭，要么自己（或儿子）做皇帝，没有相安无事长保富贵的第三条路可走。尉迟迥反对杨坚，在邺城举兵与关中相抗，杨坚用韦孝宽平乱。韦孝宽为周室宿将，周武帝灭齐，韦孝宽首谏其事，书上中下三策。周武帝出兵东向留韦孝宽守玉璧不让其出征，对于这一处置，老将军肯定是不满的。故杨坚委以元帅之任，再演西灭东之役，韦孝宽尽心竭力，六十八日即平尉迟迥，毁邺城。公元546年，坚守玉璧败高欢数十万大军，保存宇文霸业的人是韦孝宽。公元580年，剿平尉迟迥，扑灭宇文政权反抗火种的人也是韦孝宽。当年底，韦孝宽死，年七十二岁。他是北魏末年大乱世中的幸存者，双雄对决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个名将。他在杨坚篡位前去世，还是周臣，但不知九泉之下他以何面目去见宇文泰。

陈纪九略记 杨坚受禅为帝，距离周宣帝去世不到十个月。尉迟迥已死，王谦已平，反对力量被清除，故皇位轻易被篡。隋文帝初即位，欲作革命气象，除北周六官，改依汉魏故制。又兴建新都，迁都大兴，新城宏伟，至今犹留遗迹。文帝诸子，分任地方；高颎、苏威，并为宰辅。改修刑律，遂定法制；去郡存州，减冗官之费。胡三省认为“悉书如此，以见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官员能尽心为文帝所用是开皇之治成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前秦、北魏都统一过北方，但他们对于行政制度的改革是有限的，隋文帝有革新的魄力，能改则改，能废则废，历史需要这样一个站在出口的人，引领中国走向新生。陈宣帝死，陈叔宝在大行灵前险些丧命，不管陈叔宝还是陈叔陵亦或陈叔坚来当这个皇帝都无所谓。陈灭于隋是历史的必然，国力差距巨大，杨坚又是人杰，江东之国一成胜算都没有。

陈纪十略记 隋与突厥屡有战事，沙钵略可汗数败，千金公主求为杨氏女，隋文帝改其名号为大义公主。胡三省认为“更封以大义，非嘉名也，取“大义灭亲”云尔。”大义二字，是解作“深明大义”还是解作“大义灭亲”？我以为隋文帝即与突厥休睦，千金公主服输请好，文帝没理由再以污名辱之。深明大义，昔为宇文女，今为杨氏女，沟通异国，使命不变。东、西突厥分裂，隋廷乐见此事，助沙钵略讨西突厥，突厥请服，岁贡长安。北方既宁，隋文帝腾出手来筹划灭陈。隋文帝抹掉后梁是为灭陈做战略准备，江陵军事要冲，顺江而下，可据中游。皇甫续言陈有三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二和三都是虚词，隋以十倍之力制江南一隅之地，并不困难。且晋灭吴，晋廷出兵二十余万，吴全国之兵亦有二十余万，纸面实力相当。隋灭陈临江者五十万，陈之守备不过十万，强弱悬殊。陈后主犹不修政，自云“王气在此，彼何为者邪！”江表三百年王气早已泄尽，一水之阻何能拒百万之兵。晋元帝永嘉南渡，即王位于建康，至此已二百七十二年，华夏结束分裂，复归一统。

论: 梁武帝末，北魏孝武帝出奔长安。天象有示，梁武叹曰“虏亦应天象邪！”是时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是在南朝而是在北朝。决定陈国存亡的，不是其君主本人修德与否，而是看北朝的皇帝有没有混一天下的决心。北齐朝政，高欢诸子次第而立，治国昏暴，但求玩乐。北周长期为宇文护秉政，亦少进取之心。故陈文、陈宣治世，南方太平。吴明彻北伐获得淮南之地，北齐示弱于外，周武帝方有灭齐之心。北齐败给了自己，北周也是如此，“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周宣帝暴死，朝臣们纷纷站队支持杨坚，为周殉葬的除了尉迟迥，还有那座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邺城。随着邺城被毁，北方重归一统，河北也将会失去它的政治地位与经济优势，让位于江南。前秦、北魏统一北方后都发动过统一战争，北魏太武帝骑兵距离建康仅有一水之隔，但他们都没有成功。隋文帝发兵五十万，百道俱进，他不像苻坚、拓跋焘那样自己亲临战场，灭国之战，以强讨弱，自有人替他过江。中国结束漫长的分裂，重新服从于一个政府。秦汉至南朝，所谓正朔渐渐衰亡。北魏至隋唐，中华文明，迎来新生。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结尾处说“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南朝政治走向灭亡，北朝政治蓬勃再生。我们的民族在不断变化中生生不息。南朝与北朝都是中国，凡汉语所行之地，都是中国。

隋纪一略记 灭陈之役，文帝命晋王广为总帅，驻马广陵便宜行事。贺若弼擒陈叔宝，高熲入建康斩杀张丽华，胡三省认为高熲杀张丽华实有恩于晋王，“使高颎留丽华而广纳之，文帝必怒，安得他日夺嫡之谋。”观文帝执政后期，亦好女色，张丽华或成陈夫人也未可知。贺若弼、韩擒虎争功，文帝皆予重赏。分裂三百年复归大一统，势所趋之，非超人之力。陈氏子弟迁往长安，文帝没有杀他们的必要。陈叔宝也学昔年迁往洛阳的刘禅，装疯卖傻，隋文帝送他一句“叔宝全无心肝。”留他一条命。开皇十年，李德林废，杨素再平吴越，声望渐起。灭陈之后，文帝改晋王广总管并州、秦王俊总管扬州，一年之后两个王又换了回来。文帝这番人事调动目的何在？杨广爵号晋王，都督并州理所应当，晋王走后江南生乱，这可能缘因秦王在江南土人的处置上行为失当，文帝对第三子的行政能力表示怀疑，复调杨广去南方。

隋纪二略记 苏威因“共为朋党”之罪免官，文帝得国不正，故深忌臣下为党。苏威被废后，贺若弼亦被废。文帝对皇太子杨勇曾说：“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自为难信，非我弃之。众人见此，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文帝废除诸臣，朝堂之上，大行挞威。虽是如此，开国重臣他多还是留他们一命，“以侯就第”。开皇十三年，杨素广兴土木建仁寿宫，文帝尚不满足，又议建明堂。关中地区土困民饥，每至旱年须就食洛阳才能缓解。文帝用法峻严“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他此前下诏称“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盗钱受戮者，都是三奏再杀的吗？朝廷用兵西南得胜，用兵东北惨败。高丽占据辽东，为中国之患，不去不安。高颎被废，朝野轰动。高颎反对废太子勇，又轻独孤皇后，故为独孤后所忌，这是他倒台的原因之一，这些还不足以让文帝下决心废他。结党军中犯了文帝的忌讳才是他被废的真正原因，以贺若弼为首的诸臣上表明高颎无罪与皇帝为敌更是让文帝差点起了杀心。文帝惜名不杀高颎，高颎被废为民“欢然无恨色”。他在权力之争中获得了一个较好的结局，暂时的。

隋纪三略记 隋军击突厥，立功者，敦煌戍卒史万岁。万岁建有大功，为杨素所嫉，被诬致死。此时隋文帝已老，行事不假三思，怒则杀人，喜则重赏。开皇二十年皇太子杨勇被废，是父子俩矛盾长久积累的爆发。杨勇被废前，皇三子秦王杨俊死，文帝临丧不哀。杨俊的两个孩子，文帝待之亦薄，不令二孙嗣爵。开皇之世，杨广总管扬州、杨俊总管并州，文帝以宗室不壮，故特倚诸子。杨俊以行为奢侈失爱于文帝，但为人父母，哪有因此事而绝爱于儿子的。杨勇被废亦是，勇为太子近二十年，冬至受百官朝贺犯了文帝忌讳。太子妃元氏暴死又失去了皇后独孤氏的支持。秦王俊死，杨广少了皇位继承的竞争对手，同时他也看到了父亲的薄情，二十年太子的垮台并非不可能。开皇二十年九月，文帝升殿廷议，列罪诸臣。文帝所列罪状并不充分，文帝说“勇尝指皇后侍儿谓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尝责之，勇即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因言获罪，本不应该；杨勇杀人，又无实据。至十月，文帝废太子于武德殿。十一月，立晋王广为太子，天下地震，胡三省注称“其示戒亦昭昭矣。”虽如此，终不改杨广正位东宫。

隋纪四略记 隋文帝崩，司马光列举史料均指为杨广所弑。汉王谅起兵造反，用了诛杨素的名义。胡三省对此不解，认为“谅若如宋武陵王声元凶之罪而举兵，天下谁能敌之。”按，高祖崩年已六十四岁，晋室以来只有萧衍比他长寿，老迈而死，事所当然，子弑父之举未泄，是故汉王不疑，此其一。杨素为中外所怨，又与杨广结党，位高权重。杨广以太子嗣位，理所应当。杨谅用诛杨素之名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清君侧这个名义即使失败也还有一条后路。大业元年，杨广改元，志建大业。当年三月，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役二百万。又发运河千里，为巡幸东南之用。大业二年，杀杨素独揽大权。三年，北巡突厥。车驾行万里，帝过雁门关。单于芟庭草，北望燕然山。半年时间，隋炀帝专事巡幸，夸耀武力，北疆诸族纷纷来朝。高颎、贺若弼有异言被杀，隋文帝爱惜名声不忍杀老臣，隋炀帝倒不在乎这些。隋炀帝欲经略西域，引西域诸国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外国人过来只是想占便宜，一千多年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用钱砸出来让他们喊“中国真棒”，一千多年后……

隋纪五略记 大业四年，隋炀帝发民百万修永济渠。他兴致极好，无日不治宫室，巡游无度，东西皆幸。齐王暕宠衰，赵王杲年幼。炀帝属意少子，对待齐王备员而已。隋军破吐谷浑，隋炀帝通西域的战略走下重要的一步。他趁西击之兵大胜余威盛兵燕支山，西域二十七国来谒。帝国东西九千里，南北万四千里，户八百九十万，隋朝达到极盛。五年以来隋炀帝建新都、治运河、修长城、通西域、征四夷，无有不成，无有不克。大业六年正月，诡异的弥勒佛之乱拉开了隋末大乱的序幕，炀帝用民力不止，工程不休，天下之民，已至逼反的边缘。到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动员全国之力征高丽，王薄首倡义兵，窦建德入高鸡泊为盗，北征之兵未出而天下民已疲，人已反。征高丽大军一百一十三万，加上后勤等其他人力，此次出征用人当在三百万左右。隋炀帝远程指挥，延误战机。九军度辽，九军皆没。隋炀帝失意而归，东都壮丽依旧，天下却已是乱世。

隋纪六略记 隋炀帝复征高丽，他本人亲领大军远赴辽东。河北纷乱，起为盗贼者不可胜数，与官军作战有胜有败。杨玄感起兵言辞慷慨，他所求的不是富贵又是什么？李密陈上中下三策，上策据蓟州绝杨广，行事冒险。且杨广既死，天下为乱者皆可称帝称王，杨玄感徒有东北苦寒之地，无所作为，故玄感以为此计为下策。中策:“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此策稳妥，其后李渊举兵，便依此计而行。杨玄感攻东都不下，隋炀帝自辽东惊恐回师。杨玄感死，炀帝不以为戒，反而认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独夫民贼，不知悔改。大业十年，炀帝三征高丽，声势远不及前。十一年，再启巡幸之举，北至塞外为突厥所袭，将士死命得脱，他又惜金不赏，种下被弑之果。苏威劝说炀帝回銮长安，深根固本，这是老臣谋国之言。炀帝不能用，东都无险、江都偏僻都不适合在乱世中立都，隋的国势也远远逊于大业之初。深固西京，上策；据守东都，中策；远幸江都，下策。炀帝曰“卿之下策乃上策也。”

隋纪七略记 隋炀帝受诸臣蒙蔽，不知天下纷乱，盗贼四起。这似乎和秦二世为赵高所蔽类似，但胡亥年幼，委事赵高，国亡之咎，归于始皇。隋炀帝则不然，大业末年的时局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不愿听实话，只想逃避，逃出洛阳，逃向江都。龙舟离开东都南下，隋廷众心无主，过去起为盗贼者与官军互有胜败，尚只为“寇”，炀帝离开中原，置天下于不顾，李密、翟让遂起而建号，进逼洛阳。林士弘、杜伏威、窦建德、薛举等辈纷纷而起，称王称帝。天下之患者，不在土崩，而在瓦解，底层民众反抗上层势力，摧毁他们的有生力量。隋廷的地方行政濒于崩溃，江都的指令根本到达不了北方诸州。李密谋取长安失败，“放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李密不取长安，自有他人取之。李渊起兵太原，他有异志已久，手上无兵不得发而已。太原受突厥、刘武周之逼，又有炀帝所派王威、高君雅在侧。若不先发制人，将为必死之局。李建成、李元吉在河东老家，李渊身边只有一个儿子李世民。太原起兵首倡其谋成为李世民今后重要的政治资本，十年后天下粗定，玄武门成为下一个太原城。

隋纪八略记 司马光以唐承隋祚，由臣禅立，故书隋恭帝“义宁”年号而不称“大业”。李渊晋阳起兵听从裴寂、刘文静的建议仍尊奉隋室，“掩耳盗铃”。又“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向突厥称臣，随后亲帅大军西征长安，欲取关中之地图霸天下。李渊出兵之际致书李密，谄之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以宁兆民！”就在李渊出兵长安的过程中，这个志为天下司牧的李密大举进攻洛阳，与王世充互有胜败，东都之兵无法救援西京。宋老生战败被杀，屈突通不出。李渊渡过黄河，关中纷纷响应。“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长安没有对抗李渊的力量，很快被攻下，李渊立代王侑为帝，他自为唐王代行皇帝的一切职务。李密与翟让火并，李密虽假“壮士断腕”之名，但天下未定，东都未取。断手之人岂可敌全躯之身。李密复与王世充大战，洛阳虽困，尚有余力。李密虽强，实亦耗竭。李渊坐观鹬蚌，他的目光望向西方的薛举，平定关陇之后方可逐鹿中原。

论: 隋唐帝国脱胎于北魏末年的六镇大起义，北朝与隋唐密不可分，秦汉帝国终于南朝，隋唐帝国兴于北朝。隋文帝得国轻易，他治国之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所谓“开皇之治”称颂的主要就是隋文帝灭陈之前所取得的政绩。隋灭陈，以强讨弱，胜所应当。统一战争为杨隋皇室带来了巨大的声望。隋文帝性格易怒，晚年尤胜，动则鞭挞大臣，甚至多有大臣在朝廷之上被活活打死。这样的一个皇帝，又有选错继承人的污点在，很难被称为明君。开皇末年社会受严刑峻法的压迫，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炀帝继位，大业头七年他竭尽民力奉己一人。三征高丽使天下骚动，盗贼蜂起，那几年天下虽然大乱，但还不足以颠覆隋朝政权。隋炀帝出游江都不再北归是他自求死路，中原无人为帝，称王称帝者无所顾忌，李密、李渊分别攻打东、西二都。群雄并起，天下瓦解，占据关中者再一次成为天下之主，秦地自有天子出。

唐纪一略记 王世充与李密大战，世充洛北兵败，上年洛阳所增的七万兵士损失十之七八。诸雄纷纷致书李密劝进，李渊担心李密若占据洛阳将不可复制，故他急忙派李建成、李世民督十万大军出潼关救援洛阳。洛阳未陷、李密已疲，李建成引兵撤军洛阳，此次出兵的目的是阻止李密夺取洛阳而非李唐自取，如李世民所言“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这个道理李渊、李建成也清楚，李唐初期军事行动拍板的还是父亲或长子。隋炀帝被弑，“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他的偶然之举断送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有大隋这个强盛一时的王朝。宇文化及从兵士所愿北归，李密夹在化及与洛阳之间“常畏东都议其后。”东都与李密暂时联合对战宇文化及，杨侗的打算是借李密之兵平弑君之贼，再引李密入洛分王世充之权。王世充不满于此发动政变独揽朝政，时李密已击败宇文化及，使化及“无能为”，李密知王世充必不容己，故放弃了入洛的想法，河南战场又恢复到半年前的状态。李唐被薛举击败，李渊委罪于刘文静，他还是护犊子的，不追究二郎的罪。

唐纪二略记 李密自恃有洛口之粮且数败王世充，故有轻敌之心。王世充看到李密击破宇文化及大军后士卒多死，欲趁其弊击之。裴仁基进为奇策，李密不用。魏征建议固守，此策稳妥，不久李世民平薛仁果用的就是“坚壁不出”之策，待敌疲再击，可成大功。李密轻出为王世充所败，所部士卒被王世充收降的有十余万。徐世勣忠于李密，但李密惧疑其心，故不投，他与王伯当带着残兵两万人入关中投奔李渊。李渊虽称呼其为“弟”，心实忌之，不授要职，不令掌兵。李密求抚顺山东，李渊之意放李密出关“使二贼交斗，吾可以坐收其弊。”接着他封凯旋而归的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经略关东，做东出的准备。李密未出关即反，盛彦师看破了李密声言向洛，实欲入襄的意图，也深知李渊之意。他在入襄城之路上伏击李密，若是李密能够如李渊所派再次逐鹿中原，则不会速死。隋末之乱中李密声势浩大，围洛阳不下，虽据洛口，其部与游兵无异。至一朝兵败，人无所适，二李不相容，终为所杀。王者不死，乱世之中最后活着不死的那个人，才是王者。

唐纪三略记 王世充击败李密，实望俱增。李渊审时度势，决定避其锋芒，暂不与洛阳决战。李渊的战略部署，一方面积极筹划平河西李轨的作战方略。另一方面招降纳叛，招抚山东地区，意图填补李密败亡后留下的政治空白，从而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淮安王李神通与宇文化及激战聊城，想必是受李渊的指令，替杨广报仇以明唐室正统。宇文化及势穷力孤，仅保一城，窦建德闻风而来，先败李神通，再杀宇文化及，他向洛阳称臣，被封为夏王。窦建德与王世充联合让李渊经营关东的计划受到重挫。武德二年八月刘文静被诬致死，裴寂兵败退保河东。十月，李神通、李世勣兵败为窦建德所俘，河南归于王世充。李渊在此年中虽平李轨解除后顾之忧，但失并州、河南。他不得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当务之急是收复并州，他的新方略只有一条:派出李世民。“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乙卯，幸华阴，至长春宫以送之。”

唐纪四略记 李世民受命出兵讨刘武周，他此次军略与平薛仁果类似，坚壁不出以待敌疲。隋末以来，所谓良策皆是此计，此策说出来容易，但压得住将士真正实施起来却很难。李世民身兼多职，又以皇次子之尊多次为帅出征，深得士心。武德三年四月，宋金刚食尽退兵，李世民引军追击。“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馀里，战数十合。……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李世民用兵快如疾风，动若雷霆。昼夜二百里一日八战，讨贼不留遗种。与将士共同食宿，故唐军上下皆为所用，乐为致死。并州既平，罗艺在幽州牵制住窦建德，南下取萧铣由李靖指挥。李渊三管齐下，唐军主力出关击王世充，统帅自然是李唐的王牌:秦王李世民。六月，李世民在慈涧与王世充接触，世充拔营撤军。李世民进军洛阳，杨玄感与李密都败在洛阳城下，李世民一面兵迫洛都，一面取河南诸地，或招降或用兵，王世充出兵皆败。至武德四年二月李渊担心师老无功会为敌所趁要求李世民班师，李世民回书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观李世民三次用兵，要么不战，要战则必求全功，此后玄武门也是如此。李渊作为决策者有着清醒的头脑，他同意了儿子的意见，放手让李世民去豪赌。

唐纪五略记 李世民大军兵围洛阳，王世充缺粮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围城既久，洛阳城中饿死无数，旦夕可下。窦建德率大军而来，李世民权衡诸臣意见，决定围城打援，据虎牢以待建德。凌敬向窦建德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胡三省认为“当是时，洛城危急，秦王定计而坚守之，盖计日而收功。吾恐建德未得至蒲州，洛城已破矣。”窦建德南下之军已成骑虎之势，战不成，退亦不成。且秦王用兵，利在追击，彼若北归，正堕其意。李世民引窦建德决战，追奔三十里，生擒窦建德。于是洛阳城降，河南悉平。李靖也擒萧铣，平定南方，至此天下粗定，唐已得鹿。萧铣、王世充、窦建德、薛仁果、李轨，凡被李唐所擒之割据君主皆被李渊所杀，高祖处理果断，不留后患。李世民被黄金甲回长安，受封“天策上将”功望达到顶点。李唐创业之主是李渊，拓业之君则是李世民，如果没有李世民，李唐的统一之路不会如此顺利。杜甫诗“煌煌太宗业”言太宗而非高祖，也是唐人的普遍看法。

唐纪六略记 刘黑闼起兵，来势凶猛，李世民受命再度出征。秦王用兵，所过皆克，与罗艺会师洺水同刘黑闼对峙。作战勇猛的罗士信战死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刘黑闼士卒勇武善战，双方相持竟达两月有余。两月之后，刘黑闼粮尽倾巢而出与秦王决战，秦王自帅精骑催敌锋锐，又决堰溺杀其众，刘黑闼所部两万人死伤殆尽，刘黑闼逃奔突厥，山东悉平。李世民至长安，高祖已赏无可赏，父子之间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刘黑闼借突厥之势复寇，高祖放弃使用李世民，忌其“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再讨刘黑闼的统帅是太子李建成。昌乐一战，刘黑闼军败，太子乘胜追击，斩其首献阙。江南杜伏威请服入朝，辅公祏据其众反唐，高祖用李孝恭为帅平辅公祏，至武德七年诛公祏枭首丹阳城，隋末以来天下分裂的局面结束，中国复归一统。李唐朝廷还没来得及庆祝，就见北疆烽火不断，突厥骑兵威胁着这个新兴的政权，如何扫除北寇是摆在李渊父子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

唐纪七略记 武德七年以来，天下为一，突厥不宁。李世民功望崇高，与高祖之间渐生间隙，与太子建成更是势同水火。武德七年六月发生诡异的杨文干谋反事件，其事疑点颇多，两党之间未分胜负。高祖立建成，立嫡立长，本身无可厚非。但唐之扫平天下，成就帝业，又是李世民之功。高祖对两个儿子的处置犹豫不决，既不愿改立太子，又不愿分陕东地区给秦王统治或废掉秦王，从而引起两边怨望，终于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秦王杀兄、诛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用兵讲究后发制人，避敌锋芒，雷霆一击，必求全功。故武德七年杨文干事爆发后秦王一直未做出动作，直至建成、元吉决定除去秦王府，不仅李世民受到威胁，秦王府将士也深感富贵难保。六月三日，高祖以“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天象问李世民，李世民避而不谈此事，他开口揭露太子、齐王淫乱后宫的丑闻来触碰老皇帝的自尊。皇帝愕然，报之明日审问。当晚，李世民与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玄武门守将常何是李世民的人，秦王早早就放了这枚棋子在玄武门，他在玄武门发动政变的想法当是蓄谋已久，时机未到，故引而不发。六月四日清晨，建成、元吉被杀，东宫与齐王府的卫军没能攻下玄武门。李世民政变成功成为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秦王成为太子，太子登基为皇帝，两个月的过渡期过后，大唐换了天。这天下是李世民应得的，他不忘自己十年之内扫平漠北的豪言，没有了父亲的掣肘，他将全心投入对付突厥。

唐纪八略记 《李世民谈治国理政》

谈止盗: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谈君民关系: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谈举贤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谈忠佞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谈周秦之异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谈为政奉公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谈工程建设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

谈简官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谈为君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

谈音乐

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谈赦宥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唐纪九略记 和隋文帝类似，唐太宗在位时期重要的为政举措与功绩主要发生在贞观初年。贞观论政，常是某臣提出方案A，某臣以为不然提出方案B、方案C、方案D。君主兼听则明，斟酌而用之。为君之道，贵在用人，用人得贤，其政自清。“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太宗用人唯贤，罚人亦明。不避太上皇尤在，罢黜裴寂时直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胡注曰“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退位后的高祖生活并不如意，平突厥捷报传来时的欢饮是他少有的快乐。武德四年正月，李靖出马邑击突厥。二月，李靖奇袭颉利牙帐，苏定方首立军功。三月，四夷谒阙请上太宗加号为“天可汗”。唐廷有鉴于西晋之败亡，其政权虽源自北朝，但对异族的态度并非完全接纳。魏征以为“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劝太宗纵还故土。东突厥被灭，西突厥有乱，中国外无强敌，内有明君，故得大治。“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太宗一朝，君臣协力共造盛世。四百年兵乱之后太平终于再次降临中国。

唐纪十略记 贞观六年，群臣首议封禅，魏征力阻。当年三月，太宗以“魏征每廷辱我。”之故当着长孙皇后的面怒骂“会须杀此田舍翁。”我疑太宗此次发怒缘出封禅不成，记恨魏征。封禅一事，帝王皆有所愿，太宗扫平四海，驱逐北虏，也有资格去泰山封禅，魏征之言，对太宗苛刻了些。东突厥败亡，薛延陀渐强，朝廷政策以修养为主，尚无再次北征之意。贞观八年，朝廷西征吐谷浑，敌国犯我在先，辱我在后，太宗先礼后兵。段志玄领兵破敌追至青海，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还击。太宗遂以李靖为总帅将兵讨吐谷浑，李靖分兵两路追敌二千里，伏允汗被杀，唐朝立投降于唐的慕容顺为甘豆可汗，将吐谷浑置于属国地位。贞观九年高祖李渊去世，十月太宗葬太上皇于献陵，十一月赐诗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加为特进，以褒奖他在武德时期于高祖面前力谏改立秦王为太子一事。太宗对高祖的不满还不止于此，贞观十年，诸王移封。高祖之子皆由大国改为小国，太宗之子则从小国升为大国。太上皇退位已十年，影响力不在。说是为他修建用来避暑的宫殿直到贞观八年才迟迟动工，父子之间的感情并不好，儿子忘不了父亲对他的猜疑，父亲忘不了儿子甲胄上的献血。无法相互理解的二人，“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他们再也没有单独说过话吧。

唐纪十一略记 自古政权建立，初代君主的历史使命是扫平群雄，统一天下，所以他们的谥号是“武”、是“高”。而二代君主需要做的，则是由武转文，用文治来让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他们的庙号谥号，都是太宗，都是文帝。手足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年，唐太宗的统治日益稳固。他对臣下说自己要已隋亡为鉴，处处小心，处处谨慎，虚心纳谏，待民如子。唐太宗与魏征互相成就，各尽职责，成就盛世之业。隋以奢亡，故唐行恭俭。隋兴大兵百万致天下疲敝，唐出师于外，不扰万民。太宗尝问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对曰创业，魏征对曰守成。唐之创业守成之主皆是太宗，帝业已兴，当求永固。贞观十三年冬，太宗以高昌无臣之礼，下诏击之。高昌王文泰自言“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欲趁唐之弱。按贞观六年，群臣固请封禅，魏征谏止曰“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今观文泰所为，可知魏征有先见之明。太宗破高昌，置其地为州县，处置与吐谷浑不同。连灭两国之后，唐廷与吐蕃正面交锋获胜，吐蕃遣使求婚，太宗应允。西境连兴兵火，需要和平。

唐纪十二略记 太宗渐起游幸之事，或至洛阳，或至晋阳。破突厥、平吐谷浑、并高昌，封禅一事再起，这次制止他的是太史令和不安的时局。太宗尝对人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他行为做事虽不及贞观初处处警惕，但常怀此念，国家日强。骄侈则欲封禅泰山，薛延陀闻太宗东行便兴大兵犯境，即所谓“骄侈则危亡立至。”太宗用兵依旧，戒诸将待敌疲退，后发制人。“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北疆烽火很快平息，太宗的功绩又增添上一笔。太子李承乾患有足疾、行为乖张。太宗早有更换太子之意，因太子无大过，他本人又深惧隋文帝之祸，故久久不能决定。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太宗的统治进入末期。贞观初夫妻敦睦、君臣激辩的时代过去了，人至中年的唐太宗的肩上还有大唐，他放不下，也没法放。当年春，凌烟阁落成，太宗绘二十四功臣于其上，魏征名列第四，谥号“文贞”。虽易三主，不负国家，魏征之“贞”，贞国之贞。

唐纪十三略记 太宗废太子承乾，接着又废掉魏王李泰。让魏王有觊觎之心，让太子有危亡之感的人不就是李世民本人吗？他立晋王李治时对侍臣解释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高祖时，世民功大望高，赏无可赏，故与太子形成对立，不可调和。而承平之世，魏王无功于国。所恃者，太宗之宠爱也。高祖不忍二子有伤以致玄武喋血。太宗刚毅，遂废二子。此次废太子、魏王事件中主要责任人是唐太宗，他立年少性懦的晋王李治为国储多少也是不得已为之。贞观十七年，太宗自食其言绝婚薛延陀，他为自己解释说“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而他在贞观十八年允许突厥内附时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再一次充分证明的当领导的说话不可信，领导永远占着理。太宗兵分两路伐高丽，张亮帅军四万自水路出，李世勣领六万兵向辽东。太宗从洛阳启程，亲赴前线，他有二十年没打仗了，秦王之弓尚锐否？

唐纪十四略记 太宗东征高丽，兵围安市城。渊盖苏文欲求自保，令高延寿帅军十五万救援。敌军浩大，五倍于唐军，太宗应对之策还是打洛阳时的老办法:围城打援。高延寿不以太宗所虑之“上策”用兵是高丽之失，太宗不纳李道宗之言出奇兵袭平壤则是李唐之失。及两军对决，太宗先乱其阵，再以精兵突击，斩首两万，坑杀三千，敌国大震。太宗接见高延寿等降众，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俨然如东亚霸主。此后太宗判断失误，不肯放弃安市城致使唐军久围不下，不得不撤军回师。胡三省认为“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太宗年近五十，处处以隋亡为鉴，征辽之役他行事谨慎，不敢矜大。且太宗之志也非灭其国，挫其锐气，威临半岛即可。伐辽回师路遇风雪，士卒多死，故太宗曰“无功”。贞观十九年太宗回，二十年以偏师灭薛延陀，攻灭薛延陀源于一场误会:“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靺鞨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至矣！”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而杀之，并其宗族殆尽，遂据其地。诸俟斤互相攻击，争遣使来归命。”随后唐军分道出击，尽收其地，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置其地为州郡尚属首次。称一句太宗功盖寰宇并不为过。对于征而未灭的高句丽，太宗取稳妥对策，侵扰其地，令其疲于奔命，待之乱亡。

唐纪十五略记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崩逝。太宗晚年，经营西域，视西突厥为主要对手。王玄策威风八面，讨灭中天竺，太宗不以为大功。天竺隔山路远，中原王朝对他们一向忽视。朝廷连丧重臣，萧瑀、房玄龄、李靖皆以病故。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以褚遂良为中书令，他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高宗回长安发丧继位。按照太宗死前的人事安排，辅政新帝的是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但长孙无忌与李勣不协，新帝的朝堂之上，李勣被置于边缘位置。“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这样的言听计从仅仅是暂时的，外甥不满舅舅内外结党、排除异己。诡异的房遗爱谋反案于永徽三年发生，长孙无忌趁机扫除政敌，冤杀吴王李恪。这刺痛了高宗的神经，舅舅杀人不是为了他的皇位，而是为他自己。此案一落幕，高宗迅速加李勣为司空用以制衡。接着，他迎武则天还宫，借立后为名，行夺权之实。武则天杀女之事存疑，若是武氏当真杀女嫁祸给王皇后，那么永徽五年高宗召诸臣议废后时他就不会单以“皇后无子”为理由，褚遂良提出反对也不会只说武则天已经被先帝睡过，被立为皇后的话说不去不好听。高宗获得了李勣的支持贬走褚遂良，他要对舅舅进行反攻。

唐纪十六略记 唐高宗一道诏书定了个“谋行鸩毒”的罪名废掉王皇后、萧淑妃。接着他立武则天为后，前去册封皇后的人，则是李勣。两个月后，朝廷改元，舅甥共治的永徽时代故去，高宗大权独揽的显庆时代来临。太子李忠被废并未引起波澜，没有根基的皇子因年岁最长而被立为太子，他是王皇后眼中的过渡者，新皇后不过是按照废皇后的计划行事罢了。高宗继续经营西域，征讨西突厥。程知节是秦王府时代的老人，高宗本对这位叔叔辈的老将寄予厚望。但西征追敌不及，程知节为帅不明，未能成全功。高宗免掉程知节，改苏定方为行军统帅，次击西突厥。显庆二年十月，苏定方冒雪奇袭，灭西突厥。西境已平，高宗腾出手来专事东方，太宗征高丽虽是水陆并进，但主力是出辽东的陆军而非水军，此次高宗发兵，先数新罗之罪，再浮舟渡海击之。刘仁轨深知高宗的战略意图:“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东西战争的组织与决策者都是高宗，天皇大帝李治丝毫没有受制于妇人的迹象。他对外战争获胜，对内也获得完全的胜利，褚遂良被贬后，高宗又等了四年，等到朝廷之上已经没有了舅舅的势力再痛下杀手，还一边不忍的哭泣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长孙、褚、柳、韩等几家被清除，之后高宗停手了，他是皇帝不是权臣，没必要像舅舅处置房遗爱那样弄得朝廷人人自危。

唐纪十七略记 李义府对高宗不敬被免下狱，朝廷之中坚定站在高宗一边的是李勣，忠诚也好，识时务也好，高宗倚重李勣，李勣也尽心于皇帝。百济向日本求援，白江口之战，刘仁轨焚舟破敌，百济王窜逃，唐军占据百济，北图高丽。高宗欲废皇后不成，上官仪被杀，司马光认为此事之后武则天势大，致“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但高宗上至军事战略，下到人事变动，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权仍在他手里，武后虽然强势，还远远没有达到凤凌于龙之上的地步。封禅之行，高宗见九世同居的寿张人张公艺，问其共处之道，公艺书写一百个“忍”字献上，朝廷喜欢能忍的顺民们。高宗从泰山还，决定对高丽动手，他任命李勣为总帅东行，一是李勣功大望高，帝心倚命；二则弥补老将贞观年间从太宗东征失利的遗憾。朝廷大兵渡江，“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李勣行军小心，薛仁贵英勇绝伦，总章元年九月，唐军克平壤，平高丽。自隋文帝以来，中国五征高丽，不打掉这个东北威胁誓不罢休，唐高宗的功绩是建立在三代四位帝王坚持不懈揍高丽的基础上。李勣归国不久去世，通鉴记其生平:“勣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读到此处我才真正感觉到属于隋末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无向辽东浪死歌，今辽东已平，历史的见证者，瓦岗寨活着的最后一人去世。隋炀帝的大业到唐高宗手上完成，历史是时间，时间也是历史。

唐纪十八略记 武则天本想以贺兰敏之为外家重加任用，敏之结党且有疑贰武后之心，故为武后所杀。贺兰敏之咸亨二年死，咸亨三年许敬宗亦死。武后颇参政事，几有摄政之议。太子李弘暴死，司马光在考异中认为难以判定为武后所杀，《实录》与《新唐书》不载，唯有《新唐书》言母杀子，所谓“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恐为欧阳修个人看法。高宗执政后期，由于高宗父子连年兵事，大唐扩张迅速，各方势力未消，唐廷不得不吞咽异民族反抗的苦果。吐蕃侵边、新罗反乱、突厥再起，东、西、北三面不宁。高宗用刘仁轨镇西境，裴行俭讨突厥。李敬玄兵败，朝廷有和亲之议，封禅嵩山的计划也因时局而取消。高宗以突厥为腹心之忧，不除不安，永隆元年裴行俭大军三十万征讨突厥，裴行俭言用兵之道云“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他用兵变幻，又识天文，攻破突厥。而吐蕃北略西域，占领西四镇“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馀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成为唐廷最大的对手。

唐纪十九略记 高宗晚年身体不好，国家也由扩张转为收缩。武则天参与政事，她只是高宗的参谋，影响朝政能力有限。裴行俭去世，征讨西突厥的任务交给了王方翼，高宗有识人之明，不以他为王皇后同族而不用。岑文本于太宗时代曾辅佐高宗监国，他的族人岑长倩高宗有心提拔，授之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开“平章事”之称。刘仁轨被高宗委任西境，留守长安，唐廷的政治中心东移，皇帝偏好洛阳，很少住在长安，宏丽的大明宫空等着帝王到来。高宗五十六岁去世，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此时的武则天年已六十，自吕后以来掌权的太后如吕后、邓后、文明冯太后、娄昭君等最多也就活到六十岁。武则天作为高宗的政治助手又是新帝的亲妈，在人生暮年让她看着儿子执政理所当然，且以常理看她也活不了多久，高宗不信任她又信任谁呢？但是高宗没想到武则天的健康状况远远好过他，竟然能再活二十多年。高宗一死，武后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后又杀受遗诏辅政的裴炎。他起用诸武夺取，擅杀大将夺军。徐敬业以怨望作乱，他的“义军”不去进攻洛阳讨灭武后，反而兵指金陵欲行割据，兵起五旬而罢之原因是“百姓思安久矣”。陈子昂两次上书武后皆不听，她只想着快速夺权，杀人的后果已经顾不得了。

唐纪二十略记 武则天为皇太后，中宗继位数月即被废，睿宗看到哥哥们的命运，索性安心当母亲的傀儡。武则天“废昏立明”的目的是要牢牢的把权力握在手里，太后虽然可以临朝称制，但皇帝不会一直是孩子，一直用太后身份执政并不合适。且她的四个儿子，两个死了，一个流放，睿宗不能再废。刘祎之看的明白，他对人说太后该还政于皇帝而因言获罪，睿宗上疏要救他，刘祎之说“此乃所以速吾死也。”太后要打压睿宗，打压人望，只有自己称帝才能保证余生都握住权力。李唐宗室起兵被迅速平息，朝廷告密成风，酷吏横行。武则天修建明堂告成，唐之宗室或流或诛，对他已够不成威胁。武则天武周革命成功如愿称帝，她为了获得这个女皇身份，朝廷内的文臣、边疆的武官，杀人流血，唯恐不举，所图权力二字，罔顾生前身后。周兴、来俊臣等是她养的狗，皇位既成，走狗也当烹掉以收人望。武则天即位的第二年除了追谥祖先外，她还恢复了李君羡的以证天命。天命也注定他的大周只是插曲，母亲终将把权力还给儿子，她的皇位只是暂时。

唐纪二十一略记 武则天用人给予官位颇为大方，夺之官爵亦是毫不客气。“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用人之难，其一在于君主吝惜官爵，不愿诱之以利。其二君主知人不明，不能任事者察辨不出。司马光举了几个武则天识忠远谀的例子，几十年宫廷生涯，朝臣们的心思女皇心里面是清楚的，但她更清楚自己的皇位要靠哪些人来维固。来俊臣这条狗武则天还要用，心怀李唐的朝臣要打压，治理国家没他们也不行。“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猫要吃鸟，人要吃人，母亲杀了儿子，为什么还会天真的以为侄子甘心当姑妈的走狗？李尽忠与孙万荣造反的原因是:“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亦可见太宗拓土以来，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并非如太宗所言的华夷一家。中央讨伐军大败，突厥、吐蕃在西北异动，武则天对外远不如他的丈夫。

唐纪二十二略记 武皇春秋已高，她对自己的“下一步”感到迷茫。皇帝也做了，能加的尊号也都加了，铸造的九鼎比周室还要大，武周欲与姬周比隆。但下一步呢？自己的身后事怎么办？传位给儿子的话，那两儿子一个被流放一个被软禁早就恨死了母亲，他们坐上皇位，只会以子改母否定她和她的王朝。传位给侄子更不可能，一来武家的祖庙里不会给姑妈留位置，二来朝野上下思心于唐，并不乐为周臣。王朝内部禅代，一姓取代另一姓，篡位者第一步架空皇帝，第二步建立功勋，第三步才废帝自立。武则天则不同，她本身就是皇权本身，是皇帝的亲妈，陪伴先帝三十年的太后。她的革命并不彻底，甚至还有些滑稽，城头换大旗，政权的实质并没有变。大唐改成了大周，可臣民并没把大唐两个字扔掉，他们时刻等待着女皇驾崩，再把大周换成大唐。孙万荣刚死，突厥就兴兵来犯，扬言要取河北。先前武懿宗打孙万荣临阵怯敌给武皇丢尽了脸:“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武皇改用太子为帅，狄仁杰为副出兵。突厥退，狄仁杰安抚河北，为太子赚足了名望。武则天用侄子排压儿子是她巩固自身权位的政治手段之一，如今女皇岁数大了，早已不是六十多岁的年轻人（误），侄子们又不争气，尽给她丢人。“（吉）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打仗打不过，吵架吵不赢，女皇心里累，武家拿什么和李家争？

唐纪二十三略记 女皇晚年厌政，对朝廷的控制不比执政之初。狄仁杰死后，女皇失去了忠于她的能臣，而代她行事的则是两个竖子“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人心不服，在朝行事掣肘颇多。自高宗晚年长居洛阳以来，女皇已经很久没有回到长安，她在人生暮年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来到久未再见的大明宫并且改元“长安”。年过八十的女皇自感时日无多，她这次西行之举是向天下传达了一个信号:母亲要把权力还给儿子了。朝臣也抓住了这个信号，做出试探，苏安恒言“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苏安恒话说的很重，女皇的态度却很和气“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女皇欲让太子嗣位是张易之兄弟所不能接受的，他们的权势依托于女皇，女皇死后太子继位他们该怎么办？于是长安三年九月，张昌宗攻击宰相魏元忠欲挟太子为乱，朝廷立时分为两派，在武则天座前激辩，苏安恒再次上书“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女皇这次不再和气，差点杀了他，魏元忠亦被贬去外地。此案过后，女皇还驾洛阳，朝臣看到女皇心意发生转变，原本的许诺不再算数。神龙元年正月，政变发生，女皇退位，武周政权结束。这不是个体面的退场方式，帷幕落下，七十年多么像一场梦。

唐纪二十四略记 中宗复位朝堂大清洗，姚元之为武皇流涕，他预见到政治动荡远未结束，求罪于上，贬去亳州求个安静。张柬之等将中宗推出来进行政变并非是忠于他，如果当时中宗还在房陵，位居东宫的是睿宗，他们会推睿宗出来举事然后一杯毒酒要了房陵囚徒的命。李唐开国，或者说自北朝以来皇后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政权，中宗重用韦后除了患难夫妻情深当报外，他也是在学父亲的样子，用女人出头向朝臣夺权，只不过他没有父亲的心机和根基。张柬之等请诛诸武为先，诸武杀张柬之五人为后，政治斗争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且朝臣以“产、禄”喻武三思、武攸暨也是失当，吕后与汉文帝并非母子，中宗却是武皇的亲生儿子，亲疏有别，中宗要把表兄留下来制衡朝臣，他知道武皇失去人心，武三思所能依靠的只有皇帝表哥（表弟？），断不会为乱。另外，中宗将魏元忠召回委以重任，从而达到清除张柬之五人后权归李氏的政治目的。太子李重俊谋反杀武三思，魏元忠因言获贬，朝廷中两股力量消失了，韦后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欲望也好，时势也好，中国历史最难当的就是失去制衡的“二把手”。

唐纪二十五略记 以韦后母女为中心依附者形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在武三思死后更加强大。突厥分裂在西为乱，郭元振与宗楚客笔墨争执，中宗不具备父亲的战略眼光，二十年的监禁岁月使他养成了谨慎小心的处政风格，哪边都不得罪，安心做他的“和事天子”。边境不取进攻姿态，他也对进取宏图的大志没有兴趣。安乐公主再嫁，中宗命相王障车，前皇嗣在侄女的婚礼上被安排了一个起哄的角色，相王会怎么想？“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皇室家族内部纷争，相王、太平公主兄妹二人是一派；韦后、安乐公主母女二人是另一派。中宗五十五岁去世，他中毒而死就动机而言两派都有弑君的嫌疑。中宗不死，相王将永无出头之日，太平公主在侄女面前也会处处落至下风。知子莫若母，武皇看这个儿子看的没错，中宗柔弱不堪天下之任。第二次玄武门之变，李隆基打的就是一个“快”字，长安城中宫廷政变睿宗一系获得全胜，睿宗在此次政变中扮演了一个“不知者”的角色，一个他喜欢且满意的角色。太平公主把少帝拖下皇位，向六哥表忠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她和六哥分不开。李隆基走上政治前台，大哥不和他争让出了太子之位，父亲不喜欢争且年纪又大了天下迟早要传给他。自高宗崩后，朝堂政治风浪不断，这最后一浪，即将向李隆基拍来。

唐纪二十六略记 太平公主忌惮李隆基英武，如果这个太子位换成成器，太平公主还想换吗？太平公主身边已经形成的政治集团不断的向睿宗要权，睿宗忙于平反与追封。郭元振入朝为相，他在这一历史时期表现颇为活跃，“闻朝廷皆倾心东宫”睿宗担心儿子会夺权，但他又信任妹妹，在他心中妹妹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看到两派对立尖锐，恐致祸乱，太平公主做大，自己死后将不可复制。故他决定传位给太子，这样既保住了儿子的皇位，自己又可以太上皇的身份保护妹妹。唐玄宗继位之初深感举步维艰，宰相多出太平公主，人事任免权又在父亲手里。皇帝再次发动军事政变，逼死姑妈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父亲彻底把权力交出来。睿宗性格本就淡泊，他做了很多年母亲的傀儡，三哥在位那几年他小心翼翼。母亲要他的皇位，他不争。儿子要他的皇位，给他吧。高宗崩后动荡的政局至开元元年终于归于平静。郭元振与张说为睿宗重臣，玄宗为变二人皆支持新帝，立有大功。玄宗忌其二人，去二人相位，李隆基为人凉薄，他信任的只有权位。

唐纪二十七略记 玄宗对兄弟友爱甚笃，对退位的父亲却不见子孝之举，且五王虽受宠遇，朝中政事他们却无权干预，这么做兄弟之间不见利益冲突，诸王缺乏根基，玄宗好安心坐他的江山。“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他们陪皇帝一起玩，但陪皇帝治天下的另有其人。姚崇受皇帝信任，在朝中几于独断，“救时之相”的称誉也是难得。胡三省评论说“今之好议论者，当大臣得权之時，則誉之为伊、傅、周、召；为大臣者安受之而不愧。失权之後，則詆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杨国忠，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今日之谄我者，乃他日之毀我者也。”胡三省的看法极为精准，自古及今，在朝辅政者有几人能比伊、周、管、葛？受人之谄，毁于身后，张居正是也。姚崇权重一时，稍有自矜，即去相位。玄宗用人，多从己用，古代帝国为臣者，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其次才是能力。宋璟代姚崇为相，“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能识人知人、拔人用人者可为良辅。唐之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但玄宗不如太宗，开元也不及贞观。

唐纪二十八略记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除了搜罗古今史籍进行甄别考异外，异闻野史、历代笔记也是他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笔削过程中看到史籍有冲突的地方会通过其他文字记载来进行解决。开元六年条“征嵩山处士卢鸿入见”，司马光在考异中写到:“《旧传》作“卢鸿一”，《本纪》、《新传》皆作“鸿”。按《中岳真人刘君碑》，云卢鸿撰，今从之。”司马光修史地点是在洛阳，嵩山距洛阳不远，此碑当是温公所见，然后记之。除了考证详密，《资治通鉴》的内容也超出了分析政治得失的范畴，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通鉴是部大书，是绵延千年的长河，这部三百万字的大书能有几个人说读懂呢？饮河之鼠，读之既有益处。司马光本人是反对佛教的，历代抑佛他皆详录。开元九年姚崇死，司马光引姚崇遗言表明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崇佛不会保佑国家，冥福更是庇护不了后人。刘知几因“嫌名”以字行。所谓“嫌名”，音声相近之字，知几与隆基读音相似（不知道唐朝怎么读），皇权之下，普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叫不得。张说三起三落，重新入朝拜相。玄宗泰山封禅，示天下安康。玄宗废后本不应该，废后暴死，凶手又是谁呢？玄宗表面友爱兄弟，实际禁锢诸王，不许他们干预政事，不许他们与外臣结交。开元初年外放刺史的王爷们也被召回长安，他不信任宗室，朝中的相位也没有坐的长稳的。唐玄宗的帝王之术，把帝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唐纪二十九略记 开元十二年，王昌龄游历河陇，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边塞诗。唐玄宗用兵西北，与敌国作战烽火不熄。王君㚟倡兵邀功，为玄宗赞赏，但君㚟乃将才而非帅才，吐蕃攻瓜州，君㚟不敢出兵。他又与回纥等四部有隙，为人所杀，致“时王君㚟新败，河、陇震骇。”唐在西北的经营出现危机，玄宗急忙调朔方节度使萧嵩接替王君㚟收拾残局，抵御吐蕃。萧嵩到任后，施反间计杀吐蕃名将悉诺逻恭禄，又于开元十六年数败吐蕃大军，“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玄宗常换宰相，萧嵩在西北短短一年既能扭转局势，消弭危机，玄宗看在眼里，他在西北捷报传来后不久即调萧嵩入朝同平章事为相褒奖其功。王毛仲之死不起波澜，毛仲能为刚出生的儿子求三品官，宦官可生不出儿子。杨思勖以内宦的身份出征岭南，胡三省讥之曰“明皇不以阉人殿国师为辱。”宋之遗民，在思童贯。开元十九年，玄宗立太公庙，备十哲，礼同孔子。司马光对此极为不满，大发议论云“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又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又云“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不愧是用圣人之武，以德化戎狄的铁血强宋。萧嵩与韩休不和，玄宗两废之。宋璟致仕，张九龄拜相，中枢换血的速度有点快。

唐纪三十略记 开元之治，对外扭转了武则天时代对异族战争屡败屡战的被动局面；对内任相得人“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玄宗本人权术又高，执政二十多年，天下清平，威权不坠。张守珪平契丹，为玄宗所重，他因坐贿牛仙童被治罪，不久之后他的地位会被义子安禄山继承。张九龄屡次与玄宗争执引起皇帝的不快，“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他是开元时代最后一位“贤相”。五十多岁的唐玄宗把李林甫推到相位，杀太子瑛等三皇子手段太酷。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案发，十二月武惠妃死，此时玄宗当有所怀疑太子一案，故不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李瑛死后足有一年，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玄宗才立后来的肃宗李亨为太子，他对这个儿子谈不上宠爱，年长被立罢了。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即是称颂开元之末。开元的最后一年，二十九年十一月，李隆基的大哥李宪（成器）去世。至此，李隆基的五个兄弟全部逝去，五王欢乐宴饮的场景如同一场梦。

唐纪三十一略记 玄宗喜边功，四境置天宝十节度使拥兵四十九万。天宝初年最受皇帝宠信的边将是王忠嗣，安禄山地位快速上升，玄宗把东北边防交给了他。李林甫居中把持相位，不合意者即遭贬黜。天宝元年八月，左相牛仙客死，接替牛仙客的李适之与李林甫不和。李林甫的政敌一是李适之，二为太子李亨。天宝三年，玄宗收杨玉环于后宫，政事委于李林甫。王忠嗣与安禄山分领东、西。李林甫发动大狱拿掉太子党的主要人物太子妃韦氏之兄韦坚，矛头直指太子。玄宗虽老，但也看出了李林甫的意图，下诏到此为止，不予深究。“韦坚等既贬，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庚寅，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子卫尉少卿霅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李适之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充满了自嘲与无奈。天宝六载，李林甫再次发动进攻，逼死李适之，上表玄宗演出“野无遗贤”的闹剧。他又忌王忠嗣有威名，王忠嗣上书不愿进攻吐蕃石堡城引起皇帝的不快，李林甫趁机进谗言云王忠嗣欲立太子谋反。此狱牵扯颇广，王忠嗣蒙冤被贬。李林甫为保权位，打击异己“林甫子岫为将作监，颇以满盈为惧，尝从林甫游后园，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如此，将若之何！’”政治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唐纪三十二略记 唐玄宗早年贪权，晚年厌政，他的一生与梁武帝相类。朝廷西赖哥舒翰，东委安禄山，边军日盛，不可抑制。李林甫大权独握的时代接近终点，玄宗扶植杨国忠作为李林甫的替代品，国忠才干不及林甫，但边将入相的路已被李林甫堵住，玄宗用杨国忠实是无人可用。杨氏一门，尽受宠遇，与长安放纵奢靡的生活相对的是边境艰苦，府兵制崩溃，朝廷的猛将精兵尽聚边境。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起变，兵马使郭子仪保护张齐丘使他免受痛殴，胡三省评论说“世皆知郭子仪得众，然后能捍免张齐丘，而不知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此事过后，玄宗命李林甫遥领朔方，林甫临死前推荐安思顺代朔方之职，二人都未以朔方为根基。天宝十载安禄山攻契丹战败，史思明智力在安禄山之上，能识敌情，能揣人心。十一载，李林甫死。在相位十九年的权臣为保相位排异胜己，屡兴大狱。杨玉环得宠后，李林甫权势衰退，一衰一兴，让于杨国忠。哥舒翰、安禄山、安思顺三名边将不协，杨国忠结哥舒翰对付安禄山，安思顺虽与安禄山亲睦，但观其所言还是忠于玄宗。边将的对立是玄宗乐意看到的，同时他也看到安禄山身兼三镇，拥兵二十万需要遏制与打压。天宝十二载，天下太平无事，唐玄宗也满足于自己的驭下之术，不知大难临头，好日将尽。

唐纪三十三略记 杨国忠日夜在玄宗面前声言安禄山要反。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从容入朝，他在长安住到三月份。在此期间，皇帝对他宠信不衰，安禄山也借此次入京积极做谋反的准备。司马光认为安禄山之本意，是等玄宗死后再起兵，玄宗在位时行事难度颇大，安史之乱初期叛军实居于劣势。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十五万反于范阳，还在骊山的唐玄宗接到各地的奏报召问封常清讨贼之策，常清言“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这自然是大话，封常清来到后来后烧河阳之桥，做阻河固守的准备。玄宗离开骊山回到长安，斩安庆宗示绝无和意，他预见到河北诸州挡不住安禄山，双方的战场会在河南，故置河南节度使御之。中央出军封常清已去河南，高仙芝领兵后继。安禄山行军迅速，渡河先直攻洛阳，封常清数败，东都沦陷。唐玄宗这时气令智昏，听信边令诚之言斩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受命出征，仍保守潼关，暂不进取。河北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举出义旗，新任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兵战败史思明。一个小人物，真源县令河东张巡自称吴王先锋使，遏敌于雍丘，大败叛军。“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馀，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朝廷若果如李萼所言稳妥行事，则叛乱很快就会平息，岂会战火烧上七年。

唐纪三十四略记 形势日益对叛军不利。嘉山之战，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河北望风而降。洛阳与渔阳之间通路被切断，安禄山闻变大惧。此时若朝廷再等两个月，等郭子仪、颜真卿收复河北再引军南下，安禄山必败。此时的唐玄宗年老昏聩，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竟然令哥舒翰兵出潼关送死，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战报传来后杨国忠劝玄宗入蜀，显然他是有心思，挟天子以令诸侯，割据剑南不失为刘备。马嵬驿之变主谋者为谁？太子、玄宗都有可能，杨氏一门尽诛，玄宗也稍稍挽回了些人望。太子与父亲分道扬镳北奔灵武，滔天大祸皆是父亲的责任，此时不趁父亲威望最低之时自立则后无时机。玄宗离开马嵬驿往南，至成都时仍不知肃宗已自立，一时之间大唐出现了两个皇帝并立的局面，此时“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人皆视灵武为复兴之基，而不以成都为大唐国本。玄宗正式退位，肃宗全面筹划平叛之策，唐军虽败，国犹未灭。

唐纪三十五略记 肃宗以房琯为相，后以房琯忤旨，日见疏远。贺兰进明言“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进明点明了肃宗的心病，父子暗斗已是朝野尽知之事。房琯欲建功勋，攻长安失利。史思明复平河北，思明有将才，非安禄山诸将可及。张巡阻敌于雍丘，奈何兵少，自守尚且不足，无力发动攻势。至德元载年底，张巡被迫撤出雍丘，玄宗所命的河南节度使虢王巨以及肃宗派去接替节度使位的贺兰进明皆是有私心而少才干之人，未能给张巡有力的支持。至德二载初，安禄山死，唐廷的攻势却停了下来，郭子仪帅军攻下河东，做平定两京的长远打算。意图割据江南的永王璘败死，肃宗的手得以伸向东南，太上皇的命三王制成为了废纸。至德二载四月，肃宗召郭子仪至凤翔，命他主持进攻长安。清渠之战官军大败，杜甫诗云“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他所见的，即是清渠之战的败兵。张巡领导睢阳保卫战，以区区数千之兵牵制住叛军十余万大军。河南诸将不救，凤翔朝廷无援，张巡和他的将士成为了弃子。

唐纪三十六略记 至德二载九月，杜甫返回家中。他离开朝廷时所见“旌旗晚明灭”的凤翔县此时大军已集结完毕，回纥的骑兵亦受邀而来参战。肃宗急于收复长安以明自己帝位正统。官军十五万、叛军十万战于长安之西，官军赖李嗣业英勇得以大胜。叛军余众弃长安东走，唐廷遂复西京。回纥欲劫掠被广平王阻止，“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胡注曰:“夷礼以跪拜捧足为敬。”同年玄宗自蜀回，“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亦可见李唐皇室民族融合之深。河南战场的张巡完成了他阻敌南下的历史使命，睢阳城中初有万人，至城破，存者仅四百。自古及今，多有道德观察家指责张巡吃人肉。张巡本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李翰知张巡之心，言曰:“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司马光亦为张巡说话，云“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所谓“保奸邪之厚”并不准确，唐廷收复两都，对“为贼所污者半天下”的现实考虑不周应对失当致河北不宁，史思明复起。乾元元年，李光弼图诛史思明不成，朝廷方面延宕一年，至乾元元年十月才想起安庆绪还活着，河北仍然在叛军手中。平卢节度使王志玄死后藩镇自立军帅，朝廷不能制。司马光感叹说“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斯言是也。

唐纪三十七略记 相州之战，官军大败，郭子仪退保河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他没有南下河南而是选择还兵范阳稳定后方，官军因此得以喘息。朝廷先以郭子仪为东都留守防备史思明南下，后于乾元二年七月召郭子仪还都，以李光弼代郭子仪为帅。李光弼名望不著，难以服众，光弼先斩张用济，后慰仆固怀恩，稳住了局面。李光弼留下的北京留守职位朝廷命王思礼接替，又以王爵赏仆固怀恩之功。郭子仪迟至宝应元年方才受封汾阳王，先封怀恩不封子仪，朝廷欲去郭子仪之心显矣。是年九月，史思明南下，李光弼弃洛阳退于河阳据守。“光弼夜至河阳，有兵二万，粮才支十日。”胡注曰“郭子仪自滏水退守河阳，众及数万。及李光弼至河阳，有兵二万。何众寡之相悬乎！盖张用济之死，朔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杜甫诗“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不知那位老妇此时是否还在河阳军中。史思明与李光弼河南大战，思明不能胜光弼，光弼亦无法破思明。

唐纪三十八略记 田神功南下平乱，使原本在大乱中社会安逸的江淮也遭荼毒。“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法雷至杭州，李藏用击破之，馀党皆平。平卢军大掠十馀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官军比叛军更贪婪，更残酷。李光弼弃洛阳，朝廷已有不满，鱼朝恩在肃宗面前建议收复东京，仆固怀恩依附鱼朝恩也赞同攻城。邙山之败，光弼、怀恩不能共处，朝廷大惧，深恐再演玄宗幸蜀一幕。史思明旋为史朝义所杀，“思明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思明此言，亦是大话，朝廷可弃洛阳，不可弃长安。史朝义无父威望，叛军上下多不从服。朝廷命李光弼改镇临淮，防止叛军南下。肃宗内受制于李辅国、张皇后，身体日衰，他不能约束各藩镇，藩镇节帅们也镇不住各地的骄兵悍将。朝廷所命的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为军士所杀，朝廷不能问，只好请出郭子仪镇绛州。子仪至绛州，诛王元振及杀邓景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汾阳王功望弥高，朝廷倚重。玄宗、肃宗先后去世，代宗继位罢李辅国权位，借回纥兵南下对叛军最后一击。“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叛军残暴，外军更甚，最为酷者，还是官军。仆固怀恩请留薛嵩等为节度使分帅河北，朝廷无力再战只得应允，这场战争唐廷本有三次机会扫灭叛军，但都一一错过，致使国内虚空，藩镇做大，内宦当权，流毒无穷。

唐纪三十九略记 这一卷汾阳王护国记。自安禄山反乱以来，西北精兵抽调东来平乱，河陇为吐蕃所据，唐廷在西北不复优势。仆固怀恩为人构陷，朝廷一味和稀泥寒了他的心，仆固怀恩上书言“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郭子仪被朝廷忌惮闲置已是人所共知，故他死时史家赞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并非实情。吐蕃入寇关中，郭子仪复起带着二十骑前往咸阳平乱，他面对的是吐蕃二十万大军。接着，代宗惧吐蕃兵势出逃陕州，郭子仪亦至商州集兵四千，同时联络白孝德等率兵合击长安，吐蕃乃遁。吐蕃攻长安事方了，仆固怀恩紧接着就联合回纥反唐。朝廷命郭子仪镇抚河东，子仪人未到，朔方军闻风而应，“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他们杀死仆固怀恩子仆固瑒，归附郭子仪。郭子仪在军中名望极高，仆固怀恩根本无法驭众。怀恩逃至朔方，联合回纥、吐蕃十余万南下。代宗紧急召回郭子仪，问他方略，子仪曰:“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郭子仪不惧仆固怀恩，回纥之军又由他单骑退之。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李光弼功望相当，经此一变，汾阳王之功望李唐三百年再无人臣可及。独孤及上书请代宗罢诸藩镇，自是书生之见。朝廷并非不愿去藩镇，实是有心而无力。

唐纪四十略记 严武死，蜀中大乱，朝廷命杜鸿渐入蜀，鸿渐知朝廷之意，和稀泥了事。盖中央权威坠落，于藩镇羁縻而已。元载、鱼朝恩、郭子仪三人互相制衡，代宗再玩祖父的手段。皇帝礼重郭子仪，称之不名，吐蕃连年入寇，代宗所能凭依者，唯有郭子仪。大历四年正月，郭子仪入朝。元载欲借子仪之力除去鱼朝恩，子仪亦知二人不能相容，从容而解。“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有兵自随，朝廷即使有疑也不敢妄动。大历五年，元载出手，与代宗联合杀鱼朝恩，独揽朝政，这自然又引起了代宗的警惕。“上悉知元载所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独见，深戒之，载犹不悛，上由是稍恶之。”杀鱼朝恩不到一年，代宗见元载既有废除之心。朝廷欲专心与吐蕃作战，对回纥优礼待之，回纥在长安城中闹事朝廷不问。“春，正月甲辰，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之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乃止。……秋，七月癸巳，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而去，弗敢争。”代宗对藩镇对异族一味姑息，不愿再惹事端，力不能制夷狄。

唐纪四十一略记 代宗晚年锐气丧失，已无改变中央势弱的志向。对待吐蕃也不做进取，惟以备敌为策。“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我弱敌强，内忧外患，国家虽倚郭子仪，但郭子仪年纪已老，他死之后呢？朝廷又能倚仗何人？代宗属意朱泚。朱泚入朝，朝野侧目。朱滔留后，朝廷听而任之。崔宁上奏屡破吐蕃大军，他为国家守卫西土的功绩不假，但上报称破敌军二十余万恐为虚言，司马光也有疑虑，故曰“奏破”。河北诸藩互相攻伐，代宗推动攻取魏博之役，天子虽名有四海，但政令所出，不至河北。李宝臣有玩寇之志，田承嗣所以不死，诸藩遗之以备朝廷之故也。汴宋田神玉死引发镇内权力之争，代宗不能容忍运河有失，更不能容忍黄河以南的藩镇依“河朔故事”行事，“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代宗有平李灵曜的决心，李灵曜得位不正，缺乏军镇支持，无法阻挡藩镇的联军。李忠臣不久为李希烈所逐，田承嗣亦死，藩镇内部节帅废立朝廷不得干预，一只诏书承认留后罢了。“（藩镇）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元载被杀，君臣不能始终。德宗继位，青年天子想要做一番事业，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唐纪四十二略记 德宗继位后，重用杨炎入朝理财。亲睦吐蕃，对回纥、藩镇摆出强硬姿态。“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这位沈既济同时也是位小说家，《枕中记》与《任氏传》就是他的作品。朝廷忌崔宁在蜀多年，趁其入朝之际易其节度使位，不令还蜀。德宗所猜忌的不惟藩镇，诸大臣他也不信服，用之而已。德宗用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又有何用？中央能以罪之名罢藩镇乎？李怀光失将士之心，朝廷以朱泚代领泾原节度使，在西北和西南，德宗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河朔之地他要改变藩强朝弱的局面自己非得跟着退层皮才行。刘文喜被杀，德宗大喜过望，诸藩镇则内不自安，潜有异心。“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通鉴不语怪，何以录术士之言不从《旧传》神策军修城之说？我意不解。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德宗欲借这位节帅死亡，少子年幼之机收回成德。于是诸藩镇结合，田悦、李正已、李惟岳连兵拒命，对抗朝廷。

唐纪四十三略记 德宗姑息李希烈，希烈逐李忠臣，名为其子而夺其位。德宗不问罪反而亲加厚用，杨炎向德宗谏言皇帝不听。待李希烈攻平梁崇义入据襄阳，其势更甚，朝廷欲制已不可。郭子仪死，朝廷失擎天巨柱，东方诸镇连兵而反，郭子仪在，朝廷不至狼狈。临洺之战，田悦战败退回魏博。德宗籍胜兵之威，对藩镇态度愈发强硬，平卢节度使李正已死，其子李纳奏请袭父位，德宗不许。田悦与官军战，再败。王武俊杀李惟岳，成德悉平。魏博势衰，河南诸军日夜围攻李纳于濮州，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太宗之业将复现于今。德宗此时却惜起名爵，对朱滔、王武俊的封赏未能尽其意。田悦使人说朱滔反乱，其言也是实情。“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德宗不允许大唐有独立王国存在，父死子继藩镇内部传位继承而朝廷不能问更是对他本人的侮辱。朱滔露言讨马燧，其反已明。朱滔、田悦、王武俊相联合，败官军、自称王，南结李纳，阴通李希烈，于是五藩相连对抗朝廷。德宗因河朔用兵，国库虚空，在长安已做强盗之举，“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他经受不住李希烈也反的刺激。

唐纪四十四略记 李希烈起兵响应四王。建中四年，李希烈破汝州，朝廷震动。德宗举止已失方寸，一改过去强硬态度，听信卢杞之言派颜真卿宣慰李希烈，此举徒送元老，深蒙耻辱。军事上朝廷调凤翔、邠宁、泾原三镇之兵赴东平乱，又急募兵于长安，“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朝廷去岁公然劫掠已失人心，今年募兵更激民变。王武俊有变心，其云“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亦是实言，四王之乱，朝廷正统所在，依附朝廷更为稳妥。陆贽上书德宗，警告他小心关中空虚，将会有变生于腹心。又提出弥兵之策云:“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急于求成的德宗自然是不听的。陆贽八月上奏，十月秋雨，泾原兵变发生，德宗逃出长安。本来，李希烈兵锋已挫，四王日渐离心，朝廷已具优势。经此一变，攻守再次异势。哥舒曜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提兵窥洛中，可幸王武俊心意未变，朝廷在河北的布局不至倾覆。

唐纪四十五略记 朱泚进攻奉天，德宗用卢杞之言，迎敌战败。自两河兵兴以来，卢杞所言皆是误国之语，德宗对他的宠信却从未衰减，这确实难以解释。朱泚攻城甚急，危急之时，奉天几破。“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朱泚第一波进攻被击退，至夜，复来。“泚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大唐的国运，实是命悬一线。当此危急之时，李怀光引勤王军到，战退朱泚，逼朱泚退还长安。若德宗能温言抚慰李怀光，使之攻平长安，则朱泚之乱可止于今年。但德宗再一次犯了偏信的毛病，只听卢杞一面之词，拒绝接近李怀光，致使李怀光有变节之心。胡注曰:“怀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闵其劳。卢杞之心，自营免罪而捭阖其间。是以虽急于平贼，而不知更生一贼也。”李怀光败朱泚时，贾隐林进言德宗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未艾也！”德宗做事求速，不知欲速则不达。对待李怀光，君臣近在咫尺他却不见，将士寒心，朝野失望。陆贽上书言事，言人主有六弊: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诫德宗也。臣下有三弊:谄谀，顾望，畏愞，谓卢杞也。兴元元年，德宗下诏罪己，区别对待诸藩。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罪，承认李纳的节度使之位；朱滔如效顺，亦免罪；朱泚犯阙，不赦。此诏确实起到了分化逆党的效果。王武俊、田悦、李纳上表谢罪；李希烈、朱滔自恃兵强，反意不消。李希烈称帝，朱滔兵窥魏州。伟哉颜鲁公，身在敌营傲自洁。

唐纪四十六略记 关中形势对德宗不利。李晟擅杀刘德信，多少引起了德宗的猜惕。李怀光领军朔方，李晟所统为神策，朝廷对两军亲疏不同，被李怀光借以激众。“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双方异心，故朱泚久不能除。有所见者皆知李怀光不日即反，陆贽云“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李晟上言“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二臣进一步加深了德宗的忧虑，德宗不得不考虑退路，有移幸入蜀的想法。德宗逃入汉中，李怀光袭李建徽、杨惠元军，兼并其众，公开举出了反旗。德宗自奉天转入梁州，离京师愈远，长安城中人心动摇，多有转从朱泚者。胡三省批曰“唐于此时，亦云殆矣。”相比于安史之乱，此时的唐廷更加危急。李晟独留关中对抗强敌，徒以忠义激励将士，使人心不动。河北方面，田悦被堂弟田绪所杀，朝廷连指责的力气都没有了，下诏承认田绪节度使位。李抱真与王武俊相联合，论以形势云“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泚不日枭夷。”朱滔死，则关中破胆。同理，若朱泚先平，则河北可传檄而定也。

唐纪四十七略记 韩滉强敏精密，忠贞效国，关中仰其兵食，故得不破。德宗在长安，欲借吐蕃兵入朝平乱，陆贽以为不可，上书陈奏。德宗高估了朱泚的军力，也低估了吐蕃的野心。朱滔借回纥兵与王武俊等战，回纥自夸骁勇“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杜甫诗“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按，少为贵之少当为少壮之少，安史之乱后期勇能扫叶的回纥骑兵此时已入老迈。朱滔借兵对敌，反受其害“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回纥、朱滔皆败走。几乎与此同时，李晟陈兵长安城下，突击宫城，泾原将士素畏李晟，闻其来而溃。朱泚退出长安西走，势衰名丧，已无能为，逃至彭原，受诛献阙。李晟上表请诛之人德宗不杀，李晟救请不死者德宗不允。德宗故态复萌，对功臣名将一定程度打压其势。李怀光处境尴尬，进退不得。孔巢父宣旨被李怀光部卒所杀，李希烈亦杀颜真卿，二贼负隅顽抗，不从诏命。德宗以嘉诚公主妻田绪，削藩失败，贞元之世，朝廷与藩镇共存。

唐纪四十八略记 李怀光在朔方军中缺少威望，马燧军至，怀光自缢而死，河中悉定。对朔方军的处置:“朔方将牛名俊断怀光首出降。河中兵犹万六千人，燧斩其将阎晏等七人，馀皆不问。”盖不能问也。其后朝廷分居朔方，不相统属，以削其势。陆贽建议德宗暂缓攻李希烈，不可使诸侯自疑，德宗这次听进了谏言，诏云“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外示宽大。李晟与张延赏有隙，延赏入朝拜相，将相不和，我疑德宗忌李晟功高，故升拜延赏相位压制李晟。李希烈被陈仙奇所杀，朝廷随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陈仙奇又被吴少诚所杀，朝廷极为被动，不好公开承认吴少诚为节度。乃命宗王遥领节度使位，以吴少诚为留后，实际承认他的割据地位。韩滉说动刘玄佐一同入朝，又输粮入关中救全德宗父子，功甚大焉，德宗以韩滉为相以示恩宠。滉死，朝廷分浙江地，置观察使处之，德宗对韩滉久在东南还是不放心的。唐与吐蕃平凉会盟，此事李晟极力反对，张延赏反复进言，德宗最终心动。吐蕃在盟坛之侧公开劫盟，大唐颜面尽失，德宗委罪于马燧而不治张延赏，胡三省不解，直问“然德宗但知恶马燧，而不知恶张延赏，又何也？”盖德宗心忌武将，借故去马燧兵权也。李泌拜相，提出屯田之策，徐图吐蕃。

唐纪四十九略记 郜国大长公主淫乱事发，牵连太子，德宗一时震怒欲废太子，李泌面劝德宗力保太子安全。代、德、顺三代帝王，李泌皆有保佑之功，功甚大焉。国有内忧，外患必生。贞元三年八月，吐蕃入寇，唐廷唯能守备，无力对敌，边民受戮者甚众。李泌趁机上言，提出结连回纥、云南、大食包围吐蕃的战略，并说服德宗以大局为重，个人恩怨为后。长安朝廷与回纥通好，云南外交朝廷交委韦皋负责。吐蕃大举进攻西川，亦被韦皋所败。朝廷的威势稍稍恢复，贞元四年末横海节度使程日华死，其子怀直按例自为留后。五年春，朝廷诏命程怀直为观察使，“怀直请分弓高、景城为景州，仍请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无此事矣！’乃以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藩镇恭顺，使德宗喜形于色，盖安史以来，洛阳以东皆割藩镇。奉天之难后，朝廷无力恢复，苟然姑息，只求不反，不求任免。贞元六年，朝廷又充当调停人，平息了王武俊、李纳的领土争端，再一次显示了权威。

唐纪五十略记 宣武节度使刘佐玄死，朝廷欲令吴湊代为节度。宣武将士抗命，拥立佐玄子刘士宁为继，“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藩兵骄横，唯听钱财与否。平卢李纳死，朝廷听任李师古为继而不问。陆贽言赈灾事云“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德宗吝啬，藩将“慷慨”，朝廷之威令不及东方，藩镇之将帅亦无尊奉廷诏之理由。李师古承继父位，王武俊引兵起衅，朝廷谕而止之。然李师古阴有异志，不念朝廷有恩，“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韦皋招揽云南，使其与吐蕃决裂。贞元八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罢，德宗令宦官专神策军事。陆贽奏言备边六失，分析称:“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盖德宗心忌武将，不得使军将专制兵权。刘士宁于贞元八年三月继为宣武节度使。九年十二月，宣武兵变，都知兵马使李万荣逐刘士宁。德宗拒绝了陆贽“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的建议，下诏以李万荣为留后慰其心。此时的德宗雄心丧尽，与继位之初判若两人了。

唐纪五十一略记 贞元十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死。朝廷不许其子继位，诏命步军都虞候王延贵知军事。四镇之乱后数年，朝廷力量有所恢复，与藩镇应对可不惟姑息。但昭义也存在着不小的隐患，“昭义行军司马、摄洺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洺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赉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元谊后于贞元十二年元月帅万人奔魏博。当年四月，魏博节度使田绪死，他的死亡与元谊奔魏是否有关系？嘉诚公主视田季安为子。季者，行末也，其年幼，本不得嗣位。公主推其为留后，其心与德宗同，意欲挟幼子以亲朝廷。田绪之死，公主是否预谋其中？宣武镇自刘玄佐死后凡五乱，德宗视保护运河为大事，故不欲河南诸藩依河北行事。宣武的稳定至为重要，韩弘为刘玄佐之甥，久有名望。弘为留后即与吴少诚绝，博得德宗的好感，使朝廷不以宣武为忧。诸节度围攻吴少诚不克，韦皋上言云:“臣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剪凶逆。”此言讨逆为虚，欲出川为真。德宗不许韦皋，同时与吴少诚休战，他知道这场战争只是徒劳，诸军无人真心为国家剪灭淮西。

唐纪五十二略记 贞元末，朝廷与藩镇相安无事。德宗恩宠李锜，言锜反者皆送锜处任其自处，盖德宗不欲东南生变，以忧朝廷。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是年八月，二王改革失败，顺宗退位，诏改元永贞。前几日读《太平广记》有一篇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

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按，德宗之世，朝廷未幸东京。贞元亦无二十三年。《辛公平上仙》记有鬼兵，略云:

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迤逦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来扑林，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二文之间，似有关联。且德宗暴死亦为可疑。“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苍猝二字，足见彼时狼狈。中外不通二十余日，这二十几天大明宫发生了什么？顺宗继位半年即被逼退位，“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胡注曰:“德宗大行在殡，上皇在兴庆宫，不敢于前殿即位。”登基大典顺宗不至，德、顺、宪三代承继，贞元二十一年处处透着诡异。

唐纪五十三略记 元和元年正月，宪宗帅群臣至兴庆宫上上皇尊号，顺宗旋崩。刘闢自领西川，又上书求兼三川，宪宗当然不允。“上欲讨闢而重于用兵”胡注曰“谓以用兵为重事，不敢轻视也。”宪宗初立，刘闢即兴兵而上，天子赫然震怒，又必须处之谨慎，不可重蹈覆辙，再为藩镇所逼。高崇文以数千之兵平蜀，出乎宪宗意料。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死，其弟李师道继为留后，宪宗以蜀地未平，故授以节度任李氏继续执掌平卢。高崇文俘刘闢，送至长安，诛死。李锜反乱不成，亦送长安受诛。诸藩震栗，纷请入朝，宪宗亦加“同平章事”抚之。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以“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谏之，李绛等亦反对，但宪宗决心已下，要对河北用兵。吴、蜀，国之所倚，不削则唐业不立。河朔自立垂五十余年。“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官军过河，必使河朔三镇结为一体，同心抗命。然宪宗欲籍平吴定蜀之威，此机不趁，逝之即悔，并不能说宪宗此举为错。

唐纪五十四略记 元和四年，天子欲割成德，乃分德、棣二州为保信军镇，以薛昌朝为观察使。魏博田季安知之，暗与王承宗通报，承宗飞骑入德州押回薛昌朝，囚之。田季安亦于魏博留中使宴饮，使中使往德州授节钺不成。天子怒，制削王承宗官爵，命吐突承璀为帅结兵二十万讨成德。此时淮西吴少诚死，其从弟少阳杀少诚子，自为留后。宪宗用兵河北，无暇南顾，故从其请。朝廷用兵，正是田季安所预见，“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田季安怂恿王承宗抗命，又备军马久待官军，其反志明矣。谭忠北说刘济，使幽州不助成德，刘济举兵诛逆，官军为四方联合而成，骁勇远不及北军。“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束鹿。”元和四年十月，朝廷用兵，半年无功。七月，王承宗上表请以自新，天子复与德、棣。河北一役，师出无功，而藩镇益骄。阻梗于中者，魏博也。元和七年八月，河北兵息两年。魏博田季安得风疾，为其妻元氏所逐。天子与宰相议出兵，李绛说服宪宗，不再重蹈两年前兵兴无果之覆辙。“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其后田兴为镇兵推为节度，果如李绛所料。

唐纪五十五略记 朝廷议如何处置魏博。李绛与李吉甫意见再次出现分歧，李绛以为“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不可听李吉甫所言遣中使观变以寒其心，天子从之，直授田兴节度使。又使裴度至魏博宣慰，赏赐军士，于是魏博举镇皆悦。元和九年，淮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其丧，然朝廷已知矣。天子久有削淮西之心。元和初，朝廷用兵成德，故听吴少阳自立。今魏博已服，岂可复留淮西之贼侵扰国家五十年哉！天子撤河阳之军，以示不疑魏博。又加韩弘司徒，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吴元济蓄不臣之心，兵逼东都。于是天子震怒，削元济官爵，命诸道讨之。吴元济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上表请赦，不许。师道阴使人焚河阴、杀宰相、伤裴度。或请上罢裴度以慰诸藩之心，上怒“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朝廷大索长安，得成德进奏院有不轨之徒，故天子误以王承宗为主使，兴兵伐成德。后知李师道狂逆，然诏命已出，不可收还，亦无暇分兵。朝廷大军讨淮西，经年无功，诸道观望不前，莫敢争先。

唐纪五十六略记 众军围攻淮西，国家财耗日靡，淮西亦陷入困境，“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馀户。”这也促使唐宪宗下定决心，一场比谁能耗过谁的大战，如若朝廷先撤兵，将遗恨无穷。宪宗听从李逢吉等建议撤河北兵，胡三省评曰“兵劫已屈，不得不从也。”吴元济欲降为下所制，宪宗命裴度至前线督战，这次讨吴元济消耗了朝廷太多的力量与时间。诸军不前，藩镇求自保之故也。李愬雪夜奔蔡州，擒吴元济，若不是将军用奇，这场仗真不知要打到何时。先是，吴元济递降书，宪宗许其不死，后吴元济反悔不降。今被擒，宪宗献俘太庙，斩于独柳之下。李师道、王承宗等节帅惧。横海节度使程权弃蕃入朝；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并请官吏，使其子入朝为质；幽州刘总“意归朝廷”；魏博田弘正本忠于朝廷。杀一吴元济而河朔倾心，天子可谓明矣。天下蕃帅独李师道顽固，于是宪宗怒，兵事再起。

唐纪五十七略记 李师道抗命固守，为都知兵马使刘悟所杀。大敌当前，师道不能许以富贵，但猜忌诸将。朝廷势大，刘悟变节亦是情理之中。朝廷此次诸道进兵，田弘正为先驱，刘悟得李师道首级献与弘正。弘正上表朝廷并送李师道首级至长安，“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元和中兴完成，天子威望达到顶峰。宣武节度使韩弘在位二十余年，李师道死，韩弘始入朝，宪宗待其甚厚。田弘正入朝，天子亦亲睦待之。二藩势强，畏朝廷之威入朝，韩弘久在宣武，宪宗恐其根深难撼，故留之在朝。田弘正自为节度以来，专心朝廷，又请兄弟子侄为朝官，宪宗嘉之，仍令节帅魏博。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卒，司马光下笔谨慎“兹事暧昧，故不能测其虚实，故但云暴崩。”穆宗继位缺乏政治判断力，为政的宰辅也难堪其任。王承宗死，朝廷进行节帅互换，引起诸藩不满。张弘靖代刘总至幽州，北疆将士恨其轻己，已有兵变之心。

唐纪五十八略记 张弘靖被囚、田弘正被杀，河北复乱。中晚唐之节帅，在任必须要保障士兵们的权益，所以藩兵不能废，藩镇不可止。朝廷以田布节度魏博出兵为田弘正报仇，王庭凑不降，盖不可降也。裴度受命前往河北，他与元稹之间的争斗公开化，裴度极言元稹“奸臣作朋，挠败国政。”穆宗以其大臣，不得已而出元稹于朝。白居易言河北事，请罢兵，他看到魏博存在的隐患“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其后果因兵赏问题魏博军人心浮动，田布自杀，牙将史宪诚自为留后并上表朝廷请依河北故事。朝廷罢兵，同意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至此河朔三镇复立，回复到元和之前的半独立状态。眼见朝廷虚弱，其他节度使也皆蠢蠢欲动。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劫掠汴河贡物，朝廷不讨。刘悟欲效河朔，章表多不逊。宣武节度使李愿遭遇军变，险些被杀，朝廷深知宣武归顺来之不易且地位重要，故不听乱兵所请，以韩弘弟韩充为宣武节度使止住兵乱。长庆二年，朝廷屡屡失败，把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葬送。当年冬，穆宗打马球时中风得病，他才二十八岁，死期却很近了。

唐纪五十九略记 牛僧孺不受韩弘贿赂赢得穆宗好感，入朝为相。李逢吉内结王守澄把持朝政，穆宗中风不见好转去世，敬宗继位，朝中党争激烈，敬宗不似其祖，顽劣比其父更甚。敬宗继位仅数月就发生诡异的苏玄明反乱事件。苏玄明纠结无赖百余人冲击皇宫，且他预先得知敬宗在清思殿打球，一介平民何以得知？事平之后，宫门看守不问罪“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胡注曰“两中尉及诸宦者佑之也。”当时群盗冲宫，敬宗欲投奔梁守谦统领的神策右军为左右所阻而改投左军。左神策中尉马存亮迎接皇帝“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神策军左右两军争斗已久，敬宗亲于右军“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敬宗此次逢变显然是某些人想要皇帝的命，反乱者可能伏于敬宗奔右军的必经之路上，做清思殿不成的第二选择。事后这一集团极为强大连杀成济的动作也不做，赦门宦不死，中外也不敢言。敬宗不久为宦官刘克明所杀，宦官一派想借弑一皇帝立一皇帝的手段打倒另一派，而以王守澄等为首的宦官当权集团立刻出动神策军杀死新帝及刘克明，立文宗为帝。自宪宗去世至文宗继位，宦官操纵皇帝生死废立，外朝亦为内廷权宦斗争之投影。

唐纪六十略记 河北攻伐不止，史宪诚以兵乱起，又以兵乱而终。“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朝廷无力也无心再在河北问题上继续耗下去，兵变所推举出的留后朝廷不问罪一律任为节度，承认他们的自治地位。王庭凑杀田弘正，朝廷不好罢兵“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所谓请服之意只是“微露”恐怕王庭凑连请罪的表章都懒得写，朝廷就急急下诏免罪，罢兵修和。西川自代宗时代以来屡破吐蕃进犯之兵，南诏更是惮韦皋之威。杜元颖治蜀不当，失土丧威，李绛奉命救援西川却在兵变中被杀。河北已然自立，内地藩镇又兵变四起。牛僧孺对文宗言河北事云“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宪宗死后朝廷与河北的纷争因这一句话而归于和平，朝廷抚河北承认他们自治，河北顺朝廷不公开表示反逆。漳王之狱，宦官内部争斗激烈，而此时亦是李德裕在西川得人心将要拜相之际。牛僧孺因个人政治利益反对李德裕纳吐蕃降人，党争乱国会再一次在司马光的时代上演。胡三省责牛僧孺“尸位素餐，无佐理兴化之心。”司马光曰“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文宗也疏远牛僧孺，以李德裕为相。牛李党争在文宗时代进入高潮，内廷的争斗也趋于白热。文宗不甘受制于阉宦，有纵横家风范的郑注来到文宗身边，名为治病，实医其心。

唐纪六十一略记 文宗以风疾之故，招郑注入幸，遂宠遇之。李训、郑注先依王守澄，其后又找到了文宗这棵树。文宗欲除宦官，李、郑二人亦欲取代宦官专制朝政。宦官内部分裂，左右神策军不和，故文宗起用仇士良督左军以抑王守澄。“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李、郑的所谓太平之策以除宦官为先，以清河北为后。宦官执掌神策军，文宗欲平河北，必先取兵权。文宗鸩杀王守澄，使中外汹汹，仇士良有所警惕。甘露之变仇士良当机立断先控住皇帝，文宗惧怕宦官害己故而舍弃了为他谋诛宦党，尽心尽力的李训。“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仇士良放出神策军展开大屠杀，所谓唐代宦官专权至此达到顶峰。文宗之所以不被废，全赖外地藩镇保全“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辛酉，上召见楚长，慰谕遣之，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唐代的宦官、藩镇问题固然削弱了皇权，但同时宦官执掌神策军十余万，天下无人敢夺位；藩镇对外尊奉朝廷以明忠义，使宦官不敢公然废帝弑帝。他们共同保护了皇权。

唐纪六十二略记 文宗后期统治无甚建树。开成三年太子永得罪文宗，不久暴薨。司马光认为太子非良死，但凶手是谁不好判断，故含糊云其“暴薨”于宦官集团而言，皇帝越幼越易于操弄，仇士良等人没有杀太子的理由，文宗惧永贞内禅一幕重演而杀死儿子是极有可能的。开成四年裴度薨，文宗身体不好他在当年底说出“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的名言。宦官集团为争储君而兵戎相见，最终仇士良获胜迎接武宗入宫，已经失去作用的文宗随即去世。武宗初继位，即召回李德裕入朝拜相。会昌初年，唐廷的两位对手，吐蕃和回纥都进入衰落期，内患频生。李德裕坚持不借天德城以免回纥久成中国之患，诸镇将请功出兵的奏章也为朝廷所拒。吐蕃赞普死后边将论恐热举兵，长期为唐廷西疆之患的东亚强国吐蕃至此不复为大唐之敌。

唐纪六十三略记 朝廷迎回太和公主，击败回纥残余势力。若此时向西拓边，重夺安西、北庭是可行的。李德裕认为朝廷并无戍卒可派“以唐兵万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拒绝了开边的提议。帝国可以指挥的兵力大都用来巩卫京师、防备藩镇，并不能分兵于西。李德裕地位稳固，言于武宗追悔维州之事，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馀人命弃信偷安！”司马光以为李德裕言利，非君子所为，“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盖李德裕已明言，吐蕃失信在先。且吐蕃平凉劫盟，大唐深以为耻，彼无信对我，我又何必守信对人？牛僧孺以党争之故逼迫李德裕交还降人，非为国为义也。权宦仇士良致仕，宦官权势稍退，枢密使不预草制，被老宦官骂为“堕败风俗”元和时代遗留下的宦官渐少，皇权有所伸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求为留后，李德裕力谏武宗不许刘稹所求。河朔三镇朝廷已许自治，继立不问，诏书从之而已。三镇之外，不许自立，武宗、李德裕君臣同心协力调动大军围攻刘稹，此机失则朝廷威信不在，机不可纵也。

唐纪六十四略记 武宗、李德裕联合主持讨刘稹之战。藩镇时代，节帅不信将领，多取其家人为质“钊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为官军所杀，招之必不肯来。”官军欲分化其势不便从边将下手，然朝廷势大，藩将亦权衡考虑退路。刘稹为亲信郭谊所杀，按河北惯例，藩将杀节帅，朝廷不问罪直遣使往授旌节，刘稹的祖父刘悟即在元和末年斩杀李师道获得节度使位。有先例在此，故武宗问群臣曰“郭谊宜如何处置？”李德裕言郭谊不可赦，云“刘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武宗平藩，中央力量比宪宗时要强。藩镇之患，下克于上之日成风俗也，唯有惩不忠之人、宣忠主之意才能进一步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朝廷既平昭义，河朔三镇愈发恭谨。李德裕也代表朝廷向河朔三镇表态，只要能忠心朝廷“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李德裕威高得势，会昌五年，朝廷下令毁佛，得口十余万。之后李德裕又推动备边库的建设，为收复河湟做准备。但他背后的支持者武宗皇帝仓促死去，宦官推上武宗的叔叔光王继位。宣宗一上台就罢黜李德裕，改武宗的灭佛政策。李德裕以州县冗官过多，于会昌四年令州县减官，宣宗大中元年令各州县恢复。胡三省云“读者至此，以减者为是邪？以于既减之后而增者为是邪？”他在宣宗复佛时言道“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今人扬宣宗而抑武宗，非也。

唐纪六十五略记 令狐绹于大中四年拜相，唐朝后期翰林位重，由皇帝的参谋变为皇帝的助手。吐蕃内乱不息，张义潮率众归顺朝廷，宣宗纳其众，以义潮为沙州观察使，朝廷遂筹划收复河湟。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朝廷直授义潮为节度以褒其功。宣宗治“元和逆党”宦官、外戚、故东宫乃至郭太后诛窜甚众。然宪宗之死，事多暧昧，陈弘志行篡更像偶然而发，未必为穆宗母子指使。胡三省认为“文宗愤元和逆党，欲尽诛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祸。使父果为商臣，则子必为潘崇讳矣。”胡三省读史多有精到的见解，宣宗的追治与文宗发动甘露之变一样，都是权力之争。宣宗欲抹掉穆、敬、文、武四朝，认己为宪宗的正统继承人，故对四朝旧臣极力打压，四代君主也被抹黑，甚至有请四帝出太庙之议“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是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也，宜迁四主出太庙，还代宗以下入庙。’诏百官议其事，不决而止。时人以是薄景让。”宣宗对权力极为敏感，年近五十仍不肯立太子，他给出的理由是“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胡三省曰“孰谓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宣宗在位十三年，视革四朝之治为第一要务，大中之治建立在唐武宗、李德裕创造的会昌之业基础上，唐武宗才是唐宪宗的继承人，摘果子的唐宣宗运气好罢了。

唐纪六十六略记 裘甫之众在浙东为乱，朝廷内地守备不整的问题极为严峻“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当地所征的官军与起义军作战一触即溃，裘甫之名传至京师，宰相坠陛以避责“丙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盛年的唐懿宗亲自召见王式，命其往东南平乱。王式请发兵助之，唐懿宗准其所请，发淮南等镇兵马过江。裘甫魄力有限，不能取金陵以割东南，自守其灭。裘甫动乱一年，朝廷不得不调动四方大军围剿，若是更大的起义爆发，朝廷将如何应对？藩镇之患在于骄兵而非悍将“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田牟，田弘正之子，久在藩镇，尚畏兵如此，况于他人乎？逐帅之事于晚唐之时多有发生，其风已成，不可禁止。咸通七年，成德王绍懿死，遗令其侄景崇为留后，成德自王庭凑之后节帅皆恭顺朝廷，其镇少生异变，是河朔三镇中最为稳定的藩镇。同年，魏博何弘敬死，军中立其子左司马全皞为留后。成德的留后是节帅自己的意志，魏博的留后则是军中的主张。所谓魏博节度使不过是藩兵的代言人罢了。

唐纪六十七略记 帝国与南诏的战争尚未平息，因戍卒待遇不公所引发的大动乱正在西南酝酿。说好的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一年。将士愤怒，杀都将北还。朝廷以宣慰之名赦罪遣归，然正如许佶等预见，朝廷必不会容这八百人，待到徐州必有所动作。“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庞勋等回徐州即反，庞勋自称留后引兵攻彭城“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老百姓其实很简单，谁对民好民就跟着谁。庞勋在起义前期作战节节胜利，朝廷视运河为命脉，故长安震动，急求平乱。庞勋本人无甚野心，只期望能获得节度使位，缺乏推翻唐王朝的野心与能号召人心的政治纲领，只凭力胜，他能赢一次，能赢两次，却赢不了无数次。都梁之战，官军大败，此时庞勋若挥师南下攻取江南粮赋之地，是能有所为的。“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绹畏其侵轶，遣使诣勋说谕，许为奏请节钺，勋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备。”战机稍纵即逝，他抓不住，等待他的只有灭亡。朝廷日夜调大军征讨，庞勋本人当初在桂林为众所推，亦缺乏政治威望，约束不住士兵。咸通十年，朝廷借沙陀兵与庞勋决战，勋败东走，不及彭城败死，自桂林杀将至兵败而亡，庞勋之乱凡两年。

唐纪六十八略记 南诏与西川战争未绝，南诏兵锋直攻成都，围城。西川节度使窦滂为了逃避责任，竟打算把整个西川送与南诏“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朝廷眼见窦滂无能，改换颜庆为节帅，主持西川抗敌，这是懿宗朝又一次大的兵事。懿宗为人，性奢侈而不知度，朝廷经庞勋之乱财政状况已经很糟糕，他依然故我，葬同昌公主逾礼，重尊佛教，再开迎佛骨之事，以至朝野多有议论。“（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是年七月，懿宗死，佛能庇人乎？能延寿乎？唐懿宗在位十四年未立太子，及病重，神策军两中尉共立僖宗为帝。宪宗之后神策军左右两军不协，至宣宗、懿宗朝已少左右军宦官相争之事见于通鉴。僖宗继位之时，帝国已陷入崩溃的边缘“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中央政府缺乏威信，地方官员只求私利，无人顾及百姓的安危。为政的宰辅蒙蔽皇帝，但求无过“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如此之国，焉能复兴。

唐纪六十九略记 南诏王死，其子法向中国请和，朝廷与南诏谈判日长，唐廷已不复韦皋主政西川时的优势。盐州军乱，兵士逐刺史，朝廷为了息事宁人，治刺史有罪，盖唐末之时赏罚失常之一例。王仙芝、黄巢二人分兵窜扰中南。王仙芝焚江陵后旋死，黄巢吸收了王仙芝余部随即建号改元与朝廷抗衡。李克用父子嗅到了天下即将大乱，他俩联手演戏意图兼据两镇，王朝内部的官员人心浮动，地方军政长官皆欲割地自保。朝廷见贼势盛于东南，故移高骈为镇海节度使平乱。黄巢攻福州，又陷广州。黄巢所愿，亦止为官“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黄巢要价过高，朝廷不许。高骈上奏云平黄巢之策“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朝廷又不许，朝廷惧高骈趁击黄巢之际顺取广州，故忌之。黄巢破广州以士卒多疫北归，官军大破巢于襄阳，然未能全剿，“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朝廷赏罚不明，社稷谁为之守？黄巢退至信州，高骈欲诱杀黄巢以为己功，故请诸道归兵不讨。高骈遣将击黄巢，败。黄巢遂率数十万大军渡江，高骈惧而不攻。关东惊恐，京畿震动。

唐纪七十略记 德宗重建神策军，目的是让皇帝有一支可以直接作战的武装力量。朝廷费东南之资养神策军，唐廷成为了全国最大的藩镇，以关中制全国，故能号令天下，命行四方。但是神策军作战能力弱，甘露之变搞搞大屠杀可以，一遇强敌即崩离溃散，不堪一战。黄巢大军过淮，朝廷不能组织军队与巢军对决。洛阳陷落后，潼关亦不能守。黄巢于广明元年七月渡江，半年之内即攻破长安，唐王朝比安史之乱时更加脆弱，僖宗奔蜀，田令孜早已命其兄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故而僖宗至成都，田令孜得以挟帝自重。“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黄巢军来的迅速，但他的性质依然为流寇，未能有如安禄山据燕一般稳定的根据地，他得到了长安，军队入于关中盆地，难以向外施展。是时天下大乱，朝廷诏令不达远疆，兵将杀死节帅、刺史署留后自立者不可胜数。高骈无意北上，欲割东南自立。“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大唐气数已尽，这高祖、太宗的天下亡了也罢，可怜百姓如猪羊一般以肉论价，秦川帝王州犹如人间地狱。

唐纪七十一略记 天下已经乱了，各地军阀奉唐正朔而已。闵勖求湖南建节不成，朝廷以其领镇南，意用勖之兵攻据有抚州的钟传，“勖知朝廷意欲斗两盗使相毙，辞不行。”闵勖不是宋江，两败俱伤的事他不干。高骈上表朝廷语多不逊，朝廷下诏切责辞似埋怨，然高骈虽拥大军，既不攻黄巢，又不并邻郡，殊难理解。蜀中乱起，军士杀平民邀功，四方节帅虽云出兵，但真正领兵平乱的实为寥寥。朱温降唐，朝廷宠遇甚厚，以河中军事属之。李克用领沙陀骑兵南下，锋锐不可挡。田令孜在朝中的对手是另一大宦官杨复光，令孜改建了神策军，昔日神策军不战而溃，今天的新神策军战力又能有几何？诸道围攻长安，朝廷许朱温宣武节度使，待收复长安赴镇。李克用引兵先进，克长安。“贼死及降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官军与贼军有何区别？都是强盗罢了。杨复光遣使赴成都告捷，朱温帅百人赴宣武任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帅所部数百人赴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而全忠勇气益振。诏以黄巢未平，加全忠东北面都招讨使。”杨复光死，田令孜得讯甚喜，至是朝中无人能与之抗衡。诸军追击黄巢，朱温险些杀了李克用，司马光认为朱温当时纯以私忿，非患李克用阻其取天下也。

唐纪七十二略记 黄巢兵败而亡，他的队伍纵横万里，席卷全国，战斗力与生命力是极强的，可惜史书缺载，我们无法从齐军视角来看整场动乱。朱温反复难养，叛黄巢降朝廷已取宣武节度，今拜朱瑄为兄，其后又杀之，反眼成仇，无复恩义。李克用上表讨朱温，朝廷不问曲直但调停而已，“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朝廷兵力溃散，不讨藩镇不问继立是力不能及，藩镇益轻朝廷，不复贡奉。此时的朝廷比之肃宗在灵武时更加虚弱。田令孜为诸藩所恶，他所倚者，其兄陈敬瑄节度西川也，故僖宗迟迟不还长安，田令孜之意。义昌节度使王铎过魏州时为魏帅所杀，朝廷亦不问。见此，关东群帅谁肯效忠于朝廷？田令孜以为在蜀地新招募的神策军能够保护他周全，却不想朝廷税赋断绝，京畿一带的收入根本养不起庞大的军队，田令孜触犯王重荣的盐利，重荣列田令孜罪恶联合李克用兴兵犯阙，李克用亦怨朝廷不治罪朱温，李克用骑兵南下，僖宗再次出逃。诸镇请诛田令孜，杀与不杀倒不是皇帝说的算。田令孜不得已让位于内廷政敌杨复恭，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对唐廷绝望，不复尊奉。周痒说王建云“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有识之士已经预见了唐业垂立二百余年，无能再继。然天下亦无命世之才统一四海，大纷乱时代就要来临。

唐纪七十三略记 高骈自守淮南，倾亡有日。毕师铎本黄巢降将，以自疑之故回兵犯主。高骈不从申及劝其出逃的建议，留在广陵城中为毕师铎所擒。胡三省曰“高骈盖知行留皆祸，故犹豫不听。”晚唐一代名将凄惨落幕，他的身上有重重迷雾，何以治蜀时杀伐果决，治淮时优柔寡断？空拥十万大军，受制于人，终落身死。淮南余波不断，杨行密攻扬州，朱温亦想南来分一杯羹。“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这样的惨状，读史者可发一叹。像这样围城状态下人吃人的惨事中国历史上不断的发生，只不过有文字记载的比较少罢了，兴亡皆是百姓苦。朱温与杨行密争淮南，朝廷是站在朱温一边。按，杨行密以为高骈报仇为名发兵，其有大义所在，但朝廷径署朱温为淮南节度，是恶高骈之故？魏博内乱，牙兵之横，节度已成傀儡。王建在蜀地攻陈敬瑄，昭宗继位之后急于解决蜀地问题。“陈敬瑄方与王建相攻，贡赋中绝。”胡注曰“言敬瑄前此常输贡赋，中困于兵，以致断绝。”僖宗时代，西川不绝贡赋。昭宗时代，恐田令孜不会输赋北上，并非王建兵乱之故。昭宗使韦昭度为西川节度，陈敬瑄当然不奉诏，于是朝廷削陈敬瑄官爵，起三镇兵马讨之。

唐纪七十四略记 朱温送秦宗权至长安，朝廷斩宗权于独柳，朱温因此兵势更盛，为听命于朝之最大藩镇。李克用与朱温军事摩擦，朱温尽量避开其锋锐，他知道自己目前尚不能击败李克用。昭宗在朝中抑制宦官，在西川加紧围攻陈敬瑄，杨行密立足不稳，朱温常窥东南。朱温上言昭宗请对李克用用兵，张濬在朝替朱温说服昭宗云“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然河南独朱温、河北独卢龙李匡威有讨李克用之心，昭宗不暇细思即准其所言，欲立兵威复振朝纲也。时昭宗募兵十万，欲以强兵服天下，张濬出师带走五万，关中空虚，是以昭宗后罢蜀中兵事。李存孝英勇无敌，李匡威之军一战而溃。“朱全忠自河阳如滑州视事，遣使者请粮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东，罗弘信不许，又请于镇，镇人亦不许；全忠乃自黎阳济河击魏。”盖朱温此行，非欲讨灭李克用，实意借出兵之势，扩己之域，从而控有中原，进取天下。官军新募之兵岂敌河北百战之士？张濬败走，李克用上表朝廷诉冤，云“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濬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声言入关，朝廷震恐，抚之而已，此役唯一得利的是朱温。韦昭度只身归朝，王建继有平蜀大军，擒陈敬瑄、田令孜，自为割据，西川亦非朝廷所有。

唐纪七十五略记 杨复恭与昭宗之间虽有大恨，然二人毕竟是内廷矛盾，李茂贞等藩帅请讨杨复恭昭宗是不许的。幽、镇二藩与李克用大战，败。河朔三镇自守有余，外战不足。杨行密大破孙儒，尽取淮南之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馀，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扬州残破，益州亦疲。国家向仰扬、益二州，扬州之乱，始自高骈；益州之乱，咎于朝廷放陈敬瑄为节度，二人皆为田令孜所荐，唐亡于宦官，亦宜矣。淮南兵火六年终于熄灭，杨行密为政力求节俭，境内渐富，淮南反成中国较早摆脱战乱的地区之一。李存孝被杀，实有其冤，李克用既杀李存孝，史书为讳其事，但云“克用惜其才，意临刑诸将必为之请，因而释之。既而诸将疾其能，竟无一人言者。既死，克用为之不视事者旬日，私恨诸将。”其辞甚谬，李克用若有心活存孝之命，鞭之三百可也，密嘱心腹为之请亦可也，何以临刑之时，意诸将有为之请乎？胡三省言“克用自翦羽翼”杀存孝者李克用也，无他人。昭宗讨李茂贞，禁中新募少年安可敌凤翔百战之兵，望风而溃，昭宗自取其辱，唐廷欲为一藩镇已不可得。

唐纪七十六略记 董昌称帝，做了唐末的袁术。钱镠正欲兼并两浙，董昌如此，正好给了他出兵的口实。朝廷赦董昌，杨行密遣使过江言于钱镠云董昌当赦，朝廷与杨行密都不愿意坐视钱镠做大，故双方向东南施加压力，钱镠自不能从双方所言，大兵已发，虏董昌杀之，朝廷顺势授钱镠镇海节度使，但杨行密心有不甘，自此扬、越交恶。王珂与王珙争河东，王珂求援于李克用，王珙暗与朱温结。朱温用兵于东，无暇西顾，王珙又结王行瑜等三镇以求旌节，昭宗以先许李克用为由，拒绝王珙之请。三镇兴兵犯阙，领头的是王行瑜，李克用闻讯领军西来救驾。三镇惧李克用欲先将昭宗拿在手里，李克用使军先奉迎昭宗，他自己帅军逼死王行瑜，密言昭宗当趁此时机取凤翔李茂贞，昭宗此时对他仍不信任，不许。是时李克用兵强，若他劫迁天子、自领关中，易如反掌也。他不愿意做，正彰其忠。朱瑄求救于李克用，并州骑兵介入中原战事，其先锋为魏博罗弘信所袭，于是李克用大兴兵攻魏，罗弘新愈加亲于朱温。胡三省曰“罗弘信既杀李克用之子，则与克用为深仇，而汴、魏之交益固矣，此全忠之权术也。”朱温奸雄之辈，李克用不及也。李克用既回并州，李茂贞复来，勒兵渭水，语出不逊，进而逼昭宗出逃，焚烧长安宫室，昭宗当悔不用李克用之言。

唐纪七十七略记 王行瑜被杀，李茂贞镇凤翔，韩建入宫挟持天子，解散禁军，残杀诸王，刘仁恭逆于李克用，故晋兵不能西向。朱温斩杀朱瑄，尽有河南。杨行密敏锐的觉察到朱温下一步将会南下，他急忙与李克用修好，同时防备淮河以待汴军。王建之志在三川，偏霸而已，关中的皇帝他没太大兴趣去争。李克用与刘仁恭大战，败。邢州之叛，莘县之溃，木瓜涧之败皆李存信之罪，李克用对他始终亲任，用将不明。朱温此时修整以毕南下，并没有参与晋燕之争。清口之战，汴军几乎全军覆没，杨行密自谓淮南得安，遗书朱温云“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朱温当然是不会去的。张道古上书昭宗谏言“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诸藩昭宗驾驭时屡屡犯罪，终害自身。是时杨行密破朱温，势盛，南方诸道遂党附朱温，以温为北援。刘仁恭自败李克用，意甚骄横，有兼并河朔之心。燕军攻魏博为汴军所败，燕与并兵势皆挫而汴军日横，朱温将主要精力转回北方，如何解决李克用与河北才是当务之急。

唐纪七十八略记 李克用连年军败，实力大损。刘仁恭再败，燕亦失去了称霸河北的资格。河北三镇之中，燕败、魏服、王镕请和送质，至此朱温威行河朔，不以河北为忧，然河北割据已有百年，朱温虽能服三镇，却不能并其地。唐昭宗谋诛宦官，宦官觉察遂发动政变赶昭宗下台，朱温定大河两岸，李克用不敢出兵，固守而已。朱温正是无所用武之时，故此时入关平乱，正合其宜“全忠犹豫未决，会僚佐议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镇所宜预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独曰：‘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今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师诇事。”昔宦官久挟天子，因十万神策军之故得以号令天下，今神策已没，宦官何能为？昭宗虽复位，朱温却不会停步，他大军出发先取河中。王珂得李克用之力被立为节度，他告急于晋，李克用不救，李茂贞亦拒绝了王珂之请。朱温得河中，杀王珂，以河中之地上制朝廷，下制克用。朱温兵强，李茂贞势弱，二人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昭宗不知所适，还幻想二镇合流，共尊朝廷。韩建降于朱温，李茂贞势孤，他手中的天子能号令谁呢？

唐纪七十九略记 李克用再败，退出了争夺皇帝的赛场，兵少力疲，不敢与朱温相争。朱温回军于西，内结崔胤，进军凤翔。他扬言救驾已有一年，天下都看着皇帝会归于谁手，进抵凤城，不可再退。凤翔小朝廷内，昭宗深恶宦官，欲尽除之“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宦官与皇权之间本为一体，自德宗重建神策军，宦官得掌兵权，渐与皇帝对立，为皇权之阻碍，但它名义上仍然依附皇权，昭宗此为自剪羽翼。朱温终于获得了昭宗，他带着皇帝回到长安，尽诛宦官，“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司马光写了篇长长的“臣光曰”论宦官干政，点出唐代宦官与东汉宦官不同之处“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斯言极是，然汉灵帝末以蹇硕为西园八校尉之首，位在大将军之上，宦官始掌禁军之权。未几，灵帝崩，天下纷乱。蹇硕欲废嫡立庶，吐突承璀亦是，二人皆死于宦官内部之争，自此之后，宦官遂为独立政治势力，张让等与何进、袁绍争权失败，宦官全死，自灵帝死至张让死，其间不过一月。唐室则不然，穆宗继位后左右中尉把持军权，黄巢之后犹苟延残喘，手握神策军不放，凌于皇权之上近百年。温公曰“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衣不可涤，树不可治，欲除宦官必与共亡。

唐纪八十略记 巍巍唐祚，今日尽矣。唐昭宗以复兴之主自居，但他自继位以来屡屡判断失误，唐廷仅有的一点财力军力被他挥霍葬送，中央政府毫无威信可言，长安城外，尺寸皆非唐土。昭宗身为君上，反复寄养于韩建、李茂贞、李克用、朱温之间，仰人鼻息，为藩镇所挟，沦为盖章工具。他的用处越来越小，他被害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朱温毁掉长安城以绝人望，这个皇帝，他还会留着吗？杨行密国内生乱，朱温遣兵观望，二敌未平，朱温不敢舍皇帝自去。杨行密志在广土，满足于做一方军阀、一州之君王；朱温之心于篡唐，唐土本无，其所欲者，名号而已。唐末与汉末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朱温有曹操的风范，然曹操能做治世之能臣，朱温只能为乱世之奸雄。崔胤欲自建军马为朱温所忌，朱温亦见时机已成熟，唐业当代，故提兵入长安，杀死崔胤，迁走昭宗，李茂贞、李克用无力阻止。“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哀哉！

昔年帝王宫，今日化为墟。

唐纪八十一略记 昭宗来到洛阳，很快被朱温杀死。所谓“全忠愈不自安”云云，朱温果真感到不安吗？皇帝身边全是他的人，曹操囚汉献，司马昭锢高贵乡公也不过如此，皇帝没有了用处，杀了他一来绝人望，二来试探各地的反应。杨行密等闻弑无所动作，李唐皇权已没，朱温杀朝士三十多人于白马驿，唐廷旧士族被清洗一空，天下彻底进入了看谁能咬得死谁的野兽丛林。杨行密死，李克用亦老，王建自守蜀地偏霸一方，残唐时代的豪杰渐尽，如今春风得意的只有朱温一人。蒋玄晖劝朱温暂缓篡唐云：“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朱温所欲者，止为一皇帝名号，南方他过不去，北方的李克用他一时也荡平不了。他心中知道自己五十多岁，面对势力日益巩固的敌手，他只能当刘裕，不能当刘邦。魏博当晋、梁争霸之初保持中立，罗弘信后期才倒向朱温。朱温欲吞河北，必先定魏博。罗绍威为诛牙兵引朱温入魏。昔唐昭宗诛宦官，唐祚遂覆，罗绍威引狼入室，牙兵被杀尽，他自己也无所依凭，无力拒绝朱温入境运兵。李克用与刘仁恭联合抗汴，他们面对“天下之势，归朱温者什七八”的对手，没有后路可退。

论： 高祖以隋室勋贵的身份立身乱世，麾指关中。汉室立都长安，享国四百余年，汉随秦制，唐继隋业。秦汉与隋唐皆以关中制天下，高祖晋阳起兵，数月之间渡黄河，围长安。是时隋炀帝多居东都，爱幸江南，不以长安为念。李密说杨玄感云“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盖先据关中，兼有陇、益，东出潼关，可定天下。高祖入据长安，定晋阳为北都，以并州为北屏。李密与王世充河南激战，窦建德称雄河北，武德初期唐廷专心稳定后方不急于东出与王、李争锋。李密战败，王世充亦疲，于是秦王挽弓、敬德舞槊。虎牢关一役，李世民大破窦建德，天下由是而定。李唐帝国之基肇于李渊；帝国之业，功在秦王，秦王之功当为太子。在继承人问题上，北朝至隋百年间难有顺利继位，如太武帝之子拓跋晃、隋文帝之子杨勇皆因皇帝—太子间的矛盾激化而失意被废。高祖入关之后一定程度上为避免太子势大与皇帝对立，高祖纵容二子相争以求平衡，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秦王用兵，用奇用险，不赶尽杀绝绝不会罢手。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囚父获得权力，对他而言，这确实是无奈之举，权力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太宗与高宗前期的三四十年是帝国的扩张期，当一个帝国往上走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制度也会跟着走向高峰。高宗大权独揽，武则天最多只是他的参谋，军政大事她伸不进手干预。高宗东、北、西三面作战，至统治中期帝国被迫战略收缩，国家进入平稳期。关于武则天的治国水平，我赞同岑仲勉先生的断语“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中、睿、玄三代皇位嬗变，其根源在于武则天执政时期打压李唐皇族，诸皇子缺乏根基。同时由于武则天加强皇权的诸多举措，皇帝比高宗时代享有更大的权力。玄宗从祖母那里学到了禁锢宗室。开元年间，他易相频繁牢牢地把权力握在手里。开元末，玄宗把李林甫推上相位，用他充当皇帝的白手套，用他钳制朝臣、打压太子。天宝初年韦坚一案使玄宗意识到李林甫权势过重，杨国忠受宠不全然是因为贵妃的缘故。帝国天宝十节度拥兵四五十万，关中虚空不能制天下。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这一切都是玄宗咎由自取。安禄山之叛，帝国由盛转衰，这不仅是唐帝国的转折点，放眼两千年的帝制史，这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转折点。肃宗灵武登基后，如果采纳李泌的北伐之策，或在围攻相州时给予郭子仪统帅大权，那河北问题就不会成为困扰唐廷一百多年的顽疾。经此一变，唐帝国失去了在东亚的优势地位。

代、德二宗时期，唐廷仅有的力量用于保卫京师与运河。二帝四王之乱未覆唐祚，王武俊等人只求割据不求鼎革是一大原因。贞元二十年的漫长岁月，朝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德宗崩，顺宗继位旋崩，第三天子临朝，平吴定蜀，势如中天。宦官在三帝继承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宦官权势在宪宗朝并不能凌于皇权之上，他们在此时仍然是皇权的附庸，而非独立政治势力。成德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河朔三镇不奉朝廷已近五十年，宪宗欲籍大胜之威解决河北问题。元和四年如果宪宗不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如果宪宗不咬牙硬耗，朝廷之威信将会一举垮塌，难以复建。宪宗之中兴，并不是昙花一现，宪宗之所为把中央权威从低谷里拉了上来。宪宗死后，河朔三镇虽然恢复自治，但淄青、淮西却听命于朝廷，直至唐亡。宪宗之死，事出偶然。穆、敬、文三朝宦官势炽，“定策国老”凌驾于皇权之上。所谓“牛李党争”外朝为内廷斗争之投影。当元和宦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皇权有所伸张，武宗、李德裕君臣同心，又为大唐续了五十年。我认为唐代政治，高祖、太宗、高宗祖孙三代为第一时期，武后至安史之乱为第二时期，代、德、顺、宪为第三时期，穆、敬、文、武为第四时期。宣宗以皇太叔身份入承大统，革武宗之政，否定武宗与李德裕的政治路线，懿宗朝国家耗费大量金钱粮草用于平乱，地方刺史节度做大。至黄巢为乱，纵横万里，各地任其流寇，纵而不讨。黄巢入长安，朝廷威望大损，过于玄宗幸蜀。僖宗后期与昭宗前期，如果唐廷能巧妙运用自身权威，还能有一丝复兴的可能，僖宗能力庸下自不足道，昭宗初立，即逞一时之愤去攻李克用，丧师辱国，名望扫地。长安欲为一藩镇已不可得，帝国初期以关中制天下的国策也就随之破产。

后梁纪一略记 朱温篡唐，一来其心蓄谋已久，二则潞州内叛，急需行非常之事以稳人望，故他匆忙回大梁，逼唐帝禅位。朱温虽由王晋阶为帝，但他疆土并未变化，号令中原而已，远疆之人，虽云顺服，实内独立，遥奉梁之年号以换旌节。王建称帝、李茂贞拟皇帝之仪行事，太原李克用终身为唐臣，重要张承业以谋复兴。朱温称帝一年后，李克用死，司马光认为所谓“三矢箭”的故事当为后世杜撰。李存勖嗣位之时，晋弱梁强，众心不稳，张承业扶出李存勖，有张昭之风。

“将吏欲谒见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张承业入谓存勖曰：“大孝在不坠基业，多哭何为！”因扶存勖出，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

通鉴卷六十三：

“权悲号，未视事，张昭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昭率僚属，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

李克宁初奉李存勖，犹称忠顺，其后当主少国疑之时听信他人之言，有自立之心。李存勖杀叔，盖亦不得已。潞州攻守战双方持续一年有余，李存勖自引军而来，梁军败退，晋王已胜其父矣。淮南内乱，徐温处心积虑，冷眼看张颢弑主，自己再以讨贼为名取得吴国之政，既免弑君之罪，又自专国政，其人沈毅，不击则已，击之必中。

后梁纪二略记 朱温自称帝之后，无意开疆拓土。当时天下梁、晋、岐、吴、蜀、楚诸国并列，谁都没有统一天下的能力。温韬盗发唐代诸陵，唯高宗乾陵不得发，世无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坟墓。徐温以金陵形胜之地，入往据之，故吴国主要战略目标为夺取东南，稳定江左作又一南朝。苏州之战，越兵大胜，追亡逐北，钱镠因而得以喘息。刘守文势力本强，他被擒住有点莫名其妙“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主帅于阵前被擒，诸将竟不救？殊难理解。刘守光既擒其兄，暗与李存勖通信，反复晋、梁之间，欲诱二强相争，自己可全取河北之地。蜀、岐交恶，两国无心争夺天下，自守而已。魏博罗绍威病笃，上表朱温请以他人节度魏博，绝百五十年之世袭制度，强藩魏博委镇请代，河朔三镇也将迎来结局。朱温疑成德王镕贰于晋王，决意讨之。赵求救于晋，李存勖自继位以来不出大兵，然唇亡齿寒，赵亡则晋危，晋王不得坐视河朔为梁所有。周德威有识，王承业善谏，二人共佐晋王，大败梁军“梁之龙骧、神捷精兵殆尽，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王景仁、韩勍、李思安以数十骑走。晋兵夜至柏乡，梁兵已去，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凡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梁势衰弱而晋军不减，晋王趁机取河北诸镇，观河黎阳，与梁廷分庭抗礼。李存勖的下一步不是过河与朱温决战，燕王在后方蠢蠢欲动才是急需解决的心腹大患。

后梁纪三略记 刘守光欲求自立，晋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联合王镕等共推守光为尚书令、尚父，既增其骄奢之心，又同时恶心了身在洛阳的朱温。杨师厚为后梁名将，朱温派他镇河北，以稳人心，赵惧其威，与晋更为交好。昔年晋、魏交恶，罗弘信转投向梁，今梁军耀兵河朔，推王镕与晋。朱温亲自帅军北上，士卒念去岁大败，上下皆有畏敌之心。晋、赵亦惧梁军兵势，不出。胡三省认为“帝以忿兵轻行，求雪再败之耻，使其果与晋、赵遇，亦必败矣。”不能对敌，故朱温此来不至狼狈，但他病情反复，生命即将走入尽头。梁兵既退，晋王遣周德威攻燕，刘守光仅保幽州一城，危如累卵。朱温自将兵北上，被晋军奇袭，烧营遁走，回洛阳不久即为逆子所弑，他病重时云“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馀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梁、晋争霸，此消彼长，朱温晚年梁国已进入颓势，难以复起了。朱友贞平乱得立，杨师厚大掠赵地，李存勖亲至幽州城下劝降，刘守光不从，城破自走。李存勖解决了卢龙，可以专心向南。

后梁纪四略记 李存勖既平幽州，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赏其平燕之功。刘守光父子被擒杀，赵王专心于晋，河朔三镇之中，魏博南临黄河，若取中原必先取魏。贞明元年杨师厚死，给了李存勖南下的机会。魏博父子相承为兵百年，非一朝一夕能改易，朱友贞欲割其势乃分魏博为二镇，使魏生军乱转投向晋。刘鄩肩负重任，此人用兵号称“一步百计”然军于河上，但守寨不出而已，刘鄩欲做廉颇，朱友贞果为赵孝成王。梁军被晋军大破数次，已有畏敌之心，梁军虽众然猛锐不及晋军，刘鄩不得已出兵以万人之众为敌三千之兵所败，胜负之势一目了然。兵事不成，刘鄩乃寻诡计“刘鄩遣卒诈降于晋，谋赂膳夫以毒晋王；事泄，晋王杀之，并其党五人。”此所谓病急乱投医，正证刘鄩战不能战、守不能守、退不能退，已寻求下策破局。李存勖亦不能久持，诱刘鄩出战，败之，于是河北事定，各地皆入晋地。李存勖出兵河北期间，张承业刚毅果决，为晋王稳定后方，使晋王不以晋阳为忧。

后梁纪五略记 契丹兵围幽州，晋军虽败其众，然幽州亦为残弊，此后石敬瑭割燕云，契丹有意南下久矣。李存勖以黄河冰坚，引军攻梁，李存勖为王十年，野战无不亲至，故士卒为之致死，“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梁帝但居深宫，晋军逼大梁则逃亡洛阳，同为枭雄之子，差别何其大也。谢彥章，梁之骑将，惧晋兵之威不敢与晋对敌，决河水遏之，列国坐观两国成败，晋炽梁衰，显而易见。晋王冬日未大举进兵，至秋，乃大阅兵马于魏，待黄河冰期乃进。谢彦章欲持久以老晋师，刘鄩在河北不可坚守，河南则不然，若果如谢彥章所言，晋王此战当无功“强寇凭陵，利在速战。今深沟高垒，据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轻与之战，万一蹉跌，则大事去矣。”然朱友贞杀谢彦章，又做了回赵孝文王。晋王闻谢彦章死，喜，遂大进兵攻梁。晋、梁大战，晋失周德威，二国各损兵士三分之二，双方不得已罢兵。此役晋王贪功冒进，徒送骁将，诚可惜也。徐温与钱镠和好，两人不图兼并只求割据，故终五代之世，吴不能并越，越亦不能并吴。

后梁纪六略记 石敬瑭遇险，刘志远救之，两位五代君主登上了历史舞台。梁之所倚者刘鄩，鄩屡败丧胆，如惊弓之鸟，不能为晋军之敌。魏州为梁晋必争之地，晋王长期在前线，藩镇上的继立只得姑息。徐温父子致书李存勖劝其称帝，坐看二雄相争，从中煽风点火，晋王自语“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此语证李克用固为唐之纯臣，若非此，张承业何以性命保之？李存勖十年戎倥，灭梁之后自当为帝耳，张承业力谏不可，承业既死，则事可为。成德镇兵为乱杀王镕，自是河朔三镇父死子继、军政自理的时代结束，李存勖移兵平镇，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成德死命拒晋，晋以常胜之兵临必死之众，待其食竭力尽，方可取之。河朔三镇皆为晋有，晋王复临魏博，将取河南。

后唐纪一略记 张承业死，庄宗方可即位称帝。李继韬临战而叛，听言“晋朝无人，终为梁所并耳。”信以为真。晋王提兵河上，成败之势一目了然，梁不能克晋，晋必会灭梁。王彦章一时之将，梁帝若能尽用其能，梁不至速亡。王彦章趁晋不备，三日破敌，梁势振而晋为之夺气，庄宗亦骄，闻告急之声不以为意，犹在畋猎，至庄宗亲至，彦章乃退。王彦章固不能与晋军持久，其军挫败，力不敌耳，非将之罪。是时梁帝以段凝替彦章，监大军于河上。康延孝自度梁将灭亡，引百骑奔唐，言于庄宗云“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宫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梁帝用人不明，赏罚失度，虽拥百万之众、万里之疆，终为他人守也。郭崇韬力劝庄宗引精兵长驱南下，直取大梁，则大事可定。庄宗先擒王彦章，后破大梁城，后梁享国前后十七年，十七年来梁、晋争霸，至此终分胜负。庄宗功业既成，进取之心遂衰。高季兴入朝，回镇语将佐云“新朝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庄宗亦非命世之人。

后唐纪二略记 李茂贞惮后唐之强，上表称臣。庄宗恃甲兵强盛，梁国既灭，遂生骄意。郭崇韬入居中枢协同庄宗理政，位高权重这自然引起了君主的警觉“崇韬位兼将相，复领节旄，以天下为己任，权侔人主，旦夕车马填门。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幸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韬扼腕，欲制之不能。”庄宗宠任伶宦，他打天下时是豪杰，治天下时是庸才，“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诸将功高权重是他的心病。新政权进入洛阳，集钱帛于内府，诸军离叛不远。李存贤手搏获藩镇，游戏得方面之任，庄宗与唐僖宗何异？伶人领刺史，诸将反不得任，军中不满庄宗之心益固矣。同光三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见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霁。”夏季连雨，与今年颇为相似。唐廷议定伐蜀，领军的是郭崇韬。大军兵势不缓，平凤、兴等四州，兵威已振，有粮可因，郭崇韬心中已有必胜把握，故曰“平蜀必矣。”

后唐纪三略记 唐军于成都受降，出师不过两月余蜀地既平。列国惊恐，高季兴投箸于地，荆南一镇之地，介乎强国之间，视他人之脸色，仅以保全，唐、楚欲灭其国，举手之力即可。郭崇韬有平蜀之贵，骄者非庄宗一人，郭崇韬亦骄。同光三年大水后大饥，军士乏食，冤望遂生“是岁大饥，民多流亡，租赋不充，道路涂潦，漕辇艰涩，东都仓廪空竭，无以给军士。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至者随以给之。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往往馁死，流言怨嗟，而帝游畋不息。”若庄宗做出姿态同甘共苦，军士也不至于与他离心。庄宗久忌郭崇韬，刘后等不过给了他杀人的理由，孟知祥本崇韬引荐，庄宗不疑他有二心，即遣西川，恐怕孟知祥在庄宗面前有所保证。郭崇韬被冤杀，孟知祥后脚至成都，既避杀人之罪，又持庄宗诏命以节度使行事，是有心机的。洛阳人心浮动不安，庄宗此时再一次暴露了他政治水平的浅薄，对宿将镇帅不加安抚，又说“克城之日，勿遗噍类！”这样的气话。康延孝之乱，皇甫晖之乱，张破败之乱皆以崇韬之死而起。李嗣源为乱兵所逼，其心不欲反焉？未必。但当时之大势所趋，为忠臣者必死“突骑指挥使康义诚曰：‘主上无道，军民怨怒，公从众则生，守节则死。’”庄宗自洛阳出师，势沮而撤，他已众叛亲离，短短三年时间，极是可惜。

后唐纪四略记 庄宗不明不白的死去，李嗣源假惺惺的哭泣说什么“主上素得士心”庄宗之败正是速失士心之故。庄宗诸子被杀，亦李嗣源幕后指示，上若无此心，下岂能为之？魏王继岌用李环杀郭崇韬，自己也死于李环之手，若郭崇韬不死，天下又是另一番模样了。契丹耶律阿保机死，述律后用事，她为了巩固权力，第一步就是用雷霆手段杀死阿保机留下的诸位将领，扫除立耶律德光继位的障碍。孟知祥已存割据之心，或者说他得庄宗之命令杀郭崇韬那天起他就想着至蜀地自立为王，当时有识之士都认为庄宗必不能久，孟知祥岂会看不出？庄宗空国以伐蜀，君亡臣死，徒让孟知祥空手得利。“先是，孟知祥遣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琼华长公主及子仁赞于晋阳，及凤翔，李从曮闻知祥杀李严，止之，以闻，帝听其归蜀”孟知祥割据之势已成，明宗听其取家眷，不欲激其反乱。高季兴遣使附吴，徐温不受。昔年西梁附陈，给隋灭陈有了出兵的名义，徐温不会做这样的傻事。

后唐纪五略记 明宗自洛阳至汴梁，朱守殷自疑而反，后唐内部并不稳定，吴国徐温死，明宗不许伐吴，亦是国内形势所迫，庄宗覆车可鉴，不可不谨慎行事。吴、楚兵争，吴败楚胜，然楚王马殷已老，诸子骄奢已有分裂的苗头“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璘、王彦章；楚王殷归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皂栈，然后可图也。’”明宗自顾不暇，不能发兵南下，灭楚者必吴，楚国之臣已寻后路，楚国兵争虽胜，其实为败。孟知祥召回川兵，明宗心知其欲割立西川，但他无法制住孟知祥，听之任之，只听奉唐即可。郭崇韬、朱有谦、李嗣源三人受铁券，郭、朱被杀，明宗若不起事，亦难长久。自古君臣共苦易，同甘难，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领导给的承诺。徐知诰夺权成功，以养子的身份继承徐温的权位。“知诰召徐知询饮，以金钟酌酒赐之，曰：‘愿弟寿千岁。’知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献知诰曰：‘愿与兄各享五百岁。’知诰变色，左右顾，不肯受，知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为，伶人申渐高径前为诙谐语，掠二酒合饮之，怀金钟趋出，知诰密遣人以良药解之，已脑溃而卒。”一笑。

后唐纪六略记 两川合盟，皆有割据自立，对抗朝廷之意。安重诲不能构之反从其合，非谋国之臣。安重诲欲严处李从珂，他的意见和明宗本人产生分歧，朝中宿将多不满于安重诲专权。明宗借“安重诲发兵，云欲自讨淮南；又引占相者问命。”敲打安重诲，实际上他已经存了除去重诲的想法。东川董璋先反，孟知祥在董璋之后并力拒朝廷之兵。朝廷先削董璋官爵，再削孟知祥，石敬瑭帅军攻川，轻易取得剑门，然王衍之败，蜀人妻子受虏者多，蜀兵有守土之责，故众心激奋，朝廷之兵难下。安重诲自请督战正中明宗下怀“时上已疏重诲，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诲离上侧，乃敢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伐，上颇然之。”明宗姑息藩镇，孟知祥割据之心他岂会不知？蜀不可不伐亦不可尽伐。安重诲不及至前线，石敬瑭已烧营北归，他此去无功，明宗又有去重诲之心，一纸诏书授他护国节度使不许入朝，旋杀之。两川击退官军，不久董、孟交恶，孟知祥破东川全据蜀地。范延光言于明宗“知祥虽据全蜀，然士卒皆东方人，知祥恐其思归为变，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众”是以孟知祥迟迟不称王称帝，忌兵士或有所变之故。

后唐纪七略记 明宗赦孟知祥之罪，知祥泣拜受诏。他的眼泪，又哪是真心。李从珂节度凤翔，石敬瑭节度河东，当时后唐具有威望的将帅不过李、石二人，二人既拥强藩，明宗又老，身后事可知矣。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他但求蜀地称藩而已，未来如何，明宗管不了那许多了。明宗暴得风疾，人情汹汹“帝旬日不见群臣，都人恟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营。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情始安。”可见后唐政权为明宗一力支撑已成共识，明宗若殂，都人皆知必有兵乱。其后明宗为安抚兵士，大行赏赐“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他要获得军队的支持，但唐末以来军纪败坏，当兵的只认钱不识皇帝。明宗在五代的君主里算是有为之君，他的不作为，他的姑息藩镇，实是力有不逮。明宗六十八岁去世，继承人风波遂起，当主少国疑之时李从珂、石敬瑭皆有自疑之心，同时也都心存野心。孟知祥得到明宗死讯称帝，他没有顾虑，就等着明宗死这一天。

后唐纪八略记 徐知诰存易姓之心久矣，宋齐丘坏其好事，他自会怀恨在心。闵帝年少继位，李从珂举的旗号是“清君侧之恶”朝廷无可战之人，将士也都心向李从珂，朝廷从一开始就胜算不大，故闵帝倾府库赏将士“帝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爱财者必惜命，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又能有几何？其后“甲子，潞王至华州，获药彦稠，囚之。乙丑，至阌乡。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无一人战者。”闵帝白耗金银，反壮从珂之势。李从珂至陕，闵帝出奔不久被杀，弑君之罪乃石敬瑭、刘知远，二人之国天岂会庇佑？李从珂竭其所能满足将士，李专美言于从珂“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此谋国之言，亦立国之本。石敬瑭入朝尊奉新帝，此时李从珂若杀其可，纵其归镇亦可，然纵其归而徙其镇使石敬瑭自疑，乃庸策。孟知祥死，他若早死一年，蜀中事未可知。徐知诰加快篡位步伐，中原之外，吴国最强，徐温父子处心积虑谋求易代三十年，为何他们要等那么久？我不理解。

后汉纪一略记 辽太宗进入汴梁城，以石重贵为“负义侯”令其北居，太宗本人改服中国衣冠，有为中国主之意。“晋主至中度桥，见杜重威寨，叹曰：“天乎！我家何负，为此贼所破！”恸哭而去。”当时晋廷上下，皆知杜威不可用，石重贵执意用之，为主者不能用人，自取其祸。冯道在辽廷依旧为大臣，辽太宗称其“非多事者”冯道为人善于依附，李从珂在，他不说要警惕石敬瑭，石重贵朝，他又不言河东刘知远，不得罪人不干实事但止保全禄位是他的为官之道。辽军在汴梁附近“打草穀”，致使民不聊生，辽太宗始萌北归之意。“时府库空竭，昫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刘知远则积蓄力量，控甲五万，他眼见太宗受迫关东群盗，心知时机成熟遂称帝出兵。辽太宗北归途中病死，述律后闻死讯不哭，辽国内乱已现端倪，刘知远既无北忧可专心入汴。

后汉纪二略记 辽世宗在归军之内继位，他对叔叔谈不上感恩，丧礼未毕既大行歌吹。述律后手段残酷，国中酋长已有不附，故辽世宗入境，祖孙二人兵戎相见，述律后所用之降将李彦韬降于世宗，述律后遂败，被幽禁于辽太祖墓，世宗无远略，少权谋，中国得安“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刘知远南下入洛阳。杀契丹所立李从益，他急于斩草除根，正证其得国不正，国运难久。白再荣镇成德暴虐，苏逢吉居中枢残横，他们都没有开国之臣的样子。杜威反于邺城，刘知远亲赴前线平乱，杜威固守全城待食竭力尽之际方才投降。死魏州之民以换不杀承诺，司马光言曰“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不仁、不信、不刑，王者之姿，知远全无，他在位不满两年即死去，没有看到后汉的灭亡，是他的幸运。

后汉纪三略记 后汉立国不稳，隐帝继位缺乏根基，隐患更多。苏逢吉、杨邠等争于中枢，冯道名为太师，朝廷实不用，尊其名而已。杨邠居中独断，朝中用人皆出杨邠之意，故士人离心。高从诲四面逢迎，见后汉政权未覆，急急上表献贡，荆南一镇之地周旋于列国之间竟至不灭，高赖子有保存之道。刘崇与郭威不睦，然刘崇镇河东，汉之根本所在，若无刘崇，郭威鼎革之际尽承汉土，周宋的统一会容易些。郭威得军心，朝廷既失士心，如今又失军心“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小有功辄赏之，微有伤常亲视之；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皆温辞色而受之；违忤不怒，小过不责。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他在河中凯旋而还，擅易西京留守，朝廷不问，朝廷姑息使郭威萌野心代汉。

后汉纪四略记 朝廷平河中三乱，所耗糜多，乱平之后收瘗骸骨，竟有二十万之多。中央为此消费的钱粮亦是不计其数。朝廷以郭威镇邺城，朝中为郭威是否带枢密使一事争论，军中与执政因此失和。隐帝的朝廷皆是父亲留下的班底，王章掌财赋敛财甚急，民已不堪，皇帝对杨邠渐有不满，致君臣失和，隐帝凭一时之愤杀死杨邠，确实不该，就连苏逢吉都觉得皇帝做错了“时中外人情忧骇，苏逢吉虽恶弘肇，而不预李业等谋，闻变惊愕，私谓人曰：‘事太匆匆，主上傥以一言见问，不至于此！’”隐帝不仅杀杨邠、史弘肇、王章，他还要动郭威，如果只是一次夺权的政变，那么杀死执政也就可以了，隐帝为了彻底摆脱旧臣的影响杀郭威在京家眷与他决裂，恐是失去了理智。郭威闻讯出兵南下，举着清君侧之名于路少有抵抗。隐帝亲自督战，败，隐帝逃亡途中被杀。郭威未俘获隐帝，不好行禅让。郭威入汴，先诣太后请立刘崇之侄刘赟，以刘赟牵制刘崇。接着他一面派人去徐州接刘赟入京，一面假称契丹入侵，他在北征路上黄袍加身。赵匡胤陈桥兵变，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郭威渡河，馆于澶州。癸丑旦，将发，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威命闭门，将士逾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笺，请奉汉宗庙，事太后为母。丙辰，至韦城，下书抚谕大梁士民，以昨离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忧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窦贞固帅百官出迎拜谒，因劝进。威营于皋门村。”

后周纪一略记 郭威不废后汉李太后，对枉死的杨邠等人赠官改葬，汉仓卒而亡，周乘汉而立，不可更易。郭威知刘崇不会听命，但以其子制之“及赟废，崇乃遣使请赟归晋阳。诏报以‘湘阴公比在宋州，今方取归京师，必令得所，公勿以为忧。公能同力相辅，当加王爵，永镇河东。’”然郭威终怕有变，使人杀刘赟于宋州，刘崇遂称帝于晋阳，结契丹以自固。郭威治国坦言不通学问，其得众心已久，用人又可谓称职，故国势日盛。此时辽国经数次战争与内乱，国力已不如前，刘崇欲借其力，契丹无力大举南下，后周的北方压力相比于后晋要小一些。南唐轻易灭楚，得土甚广然守之亦难，唐主恃功而骄，妄与中国争横，自取其辱耳。“慕容彦超奏请入朝，帝知其诈，即许之；既而复称境内多盗，未敢离镇。”慕容彦超之诈请欲探朝廷态度，君反即反，何必如此？后周立国之初防备北汉与契丹，故南唐灭楚中原没有动作，契丹既退，郭威威望日高，此时反乱，寻死之路“初，彦超以周室新造，谓其易摇，故北召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使侵边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后乘间而动。及北汉、契丹自晋州北走，唐兵败于沐阳，彦超之势遂沮。”郭威亲至兖州平乱，慕容彦超死。郭威又顺路祭祀孔子，再博人心，坐稳了帝位。

后周纪二略记 南唐扩地，与荆南、南汉做起邻居。边镐丧师，湖南之地不易守。唐主有悔意，“唐主以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或曰：‘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大争之世，一国之主就算有悔，也无法息兵，唐不攻周，周要攻唐。唐主以荆湖不稳之故，召马希萼入朝囚死金陵，他怕西方有异动。王峻不许柴荣入朝，深犯郭威之忌，郭威恐怕预见自己将不久人世，故做出姿态数王峻之罪发其往商州贬死。郭威不久去世，周世宗命世之才，有勇略。他继位之初北汉趁国丧之际联合辽军南下，周世宗亲自迎敌，大败敌军。“初，帝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并之意。”然若取北汉，后周直接与辽国接壤，国防压力会更大。冯道死，欧阳修与司马光皆斥其无耻不能守节，司马光看法更深一层，认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他直刺君主，是有识的。

后周纪三略记 周世宗趁胜进抵晋阳城下，后汉借契丹兵至，周不易取其国。“时大发兵夫，东自怀、孟，西及蒲、陕，以攻晋阳，不克。会久雨，士卒疲病，乃议引还。”世宗不得不放弃所取得的优势，引军南还。五代禁军袭唐神策军之弊，外战无能，骄横挟天子以多求赏赐，世宗还都之后更简禁军，为统一天下做准备。显德二年，王朴献开边策，云当先取江南，再图北汉“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其后周、宋皆依此策，先南后北，统一天下。故世宗拓地第一要务，即依策取江北。唐主亦欲北图，于是周、唐交兵于淮上。刘彦贞无能之辈，领军与周军交战大败，丧甲三十万，江淮震恐。世宗亲至前线督战，语唐主曰“亟来见朕，再拜谢过，则无事矣。不然，朕欲观金陵城，借府库以劳军，汝君臣得无悔乎！”唐主不敢应。

后周纪四略记 周世宗攻唐，以北击南周军多胜。唐主遣使致书，请割六州之地并去帝号求罢兵。是时唐已失淮河之险，周取江北之地易如反掌，故世宗不许。唐主不欲尽割淮北，战衅又起，唐师再败。柴克宏能御吴越不能胜周师，周可渡淮河渡不过长江。世宗命赵匡胤屯兵六合，震慑金陵，宋太祖勇略过人，悬师敌国腹心并无惧色且败唐之精锐“唐齐王景达将兵二万自瓜步济江，距六合二十馀里，设栅不进。诸将欲击之，太祖皇帝曰：“彼设栅自固，惧我也。今吾众不满二千，若往击之，则彼见吾众寡矣；不如俟其来而击之，破之必矣！”居数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奋击，大破之，杀获近五千人，馀众尚万馀，走渡江，争舟溺死者甚众，于是唐之精卒尽矣。”江北唐军将帅怯懦，不敢言战。周世宗攻拔寿春城，城降，非刘仁瞻不能守节，事迫矣。

后周纪五略记 世宗与南唐战争进入尾声，南唐无力再战，再次上表向周世宗求和，唐主愿划江而治并去皇帝位。周世宗此战的目的即是取江北之地，唐主卑辞请服，他顺势从之，与江南休兵。东南既服，世宗把目光转向西方，意谋伐蜀。南唐重臣宋齐丘被免，唐主虑国败之际权臣会有异动，故先发制人固己之权“唐主欲诛齐丘等，复遣谟入禀于帝。帝以异国之臣，无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枢密院殷崇义草诏暴齐丘、觉、徵古罪恶，听齐丘归九华山旧隐，官爵悉如故；觉责授国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夺官爵，赐自尽；党与皆不问。”世宗壮年去世，诚为可惜，若他不死，统一天下的不会是赵宋。司马光对周世宗评价极高，认为他贤于唐庄宗为五代第一帝王，又说他“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为君者第一要务为用人，用人择明，其政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