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皆言我国人为东亚病夫，我表中国之武士道
1904年日俄战争局势已见明朗，十年前战胜大清的日本又一次迎来胜利，而且是近代以来第一次“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这场战争对国内有识之士的刺激不亚于甲午战争，也引得思考为何日本能在短短三十年间迅速崛起，日本的“武士道”传统普遍被接受为一种解释。推人即己，那么中国是否有类似于“武士道”的传统呢？是否可以发扬之以重振中华？
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公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讨，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既然中国历来有武德之风。但为何“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为何武德之风没有绵延传续至今呢？
梁公认为中国民族之不武，乃“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
1. 何为时势造之？“ 我民族武德之断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要而论之，则中国之武士道，与霸国政治相始终。春秋时代，霸国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种风气。战国时代，霸国极盛，武士道亦极盛。楚汉之交，时日虽短，犹然争霸也，故亦盛。汉初，天下统于壹矣，而犹有封建，则霸国之余霞成绮也，而武士道虽存，亦几于强弩之末，不穿鲁缟”。因此，梁公认为有国家竞争时则有强盛的武士道，步入大一统专制帝国后则渐趋衰落，任何可能威胁稳定政治要素被剔除，包括武士道。
2. 何为地势造之，人力造之？“中国之地势，为天然统一之地势，而幅员如此其辽廓，户口如此其众多，其在幼稚年代，非厚集权力于中央，无以为治，故专制必与统一为缘”。如同后世认为的大河文明必然走向专制的观点一般，梁公也认为在国人幼稚年代，要想统治如此广袤土地，如此众多人口只能借助专制政体。
但是来到弱肉强食的近代，面临外来国家入侵，保国保种的压力迫使国人必须摆脱幼稚，重拾中国之武士道。那么，中国之武士道为何？是争强斗狠吗？
蒋智由持否定态度，他在序言里举了家乡浙江诸暨的例子。“夫南方乡里之械斗，或为田水，或为坟墓，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涂膏血，舍性命，至杀伤千百人而不悔”，但如此的勇气却只用于“私武”而不是“公武”，“及与之语国家大事，则茫然多不省，听之若毫不足催其兴味者然。又与之引而至于五十里百里之外，则胆小如鼷，窃窃思归，其意气与在乡时大异，于是乃知其不可用”。正如金庸所言，“侠之小者， 济人困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单纯的斗狠只是为了小集体利益，为国牺牲才是真正的武士道。
对于中国之武士道的具体含义，梁公也不能给出明确回答，不过可以向历史借鉴。因此，梁公“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名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呜呼，我同胞，兴！兴！！兴！！！汝祖宗之神力，将式凭焉，以起汝于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誉之历史逮汝躬而斩也，其将何面目以相见于九原也？”希望以中国历史上武士道的模范激起国人的奋发图强之意志。
那行中国之武士道的目标为何呢？梁公在《赵武灵王》一篇中写道，“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卒能大张军国主义，收不世之功。若于中国求斯巴达，则其时之赵当之矣”。梁公心中有一颗重振中华之雄风甚至扩张帝国之心哪，这一想法同样出现在晚清文人的YY小说《新纪元》中，幻想黄种帝国远征欧洲迫使白种诸国签订城下之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