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乌托邦是在过去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究竟去哪里？”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绝大部分人的答复可能是“去往未来”，但他的回答则是：“永远在还乡。”他以一种诗人的敏感，意识到看似不断进步、不断奔忙的现代社会，也是一个人们普遍迷茫方向在何方的时代，好像奔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知道在忙什么。正因此，他才强调要抽离出来，他说：“同外在世界相比，内在世界仿佛更多地属于我。它如此真切、如此秘密。人们情愿全然生活于它之中。它就是故乡。”

说起来，这是现代人都能理解的感受，但长久以来却向来都是一种被忽视的现代精神。因为说到“现代精神”，通常都强调它不断向未来线性进步的那一面，正如孙隆基曾说的，现代化最彻底的美国人格中本身就蕴含着“反思乡、反怀旧”的特质，家内领域通常被看成是导致心理残疾的场所。不过，这种怀旧代表着现代性无法消除的反面，有时甚至像我们生活中所常常见到的，倒是那些现实中完全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人们，还更向往重返田园梦想。这乍看起来是“想要回到过去”，但其实却又是“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只是这个“未来”的样子像是一个被美化了的过去。

生活在别处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理解“怀旧的未来”这个看似费解的书名了。简单地说，怀旧本是人之常情，但在现代处境下，这种情绪本身也被意识形态化了，它通常源于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是与那种朝向未来不断变革完善的进步主义观点不同，这种“怀旧的未来”在设想一个“更好的未来”时却投射到了一个已经失落的理想上。人们渴望摆脱不完美的日常生活，选择“生活在别处”，只是这个别处是在某个已不复存在甚至从未有过的家园那里。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是现代社会中普遍而强烈的情绪，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说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确实，古代人也会向往远古的淳朴社会或偏远的桃花源，但这种逃离现在世界的冲动从未如此强烈。有个捷克笑话说，某人在办理出境手续时，移民官问他想去哪个国家，他把地球仪转了一圈之后，沉思了一下问：“还有没有别的地球？”——对许多人来说，如果想要另一个世界，那要么是自己动手建一个乌托邦，要么隐遁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香格里拉。乍看起来，前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后者是消极避世，但它们的根源都是内心的不满。

维斯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怀旧的忧郁者“常常被误解为只是厌世者，但是事实上却是对人类抱有更高希望的空想梦幻者”。从这一点上来说，“怀旧”其实是对现实的“失望”乃至“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并不是诉诸改造的政治行动，而以一种审美态度反抗所谓“文明进步”的话语，这是一种遗世独立的局外人姿态。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概括了这种退化论的生活哲学：“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对我们大部分的不幸负责。如果我们放弃它而回到原始的状态，我们会快乐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怀旧者是现代社会的边缘人——或是进步主义的反对者，或是来自中东欧这些后发国家的质疑者。这本身对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反思路径。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虽然比较方法已经采用非西方社会的思路，去批评最现代的社会，但这些批评“依然十分有限、零乱，而且过于怀旧，其隐含的信息依然倾向于肯定现代欧洲或美国社会的根本优越性”（《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但这一波看似“厌世”的情绪，却代表着对现代文明最初的批判与根本失望。这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感性力量。

现代的“怀旧”（nostalgia）一词是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霍弗（Johannes Hofer）发明的，他当时发现瑞士士兵在远离家乡时会产生一种极度想家的症状，其病症表现为“失望、抑郁、情绪无常，包括痛哭、厌食、无显著原因的日渐消瘦，并且频繁出现自杀的意图”。这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就是现代社会许多人生存处境的缩影，他们发现自己在不停的奔忙中，已经丧失或远离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无情的现代化进程把人际之间原有的传统纽带拆散，把原子化的个人连根拔起，推到汹涌的人潮中让他们自谋生路，任由他们就像困顿疲乏的孩子一样，在迷了路的十字路口痛哭流涕。正因此，社会学家桑内特才在《公共人的衰落》中说：“在19世纪的心理学中，渴望、后悔和怀旧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重要性。19世纪的布尔乔亚总是怀念自己年轻时的光景，认为当时的他过着的才是真正的生活。”

正如本书所说的，“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这种情感本身，“对错位和时间之不可逆转性的哀悼，是包含在现代处境的核心之中的”。怎么理解这段话呢？简单地说，很多人会本能地觉得“失去的才是最好的”。唐诺在《最好的时光——阅读侯孝贤》中说过：“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

现代社会就像一部高速旋转的机器，它在带给我们一些眼花缭乱的兴奋体验、给予我们无数新事物的同时，又摧毁了另一些我们最珍视的东西。与此同时，虽然社会总体上是比以前进步了，但你受到保护的感觉却没有了，这种“解放”对有些人来说是亢奋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安的，但总体上让人产生了一种无根的漂泊感，人们的灵魂与肉体都处在不间断的冲突之中，怀旧正是因为人们急切想要寻找一个精神回归的对象。现代人本质上都是无家可归的，因为每个人无论是否愿意，都要过一种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生活， 即如卢卡奇所认定的，现代生活是一种“超验的无家可归”。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喜欢这样的变化，但另一些时候你却可能感觉这种无情的变化让你疲惫不堪，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一个安宁家园（peaceful homeland）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怀旧”正是“进步”的副产品。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不时出现的一幕是：资产阶级既对未来和进步抱有信心，同时又频频回望。

从历史来看，这种怀旧在现代精神史上的巅峰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场史无前例的惨烈大战极大地摧毁了世人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心，破坏太大，精神饱受创伤的欧洲人在那之后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德国文艺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对此有一段被无数人反复引用的描述：“这就是人们所描绘的历史天使形象。他的脸朝着过去。我们以为是一连串事件，他看到的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将残骸层层堆积起来，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齑粉碎片还原成一个整体。可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致天使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风暴不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骸废墟却越堆越高，直逼天空。这场风暴就是我们之所谓进步。”

这段话有一点晦涩，简单地说，它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反思与质疑：进步所允诺的天堂并没有出现，人们反倒在这场风暴中发现，原来更美好的生活就是自己已经丧失的时光。这蕴含着一种悲观的态度，就像那个以色列笑话所说的：“我当然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今天比明天更美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作《昨日的世界》就代表了这种想法：他沉湎在一个已经失落的世界里，因为现实生活相比起来实在不值得自己去努力面对。这远不止是他一个人的念头，事实上，战后的西方社会出现了逃离现实的强烈冲动。人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根基，怀旧和享乐主义成为逃避现实的两种最常见途径。

尽管怀旧有时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世纪病，但在我看来，这也是必要的心理平衡。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没有人能长期生活在一个稳定不变的田园环境中，所谓“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此时如果没有怀旧、乡愁来充当镇定剂，那样的社会只怕失控的危险更大。说到底，人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人们既渴望变化，又想得到平静；既憧憬未来，又惴惴不安。在这个意义上，怀旧并不必然是消极的：它只是意味着人们设想自己应该得到一种更好的生活，哪怕是在梦幻中。

梦幻是一种需要

通常来说，怀旧总不免带有几分浪漫和神秘的色彩，甚至可以说，它就像文明人的梦——按照弗洛伊德的界定，“我们先前忘记而在后来才加以回忆的东西，乃是梦最重要的要素，或我们欲望的其他种种表现中最重要的因素。”梦中的事物当然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有些学者干脆断言怀旧必然带有虚构性，因为它是后来的追忆，而不是过去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正因为虚幻，人们才喜欢，就像梦要比现实更完美、更浪漫，也让人愉快得多。

显而易见，越是感到对未来没信心，就越容易怀旧，因为既然未来不值得期待，现状又很糟，那么唯有过去才能安慰自己。曾是世界霸主的英国在失去帝国地位之后，全国都陷入一种近乎致命的怀旧之中；对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曾许诺带给他们一个人人按需分配的光辉未来，但当它解体之后，这些曾经的未来象征一下子变成了旧日陈迹，不同派别的人都沉湎在形形色色的往日景象中，认为那些才是更好的出路。在这样的过程中，往日不可避免地被美化了，因为正是这样它们才格外打动人心，也才更有用。

尽管人们很容易指出，对往日的追怀充满着不实的记忆，但怀旧所迷恋的本身就不是真实——很多国家的文化遗产行业所纪念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假”的，然而这种怀旧情绪却是真的，那是一种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感情。最完美的是，由于那个世界已经失落，所以它也逃避了真实性的指控。这有点像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人们在意的并非一个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一个想像中的东方。

为了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梦想往往会变成现实：这些年来修复的无数老城、古镇，都是以怀旧为卖点的。 因为旅游是一种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离心运动，它的核心隐喻就是怀旧。你想去另一个地方体验的，正是与自己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那些东西，否则就无法唤起你的新奇感和向往之心。这么说吧，现代的城市人常常把乡村生活视为田园牧歌，然而真正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可没工夫去思想怀旧，或者搞什么“回归自然”，因为怀旧本身就需要一种距离感。就此而言，“怀旧”这个词虽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够现代”的，但其实它也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现代性，现代的“怀旧”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不可能有的一种梦幻体验。

《怀旧的未来》中将现代怀旧划分为两类：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前者强调重建失去的家园或弥补记忆空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侏罗纪公园综合征”，即用最现代的技术来发现或重现过往；后者则并不看重重建废墟，而是在废墟上徘徊反省。这两者有着鲜明的差异，有时甚至完全格格不入。用国内的例子来说，上海新天地“修旧如旧”的石库门老房子可说是修复型怀旧，而圆明园遗址的凭吊则可说是反思型怀旧，如果有谁提议圆明园在原址重建，一定会遭到激烈反对，因为这恰恰摧毁了它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性耻辱的象征意义。

作为一个俄裔学者，博伊姆在撰写《怀旧的未来》时，毫不奇怪地从俄国的历史中得到了最多的启发——俄国本身也是一个极端的国度，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对往昔乡村社会的怀念和对激进的未来的向往。圣彼得堡对这片土地来说就像是一个凭空移植过来的外国城市，一颗长在身体外面的心脏，象征着“西方”的一切，而力图将整个俄国向西拖拽；但最终，三百多年过去，这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屡次剧烈震荡的国家仍然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怀旧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情怀，往往与它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尽管这样的情绪在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但书中谈得最多的还是德国与俄国的例子，这恐怕正是因为它们作为追赶型的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尤为剧烈。德国学者鲍辛格就曾指出，德国人对“故土”的感情特别浓烈，这源于身处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对安全感的渴求，对故土的怀旧其实是人们不舍那些被遗忘和改变之物。与此同时，当德国人和俄国人对现实不满时，又不像西欧市民社会那样可以积极参与改造社会，恐怕也正因此，逃避现实的冲动才更为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怀旧相当不同，这不完全能用书中所说的“修复型”和“反思型”这两类来涵盖。历史包袱越重的国家，人们对过往的怀旧越是沉重，也越难摆脱。 当然，德国式的怀旧更偏向反思型，尤其是对英法为原型的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怀疑，代表了一种试图超越的冲动；而俄国式的怀旧却往往“不是对于理想的过去的一种怀旧，而仅仅是对于它许多没有实现的潜力的怀念”。至于美国，它作为新大陆上一个基本上没有过去的国家，对待过往的的典型态度是“把历史变成一束饶有趣味和伸手可及的纪念品，不沾政治的边”。不仅如此，美国人往往还把过往和怀旧本身商业化、工业化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迪士尼乐园和好莱坞“梦工厂”：在这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混在一起，而怀旧与梦幻则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至于中国，由于五四以来“传统”的整体负面化，我们的怀旧常常带有一种更为矛盾的心态：既眷恋，又意识到那不值得眷恋。王德威曾在分析鲁迅的故乡小说后指出，其中“所彰显的一组主题和意象，在后来的70年中，被作家们反复陈说：时间的流逝，旧价值与新价值的冲突，对失落的天真或童年的向往；（重新）遭遇奇特、落后的乡村人物；观察习俗；对即将到来的变化的忧虑；既思乡，又怕返乡——这些既痛苦又甜蜜的体验，被总称作怀旧。”对中国人来说，那个乡土和传统也已无法成为心灵的栖所，因为不相信还能从中挖掘出什么有价值的未来，就像《弯弯的月亮》中唱的，“我的心充满惆怅……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似乎这种“停滞”本身就是错误。只有当“过往”不再象征着落后、愚昧时，我们才能把怀旧正当化。

在这一点上，再次表明：怀旧不仅意味着我们对往日的态度，也意味着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态度。有必要再度谨记博伊姆在书中的断言：“当代的怀旧，与其说关系到过去，不如说关系到迅速消失的现在。”因为那其实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已刊2018-12-31“大家·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