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从文本到历史

《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在日据时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特殊的历史经验赋予了作品特殊的意义，创作的外部环境不仅密切影响着创作者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着作者想象和叙述历史的方式。叙述往往是对认同的反思和建构，本文将从文本缝隙进入历史深处，从作品中的爱情与政治、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几个角度分析这种叙述的现实来源、运作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爱情与政治的互文

小说主人公胡太明的两次感情经历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节点，爱情往往反映着人对生命超越性的一种追求，人们在心中幻想出高贵美好的形象，然而将它赋予所遇的与这个形象看上去相似的人。因此，胡太明爱上的与其说是两个女子，不如说而更像是两个比喻，或者两个可以通过爱情给予“孤儿”容身之处的幻想。近代的日本和大陆都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被卷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裂变，但女性是这一过程中变化最小的群体，她们仍然代表着传统家庭乃至一种未曾受到殖民控制的价值观和文化，代表着胡太明最为眷恋的昨日风景。内藤久子和淑春尽管国籍不同，却是两个极为相似的女性形象，比如她们都拥有着青春靓丽的容貌，这些被物化的、符合男性审美趣味的女性也因此在新旧交替中的精神废墟中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无论是身着白衣翩翩起舞的内藤久子，还是宛如盛放的花朵般艳丽的淑春，都成为太明希望借以逃避现实的寄托：“太明觉得非常幸福，他生活在满足的氛围里，宛如置身于温泉中。他已不再有以前那些深思、冥想和烦恼的习惯，终日沉溺在和淑春共同的生活中”，这种在现实中无从寻觅的永恒价值，才是真正令太明梦寐难忘、深铭肺腑的。

然而反讽之处在于，被视为不受现实沾染的纯洁爱情从一开始就和政治语境、国族想象紧紧缠绕，这也注定了随着两位女性自身矛盾性的日益暴露，胡太明不得不愈发依靠幻想和痛苦来麻痹自己。他和久子的感情一开始就建立在殖民语境的身份预设下，殖民者的优越感和被殖民者的自卑感造成了一段单向的卑微感情，权力关系的介入导致这段感情始于虚幻的迷恋，终于草率的拒绝，两人对于彼此的了解自始至终都笼罩在身份的迷雾之中。值得参照的是，小说《沉沦》中的主人公也绝望地压抑着情欲，苦闷地爱恋着一位日本的少女，这部表面上书写私密情感的个人小说，却以青年自杀时的几句话揭穿了真相，“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其实主人公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积弱的自卑感才是爱情失败和生活绝望的根源。久子身上的优越感使她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反而让太明觉得她才是值得思慕和景仰的对象，而热情主动的台湾女子瑞娥则显得平庸而谄媚。这种建立在权力语境下不对等的感情，实则隐藏着潜意识中太明对成为真正皇民的渴望，对殖民者强权的崇拜和向往。

而淑春作为一个大陆的新女性，带给胡太明的情感打击也同样受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影响，尽管淑春愿意嫁给胡太明，接纳他的台湾身份，但是婚后二人的巨大分歧也与两岸之间的隔阂暗合。日据时期的台湾尽管与大陆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张我军等人将新文化运动的变革潮流引入台湾，由此可知，台湾人对于大陆的各种运动和战事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他们看到曾经的祖国走上了一条脱离传统的路，而台湾却按照日本规划的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必然因此感受到对大陆的不理解和自身的被抛弃。胡太明无法追随妻子的脚步，正如现实中不仅仅是清政府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之后大陆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也在自身救亡的历史进程中将台湾排除在外。大陆在那些年经历的运动，有的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有的是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闹剧，尽管内容参差不齐、泥沙俱下，但台湾人终归是无资格加入的。

因此，难怪胡太明以一种与在革命传统教育下大陆读者截然相反的立场与标准看待淑春，他欣赏淑春身上的古典美感和青春的光彩，却无法接受她变成一个新潮人物，“从此她便走上政治的道路，太明很担心这事给家庭带来不良的后果”，胡太明从心底排斥这种转变，希望淑春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与之不同的是，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却是以恰恰相反的理由对子君失去了热情。而“有时太明和她谈谈西厢记的佳句，或红楼梦的诗词，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兴趣”，这里的太明与大陆50年代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极其相似，而余永泽正是小说中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虽然曾经是五四进步青年，最后却沉迷于陈腐的学问和趣味，软弱地拒绝革命运动的感召，最终被女主角林道静抛弃。用这两部作品与《亚细亚的孤儿》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岸的文学主流由于种种政治因素将会走向非常不同的方向。尽管小说中的淑春被塑造为一个言行不一、空谈新思想的形象，但是胡太明从一开始就“自由平等”的口号有了预判，作者将淑春描写为一个“跳舞、打牌和看戏”的新潮人物可能也出于同样的预判，他从内心深刻怀疑被我们今天视为五四运动精神硕果的一切，这与殖民统治对大陆的歪曲有关，也与台湾和大陆诸多历史经验的不可沟通有关，因此直到今天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在设法抹去五四运动和新文学对台湾的影响。除此之外，这样的叙述可能也以旁观者的姿态给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一种参照，提示我们在进步史观下不少当时不成熟的尝试和空想的口号或许在今天被过度美化，因此，胡太明在大陆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对大陆文学主流下的革命叙事的一种冲击。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

不同于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进步青年”，小说的核心人物胡太明从最初就对政治抱有一种天然的拒斥。当他到国民学校执教的第一天听到陈首席和李训导批评校长大谈“日台平等”的，胡太明却装做没听见，认为这是鬼鬼祟祟，有失教育者风度的行为；在欢迎会上，聚集前来抨击校长，胡太明却对他们的老调重弹感到厌烦，而且认定多数人不过是虚与委蛇的酒肉之徒；在日本的演讲会上，太明则完全无法理解慷慨激昂的讲辞，也毫无触动，只是大陆人对台湾的怀疑和侮辱令他感到愤怒；而在大陆，被太明视为具有反抗精神的导师和挚友的曾和太太沉迷于打牌，甚至不顾小儿子的生死，同住的赖则是一个时髦角色，有时还发表些“幼稚不堪的自由平等议论”；而路遇对群众演说的知识分子，他则觉得他们在不负责任地煽动群众……胡太明似乎从每一个具有反抗思想并付诸于言论或者行动的人身上都能挑出许多毛病，比如胸襟狭窄、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幼稚不堪。他以俯瞰的姿态审视着被民族情绪支配的芸芸众生，这固然体现了一种敏锐和理性，但事实上已经表明了胡太明和革命者思想上的不可沟通性：他们在谈论政治，太明却在想道德；他们在谈论民族救亡，太明却在想政治骗局。

然而，不选择立场依然是一种立场，最为置身事外的他其实早已选择了立场，那就是顺服强权的统治，寄希望于获得殖民者平等的对待。因为太明了解双方力量的差距，认为盲目行动是不理性的，争取权利是缺乏气度的，参与斗争是会造成混乱的。这种精神上的洁癖在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是极为常见的，他们的孤儿意识不仅仅体现于在三块陆地上找不到一处落脚之地，更表现在他们无法归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无法认同任何一种信仰，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上。他们对这个剧变的时代中的一切事物都抱有敏感的质疑态度，他们对改良主义，对传统文化，对殖民者的优越感，对被殖民者的谄媚，甚至对革命救亡全部抱有无差别的质疑，他们的边缘地位给予了他们洞若观火的姿态，也决定了他们不能有所作为。

台湾知识分子这种处境的成因，不仅仅是管辖权归属那么简单，更是文化传统和外来冲击之间的矛盾。胡太明幼年时就开始接受汉文教育，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我国传统的汉文化洋溢着士大夫的气息，文人追求完美的人格和心境的养炼，“养浩然之气”的地步。传统文学中很少见到灵肉挣扎的描写，古典诗歌也讲究一种峰回路转的布局，不管生命中有多少矛盾冲突，最后一句总是提炼到开阔悠长的境地里。挣扎并不是我们民族的习惯，面对现代世界的冲击所要承担的挣扎和矛盾并不是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承受的。在胡太明眼中，不仅仅鸦片筒和当局走狗这样的人有着丑恶的嘴脸，就连积极救亡斗争的新青年也带着诸多污点，这是一种传统文人的批判风格，胡太明依然像士大夫一样寻找着完美的人格，然而现代世界早已成为行动和效率的世界，强者才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再也没有永恒的价值，再也没有清晰的定义，一切事物甚至逻辑本身都是时刻变动的，被强权扭曲成各种形态。知识分子区别于普通人的关键，正是他们对自身和他者的深刻反省，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却造成了这一群体的软弱。当知识分子不再是旧时代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精英，当他们的专业技术或抽象理论不得不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他们无力在殖民者的文化冲击下与之对抗，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

胡太明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道路，陶渊明、《诸子百家》和《春秋》都曾一度作为胡太明回归文人传统和逃避现实生活的寄托，但胡太明不仅仅在书房中避世，他身上一直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责任感，胡太明认为教育和启蒙是自己的使命所在，无论是在国民学校帮助乡下的争取考入师范的名额，还是在黄的农场闲暇时间教育女工，或者在大陆教育女学生，希望她们“变成具有教养的女性，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帮助建设新中国”，胡太明走上了一条与倪焕之相似的具有改良主义理想的道路，这也是最为符合传统价值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危险性在于，非常容易沦为张所说的“第三种汉奸”，胡太明逃回台湾后，果然不出意料地被强征入伍，成为日军中的翻译官，协助处死爱国青年，退伍后他不得不把粮食上交给当局以支持战争，后来也成为殖民政府下的公务人员，尽管他还在为村民仗义执言，给受刑者喂水和仁丹，替中国古诗正名，但其实更像是作为“第三种汉奸”在良心上的自我安慰。

从如今的视角审视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很容易想当然地认同张所说的“只有这种拼死的精神，才能产生拯救中国的力量”，或者曾说的“空虚的理论现在绝对行不通了，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救中国”，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在没有民族归属的台湾、无法获得的自身认同的台湾，在落后的传统价值和狰狞的新生事物碰撞下的台湾人，他们所面临的挣扎和矛盾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知识分子本身的属性也在乱世中成为一种存在的悖论，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是一种代表性的人物，不会轻易被收编，总是勇敢的指正、对抗任何违背自由和正义等普遍价值的行为，这样的属性很大程度上拦阻了积极的行动。尽管小说结局为胡太明留下了一种潜回大陆投身抗日斗争洪流的可能，但是我认为对于这种暧昧不明的戛然而止很难进行明确的判断，比如小说也可能借助这种模糊化处理的结局，将故事停留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怀疑中，而非最终的觉悟和突破。相比“对日本的广播”和墙上“六百万民齐崛起，誓将热血为义死”,“发疯”这一事件本身可能才是更值得重视的，尽管与此同时，太平洋战争逐渐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复杂的社会现实依然无法解答，无法抉择，而作为牺牲品的多数人，并不需要一个光明的结局。

外来与本土的碰撞

台湾是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也因此成为日本开展殖民实验的起点。《亚细亚的孤儿》作为一部具有乡土性和社会性的小说，深刻地揭露和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本质。作者不仅描写了知识分子层面发生的深刻震荡，更借助社会的众生相表现了殖民主义在各个层面的渗透，从风土民情到家庭结构，从社会状况到历史风貌，无一不在殖民语境下被干涉和重塑。通过文本，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据时期台湾人是如何一点点失去历史认同，甚至即使生活中确实被殖民者剥削，也把一切归结于自己皇民化的不彻底。

殖民者所广泛认同的国家理论来自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定义：国家由语言、历史、文化和种族相同的民族构成。而要想成为真正的国家，那么它的人民应该尽可能相似。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外表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将会威胁到“想象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殖民者决不可能将被殖民地区的人们真正视为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但却要千方百计通过文化同化和离间政策使被殖民对象失去对所属民族的认同，这样的行为同时制造出了精神上的孤儿和沐猴而冠的奴隶。这在台湾民众中表现为“皇民派”势力的盛行，小说中出现的“皇民派”比如中岛、志刚、东先生，穿和服、喝味增汤、铺榻榻米、改姓名，殖民者通过“皇民化运动”为人们塑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看到了在殖民统治下台湾确实迈向了现代化，“马路拓宽了，每天有四、五班公共汽车……村子里平添不少现代文明的气息”，不由得对本民族的认同疑虑丛生，“日本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思想观念引进台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是，这些“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为台湾民众谋福利，而是配合殖民掠夺、最大化殖民利益的手段。而且日本“‘垄断’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使他们在无法比较的情形下，不知不觉地就把日本当成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从而把‘现代化’与‘日本化’相混而论。”这正是许多知识分子也向“皇民化”纷纷倒戈的原因。

借助文化统治、经济控制和军事镇压的三管齐下，殖民者成功地重塑了台湾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动摇了台湾人对原有共同体的归属感，而这正是“孤儿意识”和两岸隔阂的根源。对此，陈映真评价道：“个别的看，有委屈、悲愤和寂寞的情绪。但是，从中国整个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长期而痛苦的历史来看，这种同胞之间的误解、猜忌、不信甚至仇视，正是帝国主义加诸于被侵略、被征服民族的诸般毒害之一。”

写在最后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亚细亚的孤儿》这篇，是透过他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全书不仅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塑造了殖民统治社会下的众生相，同时也以浓厚的乡土气息述说着变局中的风土人情，成为台湾新文学中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但《亚细亚的孤儿》在艺术性上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人物形象的重复，情节上的缺乏连贯和故事上的不够完整，但是在圭臬已死的乱世，往昔的艺术准则和法度是否还要作为评判标准呢？对于这一问题，在胡太明和淑春观看书画展时的心理活动中，作者无意间给出了答案，“中国艺术，只在悠久历史伟大的伞下遮蔽”。时代无法给予作者从容的创作环境，在与主人公相同的生存痛苦中，作者“忽然涌起一种冲动的感情，急急要完成这部小说”，也许正是这样一部仓促写下的小说和不经修饰的直白叙事，反而最真实地还原了主人公同代人的现实处境。

《亚细亚的孤儿》所记录的日据时期的历史经验不仅仅决定了一代人的命运，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后殖民时期台湾人对于大陆的复杂心态。而我们所能给予历史创伤最深刻的敬重，是认识到昨日的余波和今日的愿望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不再在简单的口号和各种高谈阔论下涂抹历史和当今的苦难。在构成两岸的两个庞大群体——大陆经验的缺失台湾人和台湾经验的缺失大陆人——之间建立理解和沟通，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