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一、为何激进？

作者认为，有两点造成了当时激进的胜利，一是时间，二是不稳定的环境，

当救亡图存作为时代主题，正如当亡国灭种作为时代危机，激进必将成为首要选择。因为渐进一向需要时间的打磨，然而国家将亡，危在旦夕，迫在眉睫，时间成为最奢侈的物品；与此同时，渐进需要和平、生急定的环境和土壤，这同样为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所稀缺。彼时中国乃是乱世，乱世争锋， 激进为王。越激进，越正确，越得人心，越有受众，越易成功。

除此以外，作者还提出一个隐藏的因素：

确切讲，是政治空间。渐进论者往往主张改革，激进论者大多偏向革命，前者亟须体制提供政治空间，后者则不需要革命之起源，即判定体制缺乏自我更新的政治空间，革命之目的，即摧毁旧体制而打造新体制。这一对比，可知渐进论者在戊戌年以至晚清 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重大困境，哪怕执政者愿意辟出一定政治空间，以开民智、行新政，不过终归有限，一旦越界，即刻翻脸一一这条界限的位置，取决于利益。

但是不是这三点就必然导致激进的胜利，也不必然。首先是时间上，

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文集作序，结尾引用了王照讲过的一段故事："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 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急？，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作者在18页引这一段，正说明这个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心理层面的。时间紧不紧，变法的一些步骤都必须得走，它不必然促使你抓紧时间抄近道。——更何况变法并无近路可抄；其次不稳定的环境，亡国灭种又岂在旦夕之间？作者在37页引康有为复赵必振的信，证明康有为的野心——推动腹地自立。

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

自立与民权同列为作者总结的康有为的革命方式，正表明纵使旦夕亡国，结果也并非不能接受，于民权的达成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民权确实是康有为的终极目的的话。

至于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当时到底有没有改革的政治空间。这也是见仁见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看法，但是就当时康、谭等维新派被召入中枢，启动变法来看，说完全没有改革的空间，也是不诚实的。就拿康、谭视为仇雠，欲杀之而后快的慈禧来说，作者就评价她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此前我们谈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曾经指出，当时的政治派系，可分作帝党与后党、维新派与守旧派，不过帝党未必尽是维新派，后党未必尽是守旧派。譬如后党领袖慈禧，便不宜笼统划入守旧派之列，无论纵观其一生，还是仅限于戊戌年。论政见，她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其实用主义，重点表现为与时俱进（退）。（121页）

说白了，变法无碍她的利益，他便支持，有损她的利益，她便反对。（122页）

二、权力斗争

作者说，他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最后落到这个“合“字上。笔者作为一般读者，读完本书以后，对康有为的感观，只能落到一个“反”字上。正如前文所述，此三点，都不应是康有为选择激进的恰当理由，即便是第三点，它可以造成孙中山等人的激进，也不应是康有为激进的理由。

"康有鉴于旧党势力之大，自立民权不易行得通，遂不得得不利用君权，希望透过光绪，实行改革，逐渐掌握国家实权。"（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43页）

读完《三、"保中国不保大清"》，康有为宣传民权的举措没见多少，只看到“革命”，须知，若“革命”身边没有“民权”的陪伴，则与“造反”何异？很可惜，还是在致赵必振的信中：

康在为致赵必振信中，谈起谭嗣同的经历："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 民权乎？今何起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只要能变法，救中国，民权也好，君权也罢，皆可一试，不分高下。（44页）

蚁民之用，不过救国，而非国家之用，在于救民。所以如果以旧有的造反之义视康党，则逻辑自洽矣。 康有为当然也心系百姓，但是一俯视角，并未将这万万百姓与己同等视之，所以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民权的目标，他的民权不过一个结合了部分现代意义的起事旗炽罢了。因此在这之后，他才反开议院等等革新之事，并批评"同人""不如权变""不知相对" （45页）权变之为权变，在于基本出发点不同，欲守持的根本亦随之不同，这就是矛盾所在了。

作者在151页列举了戊戌变法的形式遗产，即“仅存硕果”的京师大学堂，还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对于康梁等激进派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意外的“奇迹”——这个成果归于孙家鼐等人的渐进一系。

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既没有培养民权，也就不属于革命，杀人、除异己，在民权、自立的旗帜降下后，自然而然的又升起来了。

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谏之时曾放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51页）

固然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但亦可说非谈判不能变法，非团结不能变法。杀人不应成为追求的目的。注意，当用到非怎样不能怎样时，就代表了一个取代终极目的的唯一次要目的的产生，而当该目的是非善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终极目的要被扭曲了。

作者解释戊戌年后康有为从"保中国不保大清"退却至"保大清不保中国"，他推断：

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然滞留于革命阵营； 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改革派将被推向革命洪流， 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57页）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作《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驳斥其同志"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的铁血主张，提倡"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一章太炎读后大怒，这才有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檄文一一窃以为，直至这一充，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从 此固执己见，不再变易，（58页）

我以为，康有为自始至终都不是改革的。戊戌之后的种种，都可以“反清复明”的另一种提法视之。如此视之，康有为的一切种种，就是一贯的了。起初，揭竿而起，之后，招安夺权，最后，衣带召“反民复清”。光绪和民权，都不过是造反的一种口实。

不论大清能不能复辟，至少他（康有为）的心理需要大清复辟，退一步讲，他要成全的不是大清，而是他自己，他的名节、他的价值等。（61页）

三、变法失败的原因

须知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一是不得其时（势），二是不得其人，三是不得其法。假如照旧由这班躁进之人，以这般急进之法推行改革，只怕还是难免败局。

作者119页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三个原因，不得其势、不得其人、不得其法。145页，作者合并人与法为一条，新增了一项原因——力量，并做了说明。

变法之失败，首先在时势，如茅海建所云， "戊戌变法的动力不在于内而在于外"，外患即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了变法，就内部而言，改革尚未成为共识，遑论大势一一要等到两年后，经义和团运动一劫，执政者才觉悟到，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革；

即内部当权者没有太多的交换利益的意愿，这其中有当权者的高压统治造成的神经麻木的原因，也有维新派未能成功施压的原因。

其次在力量，戊戌年大清朝野的最大派系乃是守旧派，维新派一一包括渐进与激进一一势孤力薄，暂未形成利益集团，

维新派没有借势造就一个被代表的有利阶集，没有形成个成气候的维新人才培养体系。

……最后才是人与方法的问题，康有为们可比庸医，所推行的"大变、全变、骤变"可比虎狼方。

维新派对如何维新也不甚了解。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他们的不了解，才导致了他们的激进之举——颇有快刀斩乱麻的意味。如若他们可堪变法重任，也就没有要请伊藤博文的道理了。

变法是个长久的过程，变法的目的是民权，而不是富国。对这两点认识错误，我以为是根本性的。

近卫告诉他（指康有为）："我国维新，其由来已久，绝非明治前之两三年中之一蹴而成之事。其间经过各种变迁、牺牲几多人命，才有今日之结果。……

"贵邦今次之事，与我维新比较而言，只可说尚在其端绪之时"。

四、易地而处，我该如何

作者说，他会选择革命。我没能那么肯定，如何选择，端看“政治空间”大小吧。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选项可供选择，如果身为当权者，就尽全力审时度势去改良，而不是一味想着拖死对手，打压异己；如果身为在野人士，如果无力无能闹革命，那就尽心尽力倡民权。改良党和革命党常有，但大势还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身上。