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精神的教化：我们为什么需要还原真实的曹操

文/宝木笑

“人设”似乎成了最近几年非常火热的话题，围绕着“人设”衍生出无数爆款的潮流和新闻。比如，从《甄嬛传》到《延禧攻略》、《如懿传》，我们一般喜欢说“历史上某某的人设”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继而时间不长又会有更多人说“其实历史上某某的人设”才不是这个样子的。胡适先生当年在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后来就渐渐被人化用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及至今天，当年明月以《明朝那些事儿》掀起了对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人设”探究的热潮——只可惜明矾们没有看到当年明月继续写下去。其他紧跟而来的众多网红和热播剧，热闹了近年的历史写作和荧屏，但毕竟和当年已经渐行渐远，当人们高呼“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再次像历史上曾经的我们，轻车熟路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看着“曹操专车”奔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由想到如果顺着前面我们说的关于历史人设的话题，那么曹操确实值得我们在今天重提。我们如果进行一次不严谨的笼统回顾，曹操似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因为文学作品的缘故而备受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人设问题向来争论激烈。“说曹操”不仅是让人想到“曹操到”，更多的还有那个永远占据京剧“大白脸”位置的奸雄，以及那句大大有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允天下人负我”。总之，今天我们印象的曹操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那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代言，是奸诈虚伪者的总和。曹操不知为什么似乎已经成了人类真善美的另一面，即使他依然也象征着一种争夺天下的豪情，但在英雄太远、苟且太近的今天，曹操绝对不是个讨喜的形象。

所以，这样一个人设下的人物，在一个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堀敏一的笔下被重构，是一件有些意味的事情。作为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国史专家，堀敏一的那部《中国通史》至今让国内史学界印象深刻。而他的《均田制的研究》则让我们不由感叹“东京文献学派”何以就能下得了那样的水磨工夫，去深深钻研一个外国的历史制度。《曹操》显然延续了堀敏一一贯的风格，一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一是还原历史的整体性。在真实性方面，堀敏一以《三国志》为核心文献，辅之以《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参考吉川幸次郎的《三国志实录》以及竹田晃、川合康三、石井仁三位史学家的曹操传记和中国史学界的一系列论著，将曹操的一生条分缕析地重新展开和考据，用力极深。而在整体性方面，堀敏一强调的是汉末乱世的时代背景与同时代人物的生存境况，将曹操置入从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脉络中思考，花费大量篇幅对他的人才政策、屯田与租调制度，以及建安文学等进行专题讨论，突出曹操的历史意义，用意极深。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鉴识》感慨：“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覈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其意思粗略看有点儿“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味道，但从史学的角度说，“鉴无定识”绝非那么简单。堀敏一的《曹操》之所以显得厚重，正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单纯的历史考据，而是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曹操的形象演变会经历那样多的波折？《三国志》中的曹操机智聪明、有胆识、有孝行，是旷世奇人，有济世之才。《三国志•武帝纪》中记录了曹操的文治武德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其中写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作为对手，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甚至肯定了曹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仿佛孙吴”，孔明先生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就是说刘备对曹操的才能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同样，堀敏一在《曹操》中提到的细节也颇值得我们玩味。他说曹操在日本依然有着极高人气，但显然日本民间对于曹操的认知，完全来自中国的那部《三国演义》，特别是经过清代毛宗岗增删评点，成书于康熙初年的《三国演义》。这种情况和中国极为相似，自从《三国演义》横空出世，曹操的形象基本上被固化。所以，堀敏一说曹操在日本虽然出名，但也是不讨喜的角色。战后日本人气非常高的三国研究书籍中，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以力求客观而闻名。但即使是那部著作也没有为曹操正名，甚至还大加鞭挞，以至于“我的朋友读过吉川的书后，对曹操恨之入骨”。这也解释了为何堀敏一要花费大量篇幅考据曹操的军事活动、人才政策、屯田与租调制度甚至建安文学等。因为到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人们对于曹操的关注点，已渐渐从前面那些内政外交和军事成就，转到了对曹操“奸雄”身份的鞭挞上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惯常以为罗贯中对于曹操是完全否定的，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奸雄”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并非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的组合，分为“奸”和“雄”两个部分，罗贯中对曹操的观点是非常中肯持重的。我们看罗贯中为曹操设定的出场:“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显然，曹操完全是以“英雄”的身份出场,他过人的胆识和雄才是罗贯中一直极力渲染的特质。这其实与堀敏一在《曹操》中的认知极为相似，堀敏一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操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收拾眼前的乱世，构筑安定的秩序，即如何使中国恢复和平，完成统一”。

总而言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是一个异常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没有伟大似神,也没有可恶如鬼，罗贯中并未有意取舍历史材料，他笔下的曹操也并未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罗贯中的逻辑是曹操的“雄”不能掩盖他的“奸”，同样他的“奸”也不能妨碍他的“雄”。甚至当曹操的“奸”与“雄”产生矛盾时,“奸”还会向“雄”的方向转化,冲淡对曹操的负面导向。比如，书中关于曹操“割发代首”的桥段,曹操当然不可能真的自刎,这确实是在玩弄权术,但目的却是为了严明军纪，客观上得益的依然是农业生产和此间百姓。

这种客观持重的历史精神，也正是堀敏一的写作态度。《曹操》并非要搞什么“翻案风”，堀敏一承认曹操确实存在性格的狡诈冷厉，除了我们熟悉的杀杨修，更有杀孔融、诛祢衡，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恃才傲物，挑战了他的权威，而曹操这种奸雄，岂是书生可以随便挑战的？但同时，堀敏一也会肯定曹操的唯才是举，对于整个魏晋时期的人才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堀敏一认为正史中曹操和袁绍的比较，足以证明曹操并非后人想象的那种完全的狭隘阴私，相反，曹操复杂性格中有着足以让很多所谓英雄汗颜的一面。荀彧说袁绍和曹操是：“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郭嘉也说：“绍礼繁多仪，公体任自然……绍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也许，很多人会拿小说中曹操“梦中杀人”的典故来说事儿，甚至会说曹操的“用人不疑”是装出来的，但在那个上位者动辄被谋逆者弑杀的冷兵器时代，如果不是内心真的有几分“明达不拘”，谁敢轻易做个“用人不疑”的姿态？而且那个姿态又岂是那么好装的？

但遗憾的是，即使罗贯中的写作态度是极为客观负责的，曹操的形象还是从此进入了急转直下的快车道。需要点明的是，今天我们对曹操一边倒的印象，其实更多源自清代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重新改造。毛评本《三国演义》自清初以来一直广泛流传,今天我们家喻户晓的通行本就是这个版本，而罗贯中的原本反而较少受到关注。红学家们一直说高鹗续写《红楼梦》虽然精妙，但却也是恩怨参半，原因就在于其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将曹雪芹的主导精神引向了别处。毛宗岗比起高鹗来，似乎确实不够含蓄，甚至时时处处让人感觉到他的一身“戾气”。罗贯中塑造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曹操，“奸”与“雄”共存融合，而毛本《三国演义》弥漫着强烈的贬曹色彩,完全是去“雄”存“奸”的笔法。毛氏不仅大段大段更改罗本《三国演义》关于曹操的章节，而且特别“用心”地注意“春秋笔法”的运用，已经将改造工程精确到了一字一词。前面我们谈到罗贯中原本写曹操出场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到了毛本中就成了“为首闪出一将”，至于全书中凡是涉及曹操的，几乎完全都用“曹瞒”、“老瞒”、“奸贼”一类极富贬斥性的语词带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种历史态度的迁移，其背后其实是以“政治正确”为突出特征的反历史精神。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第一句话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这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三国志》为正史，讲究的是一个秉笔直书的客观历史精神，为何非得要分出一个“政治正确”和“政治错误”。如果对有关历史进行考据，我们会发现唐朝和北宋以前，曹操在主流舆论中的声誉还是很好的，北宋真宗还曾命重修曹操庙宇。但南宋之后，随着儒家学说的进一步登峰造极，“正统”观念逐渐成为儒学理论和封建政治的绝对核心，曹操的地位和舆论声誉从此走上了下坡路。由于这种情况延续的年代过于久远，及至近世，即使是以客观的历史精神来评说，也大多只是从人物的复杂性或者性格与才干融合等角度进行。比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是这种态度：“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然而，堀敏一显然是在试图进行一场更深刻的“釜底抽薪”，他直击“正统”这个核心问题，提出在曹操的历史环境中，到底谁才是“正统”的问题。三国时代的人们称为“中国”的地域，是曹操和魏国统治下的中国北方，所以正史《三国志》是将魏国作为正统王朝的。至于汉献帝出于无奈而让位于别姓，这在中国史中并非个案，不然我们又如何解释宋太祖的黄袍加身。所以，堀敏一认为用“正统”来作为衡量曹操的标准，这本身是极不科学的。同时，这位一生致力于坚守历史真实的学者，在《曹操》全书的字里行间也在默默呼唤着一种历史精神的教化。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只有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写出信史来。历史精神的求真求实，将涵养一个民族的浩然之气，更重要的是，历史精神的教化，更是一个民族能否保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关键一环。

正因为如此，还原一个历史人物固然有着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更在于这本身就是一次历史精神的教化。《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戴着“有色眼镜”肆意品评他人或者怀着“叵测之心”歪曲各种历史，这些行径将在时间的发酵下，逐渐酝酿出思想的霉菌，一个这样的人是可恨可笑的人，一个民族如果如此，则是可怕而可悲的。陈寅恪先生当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在道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是否真正有资格屹立于世的关键。在物质快速发展了多年之后，我们渐渐重新意识到道德的重要，开始大力提倡道德的教化，当然这非常有必要。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除了道德之外，一个民族也十分需要理性，十分需要历史精神教化所带来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更需要警惕和忧虑的，也许并不一定是那个“割发代首”的“奸雄”曹操，而是无数正在上演“摔孩子”闹剧的“仁者”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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